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重 | 相似与相异：19世纪初期江南与荷兰经济史比较研究

文 / 李伯重

中国和欧洲的交往有长久的历史，双方对对方的认识虽然不断增进，但是也存在着若干问题甚至偏见。因此，为了更好地认识对方，我们还需要进行更多的努力。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用一种相对客观和中性的方法对双方进行深入研究，在此基础上进行比较，看到双方的共同和不同之处，从而克服以往那些基于一方对另一方了解偏差所导致的偏见。近来兴起的历史国民账户核算系统，就是经济史研究中的一种相对客观和中性的方法。

中国和欧洲都涵盖了广大地域，其中各个地区在各方面差异很大。要进行深入而客观的比较研究，应当选择那些具有较高可比性的地区。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在中国和欧洲的各个地区中，江南和荷兰是两个可比性最高的地区。

采用历史国民账户核算系统的方法，对19世纪初期这两个地区的经济状况进行比较研究，可以清楚地看到近代早期中国和欧洲这两个最发达的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具有重要的相似性，同时也可以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的相异性。这一研究结果，有力地推翻了以往以“英国模式”为标准来研究中国和欧洲近代经济史所导致的各种偏见，对我们更好地认识近代早期中国和欧洲的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中欧比较：经济史研究中的视角与方法

大航海时代开始后，中国和欧洲在经济、文化方面的联系变得愈来愈紧密，双方人民对彼此情况的认识不断增进，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认识也存在着若干需要改进的地方。之所以如此，一个原因是彼此在看待对方时所用的视角存在偏差。在欧洲，自黑格尔以来，许多人一直把中国视为一个停滞、落后和贫困的国家。黑格尔说：“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这不仅确定了中国文明停滞的意义，甚至否定了停滞的意义：如果自由精神从未在中国展开，也就谈不上停滞，因为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只属于空间的帝国，处于历史之外、时间之外，没有进步，也无所谓停滞或衰退，只有“纹丝不动的单一性”，所有的“变化”，即战争、杀戮、掠夺、篡位，不过是“重复那终古相同的庄严的毁灭”。赫尔德（Johann Gettfried Herder）从种族、地理环境、文化教育、政治制度、道德思想等方面分析了中国文明的全面停滞，得出形象化的结论：“这个帝国是一具木乃伊，它周身涂有防腐香料、描画有象形文字，并且以丝绸包裹起来；它体内血液循环已经停止，就如冬眠的动物一般。”一直到20世纪中期，法国学者和政治家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来华访问时还说道：“1960年8、9月间，我从香港出发，对中国进行了第一次探索。我马上就吃惊地看到这个社会同马戛尔尼的伙伴们描写的社会十分相似。简直可以说每个中国人的基因里都带有乾隆帝国时的全部遗传信息。”另一方面，在鸦片战争以后很长时期，在许多中国人心中，欧洲自古以来就是先进、强大和富有活力的，因此对这个他们心目中理想化的“欧洲”非常羡慕和崇拜。早在1940年，钱穆先生就指出：“凡最近数十年来有志革新之士，莫不讴歌欧、美，力求步趋，其心神之所向往在是，其耳目之所闻睹亦在是。迷于彼而忘其我，拘于貌而忽其情。”到了1961年，也就是佩雷菲特讲上述那段话的差不多同时，钱穆先生又说道：“这六十年来的中国人，一番崇拜西方之狂热，任何历史上所表现的宗教信仰，也都难相比。所惜只是表现了些狂热的俗情，偏激的意气，最高也只算是空洞的理想，没有能稍稍厝意到历史与现实方面去作考虑。”这些对历史认识的偏差，影响了中国和欧洲的人们对对方真正情况的认识，而对对方的认识偏差又影响到对自身的认识。这样就造成了各种各样的偏见。要消除这种偏差所导致的偏见，就需要采用更好的方法对中国和欧洲的历史进行深入研究，在此基础上进行比较，看到双方的共同和不同之处，从而得出更加正确的结论。

比较研究之所以重要，是为了更好地认识自己。周有光先生有言：“鱼在水中看不清整个地球。人类走出大气层进入星际空间会大开眼界。今天看中国的任何问题都要从世界这个大视野的角度。光从中国角度看中国是什么也看不清的。”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也说：“只懂得一个国家的人，他实际上什么国家都不懂。”历史学家米特斯（Heinrich Mitteis）进一步解释说，“只有通过比较才能十分清晰地认识到每一个国家的本质特征”，“才有可能把必然和偶然加以区别，把个别和典型加以区别”。经济史学家波斯坦（M. M. Postan）也指出，“从单个的具体事件中不可能得出社会科学的结论”，“如果要保证结论的可靠性”，“就必须以比较方法……为基础”。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只有通过比较，才能看出一个事物的特点，否则就会“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两千年前，中国西南部地区有众多的小邦，其中较大的两个小邦是位于云南的滇国和位于贵州的夜郎国。汉武帝派遣使者来到这两个小邦，滇王和夜郎侯在会见汉朝使者时都问道：“汉孰与我大？”这就是成语“夜郎自大”的来源。他们之所以自大，就是因为他们不知汉朝的情况。不通过比较，就不能正确认识自己。因此要真正认识一个事物，总是离不开与其他事物进行比较。

任何事物都是复杂的，每个事物都包含多个方面，可以说是一个多面体。要认识这个事物，它的每个方面都应该研究。因为这个事物的各个方面都有其特点，所以研究这些特点就需要从不同的视角出发，采用不同的方法。对这些方面进行的比较，也对研究有不同的要求。经济史研究历史上的经济活动，当然也有其特有的视角和方法。在经济史研究中进行中国和欧洲的比较，也有其自身的要求。这些要求主要是：

首先，必须确定比较的时空范围。中国和欧洲都有着巨大的地域，各自内部差异都很大；二者都有长久的历史，各自在不同的时期的情况也有很大不同，只有确定一个较为明确的时空范围，才能进行正确的比较。过去许多学者常常将近代早期或近代的中国和英国进行比较，以了解中国为何不能像英国那样出现工业革命和近代化。这个比较有一个重大问题，即中英两国在国土和人口方面有巨大的差异。1820年中国国土面积达130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在1750年达2.7亿，按照李中清和王丰的估计，约占当时全世界人口的40%。英国本土面积仅20余万平方公里，1750年人口只有大约570万。中英之间存在那么巨大的差别，怎么进行比较呢？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在其《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 一书中明确指出，过去学界常常用英国与印度或中国来比较，“但是印度和中国各自在面积、人口和内部多样性方面都与整个欧洲而不是单个的欧洲国家更具可比性”。欧洲或者亚洲的内部地区差别都非常大，比方说荷兰和乌克兰，或者甘肃和长江三角洲，把中国与欧洲进行比较是不合适的，因为它们并不是合适的比较单位。

第二，比较的对象必须具有可比性。彭慕兰接着前面的那段话说，“在这两个次大陆内部，一个自身与英国或尼德兰（即荷兰）具备可比性的区域，在加上亚洲那些与巴尔干、南意大利、波兰等地对等的区域进行平均后又失去了可比性”， 在中国和欧洲内部，有一些具有可比性的地区，“分布于整个旧大陆的各种各样的核心区——长江三角洲、关东平原、英国和尼德兰、古吉拉特——共同拥有某些重要的特征……为什么不对这些区域直接进行比较，而宁可引入那些无论日常生活还是贸易、技术传播及其他等等的主要模式都没有多少相关的有着很大随意性的大陆单位呢”？

第三，进行比较要用一个合适的衡量标准。先贤墨子就已注意到这个问题，他说“异类不比，说在量”，意思是不能把不具有可比性的事物拿来比较，原因在于衡量的标准。这种合适的衡量标准，必须是中性的和公正的。过去我们在研究中国历史时，主要是以欧洲的历史演变经历作为标准，来观察和判断中国的历史变化。但是，世界是多元的，各国历史都有自己的特点，把一个地区的发展经历作为研究所有地区的历史的标准，无疑是有问题的。早在1877年，马克思对俄国民粹派的著名代表尼·康·米海洛夫斯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米海洛夫斯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马克思还指出：《资本论》 关于原始积累的那一章，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而不意味着所有国家都必然要走这样的发展道路。

第四，研究经济离不开计量研究，研究历史上的经济也如此。计量史学家弗拉德（Roderick Floud）指出：我们使用的“通常”“一般”“经常”“许多”这些词都指数量概念，虽然一般我们不会去精确地加以验证，但是在原则上，它们的正确性只能通过计量性衡量来确定。像其他社会科学家一样，历史学家因而经常和不可避免地应用计量的概念。历史学家米罗诺夫（Б. H.Миронов）和斯捷潘诺夫（З.В.Степанов）也指出：在经济史研究中，使用精确的数量进行评述，而不是用诸如“许多”“很少”“重要的”“重大的”一类使分析结果显得不精确的词语进行评估，是非常有意义的。对两个经济进行比较，如果仅仅依靠诸如“通常”“一般”“经常”“许多”“很少”“重要的”“重大的”一类文字语言来描绘一个经济的状况，就很难做到客观和准确。要做到尽可能地客观和精确，计量研究是不可忽视的。

为了更好地认识近代早期中国经济的状况，必须做比较研究。事实上，从亚当·斯密开始，中外学界就不断地对近代早期中国和欧洲的经济地位进行比较。但是由于以上所谈到的问题，过去所作的比较有很大局限。有鉴于此，本文选取19世纪初期的江南和荷兰的经济这两个具有高度可比性的对象，采取历史国民账户核算系统（The Historical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简称HSNA）进行比较研究。历史国民账户核算系统是国际学界新近出现的一种重要方法，其优点主要是：覆盖了几乎所有的经济领域；要求研究者必须搜集庞大而系统的数据，并对一个复杂经济体的所有方面进行测算。对于中国经济史研究来说，这种新方法的重要性是其他方法无法取代的。例如，以往中外学界进行的中国经济史研究，涉及了中国历史上的工业、农业、商业、金融、贸易、经济制度等各个方面，但这些方面都只是中国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经济是由各个部分以一定的方式组合而成的整体，各个部分是怎么组合起来成为一个整体的？它们在这个整体中处于什么地位？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对于这些问题，学界一直未有研究，因此许多学者只是从自己所研究的经济的某个侧面出发，对中国经济的整体水平进行评价，这显然是不科学的。只有采用历史国民账户核算系统，才能解决这些问题。不仅如此，因为这种方法是相对客观和中性的，所以采用这种方法研究中国和欧洲的经济史，得出来的结论就可以进行科学的比较，从而摆脱“西方中心论”或“中国中心论”所导致的偏颇。

二 高度的可比性：18—19世纪的江南与荷兰

早在18世纪中期，孟德斯鸠就已注意到“（浙江、江南）省是中国最好的省份，我觉得有点像荷兰。河流纵横，注入大海，这些都像荷兰”。事实上，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这两个地区的可比性远不止于此。我发现19世纪初期的江南和荷兰的经济具有高度的可比性，这些可比性包括：

（1）在空间范围方面，荷兰与江南大体相当，陆地面积都在3万～4万平方公里之间，尽管荷兰的人口大大少于江南。

（2）在地理位置方面，这两地分别处于欧亚大洲的中部沿海地区，位于欧亚两洲最重要的河流莱茵河和长江的出海口，拥有近代早期世界上最重要的海港（阿姆斯特丹、鹿特丹、上海），成为西欧与东亚海运的中心。

（3）这两地境内地势低洼，河流纵横，富于舟楫之利。两地人民进行了长期的努力，开挖运河，建设码头、桥梁，建成了完整的内河运输系统，为经济成长提供了良好的运输基础设施。

（4）至少自16世纪以来，这两地分别是欧洲和亚洲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之一。同时，这两地都经历了长期的“勤勉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两地都有着近代早期世界上工作最为勤奋的人民。

（5）这两地都是近代早期的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彭慕兰指出：“分布于整个旧大陆的各种各样的核心区——长江三角洲、关东平原、英国和荷兰、古吉拉特——共同拥有某些重要的特征，而这些特征是它们周围其他大陆或次大陆地区不具备的。”因此之故，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荷兰和长江三角洲（即江南）之间的可比性，要比荷兰和乌克兰之间或者甘肃和长江三角洲之间的可比性更高。

（6）无论对于荷兰还是江南来说，19世纪初期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17世纪的荷兰在生产率和技术上都领先于西方世界，到18世纪仍然是一个先进的国家，但是在19世纪已经落后于英国。在欧洲历史上，1820年前后是以荷兰为代表的“商业资本主义时代”（Merchant Capitalist Epoch）和以英国为代表的“近代经济成长时代”（the Age of Modern Economic Growth）的分界线。江南的情况也颇为相似。至少自南宋以来，江南一直是东亚经济最发达的地区。16至18世纪，商业化的发展更使得这个地区的经济出现了被许多学者称为“资本主义萌芽”的新变化。但是到了19世纪，江南被日本超越，而这种超越的开端要早于日本的明治维新。因为江南经济实际上自19世纪20年代开始就已陷入长期的衰退。因此，19世纪20年代对于荷兰和江南来说，都可视为一个经济变化的转折点。

（7）从更加广泛的学术角度来看，近代早期以来的经济发展中，我们通常所说的“西欧道路”（或者我们用以作为标准来评判明清中国经济表现的“西欧模式”），实际上主要以英国经验为基础。这种以英国经验为基础的近代化模式，也被称为英国模式。英国模式表现了传统经济向近代经济的成功转变，而这个转变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工业革命”。然而，虽然英国模式对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近代工业化研究具有上述的普遍意义，但是作为一个具体的历史现象，英国经验又有其特殊性。特别是由于只有英国是世界上唯一“自发地”发展到近代工业化的国家，因此这个十分独特的经验就不可能为其他国家或地区所具有。近代早期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荷兰与江南，都未能自行发展出近代工业化。因此，在研究江南近代早期的经济发展时，以荷兰为比较对象会更有意义。

选择这两个地区作为比较对象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学界对这两个地区的已有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江南一直是海内外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重点。经过几代中外学者的努力，今天我们对18与19世纪江南经济的了解，比对同时期中国其他任何地区经济的了解都更加全面。我本人在这方面也付出了半个世纪的努力。因此，虽然以往中外学界尚未有人用历史国民账户核算系统对19世纪后期以前中国的经济进行过研究，但是较之中国其他地区的已有研究而言，江南还是更胜一筹。在近代早期荷兰经济史研究方面，德·弗理斯（Jan de Vries）、范·德·伍德（Ad van der Woude）、范·赞登（Jan Luiten van Zanden）、史密茨（Jan-Pieter Smits）、霍林斯（Edwin Holings）等学者进行了多年工作，取得诸多重要成果。特别是在近代早期的经济史研究方面，荷兰经济史学者更是处于领先地位。范·赞登及其研究团队把历史国民账户核算系统用于研究荷兰经济史，成为国际经济史学界运用国民账户核算系统研究近代早期经济史的先驱。通过他们的研究，我们对于19世纪初期荷兰的经济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在江南和荷兰经济史研究的丰厚基础之上，用历史国民账户核算系统对19世纪初期两地经济进行比较研究，所得的结果显然是比较可靠的。

三  “近代经济”主要特征视域下的相似与相异

借助以往学界以及我本人的研究为基础，我用历史国民账户核算系统对19世纪初期江南（聚焦于松江的核心地区）的经济进行了研究。这项研究中获得了一些重要的发现：

表1中得出的增加值总数就是用生产法计算出的。用支出法和收入法计算出来的结果，与用生产法计算出来的结果都十分接近，因此可以认为上述结果是基本正确的，亦即1820年代江南的GDP大致为1351万两银。

从表2 我们可以看到：农业（连同渔业）在两地GDP中的份额都不到1/3，由此我们可以说，这两个经济都不再是农业为主的经济。这个结论也可从荷兰和江南的就业结构和城市化水平方面得到证实。

由表3可见，这两个地区的农业就业人口在总就业人口中的比重都不到1/2，从而从另一方面证实了这两个地区都不再是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的结论。由表4可见，从农村与城镇的人口分布情况来看，在城市化水平方面，19世纪初期的江南，如同时期的荷兰一样，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两地城镇人口的占比均超过了1/3。

以近代以前的标准来看，19世纪初期这两个地区的城市化已达到非常高的水平，而这种高水平是以城市工商业的发展为基础的。

从各表中，我们也可以看到19世纪初期这两个地区的GDP结构有明显的差异。

第一，工业（第二产业）增加值在江南GDP中所占的比重（33%）大大高于在荷兰GDP中的比重（29%），而服务产业增加值在荷兰GDP中所占比重（46%）则大大高于在江南GDP中的比重（36%）。工业人口在就业人口中的比重，江南（56%）也大大高于在荷兰的比重（26%），而服务产业人口在就业人口中的比重，荷兰（31%）则大大高于江南（16%）。换言之，在19世纪初期，工业在江南经济中的地位，远高于在荷兰经济中的地位，而服务产业在荷兰经济中的地位，则远高于在江南经济中的地位。

第二，农业人口在就业人口中的比重，江南（27%）低于荷兰（43%），而在城市化水平方面，两个地区却比较接近。这是因为江南农村工业人口占了工业人口的3/4。一些学者怀疑明清中国一些农村地区可能已“过度工业化”了。如果这个“过度工业化”真的存在的话，那么19世纪20年代的江南就是最主要的地区。

此外，在国民收入构成上（表5），这两个地区也有着相当大的差别。

由上表比较可见，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江南远高于荷兰；而资本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则荷兰远高于江南。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江南也明显高于荷兰。这些差异源于两地经济的自身特点。

近代早期的荷兰是西方世界的金融中心之一，因此利息收入在GDP中占有较高的比重是必然的。但在工业方面，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由于受到英、法两国的排挤，荷兰工业（尤其是纺织业和造船业）的生产和出口都下降了，资金只好转移到海外，导致海外投资大量增长，并由此获得巨量的海外投资回报。同时，荷兰有庞大的海外殖民地，殖民地掠夺的收入也构成荷兰国民收入的重要部分。因此荷兰的资本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GNP）中占有很大比重，使得其国民收入大于国内生产总值（GDP）。与此相对照的是，在江南地区，主要的工业——棉纺织业——在18世纪出现了重要的技术进步，生产显著扩展，从而成为中国乃至东亚的棉纺织业中心。因此工业在江南棉纺织业中心的松江府地区的GDP中占很大比重是必然的。但是在金融方面，直到19世纪初期，松江府地区的金融系统尚不很成熟，而且因为邻近江南的经济中心苏州，松江府地区的金融业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苏州金融业的附庸。至于在外贸（跨地区贸易）方面，江南在规模上更是远逊于荷兰。因此相对而言，荷兰经济更加商业化而江南经济更加工业化。

在完成上面的研究之后，我与范·赞登合作，进行了一项19世纪初期江南与荷兰的经济的比较研究，结论是在19世纪，这两个地区的劳动生产率都很高，江南主要农业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几乎与荷兰持平，这与艾伦（Robert C. Allen）的估算结果也一致。江南的工业劳动生产率低于荷兰，这是因江南的工业主要部门是纺织业，而江南纺织业中的劳动力主要是妇女，其劳动生产率低于从事农业的男性劳动力，而且19世纪20年代是江南纺织业的低迷期，这对纺织业的增加值有重大影响。此外，在19世纪初期，这两个地区的人均GDP依然在世界上名列前茅。麦迪森估算1820年西欧的人均GDP为1194美元（以1990年美元计），是荷兰年均GDP的65%，那么荷兰的人均GDP就是1837美元。当时江南人均GDP为24两银，相当于988美元，为荷兰人均GDP的54%，或者西欧人均GDP的83%。也就是说，荷兰是欧洲最富的地区，而江南则是东亚最富的地区。我对19世纪初期的人类发展指数（HDI）研究表明江南人民生活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从而证实了江南与荷兰这两个地区确实属于当时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也正是因为如此，到了19世纪中叶，西欧发达国家人士来到江南时，发现这是一个十分富裕的地方。1832年2月，英国东印度公司职员胡夏米（H. H. Lindsay）乘坐“阿美士德号”帆船从澳门沿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进行考察。他于当年6月20日来到上海吴淞口，在上海停留了18天。在其日记中，他对上海一带人民的食物供应和消费情况做了如下描写：“人口看来甚为稠密，乡民们身体健康，吃得也不错。小麦做成的面条、面饼是他们的主食。”“我们在此期间，地里小麦刚收割完毕，土地耕耙、灌溉后紧接着又种上水稻。水稻要到九月份收割。此足见当地土壤之肥沃异常。当地的冬天据说十分寒冷，有些年份数尺深的积雪可经月不化，冰块大量地存放到夏季，主要用于保存鲜鱼。……（在上海县城）除了在中国任何地方都难以买到的牛肉之外，这里各类食物的供应既便宜又充沛。山羊很多，羊肉供应也同样充沛。这里的水果比南方的好得多，我们逗留之时，正值桃子、油桃、苹果和枇杷等上市，价格十分便宜，各种各样的蔬菜供应也十分丰富。”1845年法国政府派遣拉萼尼（Lagrené）商务使团来华，其中有丝织业代表耶德（Isidore Hedde）。他游历苏州之后，称之为“世界最大的都市”，并说：“谚语说‘天有天堂，地有苏杭’，特别是苏州更是了不起。在那里耀眼的魅惑人的东西应有尽有。物产丰富，气候温和，举凡娱乐、文学、科学、美术的东西无一或缺。这儿是高级趣味的工艺和风靡全国的风尚的源泉地。这儿一切东西都是可爱的、可惊叹的、优美的、高雅的、难得的美术品。这个都市是江南茶、丝之邦的首府，不仅是美术与风尚之女王，而且是最活跃的工业中心，又是最重要的商业中心、货物集散地。总之一句话，是世间的极乐土，使人深感古来诗人、史家和地理学者之言的确不假。”上述观察和评语是来自当时英国和法国的观察家对江南的直观感受。这种感受表明了江南经济绝非一种与西欧近代经济截然不同的落后经济。

德·弗理斯和范·德·伍德认为在19世纪初期以前很久，荷兰就已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近代经济”。他们指出：“近代经济”不必具有20世纪工业经济的外观，而是包含了那些使得上述外观成为可能的普遍特征。这些特征中最重要者如下：

（1）市场：包括商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和资本）市场，都相当自由和普遍；

（2）农业生产率：足以支持一个复杂的社会结构和职业结构，从而使得意义深远的劳动分工成为可能；

（3）国家：其决策和执行都关注产权、自由流动和契约合同，但同时对大多数人民的生活的物质条件则漠不关心；

（4）技术与组织：一定水平的技术和组织，能够胜任持续的发展和提供丰富的物质文化以维持市场导向的消费行为。

他们接着指出：在用近代经济概念分析一个历史上的经济并将其与其他的近代经济进行富有成果的比较时，上述特征是很必要的。这些特征可能也存在于其他欧洲国家或者地区，但是荷兰经济由于其所具有的历史延续性和在建立经济近代性方面所处的领先地位，因此可以称为第一个近代经济。

自16世纪后期开始，江南经济日益商业化，城市化水平也明显提高。到19世纪初期，江南经济已发展成为“一种近代的、城市的、商业的经济”。德·弗理斯和范·德·伍德所归纳出来的“近代经济”的主要特征，在16世纪以来的江南也表现得很明显。由于近代早期江南与荷兰在经济发展方面有众多的相似，因此如果我们同意德·弗理斯和范·德·伍德的说法把1500—1815年的荷兰经济称为世界上“第一个近代经济”的话，那么我们也有充分的理由把同时期的江南经济称为世界上最早的近代经济之一。

早期近代经济不会自发地引起工业革命，因为早期近代经济与工业革命所导致的近代经济具有巨大的差别。如同大多数国家一样，江南和荷兰都没有“自发”出现工业革命，在19世纪也都丧失了先前的那种最发达的地位，但是它们在近代早期所取得的成就，使得它们在今天能够分别成为中国和欧洲人均GDP最高的地区之一。2009年，荷兰人均GDP仅次于卢森堡、瑞士、爱尔兰和丹麦，在欧洲排名第五，而江南人均GDP则高居中国各地区的榜首，比位居第二的广东省高出1/3。江南在19世纪后半叶已成为亚洲近代工业化最成功的地区之一，到了20世纪最后20年，江南经济起飞，迅速地成为中国经济成长的火车头。江南的中心城市上海和苏州，也成为世界经济的重镇。2020年，在三组不同领域的全球城市权威排名中，上海在全球城市服务能级和全球影响力两组的指数排名中，同时进入世界前五；在同步进入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和“世界城市名册”三大指数“前五榜”的城市中，上海是唯一一座中国城市，也是全球仅有的三座城市之一。2021年苏州工业总产值超越上海、深圳，正式问鼎全球第一大工业城市，成为今天全球数一数二的高端工业化城市。这些“经济奇迹”的发生，也证实了德国文豪歌德的名言：“我认为但丁伟大，但是他的背后是几个世纪的文明；罗斯柴尔德家族富有，但那是经过不止一代人的努力才积累起来的财富。这些事全部隐藏得比我们想象的要深。”

四  余　论

许多中国学者心目中的“欧洲”，实际上是一个放大版的工业革命及其前后的英国。这并不奇怪，因为在国际经济史研究中，欧洲近代经济发展模式是一种最常用的主导模式，许多学者都以此作为指导框架来研究自己国家的经济史。如前所述，通常说的欧洲经济发展模式，实际上主要以英国经验为基础，因此这种以英国经验为基础的近代化模式也被称为英国模式。英国模式表现了传统经济向近代经济的成功转变即工业革命，因此英国模式的核心也就是工业革命所体现的经济变革。英国工业革命究竟包括哪些内容？为什么能够发生？在过去的两百多年中，这些问题一直是世界经济史研究中最重要的课题。学者们作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从而形成了许多不同版本的“工业革命”说。这些版本随着英国经济史研究的进展不断被修正，人们对“工业革命”的认识也总是处在不断地变化之中。近年来的研究表明，英国之所以出现工业革命具有独特的条件和很大的特殊性。在近代早期的其他地区，并不是都可以发生工业革命的。即便在欧洲，也是如此，所以英国与西欧其他地区之间在近代经济成长中会出现“小分流”。因为工业革命并不是到处都可以发生的普遍现象，所以大多数出现了近代早期经济成长的地区，其自身的发展方向更加类似荷兰和江南的经历所体现的方向。40因此，在对英国之外的地区的经济史研究中，使用建立在“英国模式”基础之上的发展理论时应当非常小心，因为这些地区并没有自发出现工业革命。41英国模式对于其他国家（或地区）近代工业化的研究具有双重的意义：如果从所体现出来的再生产普遍规律而言，它具有普遍意义；但是如果作为一种具体的发展模式来说，它就没有普遍意义。如果对英国模式作这样的认识，我们就能够更好地解释明清中国经济的发展。因此，只有重视英国之外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道路的特点，才能更好地认识世界。世界历史因多元而丰富多彩，各国经济演变的道路也不只有一条。通过比较，正确认识不同国家经济发展的特点，不仅对我们更好地认识历史上的欧洲，而且对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我们自己的历史，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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