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擎，做不了一个冷漠的人

刘擎最近想做一个铁石心肠的人。但是他发现这很难做到。

当一位政治哲学家决心活跃于公共领域，似乎便已无法避免其私人生活领域也将堆满大众的疑问。渠道多元，学校邮箱或者平台私信，相熟的也可以见一面，具体的人生困惑会从四面八方向刘擎涌来。在接受采访的前一天晚上，他还收到了一个陌生人的来信，内容大致是讲述自己的情感困惑。

过去的几年里，大家好似把刘擎当作“救命稻草”一般，想从他这里挖掘具体问题的答案，窥探人生的意义，试探能否用哲学来抵御落下的一粒粒沙。

刘擎想，这样的发问，大约是来自大众对他的信任，“其实有的人也并非真的想要一个确切的答案，有的原则必须放在具体的生活场景，上下文语境中才能做权衡与判断”。

哲学不能解决具体的问题，对刘擎来说，去回应这样繁多又沉甸甸的求助，也是一件难事。更多的时候，他只能以一种哲学的方式，将问题“还”给提问的陌生人，让提问者反过来思考问题本身，和提问背后的一整套预设观念。

渐渐地，刘擎感受到有些承担不来。无论是多么伟大的哲学家，也无法在别人的人生重大抉择上，简单下判断。毕竟，人是复杂的，人的生活也是复杂的。再如何，他也只能回应大约5%的提问。

但这几乎是违背他本性的。因为简短却真挚的提问背后，是具体的人。刘擎关心人，关心人的情感，关心人的社会，回避提问意味着他要逼着自己去做一个冷漠的人。

显然他并没有完全做到。在收到一则“活下去为何是值得”的问题时，刘擎依然心头一紧，因为提问者有自杀倾向。他“马上跑到和陈嘉映老师他们组成的‘哲学五重奏’群里，问他们怎么回答，他们都说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沿着提问者的逻辑，刘擎还是想到了一个回答。“结果它（回复）起作用了。”后来他去哈佛访学，还和这个孩子在波士顿见了一面。

“这可能是我唯一一次真的帮到过人的。我觉得当时她也是在跟我辩论，和我探讨，也是有点惊险。”说到这里，刘擎其实是笑着的。他反复思考过，哲学对于大众而言到底有什么意义。后来刘擎好似找到了一个答案。

如果当代人无法避免要被高速运转的世界吞没，哲学阅读与思考至少可以让人回归为一种精神性的存在，在繁琐的事务里停顿抬头，过哪怕一秒沉思的生活。哲学的意义也在于，它将赋予人一种能力，“让你能够更积极自觉地反思”。

“一旦有了自觉的、较强的反思能力，你就会过着双重生活，一方面你在活，一方面你在思考自己怎么活。”

到底怎么活？在告诉别人可以尝试着怎么活之前，刘擎已经千遍万遍问过自己这个问题。

十四五岁时，刘擎想不得也想不到那么多。户籍考量、“数理化是硬核”的标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呼喊，把从小就有文学爱好的刘擎，推到了华东纺织工学院里（现东华大学），把他变成理科生。

时代仍然真切地在召唤。“如果在一个更‘稳定’的社会里，我可能也会去做一个工程师或者科学家，因为（公共）剧本已经写好了。但（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思想大讨论的年代，它要你自己来写一个剧本。”

一瞬之间就能发生翻天覆地的事情，反而是20世纪80年代的“常态”。前一秒可能还在打击投机倒把，讨论到底姓资还是姓社，后一秒就有可能允许下海经商。公共剧本近乎处于一种断裂状态。在这期间，大量的思想团体组建，各式学术丛书出版，尼采、弗洛伊德与萨特成了热门人物。

人们正焦虑着、迷茫着，不知要造出一个怎样的现代化未来，闸门一开，公共思考便彻底涌了出来。

启动键按下。在人满为患的学校图书馆里，刘擎第一次接触到了科学哲学。那时卡尔·波普尔的著作还没被翻译出版，刘擎就这么定定地站在书架前，读完了《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中有关卡尔·波普尔思想的介绍文章。

平静的阅读与激烈的思想争斗可以同时发生。波普尔用一种刘擎完全陌生的方式，一种哲学的提问与论证方式，点出科学在经验上必须要有被证伪的可能，用“问题-猜想-反驳”的“试错机制”击碎了刘擎原有的认知框架。

“那时中国社会的转型不光是经济上的，人的认知和价值观，那些支持你的重要意义结构都生了变化，时代凸显了意义问题的重要性。就是尼采那句‘重估一切价值’。”刘擎说道。

于是青年时期的理工男刘擎，在这个再没有任何事被视为天经地义的年代里，发挥出了最大的文艺热情，对人与社会倾注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人和社会更复杂，而且和自己的体验息息相关。我要回答自己在成长过程中的很多问题，甚至是困惑，而这些，是科学解决不了的。探索科学是一种特定的知识兴趣，但就像马克斯·韦伯引用托尔斯泰的那句，科学那么发达，但它不能提供意义。”

刘擎好似抱着一种要尝试遍所有可能性的心态。他读文学、写诗、演讲、做戏剧，也会在杭州的火车上与人兴奋地讨论萨特的哲学论文《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他几乎做了一切能做的事。

1986年，刘擎23岁，将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哈姆雷特》《李尔王》《奥赛罗》和《麦克白斯》串了起来，把戏剧与彼时的社会新闻、时代信息混在一起，做出了一个全新的实验话剧剧本《生存还是毁灭》。一个现代人和四大悲剧的主角们在剧场里对话，思考人性、人类的生存状态与现代文明。

哲学性反思与创新反叛精神藏在文本中，并从这里延展开去，转身变成刘擎在1989年发表的另一个科幻剧本，《极乐游戏》。

《极乐游戏》从“什么是存在”这个问题出发，让一群对现存世界迷茫的年轻人，把自己关进一个称为“感应仓”的机器里，进行“生命偷渡”——就像“偷渡”到别人的生命中去。刘擎设想，在感应仓里，人可以实现所有你想要实现的人生剧本，获得想要拥有的一切体验。

所有的戏剧、文学与艺术创作，深究到底，都在帮着刘擎表达一种对时代的反叛精神。而在当时，能容纳反叛的，只有哲学。

用刘擎的话来说，“现代化”是他们这代人生长过程中的头等大事。当传统被“摧毁”，人对世界祛魅，社会准则发生变动，重获“自由”的人也需要在断裂的社会剧本中找到一根线索，重建意义，让自己的故事自圆其说。

 “那时候有一本杂志，收到几万封来信，大家都在探讨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刘擎回忆。于是，当中国的现代化展现出其身为社会工程的一面，刘擎似乎也无法逃开，“好像我生逢这个时代，就肯定会关心‘现代性’这个问题，它是我贯穿始终的一个核心关切”，他补充说道。

在现代性的母题之下，刘擎关心两个核心问题：一是社会秩序的问题，亦即人如何生活在一起的问题；另一个则是在现代社会里人应该如何生活的问题。

理性催生了传统到现代的转向，也瓦解了原有的自然秩序。人类中心主义与个人主义成为新时代的观念潮流，人类振臂高呼“人生来平等”。于是，“现代的政治秩序有一个麻烦，它既要求是秩序，同时要求是一个自由的秩序。现代秩序不止是有稳定这一个指标，它还需要让人有更大的空间，来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刘擎解释道。

对于秩序中的人，离开了神与传统，生产力迎面井喷，到底如何在不确定性弥漫的世界里把人自己的故事说完整，安放好自己，成为难题。

“我们是要做自己，要爱自己，要自己做主，可是我后来想‘自己’又是怎么构成的，人怎么可能从内无中生有地开出一个自我来？”

理解到这一点时，刘擎正在美国留学，桌上摊开着查尔斯·泰勒的《本真性的伦理》，那是20世纪90年代。博士生刘擎，每周有八九百页的阅读任务，却仍对这本小小的、刚刚出版的、由泰勒的讲课记录整理而成的书，产生了切肤的感受——因为留学生活是孤独的。

所以，“我”何以是“我”？刘擎把泰勒的社群主义观点纳入到自己的理解框架中来，将文化的关系性与个人主义哲学结合。“自我是一个关系性的概念，它是在关系中被塑造构成的。”

在这个基础上，刘擎展开去，“我们有时候认为是自己在为自己做主，但‘好’的个人自主性其实需要我们与整个世界建立真正的关联。我们需要共同体，需要阅读，需要跟别人互动，需要接触各种文化。这种关联是构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刘擎喜欢和人交谈。

“我跟别人接触，理解别人的世界，获得启发，然后我把我学到的东西拿出来和人家分享，这里边又会诞生新的东西”，刘擎凑近了些，郑重又略显神秘地说，“这个过程就是生命本身”。

在刘擎的记忆里，童年时曾有老师拿着两个苹果问他，“我们两个一人有一个苹果，交换后我们有几个苹果？”刘擎当然是答：两个。“他（老师）又问，你有一个想法，我有一个想法，我们交换后有几个？我说两个，他说，不，比两个加起来还多。”

交流的创造性意义最初如此定格在刘擎的人生里。

1990年，在挪威卑尔根大学攻读博士的童世骏恰逢假期，带着哈贝马斯的学术观点回到上海来。在许纪霖组织的学术沙龙里，刘擎与童世骏碰面，第一次接触到哈贝马斯的理论。“那时候他（童世骏）刚回来，给我们讲哈贝马斯，特别兴奋。”

在前往美国留学前，刘擎就浸在类似的区域性公共领域里，一批知识学者在圈子里互相交锋，互相成就，智识的上涨似乎是无限的。

涟漪泛开。“后来留学，我就特别关注哈贝马斯，在博士阶段还专门修了一门课，《哈贝马斯与福柯》，他们是特别不同的哲学家，一个秉持康德主义传统，一个有些后结构主义谱系。他们之间有些争论。”

对刘擎来说，似乎“有些争论”不是一件坏事，没有观点交锋才是一件让人失望的事。纷繁复杂的哲学迷思里，刘擎也翻找着自己。他从哈贝马斯那里得到基本思想，在上面构筑自己的哲学大厦，并尝试把他所得到又再次咀嚼思考的哲学，“洒”出去。

2000年，还没有博士毕业的刘擎经由金观涛介绍，离开美国，去往香港中文大学工作。在这里，他小幅度地回到公共空间，连续几年在金观涛创办的《二十一世纪》杂志中发表文章，以一种哲学敏感性深入当代。

2003年，他从香港回到上海，在华东师范大学执教。至此，他彻底结束了留学时的清修生活，把自己“丢”回了人堆里。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开始之际，他甚至决定将自己“抛”到互联网中，在跨区域的公共空间进行公共讨论，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也与世界建立更多关联。

刘擎说，最初他读《人的条件》时，并不十分理解阿伦特的观点。但在成为一位教师，一位对话者，一位公共生活中的“老师”之后，他开始充分体验到阿伦特所说的——“人是有朽的（mortal），但由于人在公共生活中发展和展现了自己的个体性（individuality），因此人就成为不朽（immortality）。”

“我并不知道我在这个过程中到底取得了什么，或者达成了多大的成果，但是对话过程中我分享自己的思想并得到回馈，再反过来讨论‘对话’这一点，它展现了生活本身具有的可能性，具有非常高的、对于生命而言的内在价值。”

“对话”所流淌出来的，有关于生命的魅力与价值，慢慢让刘擎的心“安定”下来。他感觉自己好像知道了要怎么活，找到了人生意义的来源之一。

但刘擎还有想要通过对话传递的东西。

对于刘擎来说，在学术界工作其实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情。他有强烈的、智识上的好奇心，热爱阅读、写作和思考，同时又喜欢和人交谈，喜欢讲课。“只有大学学术机构能满足这些，给你正当的时间空间去做，而且人家还付给你报酬，哪里还有这么好的事。”

但有些时候，刘擎也会找不到工作的意义。他叹息，明明在自己当大学生的年代里，师生之间是可以坐下来聊天的，是可以当朋友的。“刚回到上海执教时，我也是这样和学生相处，可是后来根本忙不过来。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这样变成了身份与身份，角色与角色之间的关系。”

可以闲暇、可以非标准、可以慢的时光似乎一去不复返。哲学家不止在理论与思考里遭遇现代性问题，也在现实生活中，与现代性所带来的意义“匮乏”狭路相逢。指标化的任务也会飘在刘擎头顶，“效率最优”的经济理性正吞噬他生命的一部分。

刘擎觉得，我们要抵抗，至少是局部抵抗。“我们可能不应该变得那么，所谓现实主义。”

“人不是只会理性计算的。我们现在过度发达了，理性计算是人的一部分，但我们同时是作为情感的、有想象力的存在，而这一部分现在被压缩了。”刘擎非常希望，我们能在自己的个人生活中重建人文主义的维度，抵抗“系统”（工具理性）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对人心灵结构的重塑。

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总能找到空间来做吧”，刘擎想。

于是，刘擎在公共领域中，会谈最小单位的共同体亲密关系，也会讨论最大单位的共同体国际政治，他渴求一种建立在现代世界、现代社会结构上的人文主义。

“我觉得我参加这么多公共活动，其实也是在呼吁和鼓励大家跟我一起来探索，我们是不是无路可走了？是不是就只能变成机器上的一个零件那样生活？是不是我们要恢复自己对情感、美、艺术、创造性和想象力的敏感性？”

在公共领域里和年轻人接触、交流得太多，刘擎有时候会误会自己的年纪，但身体会“及时”提醒自己不再年轻。2024年，刘擎已经61岁，身体慢慢难以提供给刘擎足够的能量，去应对本职工作之外的、更多的“交谈”。

但他觉得自己可以慢慢找到平衡点。

朋友告诉他：“现在在公共议题上还有人愿意听你说，你也还有想法可以说，这是机会。这个机会不是你选的，哪天就冷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