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献给我们的父辈，也献给我们自己！
——题记
澎湃的历史激情，在物理维度上，离现代生活总是显得那么遥远；但是在历史的维度上，又显得是那么的近，仿佛就在咫尺之间。也正是在这种情感的激荡下，带着一种对历史的某个片段的追恋中，近年来在这个古老的国度里，突然就冒出了各种“怀旧”的聚会活动，“同学聚会”“知青聚会”“战友聚会”“某某单位聚会”等等，不胜枚举。这种不同的特殊时期的特殊群体，以聚集的方式，以共同的记忆来唤醒对生命过程的审视、窥探、把玩……
也许是为了顺应这种潮流，当然，我想更多是为了父辈们那种纯真的友谊、彼此的忠诚、赤热的信仰的纽带，也同时是对儿时的欢乐的回忆和撷取。岩山兄，一位浸染过中国传统文化，儒雅气质中又透出那种逐流现代官场味道的文化人，他发出了“聚会”的号召，立马得到了热烈的回应，并定位出了一个鲜有的聚会名目——“发小聚会”。
“发小”，这个词源起于何处，恐怕很难考证。度娘的解释是：汉语方言词汇，读音为fà xiǎo ，是指父辈互相认识，从小一起伴随长大的玩伴，常用于口语。
于是很快以“缅怀父辈，赓续初心——双峰县委、人委、武装部老院内革命后代2024金秋联谊会”为主旨的活动就确定了下来。不一会儿，发小群内已是“麻雀嫁女”般热闹非凡，特别是徐卫平那篇题为《难忘那栋楼》的文章，把老一辈的趣事，生动地描绘出来，将群内的气氛炒到了沸点；接着王愉声女士以她特有的热情叙事诗，把我们现在生活的美好和惬意，带我们到了那个魂牵梦绕的红色院内。
我也想写点什么来给我们这次的聚会增添一点色彩。可是写什么呢？我很忐忑，红色院内的故事从不缺激荡风云，更不乏智慧之光。就在这惴惴不安之中，联谊会如期举行。
走进那座阔别16年的院子，我的心像月亮坠落天边时那般的沉重、那般的失落、那般的苦涩。我的母亲离开我们已经27年，我的父亲也已在16年前走了，此后我调到娄底工作，就再也没有进过这个院子了。人去楼空，物仍是人却非，怎不令人伤感，令人唏嘘？
如今的院子，已完全找不出当年的肃穆，虽然呈“品字形”的建筑结构，仍不失中国“官署”所特有的文化和威仪。但浓厚的市井烟火味，让我不想去追思逝去的童年欢乐与稚真的游戏，去听听遗落在那一株株老树叶上一声声“胖子”的呼喊声，去找寻宋晓玲那一对黑亮发辫上的蝴蝶结。
在卫平描述的那幢红楼里，我们见到了原双峰县政协主席曹若梅，老人精神矍铄，只是腿脚有点不方便。他一听说我们要和他合影，转身朝里间走去，不一会就将三枚奖章挂在了胸前，很高兴地与我们合了影。
离开后，那三枚金色的奖章一直在我的眼前晃荡着，闪烁着，似乎在向我讲述着那个火红时代的故事，那种把信仰看成比生命更重要的年代。倏忽间我的眼前一亮：初心，那不是我们讲述的初心吗？它昭示着，我们这个国家，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我们将要干什么！这不正是我们的父辈们所追求的吗？
回家后，我仔细地梳理了那段尘封很久，但却又很清晰地印在我脑海里的往事。我决定把这段历史写出来。
那是1964年大概是4月，我的父亲那时在永丰镇党委书记的任上，传闻我父亲要调到县财委去当主任，我们全家都为父亲的赴任做搬家的准备。一天晚上，姜远腾书记和组织部韩部长突然来到我家，我妈递上茶水后，就领着我（哥与弟不在家），走了出来。不一会，妈就叫我回去，这时姜书记和韩部长已经走了。过几天，就说父亲调到财政局和税务局任二个局的局长。但外界却传开了，说是父亲有问题才“平调”，（因父亲在1952年双峰建县前就已是一区区长），新县委班子不信任等，种种传说。而父亲好像并没有受到流言的影响，照旧是早出晚归地去上班。
1966年上半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戴着“红卫兵”袖章的人在街上游行。一天下午父亲早早就回家了，关上里面那间房，不知在干什么，大约10来分钟，就夹着皮包匆匆走了。不久就听说我父亲受到了批斗，不准离开家，有一天，家里闯进了很多的红卫兵来抄家，这样的情况有很多次。在一天深夜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只见我父亲在永丰镇时的通讯员来了，和我父亲轻声讲了些什么，不一会儿，父亲就拿着母亲早已准备好了的一个大袋子，出了门。过了几天，母亲带着我和弟弟住到了外婆家，哥哥住在爷爷家里。母亲说父亲是去农村蹲点去了，其实我们都知道父亲是躲起来了。直到几个月后，父亲才回来。
双峰由部队军管后，父亲接到通知，调动到邵阳的新宁县。于是我们十分不舍地离开了这片生我养我的故土，在凄风苦雨之中，我们默默地向西而行，去往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后来，从父亲及母亲的嘴里断续地听到，姜书记和韩部长的夜访，是考虑到那时“北边”开始乱起来了，财政局是个关键部门，必须把管好，而我父亲做过许多年的镇委书记，人熟地熟，永丰镇上的人不会对父亲怎么样，所以父亲是这时把控县财政最合适的人选，但是父亲的职务却提不上了，他们是特地上门来做工作的。
红卫兵的几次抄家，其实是要找现金支票上必须对上刻有父亲名字的那枚印鉴，否则银行是不能兑付钱的。因为红卫兵要到长沙、邵阳等地去串联需要经费，而父亲早就作好了准备，把印鉴藏了起来，在他实在是顶不住红卫兵们穷追猛攻的时候，父亲就躲到甘棠山斗去了，没有了经费红卫兵无法外出串联，外地的造反派就不会来双峰。
我们双峰的文化大革命相对周边的几个县市，显得要“温和”得多，没有形成大的社会动乱，更没有死伤人。我想这与当时的县委领导和我们父一辈们的政治智慧和政治敏感度是不无关联的，即使是身处逆境，他们强烈的政治责任感，有作为的担当，沉着的处事谋略，这些宝贵的精神，难道不值得让我们永远的赓续吗？
虽然他们没有得到像曹主席那样金光闪闪的勋章，来承载他们辉煌的过去，留给我们后辈来炫耀，但双峰人民在心里，已给我们的父辈们树立起了一座硕大的丰碑！
我们的聚会落下了帷幕，带着不舍，发小们又将回到他们各自的生活圈子，毕竟双峰只是他们心的故乡，心灵的栖息地和挥之难去的地方。
相互的祝福，仍在金秋的风声里飘荡，我想深情地说一句——发小们，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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