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划背后？中西现代城市规划思想渊源若干问题之辩析

学术 2024-11-25 18:03 福建

端本澄源—中西现代城市规划思想渊源若干问题之辩析

Discussing Several Issues on the Origin Visions of Modern Urban planning in China and the West

文丨倪锋

摘要：本文主要探讨了中西现代城市规划思想起源背后起主导力量的政治经济学观点的差异，以及如何辩证看待现代城市规划思想发展的自身矛盾。首先，简要概述了中西现代城市规划思想发展渊源，以及中西“规划”一词翻译对应的演变。其次，从国家和资本、公有制和私有制、市场和非市场、意识形态等4方面政治经济思想，辩析中西方认识立场的根本差异，以及中西现代城市规划与这些起决定性作用思想的关系。第三，以哲学观点辩证认识现代城市规划发展的自身矛盾，现实被工具理性主宰，而对其批判和改革的思想随之涌现，思想的碰撞在对立统一中发展。最后，反思城市规划的作用，提出要坚持走中国自己的规划道路，同时保持对理想的追求。

关键字：现代城市规划；政治；经济；工具理性；无政府主义；公有

引言：关于辩析的说明

研究中西现代城市规划思想渊源，可能首先要清楚我们认识的基础，按照奥曼丁格的观点，“规划理论发展更多时候是动态多变的非线性过程。目前来看，规划理论发展和规划实践多是折中的‘摘取和混用。’…我们应该将它与具体的问题、时间和空间联系起来，采用线性和非线性相结合的方式来看”。[1]同意并借鉴他的观点，本文没有尝试建立一个线性的框架，不是在已有规划理论下的延伸，而是抽取部分关键要点开展讨论，相互之间会有交叉，但肯定不是为了制造新的混乱，仅是一孔之见。

另一方面，本文试图在城市规划背后有所探求。以往国内的大部分研究，主要关注城市规划理论本身以及相关的社会背景，与主流政治经济、哲学观点的相互关系讨论不多。①格兰特指出，“规划本身并没有发展成为一门知识学科。它没有原始的学科基础。它没有自己的第一原理，而是借鉴了某些基础学科，包括法律、建筑、设计、地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1]这表明城市规划学科是被那些更基础的学科发展所左右，所以我们需要不断深究城市规划背后的决定性因素，利用其他学科的知识来认识城市规划。

关于现代城市规划讨论的时间边界问题。西方现代城市规划，本文主要参考彼得·霍尔《明日之城——1880年以来城市规划与设计的思想史》，以英、美的实践为主。中国现代城市规划，考虑到本文主要讨论的对象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大陆地区的城市规划，将时间划定在1949年。就像霍尔所说，不可能严格限制时间讨论的边界，但总需要明确一个时间节点， “历史通常就是一张密织的网络、一团难解的戈耳迪之结，需要一些当机立断来开始解读。”[2]

中西现代城市规划思想的主要起源脉络

▶ 追寻西方现代城市规划思想脉络

按照霍尔的观点，西方现代城市规划思想，“只有少数思想是重要的，他们呼应、循环并且重新衔接。它们每一个都源于某个重要人物，或者至多不过几个重要人物，…他们有时相互支持，但更寻常的是相互冲突：某个人的远见就是另一个人观点的最大敌人。”[2]根据他的总结，主要来自6个方面，相互之间还有穿插，一是霍华德田园城市的概念；二是区域城市的思想；三是城市规划的古典纪念性传统；四是现代主义大师柯布西耶光辉城市的设想；五是有关人民城市人民建意识形态的影响；六是来自交通技术的发展关于城市无限机动性的构想。

▶ 总结中国现代城市规划思想来源

笔者初步总结，中国现代城市规划思想主要源于4个方面，一是中国传统营城思想，最突出的体现是方正、居中轴线对称的运用和与自然山水的结合、呼应；二是来自西方殖民化实践，包括网格、巴洛克式的宏伟风格规划[3]②和林荫道[4]③在城市道路中的普遍运用等；三是学习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居住区采取大街坊、居住小区[5]④等形态；四是现代主义国际化风格的影响。这4个方面，一个是本土生长的传承，另外三个是外来思想，中国文化强大的同化能力将外来和本土文化融合在一起，相互混杂，外来物质形态拿来主义的复制形成了一团迷雾，容易掩盖和混淆思想的本来面目。

▶ 中西“规划”一词对应的变化

要准确把握中西现代城市规划的含义，首先要厘清中西用词对应翻译的演变。目前看中文“规划”一词主要对应的英文是 “planning”。根据田园的研究，对应“ city planning”一词，最早的翻译是“市區改正”，可追溯到1911年，后出现“都市計畵”最晚不超过1918年，“城市規劃”出现在1926年。[6]近现代，中国开始较广泛地使用“都市計劃”一词。[8]日本学者认为，中国人承认现代汉语词汇“計劃”一词来自日本。[7]“都市计画”在日本出现不晚于1908年，1919年就出台了都市计画法。虽然 “計畵”一词在中国古以有之，最早出现在西汉，但大都与建设活动无关。[6]在中文既使用“計畵”，也使用 “計劃”。⑤

新中国建国初期，“規劃”一词与“城市”搭配为“城市規劃”，成为官方主流意见。按照李浩的研究，根据与靳君达的谈话，这种变化出现的背景是由俄语向中文的翻译过程中出现的，之所以叫城市規劃，是翻译人员创造了这样一个名词，主要是考虑到针对城市的特点，为了与經濟計劃相区别，1953年基本成为官方正式的用语。[8]⑥笔者认为，用“規劃”一词也可能是借鉴了其他部门的用词，因为早在1950年，水利部门官方意见中使用了“規劃”一词。⑦从翻译的过程看，“planning”根据专业领域分化为“规划”和“计划”2词。在官方的主流意识里，“规划”和“计划”的概念没有本质区别，1957年毛泽东谈农业计划时，就提到“规划、计划是一回事，讲成了习惯，就叫规划也好。”[9]具有反讽意味的是，随着市场经济成为主流，“计划经济”成为落后的代表，为了体现对其的摒弃，2006年国家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计划”改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回溯西方“planning”翻译的发展变化，可以看出西方语境下一直使用“planning”一词，而中文则在“计划”和“规划”两者之间切换释义。

中西现代城市规划思想背后的基本观点冲突

从表面看，中西现代城市规划的空间形态似乎扭结在一起，除了地方性差异，并无大的不同，但探究其背后的主导思想，可能会发现根本性差异，本文的讨论也许只是解释的不同排列组合，但愿能给跳出城市规划看城市规划吹散一层迷雾。

▶ 国家和资本

马克思认为，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也是资产阶级社会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资本表现为异化的、独立化了的社会权力，这种权力作为物，作为资本家通过这种物取得的权力，与社会相对立”。[10]资本家群体形成资产阶级主体，通过国家权利保障自身的利益，“资产阶级建立国家权利就是为了保卫自己的财产关系”，“在资产阶级已经夺得政治权利的国家里，政治统治已成为资产阶级对整个社会的统治”。[11]

在西方，公认威斯特伐利亚合约开创了现代民族国家的秩序体系。[12]“资本促进了民族国家这种新型国家形态在西方的建立，并在民族国家构建后借助其对外扩张，直至形成世界体系。”[13]随着资本的过度积累，一方面资本希望打破国家的界限，成为凌驾于国家之上的统治力量，另一方面资本需要国家的强制力为其保驾护航。只要国家能够维护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资本本质上不在乎国家个数、边界的变化。比如欧盟的成立，形成统一货币，经济的一体化主导了国家的联盟。

按照钱穆的观点，“中国文化乃由中国民族所独创，换言之，亦可说是由中国国家所独创。民族与国家，在中国历史上，是早已‘融凝为一’的”。[14]中国古代社会“因中国传统人生理想，不容许这一种富人中心资本主义的社会产生，因此在文治政府之不断控制下，商业资本终于短命。”[14]近代资本主义有所发展，但国家积弱，战乱频发，外部环境未给中国资产阶级的成长和壮大提供支撑和时间。新中国成立，对原有社会进行了翻天覆地的重构，等级和阶级全部被打碎，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目前国家的独立性只有在这样的国家才存在：在那里等级还没有完全发展成为阶级”，[15]因此，新中国对阶级的努力消除使国家的独立性得到了空前的强化。

发展到现阶段，在西方，主要矛盾是资本控制国家的矛盾，虽然宗教和民粹等意识，不时对挣脱资本控制提出抗争，但资本主导国家发展的大势难以抗拒。同时，资本也需要政府干预来克服资本的负外部性，即使是哈耶克这样最激进的自由市场主义者，也由于土地的独特性质，而认为土地利用规划在市场偏好中是一个例外，国家和区域规划是不合理的，但应在地方层面进行规划。[1]城市规划作为政府的干预手段之一，在根本上不能克服被资本的驱使。

在中国，主要矛盾是国家控制资本的矛盾，虽然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带来了金钱意识的崇拜，资本对社会的影响已潜移默化形成主导力量，特别是对于改革开放后出生的群体，金钱已成为日常生活中衡量所有事物价值的主要标尺，资本的代言群体也在为争取更大的国家放松管制暗度陈仓，但国家对资本的控制仍居主导地位。城市规划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是为国家整体发展目标服务的，是一种社会生产、生活的组织方式。

▶ 公有制和私有制

洛克认为，劳动力是私人拥有财产的源头和理据，人通过劳动把一些东西从自然状态中营造为他的财产，是自然和公正的。保护自由和私产是政权的基础。这是现今西方世界政治思想的主流。[16]

新中国的建立，公有制是历史的选择。1953年，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7]⑧毛泽东在谈话中强调，“总路线就是要逐步改变生产关系。斯大林说，生产关系的基础就是所有制。…现在私有制和社会主义公有制都是合法的，但是私有制要逐步变为不合法。”[18]我们必须承认，新中国建国的根本基础之一，就是土地革命，“新中国政府凭借土地革命有效完成了构建政治国家所必须的最广泛的国民动员。”[19]主要在农村建立了集体土地所有制，在城市建立了全民土地所有制。⑨对待这些通过社会主义改造而获取的资产，任何倒溯假设的质疑都是虚妄的。

公有制和私有制的争论由来已久。蒲鲁东声称，所有权是不能存在的，“以所有权为基础时，就不可能有政治，不可能有公共经济，也不可能有行政管理。…共产制和私有制的目的都是好的，它们所造成的结果都是坏的。…第三种社会形式，即共产制和私有制的综合，我们把它叫做自由。”[20]虽然马克思评价蒲鲁东，“既批判了政治经济学，也批判了共产主义；其实他远在这两者之下。”[21]但蒲鲁东指出绝对的私和公都存在弊端，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中西方在实际发展过程均是采取不同程度的混合所有制。

发展到现阶段，西方公共所有的物权一直保持相对稳定的比例，比如美国，联邦政府拥有的土地约占全美土地的28%。[22]美国的公共土地管理基本经历了获取（1781-1867年）、变卖私有（1860-1935年）、保护（1891年—今）3个阶段，1934年《泰勒放牧法案》颁布以后，变卖土地变为私有基本结束。2001年美国联邦土地管理局管理的土地面积为6.43亿英亩，到2022年为6.56亿英亩，基本保持稳定。[23]1945年，以费边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的英国工党大选获胜，制定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国有化”战略，土地开发权国有化是其中一部分，1964年再次上台后，又提出“土地增值的社会返还”的目标。[24]在这个过程中，随着政党上台的更替有一些反复，比如撒切尔夫人在英国实施的私有化。从西方发展历程看，整体上是一个“私纳公”的趋向。但是，所谓的公共所有也只是私有权人之一，必须在私有制整体框架下，因为私有权的优先性，西方现代城市规划主要是在基本不触碰现状物权基础上的发展权（或称开发权）规划。

在中国，主要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了更好地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改革开放后，不断适时释放一定的物权给私人，建立以市场为主导的配置方式，比如将国有土地所有用权分离出使用权、从集体产权不断分离出承包权和经营权进行市场化，从绝对的公有向混合所有转变，是一个“公纳私”的过程，但公有制的底色没有改变。

回顾中国城市化进程，大规模城市化没有土地公有制作为基础是难以推行的，城市化本质上是土地的社会化整合，由于法理上土地归国家和集体所有，因此强制拆迁才少了很多阻力，城市规划才能更侧重大的结构调整，大都以技术合理性为出发点，而不用过多顾虑既有物权空间形态的羁绊。土地一级市场由国家垄断，城市化才能在政府的推动下飞速发展。随着城市化的实现，私有权（使用权）份额不断增加，城市再更新就会面临更多个体的利益诉求抗争，但如果过分强调私有处置的优先，就会容易掉进“碎渣地和邻避主义”的困境。[25]坚持公有制的法理优势会为规划调整带来更大的空间和机会。对公有优势的判断，反倒是生活在加拿大的梁鹤年先生比我们某些教条经济学家更为清醒：“要中国土地、城市好好地发展，我们就不要自费武功地把产权私有化，而是要发挥公、私权共存的优势。”[26]

▶ 市场和非市场

资本主义反映了这样的信念，“经济活动不能受非经济活动的约束，甚至必须有更高的地位。”[27]“经济人”理论一直主导了现代西方对社会发展的认识，但在上个世纪30年代，德鲁克认为，以“经济人”为基础理念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阻止不了独裁和战争。 “资本主义之所以被欧洲人视为伪神，是因为它在泾渭分明的阶级间，引起了阶级战争。而社会主义之所以归缪，则是因为事实证明它无法废除这些阶级”。个人的经济活动不会自动造就平等，这个事实摧毁了“经济人”概念。[27]

二战以后，以“经济人”为基本信条的市场经济社会组织方式回归“神位”，大行其道。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中国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似乎完胜计划经济，好像也代表了资本主义的胜利。在西方，虽然金融危机爆发引发人们对市场有效分配风险能力的质疑，但市场经济仍是绝对的主流，非市场思想只能依赖于道德批判。桑德尔批评道，“我们生活在一个几乎所有的东西可以拿来买卖的时代”，市场和市场价值观侵入它们本不属于的领域，比如健康、教育、公共安全、国家安全、犯罪审判、娱乐、生育等。[28]

全部要素投入市场不仅仅是手段和方法的问题，还代表着价值导向，假如所有的物品都能定价，金钱就能够购买一切，那么交换价值优先的价值观将主导社会的一切，“我们需要认真考虑市场的一些道德界限，而且还需要追问是否存在一些金钱不应当购买的东西”。[28]作为人类社会来讲，总有东西是不能量化、买卖和流通的。

计划经济的出发点，是希望通过整个社会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来解决社会化生产和资本占有的不相容性。从历史发展进程看，20世纪40—60年代，西方许多著名知识分子，比如罗素、维特根斯坦、熊彼特、爱因斯坦，都开始觉得中央计划经济或民主社会主义可能是未来人类社会的一种选择，[29]以至于哈耶克提到当时的社会思潮，“社会主义已经取代自由主义成为绝大多数进步人士所坚持的信条。”[30]在现实中，中国和苏联在大规模进入工业化时代都从计划经济发展模式中获益良多。⑩在基本奠定工业化基础后，计划经济反倒在效率上进入劣势阶段。但不可否认，在以国家为单元的世界竞争中，集权的行政组织能力在整合社会化生产上仍具有一定优势，即所谓的“集中力量办大事”。

对市场经济负面影响的管控仅仅依赖道德规范往往是苍白无力的，必须在体制上给予保障，在这方面，中国公有制为主的体制更具一定的优势。在中国，虽然已转向市场经济主导的发展方式，但仍保留了一些非市场化、半市场化的空间以及对流通的限制。比如，农村宅基地只能在村集体内流转；国有土地供应分为划拨和出让，划拨是按照成本定价，出让是按照市场定价，两个领域相互之间的流通存在一定的制约。这些措施会对发展效率造成一定的损失，但为非市场价值对抗市场价值提供了客观的支撑，同时也保障了公有的权利基础。未来发展的最大隐患，是盲目地扩大市场化空间和放松管制，导致非市场和市场力量结构的失衡。

▶ 意识形态终结？

“意识把观念转化为了社会的杠杆。…意识形态之所以有力量也就在于他的激情。…意识形态最重要的、潜在的作用就在于诱发情感。…意识形态使情感融合到一起并把它们引向政治”。[31]

1960年,贝尔提出了“意识形态的终结”。他认为，由于19世纪的意识形态是普世性的、人道主义的，并且是由知识分子来倡导的。而知识分子在政治问题上已形成了笼统的共识：接受福利国家，希望分权、混合经济和多元政治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讲，意识形态时代已经走向了终结。[31]城市规划的内容在全世界也有趋同的表现，规划的目标主要围绕三方面：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生态保护。似乎已看不到所谓意识形态之争。

1989年，福山发表论文，认为“自由民主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和人类政体的最后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32]将西方的制度抬到了一统天下的地位。

如果承认意识形态终结，隐含的结论就是承认意识形态一元论，或者说西方主流的意识形态是普世的真理。然而贝尔也承认一些亚非国家正在形成新的意识形态，“亚洲和非洲的大众意识形态是地区性的、工具主义的，并且是由政治领袖创造出来的意识形态。旧意识形态的驱动力是为了达到社会平等和最广泛意义上的自由。新意识形态的驱动力则是为了发展经济和民族强盛。”[31]

亨廷顿与福山在西方制度的普世问题上基本是对立的。亨廷顿认为，“西方文明的价值不在于它是普遍的，而在于它是独特的”。“西方文化的普世观念遇到了三个问题：它是错误的；它是不道德的；它是危险的。”“现代化并不意味着西方化”。[33]福山自己也认为“超越民族国家的民主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但这一方案的实现有着不可逾越的障碍”。[32]假如不可能建立超越国家的民主，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意识形态不可能终结，而城市规划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所以不能简单看到城市规划的目标几乎一致，而忘记意识形态的驱动。如果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二律背反的，中国和西方的城市规划也是二律背反的。

理想对抗现实

谈了中西现代城市规划背后的政治经济学观点的根本性不同，我们再换个角度辩证观察现代城市规划思想的发展，看看推动其发展的自身矛盾是什么？现实中，所谓理性居于主导地位，而对其批判和改革的思想随之涌现，这些思想的碰撞，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融通，“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34]

▶ 理性主宰现实

西方启蒙运动所主导的理性，将人们从主观依赖性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是这是付出了按照客观的和工具性关系对待他人的代价之后获得的。[35]这导致工具理性对世界的主宰。现代城市规划思想主要来源于此，工具理性实践最突出的代表就是柯布西耶，他说“当代大都市的自由和解放决定性地取决于推行理性秩序”，[35]以功能为中心的绝对理性规划，迎合了资本的政治经济需求，居于支配地位。虽然批评“功能主义”的声音从未终止，但不得不承认全世界现代城市的样貌主要是被“柯布西耶们”的现代主义形式所塑造的。

韦伯认为，工具理性抽象的力量将人禁锢在制度的无形“铁笼”中。[36]最主要的体现就是政治和经济制度的“铁笼”，政治依靠国家的强制力，经济依靠资本无孔不入的利益计算，为了保障其对社会一切细节和一切关系的日益深入的干预，必须通过“规训”来实施，借用福柯的观点分析，“规训既不会等同于一种体制也不会等同于一种机构。它是一种权力类型，一种行使权力的轨道。它包括一系列手段、技术、程序、应用层次和目标。”[37]从某种意义上讲，城市规划既是“规训”的一种类型，也是“规训”的产物。城市规划通过划分时间、空间和活动的编码进行控制，将城市设计成放大了的“全景敞视建筑”，⑪从日常生活角度确定权力关系，将各种力量引入经济系统，形成全景监视社会，使人们在空间和时间感受方面受到严格的控制，不得不屈从于精于算计的政治理性和经济理性的霸权。为探求冲破“铁笼”，中西方有识之士不断追求新的理想，在对立统一中推动现代城市规划思想的发展。

▶ 西方“无政府主义”的情结

按照霍尔的观点，“城市规划运动早期的许多远见，尽管不是全部，都源于在19世纪的最后数十年和20世纪初盛极一时的无政府主义（anarchism）运动。霍华德、格迪斯以及美国区域规划协会，还有许多在欧洲大陆的流派都是如此。”[2]但柯布西耶和城市美化运动不是。⑫无政府主义先锋们的远见，“既不是资本主义的，也不是官僚社会主义的。”[2]

无政府主义的理想几乎就没有在现实中实现，但这种情结一直在对抗政治理性中成为思想的旗帜。比如深受克鲁泡特金、贝拉米影响的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思想，虽然激励了无数的实践者，但在实践中只剩下外壳，没有实质，没有自由工艺者的无政府主义自我管理的共同体，“也许从一开始就是一只卡迈拉，也许所有这些从来都只是一个微弱的幻想，后资本主义的经济和后工业化的社会现实最终摧毁了它”。[2]区域城市思想的先驱格迪斯深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家蒲鲁东、巴枯宁、雷克吕斯和克鲁泡特金影响，芒福德连贯和发扬了格迪斯的思想，他在《城市文化》的序言中写道“格迪斯为我的思想提供一个框架，我的任务就是在抽象的骨架中添加肌肉。”[2]虽然区域规划的思想对美国和全世界的规划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和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思想一样，在实施过程中真正的要点损失大半。承续无政府主义思想，以雅各布斯等为代表的提倡放任和自治的抗议者，执着地对抗集中开发的推土机，虽然赢得了声誉，但成功案例也是寥寥。

▶ 中国“公有”的追求

中国现代城市规划称得上有独到远见的具体案例乏善可陈，似乎大都来自对西方的模仿和对传统的折衷。但两位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孙中山和毛泽东，结合中国实际提出的土地改革或称革命的创见，深刻影响和决定了现代中国空间规划的底层逻辑。

20世纪初，孙中山先生提出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的目标，“就是要全国人民都可以得安乐，都不致受财产分配不均的痛苦。要不受这种痛苦，就是要共产。所以我们不能说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不同”。[38]认为城市地价的涨高，是由众人的力量经营而来，所以增长部分的地价，“应该归之大众，不应该归私人所有”。[38]孙中山这种平均地权的思想是受到美国亨利•乔治的影响，[39] 乔治曾在1881年后多次到英国演讲，其思想对英国费边社的核心人物之一萧伯纳触动极大。[40]萧伯纳曾和霍华德有过良好的互动。⑬

毛泽东在1928年主持制定的《井冈山土地法》中，提出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在随后的实践中，为争取更多的团结力量，1929年，在制定兴国县《土地法》中，将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和地主阶级的土地。[41]毛泽东土地公有的思想主要来源于马克思和列宁主义，但又融合了其对中国社会天才般的深刻洞察。中国公有的思想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政府追求和坚持的遵循。即使在上个世纪60年代，遇到了巨大的生产困难，但毛泽东认为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一条政策底线，不能再退了，再退就要退回到分田单干、退回到土地私有制去了。[42]农村土地最终坚持集体所有。新中国农村和城市土地所有制的改造是一体考虑的。1956年，开始对城市私房进行社会主义改造，[43]据不完全统计，当时私房占比很高，⑭在保留一定私房面积作为生活资料的前提下，其余纳入经租，到1982年有关部门明确，经社会主义改造的经租房归国家所有。[44]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城市房产大部分变为公有。随着改革开放，公有思想褪色，经济理性占据上风并逐渐强势。

城市规划的反躬自省

▶ 科学？

系统规划理论和理性规划的兴起，似乎给城市规划罩上了科学的外衣。可是我们深究所谓规划客观判断的基础是基于成本收益的逻辑，这来源于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正如前文所说，总有东西是不能量化、买卖和流通的，那么成本收益整体客观的评估基础就不存在了，规划的所谓科学性基础也会坍塌。哈耶克批评了这种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现象的认识，“一切社会现象都具有自然属性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它们”。[45]

按照泰勒的观点，“从严格意义上讲，城镇规划并非一门科学（正如一些人坚持说的那样，甚至不是一门社会学科）。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在特定的道德、政治和审美价值观的驱使下，针对塑造物质环境的社会行动。换言之，城镇规划是一种‘道德’（政治）实践。”[46]

▶ 真理？

在中国大陆，很多规划师的职业正义感一直被一句话所激励—“向权力讲授真理” ，这是来自达维多夫一本书名的翻译，这本书主要是讲述分析与政治决策的关系，原文的语境下英文“truth”翻译为“真相”更合适，并且他指出，“我们所说的真相是局部的。真相总是有不止一个版本。”[47]但这种牵强的翻译反映了规划师内心自嗨的向往，即将一些规划知识孤立起来，同权力对立。

按照辩证唯物论，真理是通过实践发现的，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48]不存在真理和实践的对立，因为真理只存在实践中。而现实中，城市规划的实践主要是依靠权力来实现的。达维多夫认为，“规划需要权力。规划就是政治。”[49]

▶ 第三条道路？

政治的自由是无政府主义，经济的自由是共产主义，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现实是被国家和资本所主宰的，同时国家和资本之间也在相互斗争。

在中观和微观层面，中西现代城市规划实践似乎不需要理会规划的宏观逻辑，只需务实的方法和手段。但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在宏观层面，中西现代城市规划的出发点有着根本的不同。打一个比方，一杯装茶水的杯子往里面兑可乐，和一杯装可乐的杯子往里面兑茶水，有什么不一样？一是杯子是不一样的，既有容器不同，这个容器就是国家和文化的底蕴，二是主导味道的差异，茶水兑可乐，可乐不能盖过茶水，反之亦然。

从苏联开始到中国，真正创造了逃避资本逻辑的空间，“共产主义开辟了一定的空间。开辟了乌托邦式期望这一空间。这一空间能使我们权衡真正存在的社会主义的成败得失。”[50]虽然苏联的解体使这种空间遭受了诟病和谴责，但中国的努力使这种空间得以维持，既要适应资本发展，也要保持在根本上不被资本侵蚀和左右，能够在关键时刻对抗资本掌控，城市规划是这种努力的基本手段之一，一旦丧失了这个立场认识，努力的空间可能就会不复存在。

毛泽东1949年《论人民民主专政》文章中的结论，仍对75年后的今天有教育意义，“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51]笔者认为一边倒，一方面是要坚定站位的根本不同，而不是否定表象的混合。另一方面，是意味着保持对理想的追求，不能彻底堕落成向现实妥协的机会主义分子。引领城市规划思想发展的是理想，鼓舞我们前行的是理想，虽然这个时代我们已提不出超越先驱的理想，但起码我们不能对理想漠视和放弃。“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52]

现代城市规划最主要的作用和价值，体现在是否是一种有效促进社会化大生产的社会生产、生活的组织方式？如果城市规划能够有效整合社会化生产力量，在空间分配上坚持正义，减轻资本私人占有的负面影响，规划就有存在的价值，反之，城市规划要是不能克服异化造成的官僚化和标准化，舍本逐末，也将走向衰败。

致谢

感谢东南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的黄文胜先生，对于关于“规划”一词中文解释的指导。

注释：

①国内中西城市规划理论的比较研究，主要关注具体城市规划思想、城市空间类型、城市规划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等方面。参见，李百浩.中西近代城市规划比较综述[J].城市规划会刊，2000（1）。

②关于巴洛克宏伟风格的手法，克斯托夫做好了非常好的总结和描述，巴洛克式的元素包括宽直的街道、对角线、放射状或半放射状道路、林荫大道、统一制式和连续的界面、统一中的变化、对景、标志物和纪念物、礼仪性轴线等。

③虽然，在我国种植行道树古已有之，但现代意义的城市林荫路应始于民国。

④居住小区首次出现在1935年7月关于《改建莫斯科的总体规划》中，被视为社会主义住区在结构和现代化两方面的样板。

⑤按照田园的研究，在古代，“劃”是“畵”的通假，“計劃”作为“計畵”的通假，明朝开始出现。另外，按照东南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黄文胜先生的解释，“畵”和“劃”的含义有草图和定稿的区别。

⑥苏联专家穆欣在天津作报告时谈到，规划和计划问题：有共同之点，其结果都是计划。在俄文字是一个，但又不完全相同。

⑦1951年中央水利部在发布《1950年全国水利会议总结报告》中已正式使用“规划”一词，同时报告中也用了“计划”一词。1951年1月和5月，张光斗先生在《新黄河》和《人民水利》期刊上发表了关于《黄河流域开发规划纲要草案》的内容。证明“规划”一词在新中国官方水利界早于城市规划界。

⑧随着国家“一五”计划的实施，国营经济所占比例大大超出预想，到1956年左右已基本成为主流，加之农村合作社全面实施，因此有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的时间，比毛泽东设想的10到15年大大提前了。1956年，社会主义国营工业的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67.5%，公私合营占32.5%，私人工业几乎全部消失；1950年私营商业占绝对优势。但到1953年底，统购统销开始，国营及供销合作社商业已在批发中占69%左右，1954年以后，已占90%。参见，江秀平.五十年代市场与政府配置资源作用的消长[J].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学报，2002（5）:65

⑨我国宪法规定：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2024年7月，中国共产党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进一步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再次强调，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⑩苏联和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针对原来相对工业化发展落后的国家在一定阶段是适宜的，对于综合国力的快速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被忽视主要是理念上不容于当下信奉的市场经济教条。参见，张志元，李政隆.对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再思考[J].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1（11）：67；杨帆.对中国计划经济时期成就的客观评价－从历史与可持续发展角度[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08（4）：13

⑪全景敞视建筑来源于边沁设计的环形监狱，福柯对此开展了分析，福柯认为这种建筑模式喻示一个新的权力模型的出现。在一种无限普遍化的全景敞视主义机制的运动中，出现了一个全新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规训社会。规训分解为可转换、可调节、灵活的控制方法，在社会中散布开来，渗透到重大的社会职能当中，然后再蔓延到社会的全部生活和存在。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都受到无所不在的监视和规训。参见，张一兵.资本主义：全景敞视主义的治安—规训社会[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3（4）：28

⑫霍尔认为，柯布西耶是一位中央集权主义者；大多数城市美化运动的成员们是金融资本主义或集权独裁者们的忠实奴仆。

⑬霍华德曾加入一个思想自由、辩论自由的组织：泽特协会。该协会包括了萧伯纳，和其形成了良好的关系，这肯定影响了田园城市思想的形成。萧伯纳是费边社的创始人之一，是费边社会主义思想框架的主要构建者。英国工党的传统理论基础就是费边社会主义。

⑭据1956年的不完全统计，北京市私房户数占总户数的54%，天津占54%强，上海占66%，南京占80%，济南、沈阳分别占78%、36%，其中相当一部分为房地产商出租经营的私房。10年间，共改造私房1亿平方米，私营企业所占用的土地连同房屋也由国家以赎买方式收归国有。城市土地和房屋的所有制构成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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