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卿和刘若英有关系吗？有，没有也得让他们有。
一九八二年，陈晓卿离开皖北的小县城，北上北京，进入北京广播学院读书。他来自双职工家庭，父母皆为教师，谈不上穷，也远说不上富裕。就在一九八二年，中央正式确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解放生产力、提高积极性刚刚开启，能吃饱穿暖的日子还远远没有到来。
上大学的陈晓卿总是觉得饿，“梦境里永远充斥着各种各样的食物”。义务献血，有三十块钱补贴。陈晓卿和同学每次献血后，“坐着22路到了西单的烤肉宛，每人掏出了献血收入的六分之一”犒劳永远碌碌的饥肠。“面对飞来的‘横财’和天降的美味，同学们都脸红脖子粗地问班长：下一次献血是什么时候啊？”
陈晓卿听说北京烤鸭很有名，也很贵，一直没有吃过。
大一快结束时，陈晓卿的父母带着两个妹妹到北京去看他。陈晓卿央求父母去吃北京烤鸭，“一家人理直气壮地到了王府井烤鸭店，四个人一共点了半只鸭子，没点其他的菜。”
“这东西真难吃，”陈晓卿的父母说。
也正在长身体的妹妹们也很想吃烤鸭，筷子伸出去，却被父母拼命地打了回去，说“不好消化”。
陈晓卿觉得，很难吃吗？“我和他们的感觉不一样，觉得这玩意儿还算顺口，便三下五除二把半只鸭子全部报销。”
吃完后，陈晓卿抹着油嘴，跟父母说：“我觉得还行啊！你不信，再来半只我都能吃完……”
许多年后，陈晓卿每次看父母吃烤鸭时也是狼吞虎咽，像极了自己曾经独自吃了半只北京烤鸭的自己，“有扇自己的冲动”。陈晓卿总是后悔：“那时我都快十八了，咋还那么缺心眼？”
人总会后悔自己曾经不更事，陈晓卿如此，刘若英也如此。
刘若英的公公（爷爷）是湖南人，家境很好，年少读书时有一个姓易的书童，公公在学堂上课一上午，易书童在外面站一上午。公公到黄埔军校从军，易书童跟着去，伺候他。
易书童“真正的名字是什么，我不是很确定，但可能也不重要。”对刘若英而言，“他就是易副官。”
“易副官很瘦，又黑，三分头，却掩不住灰白交错的发色……他常常就叼根烟坐在他那小房间的窗口，竖着耳朵等着我公公的指令。”
公公跟随国民党撤退台湾后，易副官也跟随到了台湾。易副官伺候了公公、父亲、叔叔和姑姑两代人后，随即又服侍第三代刘若英，等刘若英长大后，他又变成刘家的家厨，因为他会做一手地道湖南家乡菜。
刘若英三岁时，易副官已经六十八岁。不过，刘若英“从小就知道，易是可以欺负的。既然可以欺负，我就不会放过他。他不会去告状，也不会生气，不会报复，更不会记恨。甚至可以说，我想要什么，他都尽量满足我，我闯了祸，他的任务就是尽量帮我隐藏。”
易副官“的桌上永远有一个装满糖果跟零钱的透明玻璃罐”，刘若英“会爬上他那张破旧的藤椅，望着那个罐子”。易副官就会打开罐子，给她两颗糖。吃完后，易副官“就把包糖的纸仔细摺起来，中间打一个结，做成一个个穿蓬蓬裙的小公主”，逗刘若英：“瞧，这就是你。”刘若英“当时觉得他无聊透了，这个招数用了那么多年也不换一下。就像他每次都用两根大拇指各自弯曲，然后接起来，跟我说他的大拇指可以分开——鬼才相信。”
既做家厨又做刘若英保姆的易副官在小窗户外问：“今天想吃什么早餐啊？咸面包？菠萝的？还是肉松的？还是稀饭？烧饼？”
“易副官，不准那么宠她，哪有每天问的！”刘若英的婆婆（奶奶）阻却。即便如此，易副官还是每天问。
家里不准刘若英在吃外面的小摊子的东西，不卫生，易副官偷偷带她去。被家人发现，抓上汽车就走，刘若英“回头找易，只见他追着车子跑，满头大汗。”
有一次，易副官买了一辆刘若英心仪很久的自行车，被爸爸知道，说不可以：“第一，危险；第二，不可以宠她。怎么可以小孩要什么就给什么。第三，就算要买也不能是易副官买。”刘若英的爸爸觉得，易副官是伺候全家人的功勋，不能让他掏钱买东西，“立刻叫家里佣人把车丢出去。”
刘若英吓坏了，“使出全身的力气大哭起来。”
“你小时候就多乖啊？还不是成天跟人打架？你就会骂，孩子你带过几天？”就在刘若英爸爸无休止大发雷霆的时候，易副官隔着纱窗大怒地说。
爸爸住口了。易副官说的都是事实，毕竟他曾经也是爸爸的保姆。
刘若英叛逆的时候，“除了整他，不太爱说话，常常对着窗外发呆”。易副官从来不问刘若英在想什么，只是搬张凳子也陪着她“坐在那里，安静无话。最多抽根烟，然后咳嗽。”
易副官身体不好，刘若英“只记得他老咳嗽。大家说他是抽烟抽太多”。
一天早上，易副官送刘若英上学后，“说去看病，就再也没有回来”。年少的刘若英“当时以为他只是需要休息几天”。婆婆带她去一个肺结核的医院，说易副官住在里面，但不能进去，怕传染。刘若英回忆起来：“那个下午，我等在外头，踢了好久的石头，很想哭。”
又过了两个月，暑假来了，刘若英躺在易副官那张铺着凉席的床上，光着脚丫，吃着易副官糖罐子里的糖。“糖都快吃完了，他还没有回来。他是那个下午走的。”
易副官的桌上，除了糖罐，还有一样东西，易副官常常望着它发呆。
那是一张照片，影中人留着长发。刘若英问过他，他说是家乡的媳妇。“两个人似乎没有见过几次面就结婚了。然后，他就来了台湾。他说得很平静，然后转过身去把床垫翻过来给我看，藏着一叠叠扎好的十元大钞。他说很快他就会回去，到时再给她过好日子。”
易副官服务了刘家四代人，长大后，刘若英方觉得，不能替易副官说他是“无怨无悔”，但牺牲奉献的概念是他教给自己。“时代耽误了他，甚至可能糟蹋了他，但也许唯有这种阴错阳差，能向我们展示极致的忠诚和美。”
易副官出殡的那一天，刘若英全家戴孝，“公公带着全体老老小小，下跪向他磕头。他是家仆、是书童、是副官、是管家、是保姆、是大厨，是我永远的亲人和老师，”刘若英想，“也许我有幸，哪辈子也能当上他的保姆。”
刘若英永远记住易副官陪伴他的一些小事，也没有忘记总想欺负爷爷辈的易副官。
有一天，刘若英去上小学，易副官背书包，“就像他当年陪公公去学堂一样。”年少的刘若英以为“他为我所做的事是如此理所当然”，从来不会珍惜，反而“抱怨为什么我不能像其他小朋友自己背书包，而是他帮我提着。”
有几次，放学后，在校门口，刘若英故意把书包丢给他，跑着回家。刘若英想：“以他的年纪，再加上脚上那双黄色的塑胶拖鞋，我总比他先到家。”公公听到铃声就会问∶“易副官没去接你吗？”
“不知道，没看到。”刘若英撒谎道，希望公公能骂一下易副官，把自己无来由的闷气撒在易副官身上。多年后回想起来，刘若英说：“真想把当时的我毒打一顿。”
注：本文素材来自陈晓卿《干瘪味蕾记忆》一文和刘若英《我的易副官》一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