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一玫丨透视晚明清初社会的三棱镜：评《中国前近代的出版、文化与权力：16—17世纪》

文摘 2025-01-10 19:32 安徽

摘

由张志强教授翻译，周启荣教授所著的《中国前近代的出版、文化与权力：16—17世纪》于2023年问世，该书跳出传统出版史研究的桎梏，系统运用新文化史理论，从中国前近代的出版活动切入，深入解析当时的经济、文化与权力，揭示了出版对晚明清初社会产生的不可忽视的影响，扩展了出版史和书籍史研究的路径与视域。此书是近年来较为难得的一部研究中国前近代出版史的力作，内容兼具广度与深度，有鲜明的前沿意识及可读性。

关

中国前近代；出版；文化；权力

作

黄一玫，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本文刊发于《中国出版史研究》2024年第4期。

文章目录

一、旧书新译：《中国前近代的出版、文化与权力》的文本与超附文本

二、旧史新声：《中国前近代的出版、文化与权力》的扩容与亮点

三、余论

自唐代发明印刷术以来，雕版印刷、活字印刷、套版印刷等技术递经变革，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得益于商业经济的发展、社会环境的稳定以及书籍需求量的增长等因素，印刷术至晚明臻于成熟，这一时期的出版活动自然成为中外学者所关注的焦点。郭孟良、张献忠、何朝晖、俞士玲、张舰戈等人均有专著论述明代的出版活动，从出版活动的商业性或文化性上做学理性论述，虽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大都未能摆脱传统文献学与版本学研究的窠臼，且多存有研究视角单一、研究内容偏窄、研究层次浅表化等问题。

伊利诺伊州立大学周启荣教授的著作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运用新文化史理论，从晚明的出版活动切入，深入剖析中国前近代的经济、文化与权力，揭示了出版对当时社会产生的巨大影响，对中国出版史研究极具启发性。周书早于2004年便已刊行，中文世界的读者对中译本可谓是千呼万唤。有鉴于此，南京大学张志强教授凭借敏锐的学术嗅觉、扎实的翻译功底与勤奋的工作态度，耗时近二十年，最终于2023年译竣此书。在国家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大力推进出版强国、文化强国的今天，可谓正当其时！

旧书新译：《中国前近代的出版、文化与权力》

的文本与超附文本

晚明清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节点，人性解放思潮与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使物质文化前所未有的丰富。与此同时，传统的封建社会由盛转衰，近代社会端倪初现。周启荣教授以新文化史的理论为根基，融汇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和热奈特“超附文本”的观点深入剖析晚明以来中国社会的出版活动，并以此为基点，研究晚明清初士商文化场域与政治权威的特点及嬗变规律。全书以中国前近代出版为切入点，紧密围绕商业出版、社会文化和艺文权力展开论述，即关注出版的商品属性、文化属性与政治属性。不止如此，书中尚有比较雕版印刷与活字印刷对中西方社会影响差异的论述，这其实已涉及到出版的技术属性。全书研究视角独特而笔触细腻，今谨从文本与超附文本两方面来介绍此书的主要内容。

作者首先在引言“印刷、欧洲中心主义以及对中国前近代社会的研究”中，明晰“艺文文化”（literary culture）、“习业”（practice）和“超附文本”（paratextual）等贯穿全书的核心术语，同时指出目前学界对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研究的缺漏与偏汉学模式研究的局限性，最后说明此书的研究路径与方法。随后围绕出版活动的前后顺序徐徐展开讨论。第一章“书籍生产成本和书价”，由纸张切入，着眼于明代书籍的生产成本与售价，进而分析明代各阶层的书籍购买力。第二章“中国书籍与晚明出版”，首先从经济学分析印刷技术，进而讨论出版商的商业运作与书籍的流通销售。第三章“写作、科举和出版的商品化”，以明代科举考试为中心，讨论举子们的艺文劳动和出版人的社交网络。第四章“超附文本：评论、意识形态与政治”，分析科举考试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阐释超附文本对官学经典的瓦解。第五章“公众权威、艺文批评与组织力量”，上承第四章，并延伸至评选注本中的权威效应和文化权力的下移。最后为结论“16—17世纪中国的印刷和艺文文化”，总结出版活动对中国前近代社会的影响，分析士商文化在超附文本中的象征性产物，对比此时期中国与欧洲出版活动的差异。

作为一本强调“超附文本”重要性的著作，本书的超附文本，即图表目录、翻译名词说明与附录等同样值得读者关注。书中插图凡五，与文字表述互为补充，极便于读者。另有表格十三幅，多为作者参考原始史料与前人论著统计所得，详细分析了晚明清初的雕版价格、纸张价格与书籍价格等要素，对读者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大有裨益。附录则可视为对正文内容的补充，使书籍在晚明社会的经济价值和投资属性、典型出版参与者的活动轨迹、“四书”经典评注的出版时间线等信息一目了然。其中，尤可注意者，乃书前所附《翻译名词说明》，译者对英文原著中的关键词进行解释，有助于读者抓住全书的核心概念，增进读者对英文原著的理解。

旧史新声：《中国前近代的出版、文化与权力》

的扩容与亮点

无论是晚明这个研究时段，还是作为研究对象的商业出版，对于读者和研究者而言都不陌生。而周启荣教授则回到历史语境下，游走于16—17世纪厚重的史料和丰富的出版活动间，呈现出研究的新意。

（一）雕版印刷术价值的重新检视

一直以来学界存在一种观点，在承认西方活字印刷术推动了社会变革与启蒙思潮的同时，认为同为刻印技术的雕版印刷术在社会革新方面略逊一筹，没有促成如文艺复兴、法国大革命等令人振奋的场景出现，在中国帝制后期的作用后劲不足，这是有失偏颇的。在本书中，作者反驳了欧洲中心论的观点，雕版印刷固然没有直接推动社会变革，加快中国由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的步伐，但由于成本低廉、可操作性强等特性，作为中国古代知识生产与传播最主要的手段和晚明以来商品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依然对明清以来的社会文化和政治权力产生了不可逆转的影响。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言，“商业出版繁荣的影响是隐晦的，也是深刻的”。

考察中国出版史，雕版印刷的诞生与演进是无法回避的议题，全面审视雕版印刷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及其作用也就显得至关重要。书中作者自觉地采用比较的视角，行文中多次将同时期中国与欧洲的出版场景置于一处进行对照，点明中西方的共性与差异。由书中的例证读者可以清晰地感知，就市场的活跃度而言，16—17世纪的欧洲出版业受到的限制更多，而晚明时期的中国却拥有更多自主权。换言之，是当时的社会选择了雕版印刷，而这并不代表晚明的中国就是落后的、迟缓的。归功于作者学贯中西的学术格局，这本书不同于以往单一叙述中国出版史的著作，而具有世界出版史的研究宽度，较为全面而客观地还原了晚明以来的出版风貌。

明代图书出版主要分为官刻、家刻与坊刻三种。不同于前两种，坊刻以营利为目的，将目标锁定在中下市民阶层。随着这一阶层在晚明的兴起，文化消费的需求愈发多元，而消费需求刺激着文化生产，致使商业出版大大扩张，许多士人主动或被动地投身其中作为副业。出版成为一门炙手可热的生意后，一个前所未有的公共空间出现且变得无限开阔，由此产生的张力使士商这类平民阶层有机会评判甚至干预文学作品的优劣，在有形与无形之间撼动着文学权威和经典，构建属于士商阶层的话语权，从而制造新的文化准则，这种变化的发生是微妙而持久的。明清时期，出版早已不是小部分士人的习业，在举业用书的大量需求和世情娱乐消费的刺激下，以书籍为中心的产业链成为明清商业活动中的重要部分。城市中书坊林立，图书市场繁荣，书业的勃兴带动了纸、墨等周边产业的发展。与此同时，随着收藏文化在文人群体中的兴起，稀见珍本已然成为一种投资和交易的商品，甚至能发挥贷款抵押的作用。

出版自身既有文化属性，亦有经济和科技等多元属性。基于此，出版史抑或书籍史的研究，并不是单一的文学或史学研究，而是文化史、社会史、科技史、经济史和思想史等多重视域下的讨论，这也是作者在本书中所努力呈现的。尤其是明清时期，士商之间的界限已不再泾渭分明，“治生”成为文人关注的话题。正如全祖望所言，“为学亦当治生。所云治生者，非孶孳为利之谓，盖量入为出之谓也”。因此，书中呈现出作者以文化经济学为基调的思考。以李渔为例，他既是文人，同时从事商业出版活动，印刷剧作和信笺。屠隆、臧懋循等晚明名流也各自为谋生而从事着与出版有关的艺文活动，其身份无法简单地用文人或士人来界定。因而研究这类亦商亦儒的对象时，作者并不像传统的文学研究者一样仅聚焦于他们的文学创作活动，而是将其视为艺文职业者进行具体分析，并注意到这类群体具有消费者与制造者集一身的复杂特质。

相较于欧洲出版业集体合作的流程，16、17世纪中国的刻工在工作中拥有相对的独立性，“每一个刻工都能成为一个独立的生产单位”。在作者看来，这是中国雕版印刷自身独特的“原子特性”和刻工的“自足性”，导致士商阶层参与出版的门槛很低，雇佣流动的刻工或通过“督刻”召集刻工就可为自己工作，刻印出版的各个流程可交由不同群体在不同地区分工完成，这种灵活性也是古代雕版印刷产业能从单人作坊发展至团队，再发展到一定规模，形成城市印刷中心的原因之一。就这一点而言，当时的中国印刷业无疑是优于欧洲印刷业的。作者正是通过具体的比较，一步步证实自己的论点，有效地瓦解了欧洲中心论。

（二）文化经济学语境的多元阐释

由于中国古代“耻于言利”的传统，知识分子一般不会直接记录自己的经济生活，今人想从文献中探求古代文人卖文治生活动的细节并非易事。周书以“忘却”来形容文人对自己曾经“商人”经历的刻意掩饰，我们在作者对史料较为全面的整理下，得以窥探文人从事润笔活动的细节。过往研究者的关注往往集中在文人的书籍消费，而此书中对书籍的刻印成本、售价的整理，文人以外其他职业的收入、书价以及各行业对书籍消费能力的叙述细致入微。书在明代到底贵不贵？对于手工业者阶层而言是否为一种奢侈品？经济相关的讯息是研究商业出版无法回避的，在本书中作者摆出历史数据作为参考。作者将书籍生产和消费还原到古代的生活情境之中，不仅着眼于士人群体，还关涉其他从业者，在某种程度上这部分内容可与张仲礼先生《中国绅士研究》一书的部分章节互相参照。

尤为令人惊喜的是，作者在第三章以专章的形式讨论科举对文化生产，尤其是商业出版产生的影响。科举自诞生以来，便成为士人阶层晋升的有效途径，在中国古代有着极高的社会关注度和参与度，同时也隐藏着巨大的商业利益，使书商趋之若鹜。正如作者所言，仕途之路由金钱铺就，应试不仅考验举子的学术和写作功力，也挑战他们的财力储备。明代以来，应举人数激增，这为围绕举业开展的商业出版带来了更多的消费者和参与者，也加重了应举的焦虑和难度。许多未能通过科举考试入仕的失意文人以及中途离开官场的文人，同样依赖这类出版活动作为自己的经济保障，这对除了写诗作文别无他长的举子而言几乎是当塾师外的一条重要出路。然而，无论文人在举业之外的艺文活动有多出色，他们内心仍将科举入仕视为唯一正途。作者根据工作性质，将山人、名公这类依靠写作谋生的文人均视为现代观念中的职业作家，考察其文化经济活动及心态。在第五章中，作者进一步挖掘其中之奥妙，指出从事商业出版的文人和书商在晚明成为“品位的制定者”，具有风向标的作用。这当然不是个体的力量，而是依赖于士人内部的团结，他们通过点评时文结交知己并形成同盟，形成与官方不同的科举评价体系，以此提高自己在科举之路上突出重围的可能性。这种以复社为代表的同盟在江南一带最为兴盛，与当地商业出版发达不无关系。

文人一方面期待自己的文字能流传于世，追求所谓的“诗书传家”理想，书籍在他们心目中是传承个人思想和家学不可或缺的载体；另一方面又刻意遮掩自己在出版活动中的痕迹，羞于让后人知晓。作者以“士商出版人”定义这类文人，却并不笼统地进行分析处理，而是根据他们各自在出版活动中的角色和作用，将陈仁锡、冯梦龙、许自昌、孙鑛、袁宏道等人划分为不同类型的出版人，详细爬梳这些文人曾经试图淡化的出版行为，厘清他们如何与出版商联系并合作，通过故事与活动呈现研究要义。同时，作者还对比同时代欧洲的情况，讨论伪作、冒名与盗版的问题。明代中后期，由于出版活动的繁盛，刻书数量陡增，翻刻、盗刻比比皆是，维护著作权和版权因与自身利益紧密相关而逐渐成为文人和书商的共识，一时间许多书籍中的题款、凡例、告白、版心、卷末等处都出现了宣示版权的文字。如明崇祯刻曹士珩《道元一气》即在告白处写明：“倘有无知利徒，影射翻刻，誓必闻之当道，借彼公案，了我因缘云。”可谓掷地有声。王飞仙《版权谁有？翻印必究？——近代中国作者、书商与国家的版权角力战》中译本新近出版，论述了清末以来的版权发展历史，而周启荣先生这本书中对明代以来版权问题的考索，可视为王书的前传。

（三）艺文权威的内在解读

科举考试在中国古代不仅是选拔人才的方式，更是统治者巩固政权的途径，儒家经典的解释权、官方和民间书院教育体系、儒家经典考试书目的出版等方面都被上层统治者牢牢把控。至晚明，在阉党专权、内忧外患的局势下，国家的运转早已失控，这为思想启蒙提供了土壤，而商业出版版图的扩大，迫使意识形态领域加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第四章引入“偷阅”概念，说明读者与权威制度间的微妙关系。

作者对超附文本的考察是书中的惊喜之一。从此入手，既能恢复商业出版的重要性，考察超附文本作为语义场域如何分割上层的权威统治，也能还原隐藏在书籍中的文人社交网络。过往的研究常常将序、跋、凡例、评注与正文分而论之，或者直接跳过这些边缘文本而只关注正文，实质上轻视了它们的作用，而作者将文本与超附文本原有的中心——边缘关系倒置，使超附文本成为研究范畴内的主角。晚明以来，部分士人尽管未能进入官场，仍可通过撰写超附文本的方式表明自己的观点与见解，再以商业出版的形式在举子群体中传播，形成不逊色于官方阐释的影响力。这种超附文本的书写、出版和传播改变着科举的应试模式，最重要的是在潜移默化中瓦解着官方对程朱理学阐释的权威性，使举子意识到对经典文本的解释本无对错之分。许多本来默默无名的文人，在商业出版的运作中获得了科举和仕途中不曾有的名声与地位，能够传播自己的言论和思想，形成了与官场截然不同的场域。作者在书中还提及了一个有趣的发现，虽然一些超附文本的作者来自上层官员，在传统印象中似乎是能代表权威发声的群体，但在印刷时出版商却统一标注为“先生”或“父”，这正是官方阐释权威被打破和消解的具体表现。一位在朝为官的人，已不再是有分量的儒家经典阐释者，更不能为出版商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作者就这样通过对史料翔实的阐释，一环扣一环，鲜明地论证自己的观点。

在第四章中，作者以敏锐的目光从民间转移到官场，引入“阐释的门槛”这一概念来解析超附文本的价值，进一步挖掘超附文本作为特殊的空间场域对意识形态和政治统治的效用。士人阶层通过评注的形式表达对帝王德行和政令的不满，这种方式既隐晦，又能在一定范围引起反响，婉转实现了古代士人阶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读罢此书，任何人也无法否认以雕版印刷为主要手段的商业出版，对晚明以来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所起的关键作用。

书中还将超附文体视作一种可流通与售卖的商品，文人凭借作序等形式将自己的文化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这使得士商合流的现象更为频繁。文人需要报酬以维持体面的生活，并借此提升自己的交游圈层和影响力，进而在作为谋生的写作事业中获得更高的报酬。而书商也需要文人的名号妆点自己的商品，一本市场认可的畅销书，原书作者、序跋作者乃至编校者等参与者的社会声望都极具广告效力。保存下来的明版书籍常有不止一篇序言，甚至有长达几十位文人出现在校阅名单中，超附文本空间的不断延伸也被作者视为一种恰如其分的宣传途径。

作者不仅熟练运用西方学界的各种理论，对原始文献的细读与考证也令人称道，无一不体现作者扎实的史学功底与深厚的学养。现有的一些海外汉学研究，在运用西方的理论和研究范式讨论中国，尤其是传统中国时，时常会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而周启荣教授却能中西交融，既以“中国”为本位的学术立场展开论述，又能从纷繁的西方理论中挑选适宜的部分进行分析与呈现，在进行中欧比较时，也没有脱离晚明以来的复杂生态，抓住了典型文人和典型事件，在严谨的论述中不失趣味性和可读性，有效回应了出版与文化、权力的交融和关联，为海外后学研究古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提供了可参详的经验。

余论

自《中国前近代的出版、文化与权力》英文版问世以来，关于出版史的学术探讨开始向更广更深的领域探索，“文化资本”“场域理论”等术语早已为人所熟知，书籍史为明清研究开拓了新的视角。即便以今日视角回看，此书仍称得上是一部学术“预流”之作，突破了过往传统研究的局限，将文化、经济、政治等多视角纳入理论框架进行跨学科叙事，使出版史研究拥有更多可能性，是值得出版学同仁翻阅学习的佳作。本书的中译本由张志强教授团队经数年辛苦译成，又交由多位学者审校完善，行文典雅而不生硬，兼顾了学术性的同时不失可读性，书中语句如“习心”（habitus）、“艺文”（literary)、“习业”（practice)等词的翻译别出心裁，既抓住了英文原版的精髓，又能在古书中找到出处，良性的学术互动与合作使这部中译本有属于自己的风采。

然“白璧微瑕”，此书不免存有些许缺点与不足，今偶举两例予以分析。书中以毛扆晚年所作《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简称《书目》）考察晚明书价，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借鉴意义几何似乎仍值得商榷。以《书目》中价格高居第二的《孔氏家语》为例，《书目》明确标明“北宋板《孔氏家语》五本,有东坡居士折角玉印,系蜀本大字,旧为东坡所藏”，但经相关学者考证，此本并非苏东坡旧藏，实为毛扆“欲极张己本之美并抬高书价耳”。

书中插图亦存有或多或少的问题。其一，全书插图均来自日本国立公文书馆，翻译时或可出注标明该书在中国所藏之处，以便读者查阅。另经笔者比对，国内藏本一般比日本藏本更加丰富且版本更为优良。其二，书中插图主体内容清晰，但作为“超附文本”的版心、评注、圈点等却存有模糊、缺失等问题。如图4.1“《大学体义》中的一页”左边插图尚能保留版心，而右边插图却无版心。经笔者考证，书中左边插图实为原书第十二叶之上半叶，而右边插图实为原书第十一叶之下半叶。依据现代阅读习惯，右边插图应当在左，而左面插图应当在右（见图一）。其三，核对的讹误。书中第257页讨论《四书体义》时称作者为沈演，据《四书体义》卷端次行题“古吴沈幾去疑甫辑，钱塘后学王道焜较（校）订”，则《四书体义》实为沈幾所辑，书中乃“幾”误作“演”（见图二）。凡此错讹，只能待鸠工重整之日，再行补正，以造福学林。

图一日本国立公文图书馆藏明刻本《四书体义》之《大学体义》篇书影

图二日本国立公文图书馆藏明刻本《四书体义》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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