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未盈
疫情过去很久了，影院却没升温。随着疫情对电影行业的冲击，“电影工业化”这个热词似乎正在渐渐被遗忘。曾经，伴随着国产大片的崛起，“电影工业化”成为电影人频频提及，念念不忘的词，但也一直在引发争议，喋喋不休。
有时候，它好像是个坏词儿，有的电影人不喜欢它，它好像把摄影机前的梦幻之旅变成了一个哐哐生产的配件大车间。但禁不住投资人爱它啊，动辄几个亿的投入，总得有点效率吧，不然谁投？
低迷的市场才好练内功，从这个角度上说，现在电影市场正在修炼期，是时候重拾工业化的话题了。从哪说起呢？就从儿时走进电影院的时候吧，这一代电影人小时候走进电影院，或许是更早录像厅，看的是张国荣、张曼玉、成龙、李连杰，陶醉在如痴如醉的影像当中，好片一部接着一部，对电影的爱就是那么产生的。多年以后，我们才发现那是香港电影的黄金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如今，那个时代已过去，许多香港导演早已北上拍片。但是那个时代留给我们许多宝贵的遗产，仍然可参照，可效仿。
为此我们对话了香港导演邱礼涛。在电影圈里，邱礼涛是出了名的高产导演，他的近百部电影囊括了现实、恐怖、警匪、动作片，在各类型间游刃有余。单单去年一年，国内就上映了他执导的四部动作大片：《扫毒3：人在天涯》《暗杀风暴》《绝地追击》《莫斯科行动》，今年端午档一头一尾又上映了《谈判专家》和《海关战线》。这位名副其实的高产导演，似乎已经把“工业化”变成了自己工作的现实。
“像抢新闻一样高效拍摄”
“我拍得很快是因为以前没预算、只能很低成本地拍电影，那个时候就训练出来速度了。”邱礼涛说，“因为那个时候你不快不行，只能努力省一点钱——拍快一点！”
邱礼涛成名于港片的黄金时代，他告诉骨朵：“即便在上世纪80年代，香港电影也有一段没落时期，有一段时间几乎没有粤语片，因为那时候香港电影最大的市场来自台湾，所以拍的都是国语片。当时也会涌现很多新浪潮电影，大部分拍的是社会现实题材，因为缺乏大手笔的资金，所以没办法做工业化大片。”
尤其缺钱的情况下，最锻炼人，邱礼涛如此描述香港经济低迷期是如何促进了他的拍摄效率的：“你拍一个武侠片可能没衣服就是没衣服，但你拍一个社会现实片，这一场戏你没有衣服，我直接把衣服借给你，你就可以拍了。在70年代好莱坞电影曾经有这么一个阶段，那个时候他们叫新电影，也是集中拍这些社会现实片。”如果缺钱，这不就是提升效率的好机会么？
他告诉骨朵：“内地电影市场的一大问题就是效率过低，而以前港片的黄金时代则是一个很有效率的市场环境。”
无论是现场飞页写剧本，还是只用十天半月就能拍完电影，抑或是对当下热点事件的改编，可以说香港电影人的制作效率和对市场的反应速度，简直就像月刊报纸一样快。“那时候有一个讲奇案的片，法庭刚刚审完，两个月之内你就能在电影院看见这个案件了。大家都是刚刚过去还在谈论的时候，你就已经轰轰烈烈地上了。”邱礼涛如此回顾香港电影黄金期的效率，高效的拍摄可以让人紧跟话题热点和时代情绪。
邱礼涛近期上映的电影中，警匪动作类型居多，充满了规模宏大的视觉奇观。他表示很多电影如《扫毒3》《海关战线》《莫斯科行动》都是按投资方要求拍摄的，定档的时间也是投资方选的日期。而上述的三部电影都是在疫情期间开机拍摄的，2021年《扫毒3》开机，2022年4月《海关战线》开机，2022年7月《莫斯科行动》开机，这些动作大片都推迟到了疫情结束后才陆续上映。
“疫情后观众的口味变化很快，经历过封城后，大家的生活都已经不一样了，审美都变化了。”所以再好的电影等了太久才上映，也可能机不逢时，票房惨败。
很多电影出品方都采取了同样的做法，避开疫情期间的不可控风险，选择一个热度够高的档期上映，所以2023年也被称为“去库存之年”。邱礼涛认为：“今年的电影市场表现已经比去年好，整个电影市场需要把大家在疫情期间拍摄的电影消化完，然后才会逐步建立信心。疫情后投资方也得出一个结论，就是现在陆续上映的电影大都是疫情期间拍摄的库存片。”
这样会导致一个问题，那就是故事内容和大众情绪未必能吻合上，尤其是疫情前后观众的喜好变化很大。邱礼涛指出：“内地电影市场的一大问题，就是很没有效率。当下可能有某一个故事或类型是观众爱看的，但这个电影如果2024年开始筹备，2026年还不能上映，等到那时观众的口味已经改变了。”
“现在的投资方也很想知道观众喜欢什么样的电影，但是电影制作的周期太长，当我们公映的时候，已经不知道那时社会又在流行什么样的话题，这种电影还能不能引起观众的兴趣。”邱礼涛说，自己一直非常看重对社会热点和效率的追逐，尤其是不断寻找时代情绪的切入点。
比如他1993年执导的电影《八仙饭店之人肉叉烧包》，改编自轰动港澳的八仙饭店灭门案，公映时票房突破1500万港币，创造了奇案电影的高峰；1996年，他又执导了电影《伊波拉病毒》，这部电影是基于当时公众对埃博拉病毒的恐慌而构思的剧本；以及2003年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让香港经济经历了一轮衰退，他马上执导了《反收数特遣队》，这改编自一则新闻：一名债务缠身的警官遭到放贷者的羞辱，讽刺了当时的社会环境。
这种对于社会热点和大众情绪敏感捕捉，并在创作里加以放大，是黄金时代的香港电影特征。而现在内地的电影市场，经过三年疫情的积压，和社会热点有所脱节。反而是“短平快”的短剧对社会热点的跟进速度很快，最快的时候从立项到拍完上线，只要两三周时间，和盛期香港电影的工业化效率有的一拼，从而也构成了对电影市场的极大冲击。
“讲好故事”胜于迷信大数据
大数据促进了效率吗？有时候并不是这样，比如疫情的突如其来打破了市场的匀速运转，同时被打破的还有“大数据”的稳固性。
“过去两三年疫情断断续续，对电影市场影响很大，对大家的生活改变也很大。大家可能会习惯从手机上看电影，从电脑上看电影，这也会对人的审美产生影响。”所以大数据的判断失效了。“观众现在喜欢看什么电影，老实说我不知道。很多时候没有人知道观众要什么，即便从大数据来找趋势，也很难保证票房稳赚，电影市场还是有神秘性的。”
“现在的投资方过度信任大数据和调研结果。其实即便做观众调研，如果数据量太少，我们也很难判断结果是否可靠。比如我拍的《谈判专家》，就是因为观众调研时，观众说看不懂，所以我们加了很多闪回。但上映时又被观众说闪回太多。”
这种相互矛盾的观众反馈是事先很难预料到的，“所以做观众调研，虽然能让我们对电影存在的问题做一些补救，但是补救的方法行不行得通，我们也不知道。当然，站在资方的角度来说，我们不是单纯拍给影迷看，只有拍给最普通的观众看，电影才会有更大的市场。”
保持普通的类型口味似乎是一个出路。2019年票房榜前十以主旋律电影、科幻电影和动作大片居多，2023年及2024年票房榜前十以喜剧电影和犯罪片居多。创新并不是反套路，邱礼涛说：“我应该准确一点回答你，过于套路不是某部电影失败的原因。但有一点我很肯定，就是对普通观众来说，不要拍节奏太慢的电影。”
一个真正的商业片市场是各类皆有，但也泥沙俱下，各种类型兼容并包。邱礼涛如此描述他看过的小众电影：
比如春节档上映前被普遍看好，最后却票房失意的黑色喜剧《红毯先生》。邱礼涛认为《红毯先生》的艺术水准很好，这个项目立项时一定很受资方欢迎。
“宁浩+刘德华+喜剧，资方肯定都愿意投资。但如果我上映之前看到这个电影，我会觉得不卖钱，因为太小众趣味了，是一个作者表达的电影。宁浩导演在这个行业中应该有一些他很想说的东西，但观众现在在抖音上就可以看到明星的生活了，没必要再去电影院里看。”但它也要一直存在。
香港尚有小阳春，台湾电影却真的死了，why?
香港电影曾经作为中国电影工业化的先锋，辐射了整个东南亚市场，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都是香港电影市场的黄金时代。既有武侠英雄片，也有功夫小子片，还有犯罪片、黑帮片，电影市场非常丰富多元。1996年之后，因为受到金融危机、好莱坞电影和盗版录像带的冲击，香港电影的市场快速萎缩，千禧年之后更是只剩下《无间道》等港片延续最后的余晖。
20年过去，很多人都在说“港片已死”，但近年来香港电影似乎有复苏的迹象。不论是最近的《九龙城寨之围城》还是去年的《毒舌律师》，都在商业上获得了不小的成功。而且还涌现了一批年轻电影人在创作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关注老年和残障人士困境的《白日之下》和关注青少年自杀现象的《年少日记》也斩获了金像奖，这种现象被电影界称为“香港电影小阳春”。
邱礼涛认为，所谓的香港电影小阳春也是这个道理。“因为香港电影市场在走下坡路，资金太少，所以年轻人又回去拍现实主义的电影。当然，一方面是艺术理想层面，他们有年轻人的使命感，这种热情很值得褒奖。另一方面是现实层面，一般社会题材的电影预算都比较少。”
这种情况和好莱坞新浪潮运动也有相似之处，一群电影专业的学生想要拍出个人的、新的、非主流的故事。邱礼涛说：“60年代的美国社会发生了很大规模的学生运动，那些人拍的电影都希望反映这个现实。而且电影工业也开始走下坡路，已经成名的大导演很少拍低成本的工业片，反而是新导演更愿意拍社会现实片。”
90年代之后，香港电影一直在走下坡路，“小阳春”也并非一种真正的复苏，那么香港电影还有未来吗？对这个问题，邱礼涛持保守态度：“未来香港电影还会继续走下坡路，但我觉得也不会完全没有电影，只会越来越少。比如好莱坞电影还是会有一个体量，但台湾电影市场也不乐观。”
台湾早期的新电影运动推出了一大批电影大师，深沉、写实的艺术电影成为了台湾电影的主流，但这种美学路线并不受市场欢迎，再加上错误的政策引导，曾一度让台湾电影的市场滑入低谷。直到2008年类型化的《海角七号》打破了僵局，台湾电影才开始重启类型美学。但即便如此，台湾电影市场也多年被好莱坞电影霸占，大多数本土电影陷入低迷僵局，工业基础薄弱。即便今年在大陆卖到超过6亿的《周处除三害》，在台湾本地的票房也只有4000多万台币。
最基本的是要讲好一个类型故事。从FIRST创投上刚刚归来的邱礼涛认为，年轻导演对讲故事的用心程度仍然太少，而是把它们概念化了。这很容易陷入台湾电影在1980至千禧年代的困境。
和年轻的香港导演对比起来，邱礼涛感觉内地的年轻导演比较喜欢拍节奏慢的电影，“内地节奏特别慢的文艺片比香港多一些，有些导演真的会拍两分钟的走路的长镜头。比如去年上映的文艺片《白塔之光》，我觉得挺好看的。但是票房和上座率都不高，节奏很慢是一个原因。你很难要求除了影迷之外，普通老百姓也能下班之后找个时间去看。”
“最基本的就是在拍之前，要讲清楚一个故事，你要告诉别人你拍的是什么，让投资方知道他要不要投资，商业电影真的需要有这个过程。现阶段不需要太过分地去研究那些文艺理论、社会思潮。几年前或者差不多十年前很多很好看的电影，其实没有搞什么花样，也没有刻意追求创新，就是用心拍一个故事。”
台湾电影市场当年的每况愈下，原因之一就是在追求慢节奏的文艺片里，“《爱情万岁》是一个拿奖的电影，最后一个镜头就是拍女主角哭了七分钟，普罗观众不会理解为什么一定要拍女主角哭七分钟呢？“邱礼涛说。
在对话的最后，他向骨朵指出：“一个健康繁荣的电影工业市场，应该什么类型的电影都有，无论是工业大片、文艺片还是现实主义电影，既要有亿万巨制的头部制作，也要有几百万的低成本制作。而且不管你的审美标准是什么，在一个健康的工业体系中，你眼中的那些烂片也应该存在。如果你认为拍烂片的人就要永远消失，那对我来说就有一点极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