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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
论新时代邓小平新闻思想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雷跃捷 廖艳芳（5）
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与外国媒体的交往实践及其价值意蕴
唐润华 尉天晋（19）
传播学
“障碍媒介”与本土化传播观：中国屏风的媒介符号学考察
蒋晓丽 李 兴（35）
遭遇不确定性：社交媒介影响者危机问责的影响机制实验
宫 贺 张译丹 黄苗红（49）
偏差、偏见与偏向：Media Bias的概念溯源与辨思
马 萍 潘怡欣（68）
媒介经济
知识产权并购事件对传媒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对2010-2022年中国A股市场的实证研究
钱 程 谢炜铮 韩晓宁（85）
新闻史
冷战外交与殖民政治：“战后”香港电影检查制度研究（1947-1967）
——基于香港《大公报》视角的考察
钟瀚声（101）
内容提要
Abstract
论新时代邓小平新闻思想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雷跃捷 廖艳芳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对于新闻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这些重要论述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主要内容，它的内涵丰富，自成体系，是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新闻思想的集中反映，也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集中反映。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思想，以邓小平新闻思想为标志，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框架体系。邓小平新闻思想既是留给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的宝贵财富，也为世界范围内发展中国家的新闻事业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与外国媒体的交往实践及其价值意蕴
唐润华 尉天晋
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时期接受了大量外国媒体的采访，不仅让世界各国对中国改革开放有了更加全面、客观和深入的了解，而且以独特的个人魅力展示了中国一代领导集体的时代风采。邓小平与外国媒体的交往实践开创了中国对外传播的新格局，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营造了良好的国际舆论氛围。邓小平在与外国媒体交往实践中体现出来的理念、原则和方法，也以其系统性和创新性进一步丰富了邓小平新闻宣传思想，对于新时代做好对外交往和国际传播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障碍媒介”与本土化传播观：中国屏风的媒介符号学考察
蒋晓丽 李 兴
论文借助媒介符号学的视角考察中国古代的屏风，讨论其媒介生成逻辑与符号表意机制。屏风作为媒介符号的连续体，其符用与广义“媒介”功能具有历时性演化脉络，无不凭靠其自身的物质障碍性来承载。屏风在古代人际传播实践中延长了时间刻度，增幅了空间距离，交往因此被屏风隔断和悬置，但与此同时被传播的意义得以创生。此种“障碍”的媒介性使意义的生成和传播发生转换，此前被隔断的交往实践，在意义的补余中变得通达和自洽。借助自身的障碍性，屏风的媒介表意内嵌着“去媒介”和“再媒介”的层次逻辑，铭刻着物质与符号的递归与转化。而此种“有隔有通”的本土化传播观念，借以“障碍”挑战西方媒介缩减时空，起到连接作用的本体论宣言。通过检视屏风这堵东方之“墙”，论文试图丰富媒介思维的谱系，而这显然已有足够基础去讨论一种不同历史性质、不同当下智能技术高速发展的含蓄、慢节奏在地媒介体验和在地媒介知识。
遭遇不确定性：社交媒介影响者危机问责的影响机制实验
宫 贺 张译丹 黄苗红
当社交媒介话语空间的开放性与危机情势的不确定性相叠加，经典的情境危机传播理论所假设的前提——危机责任归属的“确定性”陷入解释困境。由此论文尝试将“模糊责任”情境引入模型，将社交媒介影响者（social media influencer）的“问责信息”与公众端的“责任感知”置于两端，引入影响者的“专家身份”、公众的“操纵意图推断”等变量，尝试拓展危机传播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三组递进实验设计（N=217；N=237；N=420），论文发现，影响者的问责信息显著影响公众的组织责任感知和信息可信度：当影响者表露组织“负有责任”时，公众感知的组织责任最强；当影响者讨论责任归属的各种可能性而非试图为组织开脱时，影响者发布的信息获得了更高的可信度感知；而当影响者表露组织“无责任”时，通过降低信息可信度间接增强了参与者对组织责任的感知。此外，公众对影响者操纵问责信息的怀疑程度会调节他们对组织责任的感知：随着怀疑度增加，影响者的问责信息产生的影响逐渐减弱。论文亦探讨了社交媒介影响者与公众在危机传播中的互动机制及其理论和实践意义。
偏差、偏见与偏向：Media Bias的概念溯源与辨思
马 萍 潘怡欣
Media bias是指媒体在新闻报道过程中存在的偏向性现象，常见于新闻媒介生产和文本呈现等议题领域中。然而，诸多研究将这一源自西方的概念翻译为“媒介偏见”，强调了其主观属性而忽略了客观性构成，致使概念运用趋于简单化。基于此，论文从构成media bias的客观性偏差与主观性偏见出发，分析了内嵌于媒介偏向中的结构性偏向和党派性倾向，并指出媒介偏向是二者共同建构的产物。同时，论文辨析了这一概念的构成要素，进而提出在应用media bias概念时，需考量与其相关的媒介生态环境与学术问题。论文认为，对于引入学术概念的翻译，应跳出字面直译的窠臼，回归到问题本源，这也是对研究对象及其构成要素和理论框架的进一步厘清与扩充。
知识产权并购事件对传媒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对2010-2022年中国A股市场的实证研究
钱 程 谢炜铮 韩晓宁
论文以中国A股传媒上市公司2010-2022年间142起知识产权并购事件为研究对象，实证探究知识产权并购事件对传媒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知识产权并购事件的发生整体上提升了主并方的长、短期绩效，但对不同类型企业的影响存在差异，部分类型企业绩效会下降。探究知识产权并购绩效的影响因素发现，知识产权类型对短期并购绩效有影响：有无著作权影响最大，商标权次之，专利权不显著；但长期并购绩效不受知识产权类型影响。此外，主并方的组织冗余对并购绩效有显著影响。研究揭示，传媒企业应重视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加强知识产权运营能力，综合评估知识产权并购预期效果，充分衡量自身资源和能力能否支持并购后的知识产权有效运营。
冷战外交与殖民政治：“战后”香港电影检查制度研究（1947-1967）
——基于香港《大公报》视角的考察
钟瀚声
冷战时期，香港英国殖民当局在未获法律授权的前提下，秘密制定电影检查条例，对本地及海外电影进行政治审查，其中针对新中国电影的审查尤其严厉。然而，出于外交与公共舆论层面的考虑，港英当局既没有完全禁绝内地电影在港上映，亦小心留意“自由世界”电影中的政治因素。1947-1967年间，《大公报》等左派阵营形成的公共领域，多次联合本地读者，以“爱国”之名向电检委员会施加公共舆论压力，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仍得在港英当局能够容忍的限度内予以抗争，反映出冷战初期港英当局主导制定的电检制度背后深层的殖民意志与政治企图，至今依然给香港电影/民众的家国观念造成潜在的负面影响。
刊物介绍
Introduction
《新闻与传播研究》
Journa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Studies
《新闻与传播研究》是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的顶级学术期刊，主管单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单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期刊创办于1994年，初为季刊，2008年改为双月刊，2013年改为月刊。其前身《新闻研究资料》为中国新闻史学界的权威刊物。
《新闻与传播研究》创办以来，继承发扬重视学理研究的传统，以“代表中国新闻学、传播学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平，引领中国新闻学、传播学学术研究的发展方向”为办刊追求，不断拓宽研究领域，并与国际学术界保持密切联系，刊发了一系列卓有影响的学术论文，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