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中国成立75年来,我国成人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经历了从恢复重建到制度完善的重要历程。随着继续教育逐步取代成人教育,职业教育的类型定位逐步确立,这些变革为我国教育体系描绘了新的蓝图,开启了构建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的中国教育新图谱的新征程。教育新图谱的构建,对于彰显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的重要地位、推动构建满足人民多样化需求的教育体系、形成兼顾类型特色与协同创新的人才培养机制具有重要意义。为构建新时代中国教育新图谱,需聚焦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推进国家资历框架构建和完善继续教育体系建设三个关键举措,以教育强国服务支撑中国式现代化。
关键词:成人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教育体制;教育新图谱
作者简介:汤霓(1987―),女,湖南株洲人,教育部职业教育发展中心副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原理、职业教育产教融合;(通信作者)邱懿(1986—),女,湖南长沙人,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教学处副处长,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在读博士生,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政策。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高质量发展背景下职业教育产业学院发展模式与运行机制研究”(编号:BJA230039),主持人:汤霓。
文章来源:《职教论坛》2024年第12期第5-13页。
新中国成立75年来,我国教育体系历经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边界较为清晰,不存在太多争议。然而,成人教育、继续教育与职业教育却存在诸多模糊和交叉地带,界限不明。随着这三类教育融合的主题在理论与实践中不断深化,学者们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一是对概念进行界定并划分相应范畴,明确三类教育都是独立而并存的,但继续教育应是继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的一种全民化教育;二是从学理上探究三类教育各自的历史沿革与发展趋势,如成人教育源于哲学,哲学为成人教育提供理念指导,规范其架构和方向,澄清其目标和现实需求;三是对政策法规与制度框架进行系统剖析,相关研究将三类教育定义为终身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和二十大报告都提到了终身教育、终身学习,将终身教育纳入决策议程,颁布了针对成人教育、职业教育、远程教育、继续教育等多种形式的教育政策,提出要构建体系完备的终身教育;四是厘清不同教育的目标与功能定位,相关研究探讨了三类教育在不同阶段和个体发展中的目标和作用,譬如有学者认为不同类型、不同阶段的教育可以在纵向上打通各学段,使其融合成为一种全程性、全民性、全域性的教育,全方位融入个体的整个成长历程;五是课程内容与教学方法的学理讨论,探索三类教育课程设置、教学方法与评估方式等方面的融合,例如建立课程互认机制,促进教育体系间的横向融通,探索课程学分互认、转换和非学历培训成果互认,畅通各类人才成长通道。可见,现有研究着重对三类教育的概念界定、历史渊源、政策法规、目标定位以及课程内容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为理解和把握三类教育的本质特征、发展脉络和相互关系奠定了扎实基础,但尚未充分揭示它们在重塑我国教育分流格局、勾勒教育体制新图景方面的作用。事实上,尽管在传统教育观念中,这三类教育常被视为“弱势教育”,但它们正是推动我国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力量,为教育体系的变革发展持续注入新的活力。因此,在新中国成立75周年的历史交汇点和教育强国建设新征程中,深入探索成人教育、继续教育、职业教育在教育体系中的边界演进,以及与其他教育形式的协同创新发展路径,不仅是对我国过去75年来教育成就的回顾,更是对我国国民教育体制改革发展趋势的前瞻性思考。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教育事业日新月异。通过梳理党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一系列重要教育方针政策,我们可以清晰地窥见成人教育、继续教育和职业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的演进轨迹及边界变迁。整体上看,三类教育的融合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四个历史阶段。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学校教育体制下“普教—成教”双轨并行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面临尽快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重点任务,同时对旧教育体系实行接管与改造。面对国家重建与教育体系改革的双重任务,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适应新社会的需求,确立了以工农为主体的成人教育地位,形成普通教育与成人教育双轨并行的学校教育发展格局。 1949年,我国实行“向工农开门”的方针,提出学校必须为工农开门,并首次从学制上确立了工农成人教育在人民教育中的地位。1950年,为提高农民文化水平,中央召开全国工农教育工作会议,部署工农教育任务,各地兴办速成中学和补习学校,教学内容以文化和技术为主。在该时期,虽然没有正式提出“成人教育”的概念,但各种形式的工农教育无疑肩负“成人教育”之责。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明确指出我国传统教育体系存在缺陷,如对工农干部学校、补习学校和培训班缺乏重视;六年制初等教育分级阻碍劳动人民获得完整教育;技术学校体系不完善等。因此,《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的附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校系统图》清晰地描绘了我国“普―成”双轨学校教育体制(见图1)。在初等和中等教育阶段,普通教育系统由小学、初中、高中和中等专业学校构成;成人教育系统则包括工农速成初等学校、业余初等学校、工农速成中学、业余初中和业余高中。在高等教育阶段,两条轨道通过大学和专门学院、专科学校以及研究部等形式融合在一起。需要注意的是,职业教育在这个时期归属于普通教育系统。在普通教育系统内部,职业教育与初中、高中也形成了相对应的发展轨迹,只是由于普通教育与成人教育的二元划分格局,使得职业教育的这一角色相对不那么显著。《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学校制度的确立,对于扩大工农子女就学机会、满足工农干部迅速提高文化水平的需要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初步奠定了我国普通教育和成人教育双轨并行的学校教育发展格局。
图1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校系统图(1951年)
(二)改革开放后:国民教育体系框架下“普教—职教”双轨勃兴 改革开放后,随着学校教育制度规范化以及成人教育概念在国际上的明确界定,我国将成人教育移除出了原有的学校教育体制,“普—成”教育的双轨格局从学校教育体制内转入国民教育体系框架下。而在学校教育体制内部,中等和高等教育阶段开始逐步形成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新双轨格局。 1985年,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正式拉开了学校教育体制改革的序幕。会后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作出了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双轨并行发展的制度安排,明确提出从高中教育阶段起学生开始分流的机制。《决定》还强调,“有关干部、职工、农民的成人教育和广播电视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1987年,国务院批转国家教委《关于改革和发展成人教育的决定》,明确了“成人教育主要是对已经走上各种生产或工作岗位的从业人员进行的教育”,并强调“把开展岗位培训作为成人教育的重点”,将成人教育与传统学校教育体系区分开来,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见图2)。 进入20世纪90年代,学校教育体制内部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双轨制的框架更加清晰,职业教育层次不断丰富和壮大;而在学校教育体制外,成人教育的内涵也得到拓展,逐渐与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联系起来。1991年《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明确了学校职业技术教育包括初、中、高等职业教育,同时将“对在职人员进行职业技术培训的成人教育”纳入到职业教育中。1993年出台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指出,成人教育是传统学校教育向终身教育发展的一种新型教育制度,要把大力开展岗位培训和继续教育作为重点。1998年、1999年相继出台《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和《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明确了高职院校的主体由部分高专以及职业大学、成人高校和成人中专等通过“三改一补”构成,标志着成人学校转型成为举办高等职业教育的重要力量之一。 可以说,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成人教育经历了深刻的变革,其主体功能从建国初期单纯的学历补偿,演变为20世纪80年代学校教育的有力延伸和90年代全民终身教育的重要支柱。这一转型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成人教育的内涵,更在推动我国教育体制由“普—成”双轨的学校教育体制向包含“普—职”双轨的国民教育体系转型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21世纪初:继续教育地位提升,“普教—职教”双轨深化 21世纪初,随着职业教育发展重心从中等教育阶段向专科高等职业教育上移,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为确立现代职业教育理念,国家颁布了一系列教育文件,强调“职普”双轨特色。同时,成人教育、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的概念内涵和定位得到提升,实现了多元化和融合化转变。 2002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首次提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概念,并强调“保持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教育的比例大体相当,扩大高等职业教育的规模”,旨在构建一个与普通教育“并驾齐驱”的职业教育体系,使“普―职”双轨特色得到凸显。2004年,国务院批转教育部《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大力发展多样化的成人教育和继续教育”,并将两者同步纳入“职业教育与培训创新工程”,这一举措不仅提升了继续教育的重要性,使其从原来隶属于成人教育的地位转变为与成人教育并列,而且彰显了成人教育和继续教育所固有的职业教育属性。2005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继续沿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概念,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进一步强调建立职业教育与其他教育相互沟通和衔接的“立交桥”,使职业教育成为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环节。2010年,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新世纪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颁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纲要》为我国教育体制勾画了新的发展蓝图(见图3),并进一步阐释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内涵,还将“继续教育”单列一章,明确了继续教育包含成人教育,并将学历继续教育、非学历继续教育、社区教育、老年教育、职工培训等多种教育类型纳入继续教育的范畴。 可以说,新世纪以来,在政策引导下,“普—职”双轨格局持续完善,促使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真正做到并行发展。成人教育和继续教育的职业教育属性愈发凸显,三者内涵呈现融合发展趋势。继续教育的外延也不断拓展,从20世纪90年代隶属于成人教育,发展到与成人教育并列,甚至是超越成人教育,成为连接各阶段教育、实现终身学习的重要环节。这些变化推动我国教育体制由过去单纯包含“普—职”双轨框架的国民教育体系,向一个更加开放、包容、协调发展的网络化体系转型。 (四)新时代:职业教育类型定位确立,各类教育协同创新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职业教育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类型地位得以确立和优化,同时继续教育和成人教育的关系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并重,与继续教育紧密衔接,共同推进国民教育体系建设。 2014年,国务院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出台《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进一步丰富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内涵,并提出探索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打破职业教育学历体系“天花板”。2015年,第二次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施行,规定“国家实行职业教育制度和继续教育制度”,从法律层面正式以“继续教育”取代“成人教育”。2019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指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这是我国教育理论的一次重大创新,标志着我国正式确立了职业教育的类型教育定位,也意味着国民教育体系中“职普”双轨格局更加突出。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主要从巩固职业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的类型定位出发,对建设高质量职业教育体系作出总体安排。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随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提出“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有序有效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这一系列政策措施不断深化了职业教育类型定位的内涵,突显了职业教育在完善国民教育体系中的独特地位和作用,强调了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继续教育之间的互补性和协同发展,旨在共同推动我国教育体制向更加立体化、综合化的方向发展,向一个各类教育协同创新、动态发展的国民教育体系转型。 综上,从深层次看,新中国成立75年来三类教育边界演进体现了鲜明的内在逻辑:一是社会需求驱动下的功能演化。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文盲率高、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成人教育肩负起扫盲和文化补偿的重任。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产业升级对技能型人才的迫切需求推动职业教育走向前台。进入新世纪,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和终身学习理念的确立,又催生了继续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的崛起。可以说,三类教育的功能定位和边界变迁,始终与国家发展战略和社会需求紧密相连,呈现出鲜明的需求导向性和阶段性特征。二是教育政策演进中的制度重构。从1951年确立“普—成”双轨制,到1985年构建“普—职”双轨框架,再到新时代确立职业教育的类型定位、强调三教协同,政策演进既反映了国家教育战略的调整,也重塑了三类教育的制度空间,体现出教育体制改革渐进性与突破性相统一的特点。三是教育类型之间的动态互动。一方面,它们在不同历史阶段各有侧重、交替主导:成人教育重在补偿功能,职业教育突出技能培养,继续教育强调终身学习。另一方面,它们又在边界上交叉重叠、相互渗透:如成人教育中蕴含职业培训属性,职业教育具有继续教育功能,继续教育又包含成人教育内容。这种复杂的互动关系,推动三类教育在交融中实现优势互补和创新发展。这些内在逻辑的共同作用,推动了我国教育体系向更加开放、融合、协同的方向发展,开启了构建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的中国教育新图谱的新征程。 构建中国教育新图谱对于我国教育体制变革尤为关键,它旨在为我国教育体系勾勒出一个更具包容性、动态性和协调性的整体框架。该图谱涵盖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三大支柱,这三者既相互独立又协同发展,其目标是推动不同教育形式之间的资源共享、功能互补和创新融合,以更好满足社会各类人才的多元化需求。 从内涵上看,教育新图谱具有以下特征:其一,类型定位明晰。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各自具有鲜明的培养目标和功能特色。职业教育以培养技术技能人才为主,强调产教融合、知行合一;高等教育注重创新人才培养,突出学术引领和科教融汇;继续教育面向全民终身学习,强调开放灵活和学习贯通。其二,边界相互渗透。三类教育在保持独立性的同时,又呈现出边界模糊、功能交叉的特点。如职业教育中的本科层次教育与应用型本科教育相互借鉴,继续教育则贯穿于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全过程。其三,协同创新发展。三类教育通过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制度衔接等方式,形成良性互动的发展格局,共同构建起立体化、多元化的人才培养体系。 从样态上看,教育新图谱呈现出网络化的结构特征:横向上,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相互联系、相互支撑,形成了类型特色鲜明又功能互补的发展格局;纵向上,各类教育通过学分互认、资格衔接、成果转换等机制,构建起贯通完整的人才成长通道;立体上,通过数字技术赋能和模式创新,打造开放灵活、资源融通的教育生态系统。这种网络化结构突破了传统教育体系中的层级分割和路径固化,为学习者提供了更加多元和灵活的发展空间。 教育新图谱的构建,将对教育体制变革产生深远影响。这一战略性的转型不仅将有力地推进教育体系优化与完善,还将具有针对性地解决一系列长期存在的问题和挑战。具体而言,新图谱的构建与实施旨在提升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的地位,使其摆脱传统教育体系中的边缘困境。同时,它还将推动教育体系改革,满足不同群体多样化个性化需求。通过建立注重特色培养和协同创新的新型人才培养机制,实现教育体制协同优化和动态交互,提升教育体系整体的效能和适应性。 构建中国教育新图谱,科学界定各类教育的功能定位和相互关系,对于彰显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的重要地位、提升其社会认同感和吸引力具有重要意义。长期以来,职业教育、继续教育因传统偏见和制度缺陷而处于弱势地位。在观念层面,职业教育被视为低于普通教育的“次等”教育,而继续教育常被视作“非全日制教育”“非正规”的补充性教育;在制度层面,职业教育、继续教育在人才培养和招生就业等方面,与普通高等教育相比仍面临诸多体制机制障碍。这种认识偏差源于传统教育体系对不同类型教育定位和特征的模糊界定。 教育新图谱通过明晰定位、优化布局,赋予了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新的战略地位。首先,教育新图谱有助于重塑教育理念,将突出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在终身教育体系中的独特作用,与其他教育形式形成互补,促进不同教育形式的平等对话、相互借鉴。其次,教育新图谱将推动制度创新,为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确立清晰的类型定位和发展路径。一方面,职业教育将进一步完善“中职―高职高专―职教本科”的现代职教体系;另一方面,继续教育也将进一步明确其人才培养目标和教学任务,避免流于学校经费补充的“副业”。制度上的清晰定位,有助于维护教育公平,提高社会公信力。这种基于明确定位的横向协同格局,不仅使每类教育的功能特色得到充分彰显,也为破解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提供了创新空间。 教育新图谱突破了传统教育体系中的刚性分割,通过构建边界开放、相互渗透的教育体系,更好地适应了人民群众日益多元化的教育需求。当前,人民群众对教育的需求已经从单纯追求教育机会的数量扩张转变为追求教育质量的提升,从对一次性学历教育的依赖转向对终身学习的需要,从对单一教育模式的满足转向对丰富多元、灵活动态的教育供给模式的向往。这种需求的深刻转变,呼唤打破教育类型间的壁垒,重构更具包容性和适应性的教育体系。 为此,必须通过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的统筹协同创新,建立一个多路径互通、多渠道成才的中国教育新图谱,提升教育体系的融合性和有效性、灵活性和公平性,从而更有效地推动满足人民多样化需求的教育体系的构建。一方面,构建中国教育新图谱将打破传统以学历教育为主导的单一模式,推动教育资源的多元化配置和融合应用,这将有助于构建一个更加贴近个人需求和工作生活实际的教育体系。另一方面,构建中国教育新图谱能够促进各类型教育间的互通互认,打破传统壁垒。通过建立多元教育结构和互通机制,增强中国教育体系的灵活性与公平性,个人可根据生涯规划,选择契合自身需求的教育类型和学习路径。这不仅丰富了教育供给,同时也促进了全日制教育与非全日制教育、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之间的有机衔接,提升教育体系的包容性,为个人提供持续发展空间。 教育新图谱通过推动各类教育的深度融合与创新,有助于形成既保持类型特色又促进协同发展的人才培养新机制。在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普遍走向新的“联姻”,以主动回应中学后教育普及化需求与知识经济带来的竞争压力。近年来,许多国家着手改革教育协调发展机制。例如,日本建立教育审议会组织机构协调教学计划、资金分配与投资权限,实施普通高等教育转入职业教育系统的制度。美国则通过增设公立高等教育机构和短期社区学院,以及实行柔性化与开放化政策,以满足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人群对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的多元化需求。这种国际趋势表明,通过推动不同教育类型之间的协同创新来应对快速变化的产业和社会需求,已成为应对复杂教育需求的必然选择。 而在教育新图谱中,三类教育通过优势共享、资源共享,可促进形成立体化的人才培养格局。首先,通过优势互补机制实现创新协同。职业教育以产教融合为特色、注重实践育人,高等教育强调理论创新和科教融汇,继续教育突出开放灵活的服务功能,三者各展所长、优势互补,可推进形成创新要素集聚的协同育人格局。其次,通过资源共享推动协同发展。教育新图谱支持三类教育共建共享优质课程资源、师资队伍、实践平台等教育要素,构建开放共享、互利共赢的育人体系。如职业教育的实训基地可为高等教育提供实践场所,高等教育的科研平台可为职业教育提供创新资源,继续教育的开放平台则可为两类教育拓展服务空间,实现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以显著提升教育系统的响应能力。这种适应性和创新性的提升,使得人才培养机制和教育内容、教育方法能够得到及时调整和更新。
进入新时代,产业变革的加速推进对人才培养提出新要求,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重塑教育形态,全球教育改革的深入推进带来新经验。面对这一背景,构建中国教育新图谱既是时代使命,也是实践要求。为构建新时代中国教育新图谱,实现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三教”协同创新,需要在学习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聚焦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推进国家资历框架构建和完善继续教育体系建设三个关键举措,以打通教育类型间的壁垒,实现成果互流互通,建立开放、灵活、融通的新型教育体制,让学习真正贯穿于每个人的生命周期,使教育更好地适应和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从而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 (一)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拓展“三教”协同创新的通道 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是构建教育新图谱的关键突破口。首要任务是要加快建立健全与普通高考等值同效、开放灵活,具有职业教育类型特征的“职教高考”制度,彻底改变普通教育“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局面,缓解家长和学生中考分流的压力和焦虑,使大多数学生能够根据自身的禀赋选择适合自己个性发展的教育和学习方式,吸引更多青年人走上技能报国之路。 在具体实施层面,要注重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在国家层面构建一个统一的考试招生制度框架,以确立“职教高考”的法律地位。制度框架应明确考试的名称、目标群体、内容构成、组织架构及评估标准等核心要素,为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制定具体实施细则提供指导性参考。二是要加强省际间考试结果认可和转换机制建设,逐步拓宽“职教高考”的选才范围。通过省际协作,实现优质高等职业教育资源的全国性开放,促进教育公平和人才的合理流动。三是要建立健全服务于高技能人才的选拔机制。当前,“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评价方式尚未完全科学、公平和有效地建立起来,应在“职教高考”中适当扩大职业技能测试的比重,同时建立教育部门、职业学校和行业企业之间的协调机制,确保技能考试内容与行业需求保持一致,与专业教学标准紧密对接,全面覆盖必要的职业技能领域。此外,还需要积极探索将学生参加技能比赛的表现等结果纳入“职教高考”评价体系,以促进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避免单一的应试教育倾向。四是要加强“职教高考”与普通高考之间的协同与良性互动,为不同教育路径的学生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如探索建立联合录取制度,允许考生同时拥有“职教高考”和普通高考成绩,实现考生的交叉流动,拓展发展空间。此外,还要重视数字技术在考试招生改革中的应用。通过建设智能化考试平台、开发多元化评价工具、运用大数据分析等手段,提升考试招生工作的科学性和精准性,为不同禀赋的学习者提供更加个性化的选择机会。 (二)推进国家资历框架构建,畅通“三教”学习成果的衔接 推进国家资历框架建设是实现教育新图谱系统重构的基础性工程。国际经验表明,建立统一的资历框架已成为促进教育体系融通发展的重要趋势。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我国亟需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资历框架体系。 首先,要加快制定国家层面的资历框架标准。通过系统设计资历等级、学习成果和能力要求,为不同类型、不同层次教育的衔接提供制度基础。通过探索运用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建立可信的学习成果认证体系,确保资历认定的权威性和可靠性。可选择重点产业领域和区域先行试点,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实施路径。其次,要推进学分银行建设和学分转换机制创新。通过建立统一的学习成果认定标准,支持数字化学习档案的建设,实现学习经历的可追溯、可验证和可转换。同时,要充分发挥行业企业在制定学分转换标准中的重要作用,确保教育内容与产业需求的紧密对接。再次,要探索建立统一的终身学习账号制度。通过数字化平台记录和管理个人学习经历,个人可通过账号记录、查询个人的学习轨迹、学分、证书等信息,打通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间的认证壁垒,为学习者提供灵活多样的发展通道。这一制度的建立将有效支撑教育新图谱中资源共享、成果互认的实现。 (三)完善继续教育体系建设,优化“三教”协同创新的格局 完善继续教育体系建设是优化教育新图谱的重要保障。构建学习型社会是我国教育现代化的目标,在这一进程中,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贯穿人的一生,形成了一个相互交织、全方位覆盖的关键体系。其中,继续教育链条最长,覆盖面最广,不仅包含学历教育和非学历培训,还需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系统和社会力量的深度参与。可以说,继续教育作为国家的基本教育制度,是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服务全民终身学习和建设学习型社会的重要支撑。 从体系构建看,要建立政府主导、多元参与、协同推进的发展格局。一是加快推进国家层面的继续教育领域相关立法,明确政府、学校、社会各方的权责分工,为继续教育提供稳定的制度保障。二是创新继续教育供给模式,发挥数字技术优势,推动教育资源供给从单一化向多样化转变。如建立健全国家级在线学习平台,开发优质数字课程资源,推广混合式教学模式等。三是完善继续教育质量保障体系,运用大数据分析等技术手段,实现教学过程的精准监测和持续改进。从融合创新看,要推动继续教育与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的深度融合。一是支持职业院校开展继续教育,发挥其技术技能培训优势,服务产业发展需求。二是鼓励高等学校创新继续教育模式,以优质课程资源和师资力量支持全民学习。三是推进远程开放教育改革,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手段,打造更加开放灵活的学习环境。这种融合发展格局将有效发挥各类教育的优势特色,形成教育新图谱中资源互补、协同育人的良好生态。新中国成立75年来,我国成人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经历了从恢复重建到制度完善的重要历程。继续教育正式取代成人教育,职业教育类型定位确立,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组成我国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的三大支柱,共同勾勒出新时代我国教育的新图谱。 在教育新图谱中,三类教育虽有交叠渗透但各有侧重,需要相互借鉴、融合创新、有机衔接、协调发展。其中,职业教育植根于“理实结合”“产教融合”的办学理念,将“面向应用”“能力本位”的培养模式和办学形态推广至其他教育领域;高等教育通过与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的有机衔接,拓展服务面,并将创新思维、研究能力、综合素质等培养贯通其他教育环节;继续教育则朝着服务性、开放性、普惠性方向发展,切实成为衔接学历教育与终身学习、实现个体自我价值的重要通道。 为推进这一图谱的深入构建,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将为教育新图谱提供人才选拔的基础保障,资历框架的构建为教育新图谱搭建制度衔接的核心支撑,继续教育体系建设则为教育新图谱注入终身学习的持久动力。这些关键举措的系统推进,将有力促进各类教育的深度融合与创新发展,孕育出更加丰富多元的教育形态和供给方式,形成合作共赢的发展新格局。在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进程中,中国特色的教育新图谱将发挥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实现教育现代化贡献重要力量。
来源丨职教论坛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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