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卿走上美食之路，与作家梁实秋有莫大关系。
1982年，他到北京读书，完全吃不惯北京同学引以为豪的“北京小吃”。读了梁实秋的《雅舍谈吃》，陈晓卿真正开始对北京的平民食物产生兴趣，觉得梁先生笔下北平的风物变得迷人。
有一年，梁实秋留学归来，他出了火车站，在《雅舍谈吃》写道：“乃把行李寄存于车站，步行到煤市街致美斋独自小酌，一口气叫了三个爆肚儿，三个品种一个不落，吃得我牙根清酸……”他评价：“这顿饭，乃生平快意之餐，隔五十余年犹不能忘！”
看罢这样的文字，陈晓卿肚里的馋虫被狠狠勾起，他在《至味在人间》回忆：“完全是因为梁实秋的文字，让我对北京的本地饮食产生了兴趣。我甚至在微薄的生活费里省下些结余，按图索骥地找到了几处梁文中记述的小吃。这种寻找一直持续到了我工作以后。所以，一直到90年代中期，我才勉强地觉得自己成了半个‘加儿化音的北京人’。”
后来，陈晓卿寻遍、吃遍梁实秋笔下的北京食物，终于明白，北京的爆肚“口感确实很好，爽脆弹牙，至于味道，显然没有梁先生文字更耐咀嚼。”梁实秋笔下的北京食物好吃，最大的功劳乃是梁先生过人的文采。
再后来，对陈晓卿的美食观念影响更大的则是汪曾祺老先生，认为“心目中最好的美食文章是汪曾祺留下的，汪先生本身是个作家，美食写得并不多，但每一篇都可以反复读，有味道。”汪曾祺先生美食文章的味道渗入他的纪录片作品，在《风味人间》里，汪老关于食物的金句屡屡出现。
陈晓卿和偶像汪曾祺有很多相像之处，口味很杂，善于观察，众生平等的观念很强，一道不起眼的餐食可以折射世间，一个平凡之人亦可亲可爱。
《舌尖上的中国》《风味人间》火爆之后，有教授质问他，吃不过是解决人类饥饿的问题，值得如此大动干戈地去研究、解读和宣传吗？人不应该把心思花在那些更加宏大又严肃的话题上吗？
教授早已把世间事物分出个三六九等，不能接受陈晓卿的美食观念。陈晓卿在《吃着吃着就老了》自序：“食物，是我了解世界最美味的通道。”美食是人类沟通自己和外界，抵达更深更广世界最容易、最便捷的窗口。一个人能吃应时四季食物之人，往往比那些成年只吃几种食物之人感受更多的时令变化，只要愿意观察和感受，一日三餐也能使人感悟人与食物、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己的关系。“食物是人与人之间最好的黏合剂，能吃到一起的人值得珍惜。”陈晓卿写道。
陈晓卿如此观想，他推崇的文学作家汪曾祺先生更是如此。
汪曾祺先生喜欢到北京玉渊潭散步，那里有不少人钓鱼，常常有一个蹬着二六旧式自行车的中老年男子，卖蚯蚓，走一截，他就扬声吆唤：“蚯蚓——蚯蚓来——”
见面次数多了，免不了打声招呼，寒暄几句。接触下来，汪曾祺老先生才知道，他卖的蚯蚓不是挖的，而是“烹”。怎么个“烹”法？蚯蚓的卵人工孵化。“烹”出来的蚯蚓与土挖的不同，身上有小毛，且一般长。丰台那里有人“烹”，他一天蹬两次车，进货两趟。
聊开以后，汪老知道他青年时做建筑工地的壮工，退休后挖药材，补贴家用。再后来，卖“烹”蚯蚓。
“蚯蚓还有这么大的学问，”汪老心里想。
常逛玉渊潭的还有一位乌姓的大学讲师，一位莫姓助理研究员。听了汪老和卖蚯蚓人的闲谈，问汪老：“你为什么对这样的人那样有兴趣？”
汪老感到有点奇怪了：“为什么不能有兴趣？”
“从价值哲学的观点来看，这样的人属于低级价值。”莫讲师告诉汪老。
莫研究院不同意乌先生的意见：“不能这样说。他的存在就是他的价值。你不能否认他的存在。”
“他存在。但是充其量，他只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填充物。”莫讲师抗辩。
“就算是填充物，填充物也是需要的。‘填充’，就说明他的存在的意义。社会结构是很复杂的，你不能否认他也是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哪怕是极不重要的一部分。就像自然界需要维持生态平衡，我们这个社会也需要有生态平衡。从某种意义来说，这种人也是不可缺少的。”
“我们需要的是走在时代前面的人，呼啸着前进的、身上带电的人！而这样的人是历史的遗留物。这样的人生活在现在，和生活在汉代没有什么区别——他长得就像一个汉俑。”
两人争执不下，转过来问汪老对卖蚯蚓的人的“价值”“存在”有什么看法。
“我只是想了解了解他。我对所有的人都有兴趣，包括站在时代的前列的人和这个汉俑一样的卖蚯蚓的人。这样的人在北京还不少。他们的成分大概可以说是城市贫民。糊火柴盒的、捡破烂的、捞鱼虫的、晒槐米的……我对他们都有兴趣，都想了解。我要了解他们吃什么和想什么。用你们的话说，是他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我是个写小说的人，对于人，我只想了解、欣赏，并对他进行描绘，我不想对任何人做出论断。像我的一位老师一样，对于这个世界，我所倾心的是现象。我不善于做抽象的思维。我对人，更多地注意的是他的审美意义。你们可以称我是一个生活现象的美食家。这个卖蚯蚓的粗壮的老人，骑着车，吆喝着‘蚯蚓——蚯蚓来！’，不是一个丑的形象。——当然，我还觉得他是个善良的、有古风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他至少不是社会的蛀虫。”汪老道。
这时，一个也常在玉渊潭散步的学者模样的中年人忽然插了进来，自我介绍：“我是一个生物学家。——我听了你们的谈话。从生物学的角度，是不应鼓励挖蚯蚓的。蚯蚓对农业生产是有益的。”
所有人都傻了眼。
汪老后来在不少文章都反复提及：一个人的口味要宽一点、杂一点，“南甜北咸东辣西酸”，都去尝尝。对食物如此，对文化也应该这样。
又说，“一个文艺工作者、一个作家、一个演员的口味最好杂一点，从北京的豆汁到广东的龙虱都尝尝（有些吃的我也招架不了，比如贵州的鱼腥草）；耳音要好一些，能多听懂几种方言，四川话、苏州话、扬州话（有些话我也一句不懂，比如温州话）。否则，是个损失。口味单调一点、耳音差一点，也还不要紧，最要紧的是对生活的兴趣要广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