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瓜初传中国新考

唐玄宗天宝十年(751)，唐与黑衣大食在西域怛罗斯(Taraz，又名呾逻私，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塔拉兹市)开战。最后唐军失败，大批军士为大食所俘。在这些被俘人员中，有一人名叫杜环(还)，京兆(今陕西西安)人氏，流寓中亚、西亚、北非等地10年之后，终于在代宗宝应元年(762)经由海路回到祖国。杜环将自己在外国的游历见闻撰为《经行记》一书，其中有言:“末禄国……果有红桃，白柰，遏白黄李，瓜大者名寻支，十余人飡一颗辄足。”[1,2]末禄国在今土库曼斯坦马雷州首府马雷市(Mary)，这里出产一种叫做“寻支”的大型果瓜，一瓜即可供十余人饱餐一顿。

该瓜究竟为何物?可供生食的果瓜最常见的仅有甜瓜和西瓜两种。若是甜瓜，也只能是哈密瓜之类的厚皮甜瓜，但是这种甜瓜未必能大到足够十多人吃饱。体积巨大的西瓜则是较为常见的，多人分食一颗西瓜也是很普遍的现象。波斯语西瓜“”用拉丁字母转写即为“hendvāne”，字面意思是“印度瓜”1，寻支应为“hendvāne”的省译。[3]另外，“飡”与“餐”同，后世亦有以“食”代之者，而杜佑(735—812)修纂《通典》(801)时保留前字必然有其用意。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释“餐”曰:“湌，餐或从水。”[4]北宋韵书《集韵》(1039)云:“湌，水沃饭曰湌。”[5]清《康熙字典》(1716)又说:“按《说文》:餐或从水，作湌。后人讹省作飡。”[6]可见，杜环、杜佑使用“湌”或“飡”代替正体字“餐”，更能突出表现吃瓜时汁水多的样子。这也说明寻支瓜是一种汁液丰富的瓜果。因此笔者认为，《经行记》所载的末禄国寻支瓜就是西瓜。因而，唐朝杜环是第一位见诸史籍的目睹、食用并记录西瓜的中国人，也是第一位有明确记载的较为完整地走完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国人。

杜环在域外游历途中吃到西瓜(寻支瓜)，但他是否将种子带回中国已经难以查考。西瓜到底在什么时间，又是通过怎样的途径传入古代中国?引种成功之后，西瓜在中国境内经历了哪些具体的传播过程?在有据可循的前提下，笔者将对上述几个问题进行探讨。对于西瓜引种古代中国历史的疑惑，古已有之。其传入时间、路径和方式等关键问题，历来都是众家争执不休的焦点，笔者曾有综述。[7]如叶静渊先生较早系统阐述过西瓜栽培史的相关问题[8]，但只是一种概括性的介绍;黄盛璋先生推测西瓜在波斯语、中西波斯语、突厥语、维吾尔语中的读音均源于花拉子模语，进而主张西域西瓜引自中亚，他还对西瓜早期引种中国北方、江南的时间、地域和瓜种来源地等进行了论证。[9]其论述虽然系统，但是论证稍欠严密，部分结论有待于补充完善甚至商榷。在未有新的权威考古发掘资料出现的情况下，五代胡峤《陷虏记》和南宋洪皓《松漠纪闻》仍是论证西瓜最初传入中国最基础的核心材料。下面将以这两份文献为出发点，再辅以其他相关史料和既有研究成果，尝试重新对古代中国引进西瓜的过程展开探索和分析。

1“契丹破回纥得此种”:西瓜东传契丹

1991年8月，陕西省西安市东郊发现一只唐“三彩西瓜”，旋为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展览。有人据此提出唐代关中一带存在西瓜栽培，但是这并未得到学界承认。问题在于该三彩西瓜并不是通过正规考古发掘出土的，故无法确定其真实性。迄今为止，史籍可考在中国本土食用西瓜的第一人，仍非五代时期的胡峤莫属。胡峤一行人等在赶赴辽太宗陵寝———怀陵的途中首次吃到西瓜。然其《陷虏记》早已散佚，幸有欧阳修《新五代史》撷取其部分内容:

自上京东去四十里，至真珠寨，始食菜。明日，东行，地势渐高，西望平地松林郁然数十里。遂入平川，多草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纥得此种，以牛粪覆棚而种，大如中国冬瓜而味甘。又东行，至褭潭，始有柳，而水草丰美，有息鸡草尤美，而本大，马

食不过十本而饱。[10]

胡峤所述至少传递了5条信息，即“始食西瓜”的时间、地点，以及西瓜的来历、栽培方法和生物形态。

1.1 胡峤“始食西瓜”的具体时间和地点

《辽史》卷4《太宗本纪下》记载:“是岁九月壬子朔，葬于凤山，陵曰怀陵，庙号太宗。”[11]耶律德光于九月初一下葬，而萧翰、胡峤一行是在吃过西瓜之后的十余天才到怀陵，由此推知胡峤“始食西瓜”当在辽大同元年(947)秋八月十五日前后，也就是说这里的西瓜在秋季夏历八月成熟。

辽上京在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驻地林东镇南，东行40里至真珠寨。显然，真珠寨是汉译名称。在辽上京遗址东边直线距离22km处有一个叫“索贝山村”的地名，属于林东镇，东行不远便是索贝山。“索贝”在蒙古语中的意思就是珍珠，古代汉语也称真珠。一般认为，契丹语属于蒙古语族，二者颇为相似，故而可以认为真珠寨即是今索贝山村。多草木的平川应在索贝山之东，褭潭以西。褭潭是一个潴留湖，主要由两大部分组成，分别是湖泊区和泄洪区。其中，湖泊区在西部和中部，范围广大:西起今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东南呼和格日苏木以西，东至内蒙古开鲁县北部北清河乡(今属建华镇)以西。东部则是由褭潭泄洪区形成的大片沼泽、湿地，以及星罗棋布的浅湖和沙阜。[12]可见，胡峤第一次吃到西瓜的地域范围是索贝山以东，呼和格日苏木西界以西的平旷地带，在今阿鲁科尔沁旗境内。2实际上，褭潭还是契丹一处重要的捺钵地，据《辽史》卷3《太宗本纪上》记载，太宗天显五年(930)，耶律德光曾于“五月戊辰，诏修褭潭离宫”([11],31页)，这里开始出现地面建筑。《辽史》卷4《太宗本纪下》又载，会同二年(939)三月，耶律德光“畋于褭潭之侧”。([11],45页)据此观之，上京与褭潭之间必有一条驿道或者官道，且途中当设若干驿站，从而推知真珠寨就是驿站之一处，所以才会有人专门提供蔬菜、水果等食物。胡峤、萧翰一行人等应是在下一处驿馆休息时食用的西瓜。综合考虑地理位置、自然条件、交通状况等因素，这处驿站当在今阿鲁科尔沁旗驻地天山镇附近。直到现在，天山镇仍然是一个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区域。综上所述，胡峤“始食西瓜”的具体地点为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政府驻地天山镇附近。

1.2 胡峤所食西瓜的来历

驿站的官员告诉胡峤，他所吃的西瓜是“契丹破回纥得此种”。契丹建国初期同回纥(回鹘)之间的军事行动有二次可考:太祖天赞三年(924)，“冬十月……丁卯，军于霸离思山。遣兵逾流沙，拔浮图城，尽取西鄙诸部。十一月乙未朔，获甘州回鹘都督毕离遏，因遣使谕其主乌母主可汗”([11],20页)。其中，“由新疆达蒙古一带之大沙漠，古来称曰‘瀚海’，又曰‘流沙’，盖依状况与光景而唱道者也。”[13]浮图城故址在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县城西距乌鲁木齐市160km)北破城子，唐朝曾在此置庭州及北庭都护府治所。此时的浮图城属于西州(和州)回鹘统治，并且是其夏都。《宋史·高昌列传》载:太平兴国八年(983)，“时四月，师子王避暑于北廷，以其舅阿多于越守国。”[14]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1943)认为:9世纪中叶，回鹘人击败吐蕃，占据中国新疆地区的多半部分，“于是吐鲁番和迤北的地域为回鹘可汗牙帐者历数百年。……一到夏季，回鹘可汗便移牙于山北斜坂上，享受祖传的生活方式，保持一个长久的时候，同时则向住在吐鲁番沃壤的人民吸取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资粮，以加强他们的力量，享有属地的快乐。”[15]吐鲁番就是西州回鹘的都城高昌，山北斜坂即言浮图城(北庭、北廷、别失八里)。《辽史》所载冬十月拔浮图城是发生在契丹与西州回鹘之间的战役，而十一月显然是契丹对甘州回鹘的征伐。契丹获得西瓜种子的战役应是“拔浮图城”之战，其依据有二:一是浮图城地点固定而明确，又有良好的农业基础和传统;二是浮图城是西州回鹘的夏都，而作为消暑解渴之用的西瓜有充分的理由出现在那里。古代西瓜普遍成熟较迟，晚者可至农历九至十月，并且成熟之后仍可保留相当长一段时间。所以契丹人在“冬十月”攻取浮图城，发现并食用西瓜是可能的。浮图城西瓜由哪里提供?笔者认为至少有两个可能的来源，一是浮图城本地出产，二是从都城高昌运来。西瓜从高昌送来的可能性更大。相较于北庭，高昌(吐鲁番)的自然条件更加适宜瓜果生长。高昌夏季炎热，出产的西瓜品质也会更加优异。即使西瓜为浮图城本地所种，但最初的种子也应是自高昌而来，毕竟那里是一国之都。另外，太祖天赞三年(924)“九月丙申朔，次古回鹘城，勒石纪功。……丙午，遣骑攻阻卜”([11],20页)，或有以此为“契丹破回纥”之战者，其言谬甚。公元840年，回鹘被黠戛斯攻灭，部属四散溃逃，大部西迁，留居漠北的回鹘人已经难成气候。古回鹘城在今蒙古国鄂尔浑河上游东岸哈拉和林遗址之北，辽初已被阻卜控制，并且“次古回鹘城”为在古回鹘城临时驻扎和住宿之意，根本没有“破回纥”的举动，真正目的是为了攻伐阻卜。总之，“契丹破回纥得此种”发生在太祖天赞三年(924)“冬十月”的“拔浮图城”之战，浮图城的西瓜直接或者间接地来自西州回鹘的都城高昌(今吐鲁番)。

1.3 契丹西瓜栽培方法

契丹(辽)西瓜“以牛粪覆棚而种”，后世多有以其为契丹首创或独创的栽培方法。其实不然，这类种瓜技术早已有之。契丹所用是典型的汉地种瓜、蔬法的改进版，是对传统蔬菜保护地栽培技术的袭用和发挥。早在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卷2《种瓜第十四(茄子附)》就有类似的记载:“又法:冬天以瓜子数枚，内热牛粪中，冻即拾聚，置之阴地。(量地多少，以足为限。)正月地释即耕，逐场布之。率方一步，下一斗粪，耕土覆之。肥茂早熟，虽不及区种，亦胜凡瓜远矣。”[16]这种牛粪种瓜法在当时只是一个备选方案，主流的技术是“区种瓜法”。唐末韩鄂《四时纂要》卷1《春令·正月》亦载:“垄瓜地:是月以犁垄其地。法:冬中取瓜子，每数介内热牛粪中冻之，拾取聚置阴地。至正月，耕地，逐场布种之，一步一下粪块，耕而覆之。瓜生则茂而早熟。”[17]胡峤生活的时代距此很近，他对这种种瓜法应是很熟悉的，所以未做详解。可见“以牛粪覆棚而种”即为此法。然而，“覆棚”又当为何?这应是一种风障和温室覆盖相结合的栽培技术。设置风障和瓜棚的主要用途是降低风速，减少畦面有效辐射，提高土温和气温，减弱作物和土壤的蒸发量，从而改善栽培小气候。该法在北方多风地区是非常奏效的。元代王祯《农书》(1313)最早明确记载了蔬菜风障栽培技术，见书中《百谷谱集之五·蔬属·韭》。[18]覆棚之法则可见于《齐民要术》卷3《种姜第二十七》:“六月作苇屋覆之。(不耐寒热故也。)”([16],218页)苇屋是利用苇箔覆盖而搭建成的荫棚。姜不耐寒热，尤忌强烈的日光直射，搭棚覆盖则可遮荫，保证姜的正常生长。长江流域农村仍有搭棚种姜者。([16],219页)“以牛粪覆棚而种”西瓜至少有3个优点:牛粪是上好的有机肥料，非常适宜作基肥，在北方牧区随处可得;牛粪可充当酿热物，发酵时产生热量，能够提高地温;畦上搭棚，将防风、保温、遮荫三种功能合为一体。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此处种西瓜的是汉人，契丹人，亡国的渤海靺鞨人，还是其他民族的人?笔者以为应是汉人，或者至少是汉化程度很高的其他民族之人。辽(契丹)是一个既耕且牧的社会，政权一贯重视农业生产活动，在东北地区全面发展农业。尽管统治者是契丹人，但汉人才是辽国最大的族群。西瓜是一种新传作物，前去征讨的契丹人未必能将回纥的种植技术也同时带回;即便将种瓜之法带回，西北的栽培技术也不一定适合东北。辽人将西瓜栽培成功，必然是熟稔园艺技术者为之，这非自古以农耕为本的汉人莫属。

1.4 契丹西瓜的生物形态

关于契丹(辽)栽培西瓜的生物形态，《陷虏记》的记载相对简略很多，仅有“大如中国冬瓜而味甘”九字。可以看出，契丹所种西瓜属于大型瓜，与中原汉地的冬瓜大小相仿;味道较甜，但是没有更加具体的描写，应是一般甜度。对于皮、籽、瓤更是没有一点交代。胡峤一行人等是在赶赴褭潭捺钵的路途中间吃到西瓜的，由此可以推知这里的西瓜主要是为解渴去热、补充水分之用，从而知道其含水量很高。五代以前，中国汉族地区较为常见的瓜蓏有甜瓜、冬瓜、瓠瓜、越瓜等，它们具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特征，如外皮多是绿色，种籽不多，瓜肉为白色或淡黄色。所以，胡峤所吃到的西瓜与中原常见瓜类非常相似。也就是说，契丹西瓜还具有皮绿、肉白或淡黄、瓜籽均匀等特征。尤其需要强调的是瓜瓤，倘若为现在常见的红色，胡峤是绝无可能不做记述的。

自引种成功之后，辽国的西瓜种植一直没有中断。现代的考古发掘工作可对此进行证明。1962年、1980年，内蒙古文物工作队曾带头对辽上京遗址进行过勘查发掘工作，在皇城南部的堆积层中发现了西瓜子、香瓜子和腐朽的粮食等物品。[19]1995年，考古人员对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羊山南坡的3座辽代墓葬进行了抢救清理。[20]其中，在1号墓室东壁上发现绘有一幅墓主人宴饮图，图内共有4人，坐椅上者为墓主，身前桌上的黑色圆盘中盛有3个西瓜，另一个浅盘中盛着桃、石榴、枣等水果。该墓葬的修建时间约在在辽太平六年(1026)至七年(1027)，距今已近千年，墓中宴饮图提供了迄今为止在中国境内发现的时代最早的西瓜实物图像。

由上可知，西瓜于唐末经由陆上丝绸之路传入西州回鹘，并在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等地种植。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率军在公元924年初冬征伐回鹘，攻陷西州回鹘夏都浮图城后得到西瓜种子，回师时带到上京，附近汉人农夫尝试栽培。公元947年，汉人胡峤跟随“契丹诸部之长”萧翰返回辽国参加太宗耶律德光葬礼，在上京至褭潭的途中首次食用西瓜。契丹西瓜的栽培方法是适宜北方寒地的一种行之有效的生产方案，也是对汉地传统园艺技术的继承、综合和改良。

2 江南、西北地区西瓜的早期引种

2.1 江南地区首次引种西瓜

南宋洪皓(1088—1155)《松漠纪闻》是中国第二部明确记载西瓜引种史实的文献。其中提到:“西瓜形如扁蒲而圆，色极青翠，经岁则变黄。其瓞类甜瓜，味甘脆，中有汁尤冷。《五代史·四夷附录》云:以牛粪覆棚种之。予携以归，今禁圃、乡囿皆有，亦可留数月，但不能经岁，仍不变黄色。”[20]洪皓长子洪适(1117—1184)在撰写其父行状时亦言:“《四夷附录》所载西瓜，先君持以献，故禁囿及乡圃种之，皆硕大。西瓜始入中国。”[22]此处的中国仅指南宋统治区，而不包括金人控制的北方。

洪皓回到南宋的前两年一直居住在燕京(北京)。据洪适《先君述》记载，洪皓得到旧友孙九鼎帮助，装病回到燕京。后来金熙宗大赦，准许南宋使者回归，洪皓与张邵、朱弁等3人均在被赦之列，但是当权者忌惮洪皓才干，意欲加害。在副留守高吉祥的协助下，洪皓一行得以脱身。[23]洪皓一行在性命攸关的时刻匆匆逃离燕京，具体时间是金皇统三年即南宋绍兴十三年(1143)农历六月。另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张邵行状》云:‘二月六日，金人忽召公诣尚书省，说谕放还，遣令就馆，且与洪(皓)、朱(弁)二公会于燕山。四月十四日，会洪公于燕。五月，朱公自云中至。六月庚戌，俱发永平馆。’”[24]农历六月正值西瓜成熟可食之时，洪皓带回江南临安(杭州)的西瓜(种籽)无疑是从北京就地获得的。

洪皓为西瓜引种江南第一人，其归宋时间是中国西瓜栽培史的一个重要问题，《金史》、《宋史》等文献资料都有相关记载。然而，《金史》所记洪皓等人释归在金熙宗皇统二年(1142)[26]，《宋史》则为宋高宗绍兴十三年(1143)，两者相差一年，且月份亦不一致。笔者考订，洪皓到达临安(杭州)的时间应是南宋高宗绍兴十三年(亦即金熙宗皇统三年)八月，断非皇统二年，从而也就确定了西瓜首次传入江南地区的时间在南宋绍兴十三年(1143)秋八月。[25]所以，中国南方最早种植并收获西瓜的时间只能在次年，即绍兴十四年(1144)。

2.2 西北地区西瓜的早期引种

对于西瓜向中国东北、江南地区的引种，因为有具体文献的记载与考古资料的佐证，学界均无太多争议。然而，有一个问题却鲜有问津者，这就是:既然西域(西州回纥)是西瓜向中国内地传播的中转站，那么除了契丹通过军事行动得以远距离引种之外，它有没有以西域为中心向邻近区域辐射?比如通过河西走廊向甘肃、内蒙古、陕西、宁夏一带逐步渗透。应该说，这种可能性理论上是存在的。但是，相关的文献记载或者文物证据既稀少又隐晦，尚须仔细辨析。

甘肃光绪《重修皋兰县志》(1892)记载西瓜时道:“案:《群芳谱》:西瓜一名‘寒瓜’，旧传种自西域来，故名;杨慎《丹铅总录》:五代郃阳令胡峤于回纥得瓜种，以牛粪种之，结实大如斗，味甘，名曰‘西瓜’，即今所传同州种也。”([28],62页)《群芳谱》是一部介绍栽培植物的著作，勉强算作农书，而《丹铅总录》则是一部考辨群书异同的笔记汇编。前者认为西瓜来自西域，所以才叫“西瓜”;后者记载西瓜在五代时由郃阳令胡峤得于回纥，修皋兰县志者补充道，这个西瓜品种就是当时仍在流传的“同州种”，顾名思义是从陕西同州府传来，皋兰县志认为这个品种的西瓜就是五代胡峤得到的回纥瓜种。姑且不论两种说法的正误，首先应该明确的是，修志者如此处理意在表明西瓜最初的来源有两个:一是直接由西域传入，二是从回纥(回鹘)间接引入。

1909年，俄国人科兹洛夫(ПётрКузьми'чКозл'oв，1863—1935)在中国黑水城遗址3掘走大批西夏文献，其中有一种较为完整的汉文手写本《杂字》(也称《蒙学字书》)[29,30]学术价值颇高。西夏重视对《杂字》这类书籍的编纂，将当时社会生活中常用的词语分类汇编成册。《杂字》“果子部第五”主要内容包括干果、鲜果、蔬菜和瓜类。([29],139—140页)瓜类有越瓜、春瓜、冬瓜、南瓜、回纥瓜、大石瓜等，如图1所示。

图1 西夏汉文《杂字》所载瓜类([29],140页)   下载原图

其中列于最后的回纥瓜、大石瓜很有特点，均以地名冠之。史金波先生认为回纥瓜“应是现在所谓的哈密瓜”，而大石瓜“可能是从波斯一带辗转传来的瓜”，文下脚注:“大石或为大食，同为波斯语译音，唐、宋时我国对包括波斯在内的阿拉伯帝国的称呼”。[31]以回纥瓜为哈密瓜是合理的:新疆自古栽培哈密瓜，品质优异，久负盛名;哈密瓜属于厚皮甜瓜，明显区别于内地所产的薄皮甜瓜;西夏西部与西州回鹘交界，两国交流频繁。因此，西夏人以哈密瓜的著名产地或者种子来源地———回纥(鹘)国为其命名容易理解。但是，大石瓜的释读只完成了一部分，并未明确具体是何种瓜蓏，究竟是甜瓜、西瓜，抑或其他瓜类?这仍须继续探索。

大石通常指大食，是古代中国对阿拉伯帝国的称呼。然而，此《杂字》所言大石并非彼大食。宋初的大石(大食)多数情况下指的都是西回鹘喀喇汗王朝(黑汗，Qara-Khanid Khanate)，而非更加遥远的阿拉伯帝国。北宋乾德四年(966)，太祖赵匡胤准许157名沙门去往西域求取佛经，开宝九年(976)返回中原，其中有位叫继业的僧人记述了西行经历。南宋范成大《吴船录》对此有载:“业自阶州出塞西行，由灵武、西凉、甘、肃、瓜、沙等州，入伊吾、高昌、焉耆、于阗、疏勒、大石诸国，度雪岭，至布路州国。”[32]所过大石国区域位于疏勒以南，喀喇昆仑山以北的位置，大概在今新疆喀什塔尔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一带。实际上，《宋史》、《辽史》和敦煌文献中所记载的大石、黑衣大石(食)和大食，也多指喀喇汗王朝。[33]其极盛时期的疆域囊括今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南部以及中国新疆中西部等广大地区，与唐代安西、北庭两都护府所辖区域大致相当。喀喇汗王朝隔西州回鹘与西夏相望，如图2所示，他们之间的互相交往也是相当频繁的。

图2 辽、北宋时期西夏、西州回鹘和喀喇汗(黑汗)的分布[说明:辽天庆元年、北宋政和元年(1111)形势]  (资料来源: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6册《宋·辽·金时期》，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140页)

由此可见，西夏汉文《杂字》中所说的“大石瓜”必然来自大石国，即喀喇汗王朝。从排列位置来看，回纥瓜和大石瓜应该同属于果瓜。实际上，所谓的哈密瓜其实可算作厚皮甜瓜的代表，中亚、西亚也是其原产地之一，它在这些区域都有广泛分布，其生物形态大同小异，品质也不一定比中国哈密瓜差多少。因此，大石瓜应该是一种与回纥瓜(哈密瓜)有着显著区别的果瓜，而这种果瓜是西瓜的可能性最大。大石瓜排位在回纥瓜之后，说明西夏时期黑水城一带的西瓜种植规模尚不及哈密瓜。

既然认定大石瓜为西瓜，那么它是怎样传到喀喇汗王朝境内的?在伊斯兰文献中，西瓜首先出现在9—11世纪穆斯林世界东部地区作家的作品中，且最初多为药物学和语言学著作。[34]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Abbasid Dynasty,750—1258)时期，哈里发麦蒙(Ma'mūn,813—833在位)和瓦西格(Wathiq,842—847在位)都嗜食花剌子模(Khwārizm)出产的西瓜，不惜让人用冰块冷藏保鲜后长途跋涉运到他们的宫廷里去。[35]可见在9世纪前中期，花剌子模的西瓜就已经誉满阿拉伯世界了。公元840年，漠北回鹘汗国败亡，贵族庞特勤率领一支人马西迁葛逻禄(Qarluq，七河地区)，建立喀喇汗王朝。公元874年，隶属于阿拉伯帝国的萨曼王朝4建立，定都布哈拉(Bukhara)。公元893年，萨曼王朝进攻喀喇汗王朝陪都怛罗斯，双方第一次大规模交锋。最后喀喇汗战败，被迫迁都喀什噶尔。此后两国冲突不断，终于在915年，受到萨曼王朝支持的萨图克在喀什噶尔成功夺取可汗之位，进而大力推行伊斯兰教。这一时期萨曼王朝与喀喇汗王朝的交往活动主要包括3个方面:军事冲突、商业贸易和宗教传播。在这个过程中，花剌子模一带的优质西瓜得以成规模地传入喀喇汗王朝，即汉文史籍中所说的大石国。西瓜由萨曼王朝向喀喇汗王朝早期传播的时间应该在893—915年之间。也正是在该时期，大石瓜传入西州回鹘，进而传至西夏。

花剌子模西瓜声名远播，更加有利于它在国家、地区、民族之间的交往活动中流传推广。无论是军事冲突、使节外交、商业贸易，还是宗教传播，都有可能是西瓜引进与传播的形式，然而，西瓜得以广泛引种推广，还有一个最为基础的因素，那就是它可以在长途旅行跋涉中直接充当水源和食物。这在缺水少粮的中亚地区显得更加关键。另外，还有一个现象需要做出解释，即西夏人称西瓜为大石瓜，而契丹人则称之为西瓜，其实都是同一种命名逻辑:来源地+瓜。西夏西瓜来自大石国，契丹人的西瓜来自西域、西鄙或者西州。还可以推测，契丹西瓜的命名者应为汉人，这符合汉族为外来作物命名的习惯。若是蒙古语族的契丹人，基本就会采用物种来源地的发音，在蒙古语中，西瓜的发音即作“塔尔不斯”[36]，这与中亚众多民族的西瓜读音十分相近，如维吾尔语中西瓜读音为“塔吾孜”，塔吉克、乌兹别克等族则读为“塔巴孜”，其他中亚民族的读音也大体如此。追根溯源，它们其实都是来自西瓜在古代波斯语中的读音———塔布孜。

3 结语

本文重新释读《陷虏记》、《松漠纪闻》这两种最早记载西瓜的文献，对五代胡峤在辽国境内“始食西瓜”的时间、地点，还有该西瓜的来历、栽培方法和生物形态等方面进行了考据。南宋洪皓首次将西瓜引进江南这一史实是明确的，《金史》、《宋史》所记年份相差一年，当以《宋史》为准确定西瓜首传江南的时间在南宋绍兴十三年(1143)亦即金皇统三年秋八月，而中国南方最早种植并收获西瓜的时间是绍兴十四年(1144)。在物种传播研究领域，语音学比较是一种方法，但是有其弊端，多被用作旁证。真正有说服力的证据还是出土文献记载。黑水城遗址出土了西夏时期文献汉文手写本《杂字》，其中记载的“大石瓜”为解决西瓜早期传入西域的史实提供了有力证据。大石为中亚的喀喇汗王朝，大石瓜即自彼传来，而喀喇汗王朝的西瓜则在893—915年间从其西邻萨曼王朝引入。

综上所述，西瓜最初传入中国的路径为:公元9世纪末至10世纪初，由萨曼王朝引进喀喇汗王朝，然后分别传到西州回鹘和西夏;公元924年，契丹军队在“拔浮图城”之战中从西州回鹘得到瓜种带至辽国上京一带;1143年，南宋使臣洪皓从燕京(北京)带西瓜种回归行在临安(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