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认识论》是我十年中国政治研究的集成性作品。有的部分已以论文成果形式发表，在此基础上新写了几大部分，构成了我一直以来所追求的对中国政治的全景式、体系性研究。
需要发掘中国政治的民主政治逻辑
本研究命名为《中国政治认识论》，是笔者深有感触的一种表述。世界上匪夷所思之事很多，比如，人们怎么可以用一种观念一刀切地衡量历史文化、文明基因完全不同的政体？难道这个世界又回到欧洲中世纪的教会政治时代？
对于任何一种政体而言，不同的视角都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西方流行的对中国政治的认识却是冷战时期形成的一套观念体系，即以特定的“观念世界”来对照中国，结果中国政治被认为存在合法性问题。以流行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来看，因为中国不是“党争民主”，中国的民主就不是民主。
我尝试着在世界大历史和世界政治的维度与视野下研究合法性理论，发现中国政治体现了合法律性、人民性、有效性和正义性所构成的合法性，是一种最能体现人民民主的政体。再深入考察中国政治体制和决策过程，发现中国政治的民主性质很强，民主属性很多，因此需要发掘中国政治的民主政治逻辑。
研究中国共产党组织国家的大历史，能够发掘新的国家理论
认识中国政治，需要两大历史维度：中国近代历史的演进和比较历史的视野，以此来看中国制度选择的自然性与正当性。就中国历史而言，当古老的“文明型国家”遭遇西方的“民族国家”冲击而无所适从之后，中国如何再组织起来而作为一个现代国家，而不像其他古文明如奥斯曼帝国一样被肢解、被灭绝？各种政体都尝试过了，从孙中山到袁世凯到北洋政府再到南京国民政府，都不管用。
中国共产党革命不但是夺取政权的过程，更是一个重新组织国家的漫长历程，其中的一个最伟大的组织化办法就是通过群众路线将底层人民组织起来，这无疑是不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政治发展道路。
仅就此而言，中国共产党作为国家组织者的角色就值得国内外学术界花大力气去研究。新建立的国家既不同于早发达的资本本位的国家，也不同于一般发展中国家仅进行民族解放而无社会革命的国家，甚至还不同于其它的依靠精英政党而夺取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其中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不但是靠马列主义组织起来的政党，更是浸染着民本思想的政治组织；而且将传统的民本思想制度化了，即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群众路线。
无论是阶级政党理论、民族政党理论，更别说美国式的选举式政党理论，都不可能解释中国共产党。这种“不同”，就是中国道路和政治制度的生命力之所在。研究中国共产党组织国家的大历史，能够发掘新的国家理论。
一些发展中国家无效治理的命运，反向证明了中国道路的正确性
就世界大历史视角下的比较政治发展而言，经过几波次的“民主化浪潮”，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变得更像美国或者英国了，诸如菲律宾按照美国的总统制建立起政治制度，印度按照英国内阁制建立起政治制度，我国的台湾地区也被卷入了“第三波”之中，以及被称为“第四波民主化”的“阿拉伯之春”，结果如何呢？大家有目共睹。
不仅如此，被当做所谓“普世价值”的自由主义民主，已经让西方国家自身不堪重负，这才有英国脱欧公投的成功，才有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这些所谓的“黑天鹅”事件。今天不但很多非西方国家的人们对于西式民主似乎有点谈虎色变，就是美国特朗普政府也宣布放弃所谓的“价值观外交”，不再对其他国家搞所谓的“颜色革命”和军事政变。
在改革开放中，中国免不了受世界政治思潮的冲击，但执政党的自主性硬是扛过了一次又一次难关。
细思极恐，如果中国也变成了所谓“普世价值”俱乐部的一员，今天又会是什么样子呢？如果中国没有政治定力而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走上西式民主道路，中国的命运绝不会比其他国家更好。
因此，关于中国政治的认识论，首先是以中国大历史和世界大历史的视野认识中国的政治发展即政治道路，那种以一种观念来衡量各国政体的流行做法，必须抛弃。
建构中国民主话语体系的一种尝试
在比较政治的视野下认识中国政治，我们没有理由自暴自弃。更坚定的政治信心首先需要理论自洽基础上的理论自信，理论自洽则源自一套自主性社会科学话语体系。
为此，社会科学中很多基本范畴、基本概念，需要在传统性、现实性和世界性的大视野中得到重新认识。比如对民主的认知，中国政治制度的民主性自不待言，而要更好地理解这一点，就要有一套民主话语体系。民主理论的表述，最忌讳阶段性、政策性总结，那样就变成了加挂火车皮越加越长，而且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意义递减。作为政治实践的理论化总结，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一定是基于社会科学研究的一般性概念化表述。
中国民主体现在政治发展道路、政治制度、政治过程之中，体现为国体的人民民主、政体的民主集中制和政道的共识民主，是一种“可治理的民主”。相对于党争民主所导致的无效治理乃至国家失败，“可治理的民主”自然是可追求的一种民主模式。
当然，建构中国政治的民主话语体系，首先需要厘清流行的自由主义民主的基本问题。过去十来年政治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点就是自由主义民主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参见拙作《观念的民主与实践的民主》，2014），先破后立，本书是建构中国民主话语体系的一种尝试。
为什么百年来西方学界关于中国政治前途的预言一错再错
本研究无疑是一种护卫性而非基于某种理想制度的批判性——后者被西方学术界视为所谓的“学术标准”。其实，哪有什么非护卫性民主理论呢？熊彼特、阿尔蒙德、萨托利等几代人所建构的自由主义民主难道不是按照美国政治制度而有选择性地建构起来的辩护性或护卫性理论？
关于中国政治的认识已经有太多的批判性作品，尤其是来自西方学术界的中国政治研究，因为他们都是用自己的观念体系来对照中国，结果一百年来关于中国政治前途的预言一错再错，“中国崩溃论”已经崩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以自己的观念来研究与其历史文化完全不同的中国政治，这样就没法理解中国政治的内在逻辑。一般性原因是，我们每个人都似乎熟悉的“政治”又实在太复杂，比如政治不仅直接受到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制约，经济-社会制度后面还有历史文化和文明基因，而且政治自身还有自主性作用。
这样，理解“政治”至少有三个层次不同的维度：政治（包括制度和人）本身的自主性、经济-社会的直接影响、文明基因的结构性约束。政治学虽然是一门古老的社会科学，但关于“政治”的认识往往是实证性的简约论，而非“实存”的复杂性理论，实存性政治学理论来自对不同文明的深刻理解。
本护卫性研究是基于中国历史研究和比较历史研究的一种思想信念，如果中国的政治发展偏离了以人民民主即以人民为中心为基础的政治方向，那将不是人民民主理念的问题，也不是本护卫性理论自身的问题，而是政治自身出了大问题。正如本研究所论证的，反事实法已经反复告诉了我们非西方国家实行自由主义民主的不堪局面和严重后果。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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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京日报理论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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