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8年4月到税务所上班开始，《中国税务》便是我的“精神食粮”，是我放在枕边的常备读物。1992年，因奖金发放的税收政策执行问题，我们税务所与企业出现争议。“官司”打到了乡政府，我拿出《中国税务》刊登的政策和案例讲给企业和政府的工作人员，最终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信服。那时我就想，如果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多牛啊！
2007年，我梦想成真。经编辑修改打磨，我的稿件《“0.5倍或1倍现象”呼唤处罚细则》被《中国税务》2007年第10期“财税漫议”栏目采用。我将刊发后的稿件与原稿逐字逐句核对，才发现编辑为修改稿件花了不少功夫。
印象比较深的是《中国税务》2019年第11期“文化长廊”栏目刊登的我与祖毓蔓、张晨芝合写的《清朝湖北减免赋税旧事》一文。文章反映的是湖北省境内6块清代减免税碑发现的过程及其背后承载的故事，在编辑的指导下，我们修改了五六次，从文章标题、内容到图片，每次指点都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精益求精，让我受益匪浅。
粗略统计，2007年至2022年，我在《中国税务》发表了20篇文章约45000字，每一篇都凝聚着编辑的心血汗水。虽然半数编辑至今都没见过面，我却对他们怀着深深的感激和敬意。几十年间，我撰写、修改、编辑了数千篇文稿，更体会到编辑们那种“放飞的是希望，守巢的总是你”“举起的是别人，奉献的是自己”的情怀。
有次跟朋友聊天，大家有一个共识，那就是《中国税务》的很多文章都是精品，对财税工作指导性很强、存档价值很高，除了作者业务精湛、妙笔生花，与编辑们敬业专业、慧眼识珠密不可分。
我与《中国税务》编辑素昧平生，只因文章交集，他们却“悲伤着你的悲伤、幸福着你的幸福”，交往多了便情同手足、相互牵挂。
一次我在无锡参加培训，课间休息时，主席台上的一位中国税务杂志社的老领导突然关心地问：“传武，你还在省局办公室吧？生活得怎么样？”这让我既意外又感动。
还有一年，我因工作需要借调税务总局工作。知道我独自“漂”在北京，我在《中国税务》的一位老朋友特地在周末邀我到他家里，像亲人一样热情款待我，让远在异乡的我备感温暖。
2018年夏天，我到税务总局“三社”（中国税务杂志社、中国税务报社和中国税务出版社的简称）出差。当我拖着装满资料和日用品的笨重行李，正准备离开办公楼去铁道大厦入住时，突然一位熟悉的编辑向我跑来，他热情地接过行李，把我送到几百米外的阴凉处，又联系车辆送我到铁道大厦……
当你需要水时，恰好有人给你一杯水，常令人铭记终身。2020年疫情期间，我突然收到一个快递包裹，里面装满消毒液、花露水、充电器等用品，后来才知是中国税务杂志社寄来的。再后来，我还收到中国税务杂志社寄赠的一大箱书籍，包括《范用存牍》《中央帝国主义的财政密码》《叶嘉莹：古诗词课》等读物。我还曾收到中国税务网赠予的“税刊阅读”的账号……我知道，这些都得益于《中国税务》的编辑们对我的牵挂，点点滴滴的情谊已深深刻入我的记忆。
我时常想，自己何德何能，被《中国税务》如此关照？后来了解到，他们对许多读者作者都是如此。根基在基层、血脉在人民，这大概就是《中国税务》枝叶繁茂、深得人心的原因吧？
感谢天、感谢地，感谢生命让我们相遇。对于《中国税务》的深情厚谊，我无力“报之以琼瑶”，只能尽最大努力，争取做到自认的“最好”。
有次《中国税务》急需一些落实税收征管规范和纳税服务规范的素材，编辑知道我当时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手里资料多，便找我帮忙。我立即找遍税务系统天南海北的朋友，提供新鲜素材，短短一天便把信息修改整理后传给编辑。
2020年2月4日，我采写了一篇反映税务干部投身疫情防控的文章《活跃在战“疫”一线的“税务逆行者”》，发在了朋友圈，《中国税务》的编辑看后发来短信：“这篇很棒，我们想用，您再补充一些细节给我们即可。”
没想到，国家税务总局微信公众号2月5日转发了这篇文章，后又被《中国税务报》刊发。怎能“一稿多投”？这让我犯了难。我不想错过在《中国税务》刊发文章的机会，于是，苦思冥想找解决办法：疫情还在继续，报道中的主人公——“战疫”英雄席文辉仍在一线，我于是每天留意他的朋友圈，采访了他后来与志愿者一起募捐防护包、护目镜、口罩、消毒液、牛奶、果蔬，出动私家车运送分配防疫物资，到街道、机关、学校消毒杀菌等情况，搜集了不少新的素材，“重整出发”被《中国税务》2020年第2期采用。
“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再过4年，我就要退休成为“昨夜星辰”，但爱是不变的星辰、爱是永恒的星辰，我会常忆着那份情那份爱，继续努力与《中国税务》一起闪烁。
阅读、订阅《中国税务》请点击下方二维码
来源：《中国税务》2024年第11期
原文作者：姜传武
排版设计：段晓倩
审核：刘威威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税务杂志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