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遍地是富豪，这座小县城韧劲依旧

很多时候，人们是在离开家乡之后才爱上故乡的。但梁生仁不是。

2011年以来，这个平遥生、平遥长的平遥人，始终在用摄影表达他对平遥古城的痴情。摄影不是梁生仁的主业，拍平遥古城也不是消遣，但7T容量、数万张古城照片，凝聚着他的心血与热忱。

老梁今年60岁了。退休之后，他有更多自由拍摄的时间，从一年拍300天，变成了天天拍；从顺路拍，变成专程去拍。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对故乡却没有厌倦，因为他总能找到新的角度去捕捉古城细微的变化——四季流转，昼夜更替；人潮涌动，旧去新来。在自然与人文交融、传统与现代交织的大背景中，这座历史苍茫的古城，虽静犹动。

摄影的魅力和使命，是用光影讲述光阴的故事，而梁生仁最清楚这座古城富有生命力的样子。他说自己一直在和古城“对话”，那是一位见证兴衰、最有智慧的长者，它无言地诉说着，岁月如何衍生出文明。

梁生仁的老家，在距离平遥古城5公里的农村。幼年的他，向往着古城里的多彩生活；少时的他，向往着那里“由农转工”、实现社会地位跃迁的可能性。

那时的平遥古城还不是世界文化遗产和旅游景区，城里的生活是另一幅图景。梁生仁至今记得小学五年级时，学校组织进古城看电影，放的是《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那可比村里的样板戏新奇多了。看完电影，几个同学凑着买了一根后来他才知道叫“冰棍儿”的东西，大家你一口我一口地舔着吃。

每次进城，孩子们都很快乐。放了学，撒开脚丫子爬古城、在城墙上放风筝；过年了，村里的大人都盼着进城去闹社火；照相馆还是很稀罕的，也只在古城里有。机关单位在古城县衙里办公，最好的中学在文庙里头，最好的医院、工厂也设在古城内及其周边；孩子们的奋斗目标，是进城当工人，生活赶时髦，回村有面子……

这些犹新的记忆，是梁生仁对平遥古城建立特殊情感的原点，也是他称之为“圣地”的缘由。

摄影的本质是观看。而对一座城，60年看不厌，看的绝不只是景观，更是时光。在举起相机、甚至拥有相机之前，梁生仁的一双眼睛就是最好的镜头，记忆就是存储器。

只有像梁生仁这样拍了很多年的人，才会说出“摄影是一种表达”。相机就是他的笔，摁下快门的瞬间，他不只是定格和复刻，也在传递他对这座古城的认知和情感，于细微处见真章。

摄影师对光影和色彩的敏锐异于常人。作为游客，我对平遥古城的印象是和黄土高原同源的大地色，纪录片对平遥古城的标准形容是“青砖灰瓦”，但在梁生仁眼里，平遥古城是彩色的，没有单一的颜色足以成为它的主色。

他关注的焦点不是静态的城墙，而是动态的自然与人文的变迁。那不只是四时节序的色彩变换，还是“大红灯笼高高挂”的烟火气息。他会反问我：“古城里有不同国家和肤色的人，人们穿的衣服是五彩缤纷的，生活也是五彩缤纷的，你说用哪一种颜色去形容它？”

用眼睛看和用心去看，终究是不同的质感。长期注视着这座古城及其居民生活的人，会避免简单化的视觉观感，还原生活“多元多彩”的本真面貌。

他拍古城里的戏台，尤为动人的一张，其镜头对准的不是台上唱戏的角儿，而是城墙下来看戏的普通人。他们踩着单车摩托蜂拥而至，目光齐齐望向只露出一角的戏台。当古城在1997年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后，戴着墨镜的外国人在古城大红鱼灯下和友人谈笑风生的画面，跃入他的镜头，记录下古今中外融于一体的鲜活。

梁生仁还拍过一组“家门口的生意”。原先，是古城居民在自家门口摆摊儿，卖冰棍、烤红薯，或是平遥特产。后来，许多外地商贩租下古城里的房屋或店面，摆卖丝绸纪念品等小玩意，或翻炒天南海北的小食。而近两年，旅拍方兴未艾，很多游客都乐于换上古装在古城里当一天晋商少奶奶。在时间轴上，这些照片映射着时代的变迁。

“平遥古城一直在变。”梁生仁也追随变化，变换视角，看平遥古城。生活是不断学着适应与习惯，但这些别具生活气息和时代性的照片，总能让观者回想起尘封的记忆，感受光阴似箭的真切，彰显人居型世界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

过往50年里，这座与影像有着深厚联系的古城，充分展现了影像的力量。

1977年，平遥遭遇罕见的洪涝灾害。城墙四处坍塌，导致400多万块城砖和6万立方米的夯土流失。当时的文管所所长李有华顾不上出城避险，拿着相机，蹚着积水，进到受损最严重的地方，对现场进行抢救性拍摄——这些照片为后来的古城修复与重建留下珍贵的一手资料，李有华据此手绘了修复设计图。

其实当时有人提议，既然古城受损严重，与其重修不如推倒重来，让古城焕然一新，顺应现代化建设的潮流。方案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但李有华还是一心扑在古城修复上，和许多人一起重建家园。

当时，同济大学建筑学家阮仪三注意到了平遥古城，尖锐批评各地“拆真古董，造假古董”的破坏性建设，在他的倡议和奔走下，最终以“这是刀下留城救平遥”，申请到修复城墙的专款，平遥古城得以保全。1986年，平遥成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由此，平遥人得以专注于修复古城。21年间，李有华致力于此，今天平遥古城目之所及的文物古迹，多数他都参与其中。

1997年，就在李有华去世的前一年，平遥古城入选联合国《世界遗产名录》。梁生仁听文物局的人说起，平遥申遗成功，影像起到了重要作用。准备申报材料时，县文物局给古城拍了数百张照片，其中的18张放进了申报发言时的幻灯片，展示了古城的城墙砖雕、古民居古街道之精髓。最终，平遥古城一次性申遗通过。

趁热打铁，2001年，平遥国际摄影大展落户古城，古城第一次迎来一众不同国家和肤色的摄影师，盛况空前。梁生仁说，早年的摄影大展，古城就是照片的海洋，“城墙根下面到处搭上架子，都挂上照片”，居民家里的临时宾馆也满是照片。夜晚的平遥，城墙前所未有地亮了起来。

摄影师进古城，成了最好的形象传播大使，也推动了古城的旅游意识和名气，平遥古城的名字由此走出黄土高原，成为世界的平遥。

更多外国人来到古城，一住就是一周。他们悠闲地在古城里喝啤酒、打台球，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梁生仁一一将这些画面拍下，记录下平遥古城全新的旅游业态。

照片是电影的开始，继平遥国际摄影大展之后，2017年，中国“第六代”电影导演贾樟柯创办的国际电影节也进驻平遥古城，古城再度成为一场新的视觉盛宴。尤其这个电影节以展映非西方影片为特色，展现出更自信和开放的姿态，而新平台也成为古城新的活力。

如今古城周边，耸立着许多高大且崭新的现代建筑，天际线也有了不同于往日的现代景观。一个冬日，梁生仁起了个大早，天边日月同辉，一如古城与现代建筑古今对照，梁生仁便用相机记录了下来。他想起李白的《把酒问月》：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

拍平遥古城的时候，梁生仁觉得自己就像在和一个宠辱不惊的老人对话，许多牢骚和怨气拍着拍着、看着看着，就没了。安抚他的，是古城古老的底蕴和包容。

明清以来的500年间，平遥古城屡经战乱和洪灾，依然矗立于此，护佑一方。时移势易，这片土地从军事防御设施转成了平民生活区。“一座古城，拍它就是学习它。我们要像它一样历经沧桑，仍旧坚强。”梁生仁说，那是和古城长期情感交融后自然生发的感受。

平遥古城最浓墨重彩的一段历史，便是见证了晋商的兴衰。晋商的成就为今人称道，但其最初是一群人迫于生计，才外出经商谋生。因为平遥地少人多、土地贫瘠，在那个崇尚耕读的旧社会，这群先民以血汗和血泪开辟出一条少有人走的路，以勤劳和智慧逆袭，终于荣归故里，建宅立庙。

以首创票号的“日升昌”为典型，平遥一度成为王朝的金融重镇。100年后，票号关张，成为博物馆和文化遗产，但它的落幕依然闪烁着人性的光辉。

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日升昌”票号关门后，其南宁分号大掌柜冀祖荫回老家平遥创办了“协和银号”，以期东山再起。没想到赶上了军阀混战，晋钞大幅贬值，25元晋钞才能兑换1元新币。如果按照市价兑付，协和银号可以大赚一笔，但平遥的储户会蒙受损失。

义利之间，冀祖荫选择了坚持用“1元晋钞换1元新币”，在卖掉了7个蛋厂填补亏空之后，协和银号才随之关张。冀祖荫沿袭了“日升昌”发家的“信义”精神，维持了晋商票号最后的尊严，唏嘘却体面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如今，平遥古城不再以金融立世，晋商也成为一段史话，但一种堪称商业之本的精神得以延续——信义，它是商业文明的核心。至今关公仍是山西人最敬仰的神，他是武圣、财神、行业保护神，是“大义”的象征，而关公的故事仍在平遥人的戏曲中传唱。

兴衰之中，历史尘埃掩盖下仍旧闪光的是“人的韧劲”，人因为这股精神劲儿而富有生命力，并延续至今。

即便在城市现代化发展的浪潮下，平遥古城如今同样面临人口外流的“空心化”和“居民老龄化”问题，又有文物保护与利用的双重压力，但许多人以“日拱一卒”的行动，延缓或改变它在社会语境中的自然进程。大到数十亿元的修缮改造资金，小到给古城里服务本地居民但不挣钱的便民超市减免租金，所有行动指向一个目标：留住人。他们可能是本地居民、外来商户、远道而来的游客，是他们以斑斓的色彩，绘成平遥古城的现代“清明上河图”。

平遥古城里有个光头，叫福二，他说梁生仁在他的铺面拍了能有二十来次。福二如今不卖醋了，他成了古城的园林工人。他还学了萨克斯，下了班得闲就在古城根处嚎一嗓子。

梁生仁的照片能勾起许多情。他的一个粉丝留言道：他拍摄的都是“凡人俗事”，虽说他们的前景没有那么灿烂辉煌，只有单调的黑白两色，可他们却没失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都在“奋力蹬车”。

对平遥古城，梁生仁有一颗不多见的爱护之心，他关心古城的发展命运，关心生活着的普通人，他说：“拍一座城就是让它住进心里，时刻牵挂着它，关注它的一丝一毫的变化。”末了他告诉我，作为平遥人，他和古城命运相连，“拍古城实际上就是拍自己”。

值班编辑 | 张来

排版 | 阿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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