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周政策分析简报（第八期）丨第二次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解读会议

中央财经大学人事处处长、政府管理学院王红梅教授表示，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了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并明确了建成教育强国的战略目标。这一战略部署突显了加强教师队伍高质量建设的重要性，这不仅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政治任务，也是根本性的民生工程，因为有高质量的教师才能有高质量的教育。首先，王教授回顾了我国教师队伍建设的发展历程，从温总理提出“教育家办学”开始，这一理念逐渐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上升为国家战略；2023年，习总书记在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教育家精神的科学内涵，教师队伍的建设始终围绕着教育家主体。二十多年来，国家始终将教育家精神的培育放在教师队伍建设的核心位置，从实践和精神两个层面推动教师队伍建设。这些举措涵盖了师德师风、专业素养、待遇地位和教育体制等多个方面，并通过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实现了教师队伍建设的全面推动。其次，王教授强调思政引领力是教育强国建设的基石和灵魂，贯穿教育事业发展的始终，是回答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关键问题的核心所在。为实现教育强国这一目标，需要强化思政引领力，凝聚人心，提升教师队伍的向心力。同时，通过典型示范和引领，推动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和能力的提升。最后，还需要结合新时代的发展要求，创新教育模式和方法，培养更多符合社会需求的高素质人才。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孙文凯教授表示，教育大会讲话为我们指明了教育改革的方向，即构建一个既注重专业知识传授又强调综合素质培养的教育体系，在此基础上应注意三个方面。第一，教育强国的构建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涵盖学生群体的全面发展，还深刻关系教师队伍的建设。这一系统不仅包括内部教育环境的优化，也强调了对外开放与交流的重要性。对于教师而言，应强调教育家精神的培养，鼓励其在校企合作中发挥创新引领作用；对于学生而言，除了注重培养其专业知识，还应提升其政治素养与综合素质。第二，产业结合与校企合作的重要性被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强调了多方合作的重要性，鼓励各主体打破壁垒，共同推动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近年来，我国在政策层面已有所行动，为实现这一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多方合作在实践中仍面临诸多挑战，如沟通能力的欠缺。因此，在大学教育阶段，加强学生的沟通能力与团队合作精神培养就尤为重要。第三，重视工具与激励机制创新。在工具运用上，网络育人与实践育人的理念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网络作为现代教育不可或缺的工具，其低成本、高效率的特点为实现教育公平与开放提供了可能。尽管当前网络教学在实践中仍面临诸多挑战，但其前景值得期待。此外，激励机制的完善也是推动教育强国建设的关键。通过市场化手段提高教育资源的流动性与利用效率，激发教师与学生的创新活力与创造潜能。同时，关注教育组织的变革与发展趋势，探索更加灵活多样的教育模式与管理体系，以适应新时代的教育需求。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吴清军教授指出，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产业政策的引导。产业政策的变化不仅会影响产业市场的发展，还会间接影响劳动力市场的动态，进而对教育目标产生深远影响。这一影响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产业政策与劳动用工的联动效应。产业政策的频繁变动会导致劳动力市场的不稳定，回顾过去十年，中国的产业政策经历了从互联网、分享经济、电商、新能源光伏到半导体等多个领域的快速转变，每次转变都会造成一定程度的产业过剩和人才过剩。因此，政府应制定长期稳定的产业政策，减少频繁变动对市场和就业的冲击，为教育目标的设定提供更加明确的方向。二是产业政策的资源调配作用。产业政策通过财政奖励、税收优惠、信贷支持等多种手段引导资源集中投入特定产业，一旦政策调整，可能会导致相关产业迅速衰退，留下大量过剩产能和失业人口。这种政策性的过剩并非真实的市场需求，而是由政策导向引起的虚假繁荣。为此建议高等教育应适当调整培养目标，不仅要关注就业导向，还要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提升其适应未来不确定性的能力。三是教育目标与产业需求错配。高等教育培养目标过于侧重就业导向，而就业市场的需求直接受到产业政策的影响。产业政策的不稳定性，导致教育目标缺乏长远规划。此外，许多高校教师缺乏实际工作经验，难以准确把握市场对人才的具体需求，进一步加剧了教育与产业之间的脱节。因此应鼓励高校教师参与社会实践，提高其对市场动态的敏感度，更好地指导学生的职业规划和发展。四是校企合作的现实困境。校企联合培养人才的模式存在诸多障碍，学校培养的人才通常高于市场短期需求，而企业的生命周期可能较短，导致合作难以持久。建议在未来教育体系中合理分配培养与科研的权重，避免过度强调科研成果而忽视人才培养的实际价值。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赵丽秋教授基于近十年的研究，探讨了教育公平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首先，赵教授从各个教育阶段梳理了她的研究成果。第一，自2010年国家发布《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以来，学前教育取得了显著进展。普惠性幼儿园占比已达86.2%，学前教育三年毛入园率达到91.1%，提前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然而，学前教育仍存在入园率不均衡和教育成本高的问题。第二，义务教育取得了巨大成就，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5.7%，15岁及以上人口识字率达到99.1%。然而，义务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于质量不均衡，优质均衡发展尚未实现，城乡初中、高中教育的生均经费差距甚至有扩大趋势。第三，高中入学机会在城乡之间存在较大不平等，主要原因在于城乡高中入学率的巨大差异。为此国家在农村及贫困地区实施高校招生专项计划，提高了这些地区学生的大学入学预期，进而提升了高中入学率，城乡入学率差距进一步缩小，目前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1.8%。第四，我国高等教育已从大众化阶段进入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60.2%，提前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然而，高等教育与市场脱节，专业设置调整缓慢，导致培养的人才与市场需求不匹配。基于此，赵教授提出四点政策建议：第一，优化资源配置。在更大范围内优化教育资源配置，逐步缩小城乡生均教育经费的差距，实现优质均衡发展。第二，推进教育数字化。通过教育资源特别是师资资源的数字化发展，有效促进教育公平。第三，加强职业教育。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力度，提升教学质量，使其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第四，高等教育改革。加快专业设置的调整速度，确保高等教育与市场需求保持一致，减少人才供需不匹配的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詹宏毅副教授指出，自党的二十大以来，国家高度重视教育数字化建设，将其列为教育发展的重要战略方向。二十届三中全会及全国教育大会均强调了数字化战略与终身学习的重要性，明确了教育领域数字化转型的三大关键词：数字化战略、终身学习及优质教育资源普惠。詹宏毅副教授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第一，提升教育质量与促进公平。教育部自2022年起明确提出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旨在通过数字化手段提升教育质量、优化资源配置、促进教育公平。数字化战略并非仅限于技术应用，而更在于对教育模式、教学方法及管理体系的全面革新。在数字化时代，终身学习成为适应快速变化社会的必然要求。教育数字化战略为终身学习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便捷的平台，使学习者能够跨越时空限制，随时随地进行学习，不断提升自我。第二，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受益面是实现教育公平的重要途径。数字化战略通过构建开放共享的教育资源平台，使更多学生尤其是偏远地区的学生能够享受到高质量的教育资源。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等新兴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优质教育资源的普惠性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这些技术能够精准分析学生学习需求，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方案，从而提高教学效率和优化学习效果。第三，有学者提出，人类正处于第四次教育革命的早期阶段，其核心特征是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广泛应用。这一革命将彻底改变传统的教育模式，推动教育向更加高效、公平和个性化的方向发展。它要求教育机构充分利用数字技术，优化教学流程、提升管理水平、创新服务模式，以实现教育质量的全面提升。随着教育环境的电子化进程加速，教育数据挖掘和学习分析成为教育领域的新兴研究领域。这两个领域通过收集和分析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产生的数据，为教育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促进个性化学习的实现。

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丁守海教授认为，高质量发展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教育在这一过程中起到引领作用。教育强国、科技驱动及创新驱动等战略相辅相成，共同驱动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丁守海教授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首先，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一个特殊阶段，类似于新兴经济体在快速发展后面临的“沼泽地带”。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劳动力成本上升，企业面临工资上涨的压力，同时需要提升自身的工资承受能力。国际经验表明，成功度过此阶段的国家和地区通过产业升级和教育改革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增长。例如，日本从1951年到1963年，经历了12年的快速增长，迎来了刘易斯第一拐点。随后，通过产业升级和教育改革，日本成功度过了这一阶段。其次，我国目前正处于资本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密集型阶段，这一阶段的跨越最为艰难，主要面临三点挑战：第一，许多中国企业难以承受工资上涨的压力，生产率提升缓慢。第二，从资本技术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的难度较大，新能源汽车和光伏产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尤为突出。第三，当前的九年义务教育已无法满足现代产业发展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需要延长义务教育年限，优化教育结构。为此，丁教授提出四点建议。第一，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并依据未来产业发展的前瞻性预测，对现有教育体系进行系统性重构。这一措施旨在确保教育与产业需求紧密对接，通过定期评估人才需求趋势，动态调整教育结构与课程设置，实现人才培养的精准化和高效化。第二，推动产业升级。增加对技术研发的投入，推动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扩大国内市场需求，开拓国际市场，提升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政府在产业升级过程中提供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推动产业的快速发展。第三，鼓励工业巨头参与编写教材。推动高校与工业巨头的合作，确保教育内容与实际产业需求紧密结合。工业巨头在实践中探索的案例可以转化为理论，反哺教育，推动教育的创新发展。第四，构建开放型人才培养模式。在确保国家安全的前提下，放宽对人才出国和回国的审批限制，促进国际学术交流。加强与国际先进企业的合作，引进先进技术，提升自身的技术水平。

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陈佳莹副教授从农村人力资本积累角度展开对教育公平的论述：首先，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城乡间义务教育阶段差距逐步缩小，但高中及高等教育阶段差距仍显著，这反映出农村在人力资本储备上的不足。同时，随着城乡流动加速，农村学校生源减少，教育资源相对充裕但利用率不高，出现了资源配置与实际需求不匹配的现象。其次，从供给侧来看，通过分析生师比、生均教育资源面积等指标，发现农村教育资源在数量上已超城市，但受限于人口流动，实际利用效率低下。现有教育下乡政策面临受众面窄、边际效益低等问题，需重新考虑资源配置策略，实现教育资源真正均衡；从需求侧分析，中国人对教育投资意愿强烈，尤其是农村家庭对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期望高，反映出对人力资本投资的高认可度。即使农村家庭对教育回报率存在高估现象，但这并未减弱其教育投资意愿，说明教育需求内在动力强。最后，陈教授就此提出三点建议。第一，强调早期干预的重要性，通过营养改善、早期教育等措施促进儿童全面发展；同时，注重全学段教育支持，实现人力资本投资的连续性和有效性。第二，利用精准扶贫等制度创新，为贫困家庭提供更多教育信息，帮助他们形成正确的教育认知，优化教育决策。第三，根据人口流动趋势和实际需求，灵活调整教育资源配置策略，实现教育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均衡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青年教师刘逸楠基于详实的数据分析与实地调研，全面回顾了双减政策的实施背景、核心目标及其实施效果，并就其对供给侧与需求侧的深远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首先，从供给侧来看，双减政策的目标是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减少教育内卷，促进教育公平。政策实施后，学科类校外辅导机构的职位发布数量与企业注册数量显著减少，政策的影响也扩展到其他教育领域，如艺术类和体育类辅导机构，相关岗位需求同样下降。可见，双减政策有效减少了校外培训机构的数量，抑制了教育内卷。其次，从需求侧来看，双减政策的目标是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身心健康。双减政策实施初期，儿童在线问诊焦虑情况有所下降，表明政策在缓解学生心理压力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随着家长对辅导需求的持续存在，搜索指数显示在线教育、家教等相关搜索量在短暂下降后有所回弹，表明长期减少儿童心理焦虑的效果尚不明显。最后，刘教授提出如下建议：第一，加强政策宣传与引导。提高公众对双减政策的理解与认同，引导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减少不必要的校外培训需求。第二，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根据人口流动趋势和实际需求，灵活调整教育资源配置策略，提高教育资源利用效率，促进教育公平。第三，关注非教师类岗位转型。为受双减政策影响的非教师类岗位人员提供职业培训和转岗支持，减少政策带来的社会冲击。第四，加大监管与执法力度。严厉打击非法校外培训行为，维护良好的教育市场秩序，确保双减政策得到有效执行。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主任赵忠教授对会议进行总结发言。赵忠教授认为，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教育作为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其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日益紧密。第一，从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来看，教育与社会经济的关系并非短期调整，而是需要长期规划与适应。教育不仅是知识的传承，更是塑造未来社会栋梁的关键环节，其内容与形式紧随社会经济发展的步伐而变化。因此，政府应高瞻远瞩，制定契合时代需求的教育政策，科学引导教育资源流向，确保教育与经济社会同频共振。第二，在教育的本质层面，教育不仅是个人成长的阶梯，更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在现代社会，教育已成为大众普遍享有的权利，并逐渐成为国家与家庭的重要投资品。从微观角度看，教育投资的回报虽显著，但其成效深受市场需求影响。面对不断变迁的市场需求，教育必须灵活应对，确保毕业生具备适应市场需求的能力。第三，从教育与市场需求来看，在大众化背景下，高等教育的回报更多地由市场决定。虽然政府可以通过政策手段创造就业岗位，但无法覆盖所有毕业生。因此，高校需加强就业指导服务，引导学生根据市场需求做出合理的职业规划。同时，随着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个性化教育逐渐成为可能。然而，个性化教育并非简单地满足个人消费需求，而是需要考虑到市场需求的变化。只有当市场需要具有个性化能力的人才时，个性化教育才具有实际意义。因此，高校在推进个性化教育时，需密切关注市场动态，确保教育内容与市场需求相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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