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县城去念书，奶奶送我到村头坐车，等了一段时间。
我提着一个父亲外出谋生带回来的皮袋，蓝色，不方不长。我还是小孩子时，最爱偷偷翻这个皮袋侧边的小袋子，总想知道还有一点什么外边世界的稀罕物。
有学生从汽车站接我到学校。我对县城很不熟，除却先前与父亲前去交两千元的择校费，我从未到过县城。我请一位年轻女老师帮我看一下地上厚重的皮袋，交费用去。如今想来也好笑，我的袋子里有什么值得别人偷的呢？小孩子没有见过世面，敝帚自珍。后来，这位女老师正是我初一的历史女老师，名字我已经记不住了，只记得她上历史课，讲到华人被马来西亚等国暴力驱除时，声泪俱下。我很想再见见这位老师。
开学后不久，学校摸排学生上学上进的意愿，让我们写下心目中最想考的大学。我想了一会，清华还是北大呢？我拿不定主意，看了邻座的班长，她来自隔壁乡镇，在目标院校一栏写上了“清华大学”，字很大，也很好看。我想，听说北大人文气息更浓，于是写下北京大学。如果并非今天有一副厚脸皮，我至死都不会告诉旁人，我曾经那么狂妄自大。
我没能考取北大，她也没有上她的清华，后来听说她做了一名老师，她会跟自己的学生讲讲自己曾经的清华梦吗？也许，这就是我们的青春年少，懵懂无知。
班里有不少来自城里的孩子，长得五大三粗。他们学习成绩不好，想来应该比我花出更多的择校费。那时，教我们多是师范大学刚毕业的女老师，很年轻。那些早熟的孩子，上课打瞌睡外，最精神的就是盲猜女老师今天的底裤是什么颜色。有个男同学，胆子非常大，就在语文老师弯腰给同学讲解题目时，他把手机伸到老师屁股的裙底下。我几年后上大学才拥有属于自己的手机，他高中就有了，家境非我等可比。
女老师晚上也要到宿舍巡查，不许学生卧谈阔论，第二天上课精神萎靡。有一次，一个女老师听见一间宿舍有学生熄灯许久后还在聊天，气冲冲踱步上前，轻轻来到窗户下，贴耳听听到底聊什么，那么兴奋。
“所有老师里，我最喜欢语文老师了，”一个同学说。语文女老师听到学生说喜欢自己，气稍顺了一些。
“为什么？”有人反问。
“她最漂亮，我想干她好久了。”
同学家境好，发育快，开火车，嗐！
有宿舍的同学不卧谈，关灯就睡觉，常常被评选为模范宿舍，但不是每个孩子都能睡入这样的宿舍。入学时，学校把每间宿舍的成员名单贴在门口，有同学看到自己被分配的宿舍不理想，把一个班级的宿舍名单都撕掉，装作什么都不知道，选一个风水宝地的宿舍和床位住进去。
我的宿舍里有个玉林城区来的W姓同学，细皮嫩肉，但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晚上熄灯后，他开始运动。平躺，双脚勾住铁床的床框，双手抱头，吸气，用力坐起来，呼气，又躺下。再来。做完一组，再来一组。靠着墙壁的一排铁床，咿咿呀呀作响。
我问他关灯后能不能别在床上做运动。“不行，”他坚决地回我。
后来，我再也不跟这位城里来的同学打交道。他加深了我对城里独生子女娇生惯养、固执玩横的偏见。这种偏见影响我很长久，乃至于后来我见女孩子，想找老婆，知道对方也是农村娃，满心欢喜；对方是家境很好的独生女，心想，完了，为奴的日子不远了。
我们宿舍那一层，尽头的一间一直空着，门未锁，常有同学去扯闲篇，抽烟的同学也爱躲到那里去。有人说，那间宿舍发生过不祥的事情，没人愿意住进去。
其实，当我们搬到另一栋宿舍楼不久，新一届的学生就住了进去，包括尽头那间空了几年的宿舍。时间可以蚕食一切，包括我们的记忆。许多人和事，我们大抵都已经忘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