纺车,是早在我国汉代就广泛使用的纺纱工具。宋代诗人姚勉写道:“道傍女予双髻鸦,两足如雪踏纺车。村庄人家只如此,齐宫步步生莲花。”可见,用纺车纺纱自古为我国农家妇女常用技能。
我最初看到纺车,是上小学时在电影里看到的:革命根据地延安,有成千上万辆纺车。从朱德、周恩来这样的高级将领到普通战士,人人都会用纺车纺纱,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这便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南泥湾精神。
我家曾经也有一台纺车,而且我也会纺纱哩。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们兄弟几个都停课“闹革命”在家。母亲看着社会上“打砸抢”、“武斗”比较乱,担心我们在外面惹祸,再加上全家8口人,仅靠父亲一人工资收入,日子过得非常艰难。农家出身的母亲,就从乡下老家搬来了一台纺车。
只见母亲将车架、绳轮、摇手、锭子擦拭干净后,有条不紊地安装了起来。一会,一架纺车就装配好了。
台门里突然出现了一台纺车,城里人可是从来没有见过的稀罕物。邻居们和我一样,非常惊奇,纷纷围观。显然,这是一台已经用了很久的纺车,因为那车架上的竹竿、摇手等已经是油光发亮,泛着暗红,是年代沉淀的“包浆”,连摇手的转轴也已经凹下去了。然而,纺车非常完整。母亲用手来回转了几下摇把,在锭子和摇轴上沾上几滴菜油,将纺车稍稍调整,吱扭吱扭地摇动手把,纺车便发出了一阵阵嗡嗡声,像有一群蜜蜂在叫。
母亲从加工厂拿来棉花,将棉花纺成纱线。
这成包的棉花不能直接纺纱,必须先将棉花搓成棉条。母亲叫乡下的舅舅弄来一根一尺多长的苦竹:小手指般粗,笔直,光滑。又专门买来一个木制大锅盖。在八仙桌上,将棉花一块块扯开,摊成薄薄的长约一市尺,宽一拳的长方形,把苦竹压在棉花上,用锅盖一卷,反复搓滚几下,锅盖压住,将苦竹一抽,那棉条便做好了。这棉条约两指粗,一尺长,拿在手里纺纱正合适。
母亲坐在一张小椅上,在铁制的如筷子样的锭子上卷上一张风干的圆笋壳,将棉条的絮絮往锭子尖上沾捻,轻轻转动纺车摇把,一截纱线便纺成了。然后,母亲一边加速摇动手把,一边将棉条匀速往右后方拉拽,一根又细又长的纱线就纺出来了。接着,又将摇把稍稍逆向一转,纺纱的手向上一抬,让纱线在锭子上回转一小截,再正向摇动摇把,将纺出的纱线紧紧地缠绕在锭子上。就这样,来回反复纺纱,那白色的纱线,随着嗡嗡的纺车声,犹如丝丝蚕吐,汩汩山泉,源源不断地从母亲的手中吐出来,久而久之,一个一头大,一头小,白白胖胖棒槌样的纱锭便纺成了。
母亲是家庭妇女,油盐酱醋茶,这些买、汰、烧,缝补浆洗,是她的“正式工作”,而纺纱都是母亲利用“正式工作”的间隙和晚上业余时间,加班进行。
晚上,我在电灯下看书。为了节省电,母亲在我的边上纺纱,伴随着嗡嗡的纺纱声,暖暖的温情油然而生。我看书累了,便就早早休息进入了梦乡。一觉醒来已是午夜,还听到嗡嗡的纺纱声。只见母亲弯着腰身,一手摇动摇把,一手一伸一缩纺纱动作,在灯光的投射下那巨大的身影在整个屋里摇曳。
“还不睡呀,都几点了?”我伸着懒腰催促母亲。
“快了,快了,我把这个纱锭纺完。”母亲总是这样,对自己纺纱有自己量的要求。纱纺累了,腰酸了,母亲就起身拍拍自己的腰身,休息片刻。
我曾经劝说母亲别那么辛苦,纺一斤纱,得四、五天时间,才赚三、四角钱的加工费。母亲说:“自己挣来的钱用起来感觉不一样,况且贴补一点酱油钱也好。”用母亲的话说,纺纱赚得的钱是“活血铜钿”。
有时候,伴随着嗡嗡的纺纱声,我能听到母亲轻轻哼越剧《白蛇传》“断桥相会”,或《梁山伯与祝英台》“十八相送”的词曲:“三载同窗情似海,山伯难舍祝英台,相依相伴送下山,又向钱塘道上来。书房门前一枝梅,树上鸟儿对打对,喜鹊满树喳喳叫,向你梁兄报喜来......”唱得还很有那么点味。那是母亲心情比较好,她为自己能动手赚钱感到高兴。
尽管母亲是个家庭妇女,却是个极自立的人,来不得半点闲。哪怕日子好过了,母亲也是能自己动手赚点钱就尽量赚点。我想,母亲要是有文化,有工作,定是个做事极认真负责,非常敬业的人。
在母亲的影响和手把手的指教下,我们五个兄弟几乎都学会了纺纱,尤其是前面三个,纺出的纱和母亲相差无几。
左邻右舍的女孩子们,看着母亲纺纱,非常羡慕,跃跃欲试,也常来玩,来学。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学不会,那纺出来的纱,用母亲的话说是“猪大肠”。
我的体会,要纺出好纱,首先棉花要好,就是棉花要蓬松,纤维要长,要干净,尽量没有杂质。纺纱的要领是:拿捏棉条的拇指、食指和中指要轻重得当,恰到好处,以让棉纱轻轻捻纺吐出为佳;更重要的是,一只手摇绳轮与另一只手拉拽棉纱要协调,也就是摇绳轮与拉拽棉纱速度与力度要成正比,要匀速。当然,这个过程是语言、文字无法描述的,只能意会,难以言传,必须亲手操作方能体会。
“谁纺纱赚得钱归谁,我不要你们一分钱。”母亲对我们纺纱实行计件工资制。这下,我们的积极性更高了。
平生我第一次用自己挣得的钱,买了一双球鞋。
那天,我到百货商店去买球鞋。营业员已经认识我了,因为我早就喜欢上这双球鞋了,去这店的玻璃柜台看过好几次了,都叫营业员从柜台里拿出来试了。她知道我喜欢这双球鞋,但是我一直没有钱买。这次我爽快地从口袋里掏出两元三角钱买鞋。
“有钱了?”营业员问我。
“嗯,有了。”
“哪里来的钱呀?”
“我自己挣的。”
“哦?你自己挣的?”营业员疑惑地看了我一眼:“你怎么挣的?”
“纺纱,我会纺纱,纺纱挣的钱。”
“啊?你还会纺纱呀!”营业员一脸惊讶地望着我,还上下打量了我一下。她似乎在说:你是个少年小伙呀,又不是妇女,还会纺纱。
我兴高采烈地将那双球鞋捧回了家,第一次穿上了自己挣的钱买的鞋。
我还用纺纱挣来的钱,买了一支流线型很好看的箭标英雄牌依金钢笔;用纺纱挣来的钱买“三极管”、可变电容、磁棒等零配件,自己动手按装半导体收音机。
我还用两分钱到台门口的“花头书摊”租“花头书”—小人书看。这租“花头书”是有时间限定的。两分钱租两本“花头书”看一小时。那租“花头书”的时间是一分钟也不会浪费的。台门里的小伙伴们围在一起,三三四四,探出个小脑袋,叽叽喳喳,指指点点,围绕这“花头书”看个不够。
有时我也用几分钱买芒果干、梅饼这些小零食解馋。
家有纺车,已经过去整整50年了。回想起来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当年,母亲不仅防止了我们在外面惹祸。而且还锻炼了我们的动手能力,培养了独立意识,使我们小小的心灵感受到了劳动的快乐和幸福:通过自己的努力挣得的钱,获得的成果,那个开心劲,幸福欲,成就感,是那样的甜蜜。
我的父母亲都是平民。他们一生勤劳。父亲16岁就给资本家当学徒,60岁退休后,在衣食无忧的情况下,还是闲不住,又打零工15年,一直干到75岁做不动为止,一生干了60年的活;母亲料理家务,一直到79岁自己做不动才请保姆。
如今我也是退休,我也是闲不住。我想,这应当是受我父母亲的影响分不开的。对退休生活,我有我的打算和规划。我不喜欢打牌,不会搓麻将,也不可能三天两头去旅游,该去的也去了。我想,只要我不倒下,我的余生将在宁静、简单的环境中,让读书、写作、书法陪伴自己,走完我生命的最后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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