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崴：建筑是块“三明治”

谈起职业生涯，不得不提到位于浙江松阳的“爷爷家的青年旅社”，是何崴“出道”的第一个项目，严格来讲，这只是他独立执业后接下的第二个项目，却因获得国际奖项殊荣而意外在大众前走红。

时间来到2015年，彼时媒体还不太讲求流量为王，微信公众号也刚推出不到3年，PC端正在集体转入移动互联网，相关报道文章阅读量超十万，着实为名不见经传的浙江松阳，拉来一波社交媒体关注热度。关于“松阳实践”，中央美院美丽中国研究院官网上，陈列着如下记载：

近年坊间更为熟知的版本可能是，建筑师徐甜甜的几个代表作，如竹林剧场、红糖工坊、豆腐工坊等项目。在学者罗德胤筹划下，“松阳实践”是一次针对松阳全县域规模的乡村建设，参与工作的有建筑师许懋彦、徐甜甜、王维仁与何崴，其中除王维仁教授外，其余三位皆系清华建筑系本科，毕业后各自深造。哈佛背景的徐甜甜擅长材料、造型、功能、空间等建筑表现力挖掘与建筑文脉解读，留学德国的何崴更关注在地技术、经济效益、社会价值等方面，与现代主义包豪斯运动强调务实的价值观，如出一辙。

这次试水，为三文建筑开拓出市场机会，声名鹊起后，何崴陆续参与不少同类型项目设计工作，其中完成于2017年的上坪古村复兴计划，入选2018威尼斯建筑双年展平行展“穿越中国城市-构建共同体”，被纳入到“休闲”版块，作为试图调和快节奏数字消费与线下人际互动缓慢体验的代表案例。

该项目包含大夫第、水口、学堂等几处公共文化空间和景观节点改造，工作分若干阶段，从村口古迹向村庄深处民居依次推进，展现了综合规划的生态学方法。其中，水口处改造为水吧的杂物间，取名为“彩云间”，利用染色后的中轴木窗板，制造出灵活多变的戏剧效果，为古村植入一缕现代感性。

乡建记艰，

建筑师如何把握现实？

建筑师的思想与行为，界定着他对现实的把握。

在幅员辽阔的中国，乡建的课题错综复杂，自80年代改革开放，中国开始投入到史无前例的城镇化建设，土地税带来城乡二元不均衡，千禧年左右加入WTO接轨全球化遭遇资本冲击，特定地区文化逐步走向没落，四十年间，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矛盾亦层出不穷。城市里眼看他高楼起，乡村又是另一番景象，人口流失，产业凋敝，田园荒芜。

乡村振兴被长期纳入到国家核心战略，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先后提出四次大型战略“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乡建任务工作繁重，各地需求实在不一而足，建筑只占其中很小一环。实际上，过去20多年仅有少数独立建筑师自发深入到乡村一线参与建造，2008年发生百年不遇的汶川地震，是激励建筑师上山下乡潮的重要契机，在此前，乡土项目更多关注文保修复、三农教育、慈善捐赠等方向。

何况乡村项目限制预算，体量普遍偏小且碎，过程中，尚有诸多局部因素左右终期成果，从鸡毛蒜皮邻里小事到大的方案变更工程款拖欠，建筑师夹缠在国家政策宏观调控与基层微观行政职能之间，摇摆不定，难以用一套普世的方法笼统处理。

例如福建省宁溪县溪源乡的都团村公共服务中心项目，设计方案完成于2017年，总面积350㎡，俯瞰像一只停在荷塘边的大鸟，小小房屋，几经波折，工期持续到三年半以后的2020年，以当今中国的施工速度，着实难以想象。由于当地雨季连天，建设时常中断，中途分管领导人离任，等待重新完善项目交接，事件频发，碰巧就全部遇上。

在方案研究阶段，三文团队突发奇想，利用村民自发建造常用的屋面材料——釉面瓦，尝试艺术化的重新演绎。为了保留原始设计构想，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团队还曾与甲方就方案展开一番唇枪舌战，克服施工设备与技术条件落后等现实因素，彩色马赛克大屋顶效果最终兼具实用性与当代美感。

新材料在乡村“泛滥”现象，一度见怪不怪，从一方面看，像彩钢瓦、彩钢板、塑料大棚等出现是对原乡环境的严重破坏，但另一面也反映其巨大威力，新材料方便好用，经济实惠，易于取得，这些优点对乡村的生活主体农民而言影响自然不可小觑。

乡建实践“非惟人谋，抑亦天时”，要保证项目落地且有效解决问题，一切都考验建筑师的方法与策略，也考验团队的协作与耐心，如何崴所言，

“有部分是合理的，有些就有点异想天开，不那么恰当，这种时候，怎么跟对方沟通，怎么引导说服，妥协取舍，就见仁见智了。”

央美记趣，

建筑可以是块“三明治”吗？

在与何崴交流中，有一点感受十分明显，是他随时带着身为高校教师的职业习惯，凡事事无巨细，不厌其烦，讲通讲透，直到信息接收方完全理解消化，以此彷佛能推想他的课堂风格。

细节揭露个性，从德国回国后，何崴开始了在中央美院的教学生涯，每年固定带学生下乡采风做田野调查，大约2005、2006年前后新农村规划期间，学校接到了30多个村庄的规划任务，地点就在北京昌平，规划方案出过好几版后，无奈结果却不了了之，颇为惋惜，但在此间积累大量关于乡村聚落、地域风貌、乡土建筑的一手知识，为后续他从事乡建工作打下基础。

由于好奇三文建筑（3andwich design）的取名由来，笔者不免向其打听一番。

“确实是由三明治（sandwich）转译过来的，三明治这个东西有很有营养，外表看其实很普通，但是里面又很丰富，你可以加肉，也可以加菜，也可以加鸡蛋，它（内容）是可以不断的变化的……”

实际上，这与何崴复杂的从业经历紧密相关。

他曾在一次采访中系统聊到，“我本科是建筑学，研究生是城乡规划，博士是设计艺术学，这些专业造成我的思维结构从单体思维到多维思维。我还做过媒体，2003年我回国后，我在《照明设计》杂志做了近15年主编，这让我对照明领域和媒体领域也比较熟悉。2010年前后我还做过装置艺术。这些经历决定了我从来不是单一的建筑师身份，而是多重身份。”

仔细辨别三文建筑所有作品，会发现同时存在两种方向性上的设计策略，一是遵从正统建筑学的建筑，二是经由艺术装置化的建筑。

诸如，河南修武县的宰湾村空间提升计划，大量采用景观节点装置艺术化的场地介入手法，将天然气管道、电路、下水管处理为公共艺术，团队自己表述为“在一个无风景、无风貌、无产业的村庄，对其进行提升，既不落入简单涂涂抹抹的俗套，又要在有限造价内给予村庄新的个性”，其实挑战蛮大，设计启示来自于当地乡土建筑自发的真实性。

完成场地考察后，建筑师认为该村现存风貌：大面积太阳能光伏板、屋顶私搭自建的铁皮架子、巷道里头胡乱牵引的皮胶电线，具象地总结了豫北民居四十年间发生史，何不因势利导，于是破题。

如同层层累叠的地质构造，人类活动与事件以历时性析解而出，借助日常生活跳板，艺术成功召唤出超现实。

同类型构思还有山西大槐树下的场院项目，设计通过红色伞状装置与大槐树、窑洞、抗战等历史史实产生跨时空对话，工业化的抽象语言重新界定着空间张力，场所触发的开放姿态，提醒对象拥抱当下可能发生的公共事件。

再比如在陇南康县的人字桥更新项目，区域内的制高点信号塔，是康县最高的构筑物之一，超大的体量和工业化的造型和商业街的氛围并不相符。在不影响信号塔工作的情况下，通过简单的艺术化处理，让铁塔以艺术装置的形式呈现，也与更新后的商业街、人字桥相呼应，人字桥经过艺术化处理，它们共同构成一个充满色彩、艺术感、戏剧性的公共生活场所。大家笑称，“这简直是康县的‘埃菲尔铁塔’。”一座城市建设并不那么特别的城市，因为建筑师创造出新的“城市意象”，拥有了可识别性和新的印象。

三明治、汉堡或热狗，方便食用，营养卫生，制作过程可简易可复杂，任何一种饮食文化背后折射出的是心灵范型，亦代表民众可取予共享的生存现实。何崴工科思维背后的自由反叛基因，来自从事美术创作的父母。实践多年后，从民间文化提炼养分支持创作，他已驾轻就熟，在访谈中他数次谈到乡村的原发性，

设计记惑，

建筑师的社会学视角？

乡村问题不局限于中国，建筑大师库哈斯与团队OMA就花费数年对全世界范围内的乡村展开调查，2018年曾在央美开办讲座分享其“普通乡村”（Generic Village）的观点，疫情期间，该成果又以“乡村·未来”（Countryside, The Future）为题在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展出，展览文本中收集了不少各地案例，如：

美国中西部农场利用卫星技术进行农田监控，东德农村在考虑如何安置难民，全球变暖导致俄罗斯冻土层融化，非洲农村正在由中国资助下展开大规模城镇化，特斯拉在沙漠中建设超级工厂，浙江的村镇搭载电商平台便利建造淘宝村，湖南的农民使用无人机施肥喷洒农药，近年来直播助农又赶上抖音快手的新经济列车……数字技术似乎激活了人的原创性和能动性，先建筑师一步，促成人与事的联结。

现象不等同于本质，不同社会生态揭示出不同方法与路径，何崴有自己的观察和解读。

曾考察、研究过不少国内外乡村建设运动，他认为欧洲乡村几经发展，已近百年，资源积聚足够厚实，无论基础设施，抑或经济结构，与城市差别不大，富人退休后回归乡土置产置业，反哺地方习以为常。

反观中国乡村现状无法直接类比，首先300多万个乡村，资源不可能如数覆盖到位，其次建立可持续发展的产业，需要长远规划，投入维护与运营成本，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方方面面。

比如传统乡村中有大量文化附着在建筑上，类似宗族关系、乡约条例、民间信仰等，更重要的是如何吸收转化，有效对接到当下时代需求，活态赓续，满足人民大众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

在永春县新时代农村社区案例中，三文建筑设计探讨了村庄未来产业化的可能性，如发展民宿，乡村养老等业态方向，也从民居研发的角度，适度回应了新闽派民居中的信仰空间，针对村内老龄化现状，增加无障碍设备，项目通过就地取材，沿用当地盛产的土砖、石瓦及工匠技术，顺应原址地貌，沿山就势，在极低廉的造价中实现了对村庄空间现代化功能配置。“旨在设计和建设一个模式可复制、可广泛推广的新乡村社区。”

三文记果，

乡村建筑不止盖房子？

2024年5月中旬，《容器·灯塔·酵母——何崴的乡村建筑实践》在北京法原博物馆开展，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吕品晶教授担任学术主持，著名建筑师朱小地担任展览策划，乡村学者左靖担任策展人。

展览内容围绕“乡村建筑的作用”“乡村建筑师的身份”“乡村建筑设计的方法”三个维度展开。通过“弱设计”，“容器、酵母、灯塔”，“建筑师的多元身份”，“总体设计”，“社会设计”，“显化设计”，“5-3-2法则”七组关键词及六个乡村案例，立体展示了中央美术学院何崴教授及其团队2013至2023年十年间的乡村建筑实践和思考。

在展览自序中，何崴将建筑实体比作容器，是所有事件发生的空间；酵母即是催化剂，起到一种触媒作用，引起周边连锁反应；灯塔作为引领性比喻，被更多人看到，也看向更多的人，寄望在广阔的乡村天地构筑人文关怀。

比起其他建筑师，何崴之所以更关注乡建背后的机制设计，究其原因，何崴坦言如果只是埋头种地，建筑师最终能影响到的人群数量极为有限。说到乡建的终极指标——逆转城乡二元对立关系，他认为，

他倡导总体设计思路，“建筑师在乡村不是只有盖房子，换句话说即不局限于单纯的空间生产，建筑学需要打破自身学科藩篱，迈过专业分工的职业界限，从整体中筹划，在小事上行动，兼任项目策划、政策顾问、宣传推广，可能就是一个土特产的包装设计，一个产品logo，或者一次展览的视觉设计、展陈设计……”

这样才有可能借由乡建过程赋能地方，激活本地人的自主性，一旦本地人建立起经营意识，村庄产生经济效应，那么就有推动小型乡村社群建设的希望，最终实现乡村共同体福祉。

展览中遴选出来的西河粮油博物馆及村民活动中心，造币局民宿案例，皆服务于此目的。

而何崴在康县的人字桥更新实践，正好在2024年，三文建筑乡建的第十个年头落地，何崴的实践场所从乡村进入县城，我们亦能从中看见“时间的力量”，看见从建筑到场所再到共同体的共通表达。在整个县城的更新运动中，何崴的身份从建筑师到社会活动家，帮助组织了一行十几人的建筑师、设计师、艺术家、媒体人们共同来到康县考察交流，为一座小县城的困境与挑战“解题”。

十年记思，

乡村建设方兴未艾

新时代背景下，如何述诸我们与乡土的再联系？乡建触发的伦理问题，建筑师要如何平衡？

十多年前，建筑评论家周榕曾为中国的乡建实践做过一个粗略的谱系分类，认为时人大致有三种倾向：一为文化流，二为技术流，三为社会流。

文化流参与者多为国内学者、教育家和艺术家，较具代表性的诸如“碧山计划”，当代艺术家渠岩发起的“许村计划”，包括立足政策研究层面的三农专家人大温铁军教授及团队；技术流中独立建筑师占得席位颇多，早期有黄印武的“云南沙溪修复工程”，后有普利兹克奖得主王澍的“富阳文村”，知名建筑师如刘家琨、崔愷、朱竞翔、李晓东、华黎、张珂等等都加入过此行列。

社会流较为特别，他们或拥有海外身份，如港大林君翰教授的城村架构，或身负独门绝活，如台湾建筑师谢英俊，或易于筹得资金，如无止桥团队，共同点是重视建筑计划的社会性（architecture of sociality），在现实项目中，时常三支汇流，数箭并发。

重大事件（如汶川地震）引发的乡建活动日益转入常态化，随着乡村生产力与可支配收入提高，发生越发频繁，老一代领衔，新一代登场，如赵扬、王灏、何崴、范蓓蕾等，花样更新，类目增多。

2018年，第16界威尼斯国际建筑双年展，中国国家馆主题展“我们的乡村”，算是向全球观众集中呈现了十八大以来，中国乡村建设的多元样貌，策展人以《荷马史诗》中的“奥赛德”神话类比乡建道路，希望从中找到启示未来的文化意涵，神话故事中奥赛德经历重重险阻，海外漂泊数十年后，终于幸运地归返家乡。

现代无根性天然决定着我们的悬浮困境，形式语言的贫乏根本无力挽救乡村文化的根基断层。摆在前方的道路，难道只有顺从殖民主义的号召移居火星么？倘若尚能如奥赛德般欢天喜地重返家园，面对家乡物什的衰败凋敝，物是人非，更深一层诘问莫非不是家园何处？

平均一年间长达3、4个月的反复访问，风雨无阻，让何崴有了对乡村更深厚的理解，项目所揭示对乡土精神的再发现，也深刻诠释了创作者本人的自我发展。

重识并提醒人们通往良好生活的环境伦理，它基于一种朴素的价值判断，中途辅以若干技术手段。如是，建筑师以外来人身份，通过作品和活动，参与到当代乡村史志书写行列，将忙碌短促的人的生命复归于一个大传统，何尝不是一种有意义的联结？

中国古老的人文观念认为历史总会以某种方式复兴，周而复始，循环往复。

人类每天都在创造自己的故事，千百年来，人类创建了不下数以万计的故事，这些故事的本质，或多或少，都关乎存在本身，尽管新的问题层出不穷，新的想象和新的尝试势必带出新的机遇。

乡村建设，方兴未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