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旅文苑
在看历史书的时候，感觉纪传体的史记容易理解，编年体的资治通鉴读起来就吃力很多。
在史记中，人物个性突出、色彩鲜明，英雄从出道时就异于常人，面临各种挫折都能临危不惧、化险为夷，一段人生经历，大部分时间都精彩纷呈，挫折的时候大多也是故事讲完的时候。
而编年体的资治通鉴则复杂的多，各种信息夹杂，常常是读到一半的时候，主人公就不见了。一段王朝的更迭，几十、上百的人物出现，但是能够最终成功的也就零星数人而已。特别是五代十国的历史，各类人物如走马灯似的不停变换，直看的七荤八素（安利一下，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到B站找“安州牧”，讲的比较有趣）。
后来才逐渐感觉，后人写历史的时候，其实是开启了上帝视角，小说里的主人公怎能随意挂掉呢？但是配角则无关紧要，牺牲了大把。
在每一段历史中，绝大部分人都只能是传记中的配角，虽然终会有主角出现，但是落幕之前，谁也猜不透结局。就如上学时的考试一样，即使成绩再好，也无法确保每场考试都能得到第一。
为什么局中人难以做出选择呢？
一是信息碎片。
我们以往在刷手机找信息时，往往正反两方面的信息都能找到，历史中的决策也是如此。
比如著名的盐铁论，针对是否采取盐铁专卖这个政策，正反两方都说的在理，最后皇帝实在缺钱了，于是采取了盐铁专卖政策。
笔者想说的是，历史中的决策人，往往面对多方的观点，利弊的信息，并没有分明的非此即彼。
二是基本盘不同。
一个人如何做出选择，往往取决于拥有什么样的资源、是否有合适的契机和运气。
而历史书因为篇幅受限，往往将大量的背景知识一带而过，让人读起来会产生这样的误解：这么简单的道理看不出来么？这个皇帝（大臣）是傻掉了么？
如何选择，往往取决于本集团的利益。
东汉末年，群雄蜂起，诸侯割据。北方袁绍依托于自己的亲族，曹操则依托于寒族。对应的，曹操的用人政策是“唯才是举”，袁绍则更看重家世背景，这是其基本盘使然。
再比如南北朝时期，宋齐梁陈朝代更迭的主力，很多则是南渡而来的人，他们流离失所、聚集在淮河流域，战斗力很强，成为一支左右政权的力量。
三是选择局限。
有的人并不是看不到朝代之弊病，但是利益盘根错节（皇族往往就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和阻力根源），在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的悖论下，往往只能修修补补，最后大厦倾覆。
孙中山在革命之前，给李鸿章上书陈述改革方案，不被接纳后才转向革命。
李鸿章并不傻，可是对“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慈禧而言，改革就意味着爱新觉罗家族丧失控制权，这是她无法忍受的，她将皇族利益看的高过国家利益，所以“宁予友邦、不予家奴”。
革命党人又如何呢？
汪精卫在辛亥革命前曾试图刺杀清朝摄政王载沣，失败被捕后写下了“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饮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绝命诗。
在审判的时候，清朝的官员就说，你们没必要这么较劲，这个世界本就是弱肉强食，你们这个革命党若是掌权，估计和我们差不多。
到了抗战时期，汪精卫成为了最大的汉奸，他投降日本，建立了伪政权，成为日本侵略者的傀儡。
满清被革命党推翻，而汪精卫的选择被满清官员说中，历史往往很讽刺，也很打脸。
四是求解答案各异。
每一个朝代都面临不同的问题，也都有各自的不同解，不能跨代抄作业。因为这个朝代的解，往往就是下个朝代的病根。比如赵匡胤创建北宋之初，面临的就是大将拥兵自重，谁掌握兵权谁就可以决定皇位上是谁，杯酒释兵权后，宋朝集中力量建设中央禁军，虽然不再有地方拥兵自重的问题，不过也造成地方兵力不足、战斗力不强，养了不少兵，但是作战往往输多赢少。
五是环境、地理因素使然。
最后还是要讲讲环境和地理，历史上，气候和交通因素非常重要，而这些因素加剧了局部的不平衡。
先说气候，在大的历史周期中，往往冷暖交替，在气候逐渐变更的时候，天灾不断，往往能加剧王朝的覆灭；反之在暖期的时候，五谷丰登，往往伴随着新王朝的崛起。
比如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冲突，往往伴随着北方草原的冰冻，牛羊无草可食，于是南下劫掠。
再说地理因素，坐飞机的时候，透过云层向下看去，往往能看到阡陌的平原，纵横的沟壑、崎岖的山路。
在古代，没有那么多的桥梁隧道，攻城作战又异常艰难，一处关隘往往就能够左右战斗的胜负，所以在乱世的早期，地方诸侯容易割据一方。
但是等到中原争霸尘埃落定，其人口和粮食之多，形成碾压优势，局部政权往往无法抗衡，所以各家都要尽早逐鹿中原，只有这样才能最终胜出。
读历史的时候，往往觉得，所看越多，所知越少。这也许就是古希腊谚语：“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一无所知”吧。
不过，面对这个局面，古人也有解题思路，客观看待自己的局限：不隐其短，不知则问，不能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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