10月14日，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揭晓。MIT教授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MIT教授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芝加哥大学教授詹姆斯·A.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三人共同获得这一奖项，表彰其“对制度如何形成以及如何影响繁荣的研究”。
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审团认为，三位经济学家的理论论证了社会制度对一国繁荣的重要性，法治不健全、体制剥削人民的社会不会产生增长或正面的变化。
阿西莫格鲁与詹姆斯·A·罗宾逊曾合著的《国家为何失败：权力、繁荣和贫穷的根源》一书提出，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是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汲取性政治制度和汲取性经济制度虽然能够在一定时期内实现经济增长，但是不能够持续。
而阿西莫格鲁与约翰逊曾合著的《权力与进步：我们在技术与繁荣上的千年斗争》（Power and Progress: Our 1000-Year Struggle Over Technology and Prosperity），则探讨了主要技术变革的历史和经济学，其中谈到可能颠覆人类社会的AI革命，他们认为现在的AI发展已误入歧途，很多算法的设计是为了取代人类。
为什么有的国家穷有的国家富？三位研究者深入探讨了制度如何影响国家繁荣，他们论证殖民时期，被殖民地引入的制度对长期繁荣产生的影响；比如，贫穷国家往往引入包容性制度，随着时间推移，人口普遍繁荣。他们还开发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解释为什么一些社会陷入了“汲取性经济制度”陷阱，以及为什么摆脱这种陷阱如此困难，等等。
“特定社会制度”的引入是否是带来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让欠发达地区摆脱贫穷、走向繁荣的一剂良药？结合中国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实际，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新制度经济学”？
观察者网转载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特聘教授文一于2018年12月发布的针对“新制度经济学”的批判文章。该文重新梳理了工业革命和西方崛起的历史逻辑，并结合从中提炼出的人类工业革命“胚胎发育”演化模式，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化路径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进行了考察，批判了新自由主义和新制度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片面而贫弱的解释。
为什么需要反省和批判新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非常大，以前我也是这个理论的支持者之一。但是后来通过反复思考中国经济奇迹，尤其是欧美的工业革命历史，才深刻意识到这个理论的谬误和局限性。它把历史上的前因后果完全倒置了，因此需要把新制度经济学颠倒的工业化历史重新颠倒过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崛起是人类近代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改变人类历史进程最伟大的历史事件之一。英国的工业革命，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和发展方向。为什么中国现在的崛起可以与之相比呢？首先从受工业化影响的总人口来看，英国工业革命如果从亚当·密斯写《国富论》开始算的话，到现在接近250年。但是过了那么长的时间，目前为止只有不到13%的世界人口（70多亿）能够生活在完全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其余超过85%的人口没有能力或资格享受完全工业化带来的福利成果。如果中国的工业化能够顺利完成的话，意味着工业化群体多加了20%的世界人口。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全球性事件。其次从所耗费的时间上看，如果从文艺复兴初期的1450年或地理大发现的1492年开始算起，欧洲（包括后来的美国和日本）崛起前后用了500年的时间。中国改革开放40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算起是70年，就已经达到了欧美和日本二十世纪中叶所达到的工业化水平，有的领域已经推进到前沿水平。当然中国的工业化还没有完成，我们现在的生活水平还没有达到美国、欧洲、日本目前的工业化程度，还有好几十年的巨大差距。另外从发展模式上看，欧洲甚至美国和日本这些大国的崛起，当年都是依靠殖民掠夺、帝国主义战争和对外族人的奴役，而中国是在公平贸易规则下的和平崛起。中国工业化所需要的原材料和能源是按照世界市场价格进口的，说明中国工业化的成本非常高昂（比如历史学家估计英国在1765-1930年期间仅从印度这一个殖民地所掠夺的资源就达到45万亿美元，而英国2018年的GDP才3万亿美元）。而且20世纪70年代中东石油危机对已经工业化的欧美国家都能够造成沉重打击，中国却需要在极高的石油市场价格下通过进口天量的能源来开启和完成工业化。中国出口的产品也是按照世界市场竞争价格和规则出口的，而且只能够拿到出口利润中极小的那一部分；而当年的欧洲列强包括美国和日本的工业产品有很大部分是向殖民地强行倾销的，而且不准被征服国家收取任何关税。欧洲列强从大航海开始就通过垄断世界贸易来培育国内制造业，因此被征服和殖民的落后国家当年根本没有关税收入来从事国家和海军建设。如果中国这么大人口的国家都能够依靠公平贸易和平崛起，那其他小国也应该可以做到。问题是统治了全球先进工业技术和全球贸易通道与信息基础设施的发达国家是否会让中国长期这样发展下去，是否会允许所有落后国家像中国一样在和平条件下崛起？按照人口规模看，中国崛起带给整个世界的拉动力量相当于当年大英帝国崛起的100倍，美利坚合众国崛起的20倍。这个是非常强大的发展力量，它已经并将继续给非洲、拉美、亚洲甚至欧美发达地区带来前所未有的增长机会。关键看他们愿意不愿意抓住这个机会，和善于利用这个机会。让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些基本数据。40年前我们知道中国虽然经过30年的国家能力建设和艰苦探索，中国人均收入仍然非常低，按照当时世界银行的标准，这个标准可能不一定准确，中国人均收入只有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的1/3。因为中国人口太多，一“人均”就没有了。40年后的今天，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最具活力的制造业中心，是世界上最大的钢铁、煤炭、水泥、汽车、船舶、高速列车、隧道、桥梁、公路、手机、电脑、自行车、摩托车、空调、冰箱、洗衣机、家具、纺织品、玩具、化肥、农作物、猪肉、鱼、蛋、棉花、书籍、杂志、电视节目等各类产品的制造者和消费者。一句话，承受以全球极少的自然资源（比如只有全球6%的水资源和不到9%的可耕地资源）养活世界20%人口的压力，中国却为全球提供1/5到1/3的主要农产品和1/3至1/2的主要工业产品。而且中国的工业化还在路上，今后提供的还要多得多。这个大国的崛起冲击改变着欧洲几百年来建立的全球贸易秩序和投入产出结构。就连有史以来全球最大的工业超级大国--美国，都深深感受到了中国崛起带来的巨大震撼和冲击波。而这个震撼和冲击波还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膨胀和蔓延。问题在于中国的崛起根本没有照搬西方流行的经济学理论，虽然国内外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如果中国按照流行西方经济学理论来改革开放的话，一定会发展得更好。可他们却选择性地忘记东欧和俄罗斯在照搬西方主流经济学后的深刻教训。因此，如果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话，建立在欧美后工业化的福利国家基础之上的整个西方经济学和意识形态，也一定会由于中国崛起而出现巨大的危机，并很有可能因此而瓦解。欧洲文明的历史因此有可能也需要重构和改写。但是在谈论或预测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之前，有一个问题必须搞清楚。那就是中国是在没有移植西方政治制度的情况下实现目前的超常增长的。为什么中国没有靠西方政治制度也走到了今天？如果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就很难对中国今后改革方向作出一个正确的判断和政策指导。在目前很多种解释中国奇迹的理论中，有两种极端观点很有代表性，其他很多观点都介于两者之间。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目前为止的超常增长不过是一个强政府利用各种行政资源和初步市场化改革红利，以廉价劳动力、低效率的政府和国企投资为手段，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所制造的一个“振兴假象”。因此根本不可持续。这个观点认为中国目前为止的短期增长与西方自文艺复兴后的全面崛起有本质性的区别，比如：中国没有西方自工业革命前就实现了的政治制度变革，没有一系列当年使得西方产生科学和技术革命的政治、文化、经济、宗教和社会条件。这个观点非常普遍，在国内很流行。我在研究西方工业革命史之前也是持类似观点，所以我对它非常清楚。这是典型的“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的西方中心论观点。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不过是向历史的自然回归。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和先进文明，至少从公元前200年到公元后1800年领导世界文明近2千年，而且是唯一一个没有中断过的文明体系，只是到了英国工业革命时才开始落伍了。因此，中国文化的优越性决定了它再次崛起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中国不过沉睡了200年而已。正如拿破仑所说：中国是一头睡狮；一旦觉醒就会再次震撼世界。经过反复思考中国问题，包括中国近代史，通过与其他政治体制截然不同的发展中国家的跨国比较研究，尤其是通过阅读西方工业革命的历史后，我才觉得这两种观点（尤其是第一种观点）都经不起推敲。首先，一个缺乏正确激励机制、有效社会管理和包容性开放经济结构的国家是不可能在建国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保持四十年高速增长，从一个贫穷积弱、一盘散沙的农业国迅速转变成为一个高度组织起来的、全球最大最具活力的制造业中心的。这一点，资源富饶的非洲没有做到，政治和金融制度“全盘西化”的拉丁美洲没有做到，工业、科研、教育基础雄厚的东欧和俄罗斯在引进西式民主制度和全面拥抱“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去监管化”的市场经济改革后也没有做到。为什么？这样一比较就立刻发现第一个观点至少有很多可疑的地方，需要认真分析。其次，如果灿烂古代文明和优秀文化传统是中国再次崛起的根本原因。清朝的时候也是同样文化传统，怎么当时不行呢？民国的时候也不行。然后还有那么多的古代文明，虽然中断过，人家也很自豪自己的文明传统，但是目前没有看到埃及、印度、波斯、希腊和奥斯曼帝国因为古代文明而重现昔日辉煌？至少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最后，我们长期被灌输后接受的关于欧洲近代文明的观念是错误的、扭曲的、极度美化了的，因此才产生上面提到的第一种观点。它给欧洲工业革命披上了一层华丽外衣和神秘的面纱。如果我们不揭开这层华丽外衣和神秘面纱，我们就不仅无法正确解释发生在英国的工业革命，也无法正确理解正在中国发生的工业化奇迹，因为两者都遵循同样的经济学规律和历史逻辑。我们来看看欧洲的工业革命是否是因为“法制、民主、自由”的传统而产生的。哈佛大学经济史学家斯蒂文·贝克特（Sven Beckert） 精辟地指出：“当年的大英帝国，作为第一个开启工业化的国家，并非是一个后来人们所描绘的自由、开明和廉政的国家。相反，它是一个军事开销庞大的、总是处于战争状态的、奉行干涉政策的、高税收的、债台高筑的、极端贸易保护主义的官僚集团和强权国家。它也绝对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美国最著名的经济史学家莫基尔（Mokyr）也指出，在工业革命前夕和初期：“英国社会几乎没有什么法律和秩序来保护工业财产和人权，而是充斥着大量的抢劫和偷盗，以及由经济或政治上的民怨引起的地方暴动。…[当时]的英国并没有1830年之后（即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的警察队伍那样的专业警力，法庭系统也笨拙而昂贵，并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不公。因为没有官方正式的法律执行机制，整个英国依赖着民间残酷惩罚的威慑效应维持治安。惩罚大多是私人性的，犯罪预防大多是民间自己实施的：超过八成的犯罪惩罚是由被害人私下实施执行的。”
工业革命之所以发生在英国，发生在欧洲，而不是亚洲的中国和印度，不是因为西方历史上的法制特别健全，人权和私有产权保护特别好。认清这一点非常重要。否则我们既无力解释西方，也无力解释东方；既不能解释英国的工业革命，也不能解释中国今天的奇迹。因此，我们必须严肃回答张五常先生向所有中国经济学家和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问题和挑战，就是怎么解释中国。他说“我可以在一星期内写成一本厚厚的批评中国的书。然而，在那么多的不利困境下，中国的高速增长持续了那么久，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中国一定是做了非常对的事情才产生了我们见到的经济奇迹。那是什么呢？这才是真正的问题。”仅仅指出中国的问题，比如法制、私有产权保护尚待健全，根本不算什么。要指出中国什么地方做对了，以至于产生今天全世界都看到的伟大奇迹，这才是最关键、最重要的，才能对以后的继续改革开放提出有指导意义的理论，才能对别的发展中国家提出有指导意义的政策。中国自己的经济奇迹就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有力反驳了这种错误观点。但是我们还必须进一步深挖和考察欧洲国家工业化的基本历史规律，才能看清中国奇迹的政治经济学意义。首先，为什么中国在那么多不利条件下产生了人类历史上这么一个伟大的经济奇迹？在我看来，这是因为中国成功地引爆了一场工业革命，终于自洋务运动一百多年后找到了工业革命的秘诀。但是这只是一个论断，只是把问题往前推了一步。但是提出这样一个论断本身，就立刻给我们打开了思路，它把中国的经济奇迹与当年发生在英国的工业革命联系在一起了，因此需要一起来考察，否则无法解释中国。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理论能够真正解释英国的工业革命，也就一定能够解释中国的经济奇迹；反之，如果我们的理论能够解释中国的奇迹，也就一定能够同时解释英国的工业革命。可惜，目前流行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并不能解释英国的工业革命。它们既不能解释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欧洲而不是亚洲；也不能解释为什么会发生在欧洲的边陲岛国英国而不是在文艺复兴发源地的意大利，或比英国自由、开明、强盛的荷兰。因此著名经济史学家克拉克才无可奈何地哀叹：“解释工业革命仍是经济史上的终极大奖。它到目前已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学者穷其一生，但总是无果而终。”第二个问题，如果有秘诀，中国过去为什么一直没有找到这个秘诀？为什么其他发展中国家目前还没有找到它？第三个问题，中国的工业化毕竟还没有完成，中国能否继续完成工业化？中国面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有没有能力迈出中等收入陷阱成为高收入国家？我在此集中回答第一个和第二个问题。有兴趣的听众可以阅读拙著《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图1显示，按照克拉克自己构造的数据，人类几千年来一直到1800年前后都处于一个马尔萨斯陷阱的人均收入水平。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和人口的增长之间不断竞赛，使得人均收入一直无法提高。王朝不断地迭代，但是百姓还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直到工业革命，图中的1800年前后，它产生了一个大分流，少数国家的人均收入开始飙升，从此和剩下的落后国家分道扬镳了。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然后其他欧洲国家纷纷效法，还有后来的美国和日本，也成功复制了或引爆了自己的工业革命。为什么是英国而不是意大利、西班牙、荷兰最先开启了工业革命？这首先就是一个迷；第二，英国开启了以后，为什么好多国家照抄都抄不来，只有少数国家能复制成功？这又是一个很大的谜。我认为目前为止人类历史上经历过两次工业革命，目前正在爆发第三次工业革命。我们先来看看各个国家和地区引爆和完成头两次工业革命的时间顺序：英国大概1760年开启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其他西欧国家晚一些，大概半个世纪之后开启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二战以后就都完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
美国与其它欧洲国家差不多时间开始第一次工业革命，差不多也在二战前后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
日本起步更晚一些，1870年引爆第一次工业革命，1970年左右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
“亚洲四小龙”起步更晚，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开启工业化，很快就进入高收入俱乐部。但是“四小龙”并没有都彻底完成自己的工业化，比如中国台湾地区的人均收入现在只有美国百分之六七十。但是你把这些全部都算起来，也就占全球70多亿人口的大约13%左右。
为什么只有少数国家和地区获得成功？解释工业革命有很多理论，但是这些理论无法解释经济发展，因此我在这里不讨论，有兴趣的听众可以参考拙著《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第三章。现在统一解释经济发展和工业革命最流行的理论，叫新制度经济学。这个理论流派从科斯开始创立，一直到诺斯，再到现在麻省理工学院领军人物阿西莫格鲁。阿西莫格鲁有一本和他人合作的非常出名的书，叫做《国家为什么失败？》。这本书我刚开始读的时候很兴奋，但是等我把中国的经济奇迹问题和欧洲工业化历史真正思考了以后，我觉得那个书里面的理论是错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发展的成功与失败的秘诀很简单，就是好的政治制度。这个理论把政治制度分为两种，包容性制度（比如民主制），和攫取性制度（比如专制）。它们又分别决定了包容性经济制度和攫取性经济制度。包容性政治制度意味着限制精英阶层榨取和剥夺他人成果的权力，因此意味着良好的私有产权保护、法制和市场经济，因此意味着财富积累、创造发明和经济增长。反过来，如果是一个榨取性政治制度（比如独裁统治），则意味着人民没有选择的自由，没有私有产权保护，没有法制，因此意味着没有劳动和积累财富的积极性，不会创新发明，因此意味着贫穷。因此，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提出的解决贫穷的办法很简单：实行普选民主。这就是《国家为什么失败？》这本书为工业革命提出的解释和为落后国家开出的药方。这个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从逻辑上听起来都没有问题，甚至可以用数学模型来表达。使用数学是经济学家们擅长的技巧。阿西莫格鲁在前言和书的中间都预言：实现了民主选举制度的埃及会从此走上工业化的坦途。但是他们失望了，埃及到现在没有走上工业化的坦途。预言失败，这个理论与大量的事实相矛盾。首先，这个逻辑体系和历史经验不吻合。欧洲列强当年崛起根本不是靠民主、自由、人权、法制。前面引用了历史学家关于英国工业化初期的人权和法制状况的论述。其它欧洲国家的人权和法制绝不会比英国好。它们的私有产权保护也不比欧洲中世纪封建社会好多少。而德国和俄国在19世纪中叶开始崛起的时候是权威性政府，也不是靠民主、自由和人权。其次，这个逻辑体系也与当代实践不符。当代的发达国家拿着这个理论企图去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时候，把民主制强加给它们，强加的结果怎么样？不管这些国家以前是贫穷的农业国还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其结果都不行。看看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南非、乌克兰、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就知道了。而且俄罗斯按照这套理论进行改革以后是失败的，日本明治维新也不是按照这套思路崛起的，它走的是一条军国主义的道路。这就需要我们重新来系统地认识欧洲的崛起。欧洲不是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所讲的那样崛起的。那它是以什么方式崛起的呢？我们至少可以先通过对历史的描述来看一看当年欧洲崛起的历史轨迹。15-16世纪的欧洲君主国首先通过相互间的延续不断的战争和激烈军备竞赛，获得了征服世界所需要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然后以这个国家能力为基础展开了人类历史上最惨烈、最贪婪、最狡诈、最具规模的商业竞争和海外市场扩张，通过国家主导的特许公司，建立了全球最大的商品倾销、原材料掠夺和奴隶贩卖市场，并由此厚积薄发300年，才于1800年前后引爆了以规模化大生产为竞争特征的工业革命。这个过程将欧洲原来的400多个国家荡涤成20多个强悍国家。为了长期维持专业化的更大规模的军队，必须使用有组织的国家暴力完成税收制度改革，不断增加新税种和创立永久性的政府借款（国债）管理体系。税收体系于是从临时性的、封建性的和去中心化的税收体系演变成更加标准化的和中央集权化的体系。这是支付不断扩大的军费开支的唯一方法。为了提高财税收入，欧洲各国皇室纷纷走上了商业立国的道路。而这条道路需要动用军事化的国家特许垄断公司、特许私人武装和特许海盗集团来辅佐，以开辟殖民地，垄断地区与全球贸易并不断发掘新航线。这诱导欧洲走上了一条可持续的“重商主义”的“全民皆商”道路，发现了富国强兵的“战争-贸易”循环加速器。我把它叫做战争-贸易循环加速器，因为欧洲国家都学会了用战争手段来推进贸易，赚取更多的商业利润，再用贸易获得的利润来支付战争。他们走的是这样一条道路。大航海和地理大发现也是受这一国家发展战略的指导和推动。而欧洲各国要维持这个成本巨大的加速器的运转，需要美洲的黄金白银（当时的世界货币），非洲的奴隶（廉价劳动力），东方的香料、茶叶、丝绸、棉布、陶瓷和一系列先进手工业技术，并由此打造出一个由坚船利炮筑成的巨大世界市场。这个市场的“规则”由欧洲列强制定，利润由欧洲列强瓜分。因此，欧洲崛起的秘密绝对不是与封建社会截然不同的严格的私有产权保护。今天的发达国家当年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的产权保护并不比中世纪封建农业社会有实质性的进步。它们那时产权保护的力度还比不上今天的好多发展中国家。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欧洲国家在战争中完成向中央集权的转化之后，其税收能力和决定哪些群体的产权需要保护哪些不受到保护的权力，比过去强大了一百倍。欧洲崛起的秘密也不是“自由贸易”。在每个欧洲国家进入自己的由于工业革命带来的普遍产能过剩之前，整个16-19世纪的欧美各国推行的并不是自由贸易，而是都在努力利用关税保护为本国制造业和产业升级服务。那欧洲崛起的秘密究竟是什么？马克思告诉我们，历史的起点就是逻辑的起点。因此我们必须通过考察历史来分析欧洲崛起的秘密。我们先来看看整个欧洲工业革命的大致历史进程。它可以帮助我们发现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而不是在欧洲的其它国家，比如法国、荷兰、意大利，也不在东方的印度和中国的原因。也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很多国家都无法模仿英国工业革命。这个工业革命的规律无法从现在西方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中去推出来，其中全是同语反复的形式逻辑，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在里面。寻找这个规律需要学马克思，必须回到历史，把历史的起点当成逻辑的起点。下面我们就遵循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来看看工业化在欧洲的历史上是怎么展开的，然后提升出一些普适性的特征和规律。然后就会发现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国家建设，和改革开放后的循序渐进工业化路径与这个欧洲工业革命的历史逻辑在关键点上高度吻合，虽然也走了一些弯路。然而其它国家，比如非洲、拉丁美洲和东欧的好多国家，还有中国清朝的洋务运动，其工业化路径与工业革命的历史逻辑相背，因此没有成功。第一个阶段是建国。第二个阶段是“原始工业化”阶段，为第一次工业革命助跑。这两个阶段一共花了欧洲大致300年的时间。从中世纪末期和文艺复兴初期的1450年左右到1750年前后。欧洲封建君主和城邦国家在这个时期经过频繁的大规模战争，打造出一些有规模的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包括法国、荷兰和英国。民族国家用处很多，它在国内可以通过清匪反霸和“全民皆兵”的政策，形成中央集权，组织起来的人民，创造统一市场，建立统一财政、军事、运河、商业网络。这样的国家对外才有能力发动持续的战争并抢夺贸易通道，然后通过垄断贸易而发财。也就是说，利用国家能力，可以通过重商主义的国家发展战略开启全球市场开拓和商业竞争。比如，国家在这个期间主导了海外殖民地扩张和海洋霸权的建立，包括形成专业化的海军和武装特许公司。这些特许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都由皇室任命，国家和私人一起集资，在海外拥有贸易特许垄断权，贸易利润由国家提成，帮助国家在海外开展“打砸抢”活动，让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入，以帮助国家维持大规模专业化的军队，应付和发动连续不断的战争。对于能够征服的殖民地则实行掠夺和抢劫政策，对于无法征服的国家（比如历史文明悠久的帝国）则建立贸易据点并强迫其实行开放贸易。他们将从美洲掠夺来的黄金白银在亚洲换取手工制品，再运回欧洲赚取垄断利润。他们也将欧洲生产的纺织品拿去非洲换取奴隶，再将奴隶运到美洲去种植甘蔗和其它经济作物，再运回欧洲赚取垄断利润。最后，欧洲国家间的激烈竞争迫使许多地理大发现和殖民开拓的后来者，比如英国，采取制造业立国的道路。制造业需要大量劳动力。而生产出来的产品需要通过各种渠道源源不断地运往全球各地才能够实现资金周转与资本再积累。的确，通过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各种三角贸易而大发横财的一大批富裕商人，除了发现和利用非洲的奴隶和殖民地原住民之外，他们还发现了蕴藏在本国农村的大量剩余劳动力。这诱导他们到农村去利用农民闲暇时间的廉价劳动力，组织他们按指定的产品进行生产，再通过熟悉的商路将这些产品卖到世界各地。这个过程进一步孕育了工场手工业繁荣和原始制造品的市场发育。大批量的手工制品需要市场销售网络，这不仅刺激了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的热情，比如兴修运河网络和支持环球航行与新殖民地开发，也刺激了大量劳动力进入销售行业，比如创立夫妻买卖铺和远距离经商。市场这个东西是被创造出来的，里面的主干道和毛细血管都形成销售网络。只有形成了巨大而统一的的世界市场才能引爆以规模化大生产为竞争特征的工业革命。第三个阶段是引爆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特点用手工制作的机器来量化生产最终消费品，尤其是纺织品，而量化生产如果不能量化销售，卖不出去，便没有人愿意采纳这个新技术，你把技术免费送人也没有用。因此引爆第一次工业革命需要长时间孕育统一、安全的世界市场。人类能够用机器规模化大生产的东西首先是棉纺织品。第一是因为棉纤维细长而富有弹性，便于机器操作。第二是纺织品的生产可以分成很多生产环节，每一个环节都是简单的重复劳动，妇女儿童都可以操作，因此也是机器首先代替人力的部门。第三是纺织品的收入弹性很高，世界市场非常大，能吸收天量的规模化大生产出来的纺织品。第四是纺织品的纺织不需要新能源和重体力，因此自然能源比如风力水力和人力都可以推动纺织机。第五是棉纺织品的原材料是棉花，这种植物的生长性能很强，全世界很多地方都可以大面积耕种，远比羊毛更能够提供源源不断的原材料。英国自从亨利七世（1457–1509）在位时就开始利用产业政策大力扶持纺织业，最早当然是手工羊毛纺织业。到了伊丽莎白女王（1533–1603）的十六世纪末期，英国已经崛起为欧洲第一纺织品大国，摧毁了原来在纺织业遥遥领先的意大利和低地国家的纺织业。英国的这一通过全球贸易扶持制造业的重商主义传统一直被延续下来，无论朝代如何替换都没有改变英国的这一根本国家发展战略。18世纪初，英国以欧洲前所未有的战略眼光全面从羊毛纺织业切换成棉纺织业。以至于在1740年左右英国政府就利用自己强大的海军和海外特许公司为本国的棉纺织业开辟和创造了全球最大的棉纺织品市场和原材料（棉花）供应基地。是这个巨大而统一的全球纺织品市场使得棉产品供不应求，也是英国以国家能力开创的亚洲和北美的巨大原材料（棉花）基地使得以规模化方式生产棉纱的珍妮纺织机有利可图，从而才在18世纪中叶引爆了以规模化大生产的工厂体制为特征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因此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在英国的棉纺织业，而不是荷兰或由荷兰人控制的香料产业或其它农业经济作物行业，就毫不奇怪了。当然，与英国激烈竞争的其他欧洲国家，尤其是法国，使得英国工业革命的秘诀无法保密多久。紧接着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就爆发了欧洲各国在全球的棉花争夺战和纺织品制造业的全面繁荣和竞争。法国、德国、美国都先后派出大量工业间谍去英国偷取纺织技术。大约半个世纪后这些国家也先后爆发了以劳动密集型规模化方式生产棉纺织品的工业革命。纺织品的机械化生产又带动了一系列轻工业产品的规模化生产。在轻工业革命的推动下更大规模的运输成为下一个瓶颈，因此进一步推动在能源、交通、基础设施方面的技术突破和技术应用。所以英国在1830年到1850年期间，历史上已经知道的一些技术，像煤炭、蒸汽机、铁路就开始派上用场，有了以市场需求为刺激的工业利润以后，大家都去开发和利用。政府也利用各种产业政策去刺激甚至直接提供这些基础设施和工具性产品。因此是由于巨大的物流的即时运输的时代需求，刺激了能源-动力-运输三位一体的工业繁荣，人类从此进入煤-铁时代。因为煤炭的规模化开采，铁轨和大型机器的规模化冶炼和铸造，都属于重工业，所以工业三位一体的繁荣就引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第四个阶段是引爆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特点就是以规模化方式量化生产几乎所有重工业产品，包括煤炭、铁路、蒸汽机及其零部件和纺织机等机械产品。这是一个以机器生产机器的时代。注意，工业革命的引爆点不是煤炭和钢铁，也不是蒸汽机。煤炭、铁路和蒸汽机都是既不能吃也不能穿的东西，大规模生产它们有利可图吗？它们只是提高运输能力的手段和工具性产品，因此对它们的需求一定是来自对大量轻工业产品大规模和及时运输的需求。所以工业革命的引爆点不是煤铁，而是轻纺工业。可惜落后国家误以为高工业化首先就是要具备量化生产重工业产品的能力，但是你搞了煤炭-铁路-蒸汽机等重工业也不赚钱，一定会亏本，因为除了满足国家的民族自豪感以外没有市场需求。因此所有成功工业化的国家都是首先发展轻工业。有了这个三位一体推动以后，一个国家会进入重工业时代，因为三位一体这些东西生产起来靠手工的话成本非常高，而且不能满足需求，你要标准化和量化生产蒸汽机和铁路，量化生产炼铁炉，机械化采煤和运煤。量化生产这些重工业产品就引爆了以规模化方式来生产主要生产工具和中间品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五个阶段是福利社会阶段，或后工业化社会。第二次工业革命不仅是机器生产消费品，而且是机器生产机器。这样一来，凡是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国家，就完成了一个回路，所有产品，包括中间品和生产资料，都能够量化生产。这个阶段也是农业机械化的阶段。这样一来，一个国家才真正克服了贫穷和中等收入陷阱，才有条件进入福利社会阶段。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国家就有财力物力支撑福利社会。福利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经济福利，包括失业保险、免费医疗、公共安全网；还有一个是政治福利，包括妇女解放，废除对残疾人的歧视和种族歧视，而必须具备强大的经济能力才能够享受这些福利。否则民主一定会变质，会成为贪污腐败的温床。所以要支撑民主制度一定要有相当强大的工业经济基础，要不然没有办法运作。美国建国和原始工业化两个阶段（1492-1820）：自从哥伦布航海发现美洲以来一直到1770年代美国独立战争和随后建国为止，白人移民继承了欧洲尤其是英国原始商业化的模式，摧毁和强行迁移印第安人，掠夺土地建立统一农贸市场，通过鸦片贸易培育了第一批商人。1770-1820年期间，美国又通过独立战争和美英战争获得国家构建与专业化军队，大力兴建运河网络，展开以远距离贸易为目标的原始工业化，乡村制造业在全国各地蓬勃发展。1830年前后全国主要运河修建资金的70%由政府提供，政府作用非常重要。第一次工业革命阶段（1820—1870）：以上阶段把统一市场孕育好以后，以劳动密集型的量化生产为特征的机械化纺织技术就有利可图了。这个时期美国通过高关税扶持国内纺织业，通过模仿、剽窃英国技术在纺织业率先引爆（复制）第一次工业革命（在南北战争结束以前主要驱动能源为木材和水力，而不是采纳英国的煤炭火力驱动）。后来的南北战争打出了一个更加强大而统一的、以工业化意志为主导的美利坚合众国。在1840—1870年期间，以原始工业化和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创的市场需求为支撑，在强政府主导下，美国进入以克服能源-动力-交通运输瓶颈为特征的工业三位一体繁荣阶段。这个时期体现了美国政府强大的重商主义传统，以高关税为手段，扶持国内重工业，尤其是铁路制造业。美国政府用特许垄断利润为诱饵吸引民间资金进入铁路行业。第二次工业革命阶段（1870—1940）：由铁路大繁荣带动的基础设施建设为美国带来了重工业繁荣，并引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这个阶段也是美国进入创新发明的阶段，所有的重工业产品包括钢筋水泥都实现了量化生产。以前的煤炭变成后来的石油，铁路变成高速公路。美国到1940年基本完成农业机械化。美国在1920年，即第二次工业革命高峰已经过去的时候，农业还非常原始，1920年大约50%的人口仍然生活在农村，用的是原始的耕作。但是正是因为重工业推动下，美国能够把所有的农业机械产品搞成白菜价，农民能买得起，所以政府一推，农业机械化就迅速展开实现了。福利社会阶段（1940—当今）：二战后美国才有经济基础进入福利社会，这个福利社会也要靠工人阶级和各种各样的社会力量的推动。美国20世纪60年代爆发了各种争取公民权和妇女解放的全国性运动，1965年实现了全民普选，1994年通过反暴力侵害妇女法案，2015年通过同性婚姻法。通过以上分析，还有很多别的国家的发展案例，包括成功的和失败的，我们可以从中提炼出一个叫作人类工业革命的“胚胎发育”的演化模式。生命起源和进化是一个很漫长的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而且后来发展出来的高级物种，其胚胎发育阶段也要简短地重复先前整个低端物种进化的几个基本阶段。比如人类的胚胎，从单细胞到多细胞，从无脊椎到有脊椎，再演变为人类婴儿，就是以很快的速度重复了生命的基本演化阶段。因此现代人类个体的发育不是靠既有的成人器官从外移植过来机械地组成的，而是要自己通过在母体里面的胚胎发育过程一步一步生长出来的，是一个有机的发展模式。任何一个国家的工业化也遵循类似的“胚胎发育”规律。也就是说，无论多晚开启工业化，重复早期工业化国家走过的基本发展阶段是必要的。否则欲速则不达。然而越是落后的国家越是希望搞跳跃式发展，比如不经过原始工业化阶段和第一次工业革命阶段，就想直接进入重工业阶段，甚至直接进入福利社会和民主制度阶段。结果都不成功。而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之所以能够成功引爆一场持续不断的工业革命，正是因为无意中走出了一条符合了工业革命的“胚胎发育”规律的工业化道路。中国的历次工业化尝试是十分坎坷的，就是因为没有遵循这条“胚胎发育”演化道路。中国的第一次工业化尝试是洋务运动，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但是这一次尝试很不得要领。这个要领是首先建立重商主义的国家发展战略，这就需要一个中央财政税收体制和国家动员能力，来解决基础设施网络的修建和全球市场开拓的问题。而要开拓全球市场也需要战争能力，这就需要现代化专业军队。有了这些国家构建以后，还要有能力动员中国最广大的农民参与到制造业活动中来。但是这些闲散劳动力是在乡村，政府怎么深入乡村去组织农民利用闲散劳动力生产手工业制品并大量出口并销售到全国的统一市场是发展的关键。经过这样一个原始工业化过程以后所孕育出来的统一大市场才使得采纳规模化大生产技术有利可图，才能引爆第一次工业革命。然后才谈得上利用第一次工业革命赚来的外汇和国内储蓄从事以铁路和蒸汽机为标志的重型基础设施建设，从而能引爆第二次工业革命，就像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做到的那样。但是清朝没有做到这一些。清朝统治者缺乏现代国家构建的观念和重商主义的国家发展战略。洋务运动虽然在大城市建了一些现代化工厂，也购买外国军舰建了海军，但是却无法解决朝廷税收不足和中国农村的贫穷问题。第二次工业化尝试在辛亥革命之后。辛亥革命把整个清王朝全部推翻了，比英国的光荣革命还要彻底。因为光荣革命只是限制了王室的权力，辛亥革命是把王室全部推翻了，而且还模仿美国的三权分立政治制度建立了中国当时的政治制度，企图以这个政治体制来推动中国的工业化。但是这一努力没有成功，辛亥革命以后的40年期间，中国广大农村依然是一幅很悲惨的景象。而正是这样一种社会背景，成为了当时共产主义运动在全球兴起和共产党在中国发动激进土地改革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条件。现在的好多经济学家一说到中国改革开放，就会说是因为计划经济搞错了，而政府一松手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才导致了中国的崛起。这个理论听起来有道理，实际上很片面。第一，持这种观点的人不知道计划经济产生的原因。计划经济产生的原因是当年这些落后国家没法依靠私有制开启工业化，总是被西方列强欺负，所以才想要寻找一种更好的方式来迅速实现工业化。这是计划经济产生的背景。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所有的计划经济在最初的时候，工业化的速度都很快的，也都迅速建立起了包括重工业在内的工业体系，但在后期就不行了，缺乏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竞争力，要进行改革。第三个问题是，改革是有技巧的。所有采纳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化改革，只有中国成功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成功。为什么？所以，关于中国奇迹的理论中存疑的问题是很多的，不能简单地说以前的计划经济不好，所以现在仅仅靠引进市场就成功了。这是误导性很强的理论。中国共产党通过万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立新政权以后，开始了第三次工业化尝试，在这期间建立了一个独立统一自主的国家和具有强大行政执行力的中央与地方政府。那个年代中国政府还做了什么事情？中国通过土地改革、扫盲运动、清匪反霸、行政区划与原始基础设施建设、一系列5年计划，完成了国民意识的培育和初步工业体系与国防体系的建设。以下是那个时代工业化建设获取的一些成果：人均寿命从35岁提高到68岁；婴儿死亡率从每千250人降低到每千40人；疟疾疾病发病率从5.55%降低到0.3%；人口从6亿增长到10亿。但是，计划经济建立的是一个倒金字塔形的国民经济体系，以重工业为主导。这样的体系无法自负盈亏，因此必须依靠不断的政治运动来维持稳定，因此不足以引爆一场由国家主导的但是自下而上的工业革命。早年虽然在农村办社队企业，但是在当时，这类企业不被允许利用市场经济扩展自己产品的市场份额，也没有互相的竞争和淘汰机制，所以没有办法通过市场竞争发展壮大，最后都成了每一个生产队和公社都一模一样的重复建设，所以最后也是亏本的。在中国经济体系的低效率的背景下，邓小平的20世纪70年代末开展了大胆经济改革。这可以看作是中国工业化历史上的第四次尝试。这次却意外地成功引爆了一场中国近代史上盼望已久的工业革命。这场工业革命把整个世界秩序都冲得天旋地转，从此走上了飞速发展的道路。而改革的关键一点，就是没有盲目采纳华盛顿共识提倡的在各个行业同时引进“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去监管化”的休克疗法，而是遵循了一条循序渐进的、国家主导的、重商主义的、符合工业革命“胚胎发育”规律的改革道路。换句话说，如果邓小平在改革初期就把国有银行私有化，就搞金融自由化，那中国不可能有今天。相比之下，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改革是失败的。比如乌克兰在引进西方民主政治体制和全面“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去监管化”的华盛顿共识以后，不仅没有遏制腐败，而且发生更大面积腐败，从以前可以生产航母的工业化国家，沦落为只能靠出口土豆西红柿等农产品的国家。改革开放后的工业化尝试采纳了一个极为谨慎、保守、渐进、“摸着石头过河”但却又十分果敢坚定的策略：1. 在拒绝全盘西化和维持既有政治结构稳定的前提下引进市场化改革——坚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2. 从农村改革开始，而不是从工业和金融业改革开始，让农民和平民百姓先致富，由下而上。3. 鼓励乡镇企业，尽管生产工具原始并与大工业争原材料。4. 用日用制造品（而不是）原材料换取外汇和机器，鼓励出口。5. 长期维持政府对招商引资的热情和对基础设施的投资（越南向我们学习也取得一定成功）。6. 双轨制和混合型所有制，而不是一刀切的全面私有化。7.渐进的产业升级：由轻到重，由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由制造业到金融业，由高储蓄到高消费，由高投资到高福利……这一下子就把中国的工业革命引爆了。然而如果我们对比看看前面提出的工业革命的“胚胎发育”规律，就会发现中国之所以突然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爆发一场震撼世界的工业革命，是因为有一个现代民族国家这个基础。而且前面提到，工业革命的起跑线和引爆点是农村的原始手工企业。而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突然繁荣的大量乡镇企业，是因为得益于农村合作化运动和土地改革，还有后来建立的社队企业。下面我们具体来看一看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工业化路径与工业革命历史逻辑相吻合的地方。它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乡镇企业阶段（1978-1988）。从1978年到1988年的头10年时间里，中国工业化开始重新补课，重新走当年英国花了300年时间走过的以远距离商品交换为目的的乡镇企业道路，把八亿农民积极性全部调动了起来。这在中国近代史上从来没有过。10年时间里，乡镇企业的繁荣程度是英国、美国历史上都不可比的、爆发式的增长。10年时间里，乡镇企业数量增长了12倍，生产总值增长了13.5倍，乡镇企业创造的就业岗位达到1亿，而且间接效益更大，比如农民人均收入增长了12倍。接下来的第二个10年则更加厉害，所以这就像是引爆了一场热核反应，这个力量以后不可估量。正是由于这次大胆尝试，中国到80年代中期基本告别了长期困扰所有计划经济国家的短缺经济，大量小商品和家庭生活用品充满商店，琳琅满目。而且基本解决了粮食安全问题。8亿农民成为了这个时期经济改革最大受益者。第二个阶段：引爆第一次工业革命（1988-1998）。在第二个10年中，一方面乡镇企业继续繁荣；同时，建立在乡镇企业繁荣所开创的统一大市场基础上的、以劳动密集型规模化方式生产轻工品的大企业，开始在城市和乡村应运而生，这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特征。它们生产目的不是自给自足，甚至都不是满足当地的需求，而是满足长距离和全球市场的需求。中国在这个时期遍布中国城乡的规模化劳动密集型大工厂，生产了大量轻工产品，都以满足远距离国内和国际市场为目的。但是，这个时期的高级生产设备主要依靠进口，因为所有机器和重工业设备都自己生产的话，是不能自负盈亏的。而这个与全面进口替代不同的、以出口轻工业产品为导向的重商主义发展战略十分关键。如果当时所有的生产设备都依靠自己生产，就像拉美国家在战后做的那样，中国一定不会迅速积累那么多的外汇储备和具备与国外同类产品的竞争力，而最终会被重工业的自力更生原则所压垮。所以在这一个阶段依靠进口机械生产轻工业品尤其是纺织品是需要的。在这个期间，即第二个10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纺织品生产国和出口国，而这个桂冠是所有成功工业化的欧洲国家都曾经戴过的，比如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韩国。没有经过这个阶段的国家都无法最终崛起。这个时期虽然已经引爆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但是属于原始工业化阶段的乡镇企业仍然没有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仍然在继续高速发展，使得雇佣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达到全国农业人口（不包括在外打工的农民）的三成，其产值在1978年至2000年之间平均每年增长28%，连续二十多年内平均每三年就翻一番。即使把通胀因素排除以后，也是每年增长22%，连续20年这个增长速度是令人瞩目的，这就是一种工业化路子走对了的特征。第三个阶段：引爆第二次工业革命（1998-今天）。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样一种大面积轻工业量化生产的繁荣使得中国当时的能源-动力-运输构成的工业三位一体成为巨大发展瓶颈，因此煤炭和铁路运输都成为相当稀缺和赚钱的产业。这个时候，强政府顺势而为出来克服这个巨大瓶颈，大搞能源、动力、电网、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建设，由此引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而当时90年代末大大小小的煤窑都赚钱，对铁路运输的需求非常大，以至于民营企业进来都可以赚钱。这就引爆了以规模化和资本密集型方式生产几乎所有重工业产品为特征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利用乡镇企业阶段和第一次工业革命阶段创造的巨大市场和社会储蓄，中国没有依靠世界银行和IMF的大量贷款，就轻易满足了自己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工业化的资金需求。因为工业化的路子走对了，所以中国自己的国内储蓄是足够通过自负盈亏来承担和支付自己的重工业革命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对设备、工业原料、零部件、器械等生产工具和资料的规模化大生产，然后刺激了后来一系列的发展，使得中国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钢铁、煤炭、水泥、汽车、船舶、高速列车、隧道、桥梁、公路以及各种重化工业产品的制造商。就像一棵生育之树，根深才能叶茂，以前的基础打得越好，发叉的树枝才越多，创新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多。最早是技术引进，进入重工业革命以后生产环节就越来越多，由此引发的创新机会也越来越多，因此专利申请数量和质量开始飙升。众所周知，在这个期间中国建成了全世界最长的高速公路和高铁。（二）中国快速工业化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胜利吗？答案是否定的。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不过就是政府退出、把市场引进来的结果。这个观念非常流行，听起来颇有道理，但是非常有误导性。当然，市场的因素肯定是不可以忽略的，因为市场迫使参与者互相竞争，刺激生产商提高管理和技术水平，让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创造性破坏力去自然淘汰掉那些效率低下的国企和私企。然而否定“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道理却是最容易被忽视的，而正因为忽视了这点，目前为止只有少数国家工业化成功，其他多数国家都没有成功，虽然都尝试了很多次。比如埃及，它从1820年左右就开始尝试模仿英国的工业革命，到目前还没有成功，因为它没有找到工业革命的秘诀。以下我列出一些否定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因素。首先，工业化只能是国家意志的产物。没有国家意志，一盘散沙的自由农民不可能把工业化发展起来，无论私有产权保护多么到位，法制多么健全。工业化是社会力量大协作的产物，需要有一个主导力量。为什么呢？因为市场本身是个公共品，尤其是国内统一大市场和全球市场。市场不是天生的，而是国家力量创造的。市场有三大基石：政治稳定、社会信任、基础设施。而这三个都需要国家去创造。基础设施直接决定了市场的时空结构，决定了物流的方向，大小，和速度。土匪出没的地方没有市场，欺诈横行的地方没有市场，“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地方没有市场。现在西方经济学理论属于“空对空”，假设市场的天然存在而且是无限大，剩下的只是供给问题，因此萨伊定律成立，供给决定需求。市场被创造出来以后，还需要严格监管才能安全有效地运行。而监管的成本也非常高。人们不知道，即便像美国这样一个标榜放任自流的自由市场国家，从食品到药品，从医疗到教育，到处是复杂的监管条例。正是上述几种高昂的创造市场的成本的存在，和克服这些巨大市场成本的国家能力的缺失，葬送了俄罗斯的经济改革。俄罗斯这个国家是有很多历史底蕴和文化积累的国家，从彼得大帝开始就紧追欧洲发展的步伐，十月革命的时候其原始工业化阶段已经基本完成，也有了很多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规模化企业，斯大林时期又完成了重工业化，但是改革开放后却一败涂地，就是因为他们以为仅仅引进市场经济，实行民主选举，政府主动退出一切经济领域，就可以自动重新工业化，成为工业化强国。这是不对的。这个理论误导也使得非洲和拉丁美洲长期陷入贫困和中等收入陷阱，即使他们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更好的私有产权保护制度。工业革命的特点是规模化大生产，但是规模化大生产需要规模化市场才能够盈利和自负盈亏。那规模化市场从哪里来？早期欧洲列强是用国家力量（包括战争手段）创造的。比如17世纪初著名的荷兰商人和军官科恩（Jan P. Coen），他也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第一任总督，在为荷兰争取对亚洲贸易的垄断权时就向皇室进言道：“陛下应该可以根据经验知道，亚洲贸易必须由您自己的强大武力来维持和保护，而这武力本身又必须用贸易获得的利润来支付；以至于我们无法不用战争来进行贸易，也无法不用贸易来支付战争。” 这就是我讲的战争⇄贸易循环加速器，欧洲列强早就发现了这个创造全球市场的秘密。这一“旷世真理”被所有西方列强，包括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和日本帝国，不断重新发现并付诸实践。比如美国19世纪末最伟大的全球战略家马汉（Alfred Mahan），在谈到欧洲17世纪以后迅速崛起的原因时指出，一个国家的强大取决于其海外贸易，海外贸易取决于海上力量，而海上力量则取决于海外殖民地征服；因此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英国首相张伯伦也在1896年的伯明翰工商会上阐述了国家、战争、贸易之间的关系：“外交部和殖民部主要致力于寻找新市场，守住旧市场。战争部和海军部的要务是随时准备捍卫这些市场，并保卫我们的商业，商业关乎所有政治利益中最重要的利益。”所以，规模化市场哪里来？是数代英国皇室和由他们引领的半国营的大型企业（如著名的东印度公司）为自己的国家在16至18世纪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市场、棉花供应链和贸易网络——这才是引爆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秘诀，而不是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所讴歌的君主立宪和“光荣革命”。哈佛大学经济史学家斯文·贝克特指出：“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使其有能力在经济、法律、行政管理、基础设施和军事方面所向披靡、穿透它所想波及的领地，英国的工业化简直就是根本不可想象的。”其它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凡采纳英国式的、由强政府引领的重商主义发展战略来培育了自己的商人阶层并为本国制造业创造了自己的世界市场的，都如法炮制了自己的工业革命，比如美国、法国、德国、北欧其它国家和亚洲的日本。但是，时至二战以后的今日，发展中国家不再拥有这样的“特权” 来靠国家主导的打砸抢和武装贸易来培育一大批商人，不可能靠海军和坚船利炮来推进贸易，来为自己的企业创造世界市场。落后国家该如何办才能按照工业革命的历史逻辑引爆自己的工业革命？答案是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必须扮演“公共商人”的角色，在循序渐进的市场开拓和帮助穷人组织企业方面起到“酵母”和“催化剂”的作用。这恰巧是中国的一个秘密。换句话说，今天的落后国家如果想靠战争来创造市场和推进贸易，是行不通的了。所以现代国家要走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这就是中国模式的意义。（三）苏联和东欧改革为什么失败？印度为何比不过中国？东欧国家的改革失败，好比你想要改造一座旧房子，但是他们的第一斧、第一锤子就挥向了它的承重墙，把通过几十年建立的国家行政体系给解体了。国家没有了，其它也就谈不上了。他们不知道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工业化也只能是国家意志的产物。建立市场经济也同建设计划经济一样，同样需要国家力量，需要顶层设计和强大的国家能力。所以东欧国家把承重墙和调动国家资源的神经中枢破坏了，这是它们失败最主要的原因，即自废武功。他们盲目相信了西方经济学那一套理论，里面假设统一大市场是天然存在的，假设如果每一个人都自私自利谋私利，工业革命就自动发生了。结果是东欧国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官员腐败，盗窃国家财产据为己有，社会治安严重恶化，欺诈和黑社会横行，工人大面积失业，工厂大规模倒闭，产业链遭到巨大破坏无法修复，物价飙升，政府机构瘫痪，科学家们为了生存去摆地摊，医院和学校缺乏经费维持，人均寿命断崖式下降，整个社会就连基本的生活日常用品都无法生产和供应，只能够靠出口自然资源维持基本生活。而印度虽然不需要东欧一样的政治改革和破坏国家构建，但这是因为它从来没有真正完成“建国”大业，因此创造市场这个公共品的能力很差，基层政府没有中国的基层政府一样的招商引资能力，无法帮助农民建立乡村企业，因此印度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发挥不出来。徒有比中国廉价的十几亿劳动力和土地私有制，也没有办法引爆工业革命。因此，单纯地说中国改革开放就是引进市场是错误的。也有的观点把中国奇迹片面地归结为加入WTO。可是印度比中国早加入WTO好多年，但却没有产生中国这样的奇迹。为什么？因为中国在加入WTO很多年前就已经通过中央的产业政策占领了纺织品制造业的制高点，培育了大量的规模化轻工业制造业产能，1995年就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纺织品生产国。所以，机遇只属于有准备的人，外因只能通过内因起作用。因此我们坚决不能听黑板经济学家们的忽悠。这些失败国家的政府对两个政治学基本原理缺乏认识。第一，市场是一个最基本公共品，需要国家力量去创造。第二，工业化是国家意志的产物，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工业化必须要具备强大的国家能力和重商主义头脑。没有中央集权提供政治稳定、社会安宁、基础设施，不可能有市场，尤其是安全统一的大市场。而如果没有安全统一的大市场，规模化大生产不可能盈利，即使有国际组织把技术免费送给你也不行。没有这样的市场条件，外资也不可能进来。资本家和企业家难道不比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更知道哪里或什么样的制度条件下才能赚钱和积累财富？仅凭这一点就说明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国民财富起源和工业革命机制的理论是错误的！这又反过来揭示当年大英帝国发生工业革命的原因绝不是它的民主机制和私有产权保护比法国、意大利、荷兰更好，而是其强大的中央集权和专业化军队能够为资本提供更加稳定的政治环境、信用保障和安全统一的大市场。所以，缺乏国家力量主导的自由市场经济，不过是一盘散沙的小农经济，是羊肠小道，不是高速公路。现在我顺带简单谈一下中国的国企问题。受西方主流经济学影响的学者不懂得国企的重要性，因为他们不懂得西方工业化历史。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甚至关系到国家和国民经济存亡的问题。我们看一看欧洲国家早期创造和开辟全球市场期间以及后来在引领技术创新和企业制度创新方面的历史就会明白这一点。威尼斯是意大利文艺复兴以后最早崛起的欧洲国家。为了获得和控制亚得里亚海和地中海地区的商业通道，威尼斯建立了当时欧洲和地中海地区最强大的海军。它当时的最大规模企业是威尼斯兵工厂，一个国家拥有的国企。这个国企雇佣威尼斯全国的技术工人为威尼斯建造和维修军舰，以欧洲所有企业中最高的工作效率为亚得里亚海和地中海提供源源不断的舰队，并能够保证在每一次海战中使得沉没和破坏的舰船得到及时的维修、替换和更新。这个兵工厂还是最先发明和使用亚当斯密观察到的“劳动分工”原理来通过流水线作业制造军舰的。继威尼斯之后，葡萄牙是最早在欧洲成立国有化的海外特许公司的国家，承担巨额风险为葡萄牙环球探险和开创全球市场服务。葡萄牙为了实现环球航行和打通海上通往亚洲的贸易通道，先后派出的十几次探险舰队都是国家注资的。即便到了后来的荷兰和英国海上霸权时代，为了吸引民间资金入股为国家开辟全球市场，政府也拥有特权任命和罢免特许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决定和取消特许公司的垄断权力。这些拥有巨大资本和私人武装的特许公司的生杀大权牢牢掌握在国家手中。进入工业革命以后，欧洲国家关乎国计民生和战略资源的大型企业好多都是国企，或受政府严格掌控的民营企业。美国的电讯大佬AT&T虽然开始成立时是私企，但是美国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毅然决然地将其国有化了，以便在战争期间更好捍卫国家安全和美国的国家利益。日本最早的重工业几乎都是以国企形式起家的，后来才逐步将一部分民营化的。国企与民企最大的不同就是战略目标。民企只为个别私人的最大利益服务，而这些利益并不总是与国家利益紧密相扣或一致的。比如民企老板可以生活腐化，十分铺张浪费，不把资金用于资本再积累，而且一有风吹草动和金融危机，民企资本首先出逃，起到破坏国民经济的不良作用。而国企必须为国民经济背书，上缴利润也最大。目前中国的海外投资情况是，民营企业在国外一般是收购别人的房地产和电影院，而国企则收购别人的高端技术和股权，为国家长远利益服务。从理论上，没有任何现存经济学理论能够证明民企一定比国企更有效率。因此，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并不决定企业的效率和市场竞争力，管理才是决定企业效率和市场竞争力的最关键的东西。计划经济时期的国企没有效率是因为企业的战略目标不是为了盈利。改革开放以后这个战略目标变了，把盈利动机加进来了，但是也没有让其成为唯一目标。国有企业需要提供很多私企无法和不愿意提供的公共产品，比如交通、能源、通讯基础设施建设、国防和很多廉价公共服务，因此如果国企只以盈利为动机的话，就失去了国企的意义。而黑板经济学家老以国企和民企的利润回报率来简单粗暴地衡量国企的效率，是无知的表现。欧洲的很多大学是国立的，学费很便宜，美国的密西根大学是公立大学，学费比哈佛低，但是教学质量并不一定比私立大学差。英国的铁路公司私有化以后效率便差了很多，而且更贵了。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自来水公司也出现类似情况。关键是，欧美好多国家都是二战以前就已经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了，曾经都有过很多国企，到了20世纪80年代才在里根新自由主义蛊惑下实行国企私有化。而发展中国家本来国家力量就很薄弱，不分青红皂白地私有化所有国企，或没有勇气成立国企并在需要时做大做强关乎国家战略利益的国企，会带来工业化停滞和失败的严重后果。正确的做法是在竞争性日常生活产品领域更多地引进私企，在外部性、外溢性很强的领域，比如高科技、教育、医疗、国防、能源、交通运输、基础科研等领域，坚持国企为主，或者实行军民融合，政府采购。（一）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
目前，世界已经认可中国GDP总量按照购买力平价超过了美国，按照兑换率还需要十年超过美国。但是从人均收入来讲，中国离美国还差得很远，只有美国的1/5左右，属于中等收入国家。中国今后会不会经济增长陡然减速，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呢？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如果我们把全世界中等收入国家或地区的人均GDP比上美国人均GDP，能够发现一个神奇现象。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些国家（多数在拉美）的这一比重并没有增长，而是长期停留同一水平，摇摆在美国人均收入的1/5到1/3之间。这就是典型的中等收入陷阱。这些国家或地区中只有几个例外，那就是亚洲四小龙，它们跨越了贫穷陷阱，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一直迈进了高收入国家的门槛，达到美国人均收入的60%以上。什么是贫困陷阱呢？类似的，我们把那些贫穷国家或地区的人均GDP比上美国人均GDP。这些年来大部分地区的这条线没有上升，停留在美国人均收入的1/10甚至1/100以下。仅有的两个例外，一个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一个是印度。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序列，但是会不会陷在这一阶段？这是一个问题。如果按照正确的工业化路径和产业升级顺序来发展，任何国家都可以利用市场经济体机制跨越低收入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但前提是国家力量必须扮演重要和关键的角色。按照前面描述的各国工业革命历史规律，跨越这两个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意味着需要完成两次工业革命，即以规模化方式生产轻工业品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和以规模化方式生产重工业机械产品和化工产品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而对于农业社会来说，首先需要开启原始工业化过程（类似中国的乡镇企业繁荣）才能够启动第一次工业革命，而且还需要在适当时期大力投入基础设施建设才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基础上引爆第二次工业革命。目前我们正在目睹第三次工业革命，即把所有生产过程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的革命。目前的高收入国家如果无法通过适当产业政策开启这场新工业革命，就会陷入高收入陷阱，就像南欧国家那样。因此而每一场工业革命的启动都需要国家力量和产业政策的主导。因此我对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很乐观的。这不是说中国没有大量的困难要克服，实际上，中国困难重重。中国用几十年走过了别人几百年的道路，也积累了别人几百年的问题，经济规模庞大，问题繁多。但是，相比那些已经陷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那些因为受华盛顿共识和黑板经济学忽悠而放弃了国家能力的国家，中国推动经济发展的国家力量足够强大，改革开放以来一直走在正确的产业升级道路上，正如以下数据所揭示的那样。那么，什么是正确的工业化路径和产业升级道路呢？我以亚洲四小龙中的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拉美的阿根廷、巴西和智利，还有中国大陆为例来对比分析。图2-图7是根据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的付才辉老师和林毅夫老师的发现而制作的，因此我把它们叫做“付-林图”。付-林图中的横坐标是一个国家非农产业（即制造业和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除以美国的这个的比重，因此代表一个国家工业化相对于美国的程度，在0和1之间（也可以大于1）取值，这个数值越大，说明该国的产业升级越是接近美国。纵坐标是同一个国家的人均GDP除以美国的人均GDP（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也在0和1之间（也可以大于1），这个数值越大，说明人均收入越是接近或超过美国。按照工业革命的历史规律，如果一个国家产业升级的道路是正确的，那么随着非农产业增加值向美国逼近，其人均收入应该以递增方式逼近美国甚至超越美国。如果产业升级的方式不正确，比如搞盲目的大跃进、全面进口替代、休克疗法等，虽然产业升级表面上逼近美国，但是纵坐标上的人均收入却不升反降，这又会反过来影响产业升级，使非农增加值与美国之比发生倒退和减小，形成原地打圈圈的混乱局面。先看图2中的韩国。随着制造业和服务持续增长，非农产业增加值占GDP的份额和美国相比持续上升，曲线上的点向右移动。与此同时，韩国的人均收入与美国相比也是急剧递增的，形成一条十分平滑的往上翘的抛物线，说明韩国的产业升级带来了巨大的收入提高，是正确的道路。从1960年到2010年为止，韩国的非农产业增加值占GDP的份额从相对于美国的78%上升到美国的98%，与此同时创造的人均收入从相对于美国的10%一路飙升到美国的72%，一举跨越低收入和中等收入两个陷阱。韩国战后在强政府主导下以手工业和轻工业起家，包括纺织业和制鞋业，迅速经历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然后又通过产业政策在80-90年代以轻工业积累的剩余为基础大力发展重工业，引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这是正确的工业化道路，没有在建国之初就强行大力上马重工业，符合英国工业革命的历史逻辑。图3显示中国台湾地区的工业化道路也很成功：随着产业的升级，非农产业增加值占GDP的份额从1960年相当于美国的73%开始上升，直到2019年为止已经达到美国的98%；与此同时，人均收入与美国之比也加速上升，从1960年的12%飙升到2010年的74%。大家知道，自从蒋介石到台湾以后吸取了大陆经验搞了土改，又利用美国提供的手工业和轻工业产品市场，台湾没有大力上马资本密集型产业和重工业，而是大力推进以纺织业为领头羊的轻工业，成功引爆了一场轻工业革命；直到80-90年代才开始大力推进资本密集型的电子产业（包括芯片），因此也走了一条正确的产业升级道路。但是中国台湾地区犯的错误是民进党上台以后受华盛顿共识干扰，没有通过政府产业政策大力推进汽车与造船等重工业产业，因此后劲没有韩国充足，以后的继续发展可能成为问题。 那么，什么又是错误的工业化路径呢？图4至图6显示拉美国家的产业升级或工业化道路普遍不正确。例如，阿根廷资源丰富，独立建国两百余年，离上帝远但离美国近。尽管阿根廷的产业在升级，但是它的人均收入没有什么模式，一团乱麻。长期以来阿根廷一会儿采用进口替代，一会儿采用华盛顿共识，造成现在货币贬值，图中的曲线仿佛像无头苍蝇般到处飞，非农产业与美国的比值在90%与98%之间徘徊，人均收入与美国之比在0.25%-0.5%之间徘徊，而且1958年曾经达到过美国的55%，但是2002年回落到美国的25%，始终无法苦熬越过中等收入陷阱。归根结底，是阿根廷根本没有明确的国家主导的重商主义产业政策。类似的还有巴西（图5）和智利（图6）。最后，我们来看中国（图7）。改革开放前，中国高速推进产业升级，建成全面工业体系，但是没有在人均GDP这个方面表现出来，与美国之比一直在5%这个低收入水平徘徊，而且大跃进期间还有回潮。改革开放后，从原始的农村工业开始，走面向市场的乡镇企业道路，而不是大干快上重工业，结果中国的非农增加值与美国之比也上升得很快，而且更重要的是人均收入迅速起飞，然后又经过引爆轻工业革命，再以轻工业引爆重工业革命，到2010年，中国非农产业增加值已经达到美国的90%，与此同时，中国的人均收入一路飙升，从1978年占美国的5%开始上涨，到2010年达到了美国的27%。这个趋势目前看来是能够持续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发展之路上的最后一公里才是最难的。例如，中国台湾地区、韩国制造业升级的最后一公里，也就是它们非农产出份额与美国比达到0.9的时候，他们的人均收入和美国相比也仅仅达到0.2到0.3之间，与中国大陆目前一样。因此这最后一公里的产业升级（0.9-1.0）也正是中国现在所面临的挑战。按照这一趋势，等到农业现代化完成之后（这个我估计还需要15-20年之间），我们的人均收入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就能达到美国的70%，像目前的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一样。我认为中国没有必要在人均收入上追赶美国。一个美国人平均消耗的世界资源太多了，远超所有工业化国家，地球承受不起。中国只需要追赶韩国就好。只要我们人均收入达到韩国水平，就相当于地球上有了一个由30个韩国组成的超级巨大工业国，规模等于2.5个美国。这是多么壮观的景象！这个目标是现实的，是可望又可及的。而且中国的人均收入达到韩国的水平，就意味着沿海省份达到了美国的水平。中国崛起无疑是人类历史上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最为壮观的全球性历史事件。而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尤其是关于经济发展的新自由主义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却无力解释中国的崛起。我认为只有彻底重新阐释被新自由主义和新制度经济学所误读的工业革命和西方崛起的历史，才能真正解释中国的增长奇迹，以及为什么中国义无反顾的崛起是不可阻挡的。与此同时，中国从一个贫穷积弱的农业社会向工业超级大国的惊人转型所蕴含的“发展政治经济学”逻辑，不仅从一个侧面深刻揭示了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根本缺陷，而且也为非洲难以逃离的贫困陷阱，拉丁美洲失去的年华和不断滋生的债务危机，19世纪的大分流和欧洲的异军突起，以及貌似神秘的英国工业革命本身提供了新的更加深刻的注释。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来衡量，中国应该是世界上最糟糕的经济体。但事实上，中国是战后20世纪所有国家中（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展最快的，尤其是通过毫不掩饰地继承改革开放前30年积累的国家能力和打下的国家行政构建基础，在改革开放以后大胆实施以产业政策为基础的由下而上的循序渐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40年就迅速从一个低收入农业国转变为一个全球制造业中心，其工业生产总值超过美国和日本两个超级大国的总和，把其它所有盲目照搬华盛顿共识“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去监管化”的东欧国家、拉美国家、东南亚国家和非洲国家远远抛在后面。问题在于，当事实与理论不符的时候，对人类工业化历史不熟悉的经济学家们和知识分子却长期固执地认为是事实错了，不是理论有问题，抱着“西方人永远是对的”这个信念不放。它们的信念是建立在这样一个简单而荒唐逻辑上：西方比我们发达，就连说话走路的姿势都与我们不同，因此中国人如果想要成功，必须模仿西方人说话、走路、吃饭的方式。这好比是把别人的屋顶当自己的地基，把结果当原因，把相关性当因果律。这种混淆葬送了东欧国家和俄罗斯的经济改革，使得非洲和拉丁美洲陷入了贫困和中等收入陷阱，纵然徒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彻底西化的私有产权保护制度和选举制度。其实，贫穷、落后、工业化失败，始终是社会协作失灵的产物。问题的根源在于，创建规模化的能让现代产业盈利的市场需要付出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协作成本。而这一成本却被自亚当·斯密以来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忽略了。“自由”市场并不自由，也不是免费的。它本质上是一种成本高昂的公共品。正在中国大地上展开的工业革命，其源泉并非来自于技术升级本身，而是来自于一个有为的重商主义政府所引领的连续不断的市场创造。技术升级是对大市场需求的回应，正如阿里巴巴和华为等现代企业的崛起一样。然而规模化工业品市场难以通过一次性的大推进来建立，无论是进口替代还是休克疗法，是私有产权还是普选民主，而只能是一步一步按照正确的顺序和产业政策来实现。无论一个国家多晚开启工业化，重复发达国家早期的基本发展阶段依然是必要的。当代一些发展经济学理论和政府官员都把屋顶当地基，把结果当原因，把西方工业化的成果当作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他们教导贫穷的农业国通过建立先进的资本密集工业（如化学、钢铁和汽车工业），或建立现代金融体系（例如浮动汇率、国际资本自由流动以及国有资产和自然资源彻底私有化），或建立现代政治体制（如民主和普选制）来开启工业化。但是这样一种自上而下的工业化道路违背了工业革命的历史逻辑和如下一条基本的经济学原理：供给不可能自动创造它自身的需求。因此造成政治不稳、发展停滞和无休止的金融和财政危机，在非洲、拉美、东南亚和中东地区成为社会躁动不安和贫穷与收入陷阱的根源。落后国家无法开启工业化是因为缺乏创造市场的国家力量。在无法像欧洲列强（与亚洲日本）当年那样靠战争、屠杀、殖民、掠夺和“打砸抢”式的全球市场扩张来富国、裕民、强军的新时代条件下，落后国家必须走出一条新的、和平的、更加文明的工业化道路，就像中国目前正在做到的那样，这才是中国模式最大的意义——它不是靠战争和殖民崛起，它靠的是积极有为的政府、举国同心的体制、国企与私企双轨并存的市场制度安排，和公平的国际贸易。问题在于被欧美发达国家垄断的世界秩序是否允许发展中国家长期这样做下去？因此，建立新的、符合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国际秩序，才是中国继续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全文完，感谢您的耐心阅读，请顺手点个"在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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