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孟鉴
编辑/兰雅婷、孙宇凡
不平等，是大多社会科学研究的主题。研究经济学，会关注收入差异。研究社会学，会关注性别不平等。研究传播学，会关注不同人群间的“数字鸿沟”。更不用提，研究教育学，就是希望通过教育改变不平等。
那么，如果我们真的做实地调查，要怎么揭示不平等呢？
有一种研究方法，在国际学界非常流行，但国内介绍得很少，就是建制民族志（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这是由加拿大女性主义大师多萝西•史密斯（Dorothy E. Smith）提出的，致力研究不平等的运作，并想办法打破它！
我们来一起了解了解这个方法，相信能够让你的研究更有深度、更有力量！我先来介绍它是什么、不是什么，再以案例方式说一说它会如何指导我们收集与分析数据。
页底有建制民族志研究的思维导图！
* Dorothy E. Smith(1926-2022)
01.
建制民族志是什么？日常中的权力！
建制民族志的“建制”，是指统治关系。
建制民族志所分析的“建制”不是一个组织，而是多个看似互不关联的组织通过协调工作形成的统治关系。借鉴马克思关于包括观念在内的社会各方面都是人类活动的结果的见解，建制民族志的一个重要原则是，统治关系可以通过人们的日常工作实践进行追溯。因此，建制民族志调查从人们的经验出发，扩展到更大的社会关系和统治关系，包括政府、公司、媒体和学术话语等。
* （图源：网络）
02.
建制民族志不是什么？不用客观！
首先是样本问题。建制民族志研究的参与者不被视为代表性样本。
研究的目的不是概括他们的经验，而是调查形成参与者经验的社会组织。因此，地方经验既不是整体的，也不是特异的，而是了解权力关系如何运作的窗口。参与者的经历可能千差万别，但这并不令人担忧，因为研究者可以从每一种经历中了解到一些有关权力关系的信息。不过，这种方法会对通过个人经历看到的权力运作进行概括。
其次是研究者定位。不同于实证主义研究传统中研究者应该是超脱的，研究者的角色和存在是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公认的组成部分。
多萝西•史密斯在阐述建制民族志的本体论基础时认为，任何研究者都不可能是客观的，因为所有的知识都是有基础的，研究者是生活在经验世界中的人。建制民族志研究者通常不会将研究者的经验和兴趣视为不可取的偏见，而是利用自身对某一现象的内部了解来描绘统治关系。
例如，有两位学者珍妮特•兰金（Janet Rankin）和玛丽•坎贝尔（Marie Campbell）在分析新的管理话语如何影响加拿大医疗系统改革时，正是利用了她们在护理方面的广泛背景。她们证明，这些改革并不符合病人或医疗工作者的利益。
* 台湾翻译引进的《建制民族志》一书
同样，另一位学者苏珊•特纳（Susan Turner）对市政规划、土地开发和环境干预进行制度民族志研究的动力，正来自于她自己作为社区居民的经历。她特别关注土地重新分区，更广泛地关注公民的声音在市政规划过程中的作用。她对市政规划过程进行了广泛的摸底调查，结果显示，市民对决策过程的参与实际上非常少。
03.
建构民族志如何收集分析数据？从断裂开始！
从断裂（disjuncture）开始，是所有的建制民族志的特点。也就是说，从人们的生活经验与关于同一经验的意识形态描述之间的差异开始研究。
史密斯认为，传统的社会学研究方法产生了对现实的客观化描述，在这种描述中，人们的实际经验被既定的概念所淹没。但是，建制民族志者喜欢从边缘化人群（如来自种族化社区、移民或原住民的人群）的立场出发进行研究，可以揭示导致排斥和压迫的工作过程，看到和统治阶级角度出发的叙事有所不同的地方。
* （图源：网络）
建制民族志者会对经历过这种断裂的人进行初步访谈，以收集丰富的细节。随着断裂的表述越来越清晰，有必要对具有行政、管理或政策制定经验的人进行访谈，以了解不同的机构（教育机构、政府机构、雇主机构）及其机构指导方针（政策、立法）是如何影响断裂体验者的体验的。
04.
建制民族志收集分析哪些数据？统治文本！
建制民族志收集数据还有个特点，就是研究权力运作的文本，包括政策、课程、工作流程指示、程序指示、报告和表格等文本。
通过对这些文本的研究，可以发现其中蕴含的指令，这些指令塑造了人们的工作流程，并协调了机构间的行动。史密斯将这种协调称为以文本为媒介的社会组织（text-mediated social organization）。
例如，制定表格往往是为了使工作标准化。工人们可能意识到表格如何限制了他们的自由裁量权和决策能力，但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在使用或启动表格时，他们是在执行管理层制定的行政标准，而这些标准可能并不符合边缘化人群的利益。
在访谈过程中，参与者通常会忽视文本在其工作中的作用。对建制民族志学者来说，文本不是静态的文件，而是统治关系行使权力的手段。
* （图源：网络）
建制民族志揭示不平等是如何产生和维持的一个重要的例子是学者Roxana Ng 对一个移民妇女社区就业机构的发展和演变的研究。Ng 采用建制民族志作为其本体论和方法论的方法，并借鉴了她在该机构担任就业顾问的亲身经历。
通过追溯联邦政府对该NGO资金的要求文本，并详细说明资金条件如何影响咨询师的工作流程，Ng 教授展示了这个社区赋能机构表面是为了帮助移民妇女找到合适工作，实际上变成了国家的一个下属机构。那些NGO中的就业顾问，其实将移民妇女看作劳动力，从市场关系角度理解她们，而不是真正地予以赋权。
作者没有借鉴“移民妇女”或“阶级”等既有概念，而是研究了该NGO的工作人员本身的工作过程是如何参与创造这些类别的。通过选择妇女担任特定的劳动力市场职位，“移民妇女”作为劳动力市场的一个类别是由工作人员的工作过程创造和维持的，因为他们的工作过程也是由资金要求决定的。
文章思维导图如下：
文章来源：
Encyclopedia of Case Study Research
推荐文献：
Smith, D. (1990). The conceptual practices of power.Toronto, Ontario, Canada: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Smith, D. E. (1987). The everyday world as problematic: A feminist sociology. Toronto, Ontario, Canada: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Smith, D. E. (2005).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A sociology for people. Toronto, Ontario, Canada: AltaMira Press.
Smith, G. (1995). Accessing treatments: Managing the AIDS epidemic in Ontario. In M. Campbell & A. Manicom (Eds.), Knowledge, experience, and ruling relations (pp. 18–34). Toronto, Ontario, Canada: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往期相关推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