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桥|桂林故事 壮烈殉国的“三将军”

“八百壮士”篇章中我们提到，1944年10月29日，枪声响起，战斗首先在漓江东岸打响，负责镇守这一片的是国军第31军131师391团的官兵。当时391团的团长叫覃泽文，开战前一周，他才被临时调任到这个团长的位置。最终在七星岩内以身殉国的800余战士大多也是391团的人。

当时131师除了391团，还有另外两个团，分别是392团和393团。这两个团由师长阚维雍亲自指挥，负责镇守城北地区，具体安排是392团守北门，393团守漓江中正桥以北沿河地区。

前篇我们提到过，因为“蒋桂”之间的钩心斗角，导致桂林保卫战原本的作战计划被进行大幅调整，阚维雍与覃泽文的情况略有相似，也是属于临危受命，他所带领的131师是在桂林保卫战打响前一个多月得令从南宁徒步行军至桂林的。

阚维雍出生在柳州，自幼丧母，父亲外出谋生，跟叔叔家一起生活。他勤勉苦学，17岁中学毕业考上广州医科学校，后感国势衰微，改入南宁讲武学堂，步入军界，学成后常年追随“新桂系”东征西伐。

1944年，阚维雍44岁，家中有一妻子，育有三儿一女，上有八旬老父。当他接到命令要去桂林守城时，便知道此去凶多吉少，但同时他又是义无反顾的。当年10月4日，他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说：“此次保卫桂林大会战，不日即可开幕，此战关系重大，我得率师参加，正感幸运，不成功便成仁，总要与日寇大厮杀一场也。”由此可见，当时他已做好为国牺牲的决心和准备。

战斗打响后，阚维雍亲临前线指挥杀敌，打退敌人进攻数次。由于敌众我寡，武器战力悬殊，以致我军多处受挫，伤亡惨重。

回顾上篇，11月9日，当灭绝人性的日军不顾国际公法，向七星岩洞内投入毒气弹，以致800余战士被困死洞中时，桂林城已经被敌人渗入。此时巷战激烈，外无援兵，情况紧急。这天下午，城防司令官召开紧急会议，出席人员仅为军长、师长和参谋长，大家心情沉重，司令官宣布当晚突围，弃城而去。而此时的阚维雍却提出不同意见，他不愿弃城，建议改变战术，调整部署，继续守城，完成最初的“死守”任务，誓与桂林共存亡。但此建议并不被司令官接受。

会议结束，回到师指挥所后，阚维雍面色凝重，召集直属部队人员，部署了晚上的突围计划，并对所有官兵说“今晚各位突围出去，我若不幸，请卫生队王队长派担架抬我回公馆花园内掩埋……我的职务由副师长郭少文代理”。当所有人正在稍做收拾准备行动时，突然听到房间里传来枪声，众人入室发现阚维雍倒在床上血泊之中，以忠殉国。在他留下的绝笔诗中，这样写道：“千万头颅共一心，岂肯苟全惜此身。人死留名豹留皮，断头不做降将军。”

桂林保卫战发生在抗战末期，此时国民党军队经历了不少大规模战役，无论输赢，亦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对于有经验的将领而言，一场战役的风险都是可以预估的。面对桂林保卫战这一纸面实力相差如此之大的战役，许多国军将领甚至产生“恐日”情绪。在开战之前，桂林城防司令部的组建并不顺利。

组建桂林城防司令部的第一要务是组成一套参谋班子。这个参谋班子的任务包括制定作战计划、防区规划、工事构筑、火力分配、兵员调配、后勤保障等。桂林城防司令部将“新桂系”中能担任得起参谋长一职的人过了一遍，他们要么就是想办法避让，要么就是能力不太理想。而这时却有一位将领主动申请加入桂林城防司令部，此人正是陈济桓。

陈济桓生于广西岑溪县（今岑溪市）筋竹乡圹面村，幼年入私塾，后入广西学兵营。在校期间接受了孙中山先生的民主思想，加入“同盟会”，军旅生涯大部分时间都在“桂系”服役，是“桂系”中的“老资格”，无论是能力，还是抗战决心都经得起考验。但是1933年，也就是陈济桓43岁那年，他因不慎坠马伤足，成为跛脚。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广西部队主力开赴前线抗日，陈济桓因跛脚不便出征，他常引以为憾。在桂林保卫战爆发前，他的职务还是广西绥靖公署第二金矿主任，主要工作是寻找矿产，开发矿区，为广西部队提供后勤保障。但对于军人出身的他而言，重返战场，上阵杀敌，抵抗外敌入侵才是自己最渴望的事情。

就这样，在他积极自荐下，桂林城防司令部将他召回，任城防司令部参谋长。陈济桓到桂林上任时，家中夫人分娩在即，他却留下一封家书道：“……吾无以报国，惟有五尺长躯耳，桂林存我存，桂林亡我亦亡，吾意已决，不成功便成仁。”他叮嘱妻子：“生下来的孩子，无论男女，我若守城胜利取名‘可卫’；若桂林失守我亦战死，孩子取名‘可伟’。”

上文可知，11月9日，桂林城防司令部已经决定弃城突围。当天夜晚，陈济桓率领随身官兵数百人向桂林西郊进发，在侯山坳稍作休息，计划下半夜从这里突围。

10日清晨，他们开始突围，但还是被日军发现，突围过程中遭遇日军围追堵截。激战中，陈济桓不幸左臂和面部中弹倒地。卫士们拼死将其抢回隐蔽地，欲给其包扎伤口，但他却示意不必了。他自知身受重伤不可能再随队突围，只会给战友们增加负担，随即掏出一支钢笔和一张名片，写下遗言：“职口臂受伤，不能脱离阵地，决定自杀成仁，以免受辱。”并印上鲜血指模，交给身边黄姓卫士，然后掏出随身配枪，扣动扳机，子弹射向自己右侧太阳穴。与阚维雍一样，陈济桓同样以这样的方式以身殉国。他是桂林保卫战中牺牲的最高军衔将领。

“三将军”里面，年纪最小的是吕旃蒙，湖南省零陵县(今湖南省永州市冷水滩区)人，年少即有志从军，曾毕业于黄埔军校五期，后又进陆军大学深造。在抗战时期，“黄埔军校+陆军大学”的学历属于当时军界实打实的高才生。

1944年，当吕旃蒙接到调任31军少将参谋长随军驻守桂林的命令时，他欣喜若狂。此时他39岁，家有一妻一女，女儿刚4岁。

如上文所述，桂林保卫战因“蒋桂”之间的博弈，导致临战之前军队将领调动频繁，面对这九死一生的战役，一些将领是想着办法调离前线，国民党上层也是尽可能将自己的亲信和爱将调离桂林。当时，作为第四战区司令长官的张发奎打算将吕旃蒙调到宜山上任。然而，吕旃蒙却拒绝了上级的“好意”，反而向上级请求“驻守桂林，与敌决战”。

临行时，他向妻子周成益告别说：“当兵不怕死，怕死不当兵，我这次与日本鬼子作战死了也是光荣的。”并表示，此时是国共合作时期，如果自己牺牲了，不管是国民党政府还是共产党政府，都会照顾自己的妻子和孩子。

1944年秋天，日军逼近桂林，周成益随十六集团军工读学校避到三江少数民族地区。11月桂林失守，每天都有撤下来的部队经过三江，周成益便每天带着孩子在路旁等，等候吕旃蒙回来。日日等，夜夜盼，最终却等来了丈夫牺牲的噩耗：吕旃蒙率部与日军血战，最后战死在德智中学（今桂林三中）附近。与前两位将军选择自杀殉国的方式不同，吕旃蒙是在战斗中牺牲的，他与敌人拼尽最后一口气。

桂林保卫战原有五名将领守城，他们是城防司令韦云淞和参谋长陈济桓、31军军长贺维珍和参谋长吕旃蒙、131师师长阚维雍。此役战罢，城防司令韦云淞和31军军长贺维珍突围，其余三位英勇殉国。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为“三将军”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于桂林普陀山博望坪修建了三将军墓、纪念塔和纪忠亭，以供后人瞻仰。

新中国成立后，“三将军”被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1982年重修墓、塔，1984年10月公布为桂林市文物保护单位；2000年7月19日公布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2020年9月1日，三将军及八百壮士墓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三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

纪忠亭 记者苏展 摄

位于普陀山上三位将军的墓。记者苏展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