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衰弱”在近代中国的“知识旅行”

文化   2024-10-12 17:38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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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衰弱”在近代中国的“知识旅行”







作者简介:缪蓬,复旦大学博士,上海理工大学外语学院讲师,公共英语教研中心副主任。担任《中国科技术语》青年编委及Chinese Medicine and Culture等学术刊物审稿人。主要研究领域为翻译史、概念史及话语研究。主持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全国科技名词委科研项目、“中国外语教育基金”项目等项目,在《中国社会科学报》、Panace@、《当代外语研究》《医学与哲学》《中国科技翻译》等刊物发表论文10余篇。参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外文出版社等出版的教材多部。在外教社、外研社主办的教学赛事中多次获奖。


摘要:19 世纪初一场“西医东渐”革新了我国的医学格局,在这场来自西方的医学概念、技术、制度等逐步取代中国传统医学成为本土医学主流的浪潮中,疾病概念“neurasthenia”引入我国,其发生、兴起及再造贯穿了西学东渐、东学入中、借鉴苏俄等我国近代知识体系建立的过程,这一“知识旅行”的过程背后也蕴含着国人对神经 、精神疾病认知的演变过程。在传入初期,“neurasthenia”被译作“脑力衰弱”和“神经衰弱”,这两种译法见于当时的报章、词典及医学著述。该病起初被视为一种神经症,而后逐步被接受为精神疾病,该病在我国精神科门诊诊断率一度超过80%,是我国精神科门诊的常见疾病。20 世纪末,这则过去“时髦”的疾病概念悄然消失于汉语精神疾病场域,由此呈现出概念“失语”的景象。从“neurasthenia”到“神经衰弱”并非单纯的术语翻译问题,也涉及时人对“旅行”概认知的转变。梳理19、20纪“neurasthenia”自原语至汉语的翻译实践,勾勒其入华轨迹,并剖析其接受过程中的意义转变,以 再审视这则疾病概念的“跨语际”实践历程。


关键词:神经衰弱  术语翻译  知识旅行


本文原载《中国科技史杂志》2024年第2期,推送已获作者授权。












1. 研究问题


19—20 世纪一场“西医东渐”革新了我国的医学格局,改变了本土传统“中医独大”的医疗体系[1]。在经历了与中医共存的一百年后,随其知识体系及制度的确立,西医逐步成为我国的医学主流[2]。既存的医学史研究中包含大量的“疾病史”研究[3],自西而来的疾病知识在华传播及接受的过程也是“西医东渐”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医学传教士对疾病概念的引介始于身体疾病,1858 年发行于上海的《医学英华字释》( A Medical Vocabulary in English and Chinese) 中精神、心理疾病词条寥寥,“内部病证名目”部分所列出的 230 余则词条中仅含“exhaustion”( 译为“精力耗尽”) 及“neuralgia”( 译为“脑气筋痛”) 两则与精神相关的疾病。西医精神、心理疾病概念大致是在 19 世纪末进入我国医学场域的。


在诸多精神疾病中,“神经衰弱”对国人而言相当特殊,夏互辉( Hugh Shapiro) [4]指出,它是 20 世纪中国最引人注目的疾病,其相关知识的传入也是“西医东渐”的典型个案。20 世纪 50 年代,该病在我国精神科门诊诊断率高达 80%到 90%[5]。三十年后,神经衰弱在我国的患病率仍有13. 03‰,占所有神经症病例 58. 7%( [6],页 6) 。凯博文( Arthur Kleiman) [7]在湖南医学院附属医院精神科门诊针对该病进行了实地考察,指出中西方医师对其诊断“差异惊人”。国人对“神经衰弱”一词的使用也被认为有“滥用( rampant) ”之嫌[8]。20 世纪末,其患病率在我国“戏剧般地下降”[9],这则“红极一时”的神经症概念悄然消失于汉语医学场域。


自此 ,“神经衰弱”的处境似乎回到了新概念进入其新语境的最初阶段,已有学者关注到这一概念的“失语”现象,并讨论了“神经衰弱”由哪一疾病概念填补的问题。其中,较为主流的观点认为,“神经衰弱”被“抑郁症( depression) ”代替[10],这同西方医学界将神经衰弱替换为“psychoneurosis( 精神官能症) ”( [7],页 118) 略有差异( 抑郁症为精神官能症一种) 。也有研究者提出,“神经衰弱”即“失眠”[11]。尽管如此,过去被诊断为“神经衰弱”的患者中仍有一部分很难被归在另一疾病名下[8],这也说明消逝的“神经衰弱”并未完全被另一医学名词所取代。


从“neurasthenia”到“神经衰弱 ”不是单纯的术语翻译问题,从“神经衰弱”到“抑郁症”等也并非单纯的术语革新问题。本文认为,有必要对“神经衰弱”在汉语医学场域的发生、兴起及演变作进一步追溯,以厘清这一术语背后概念的内涵。16 世纪末至 20 世纪将近四百年间的“知识旅行”,就我国而言,先后经历了“宋学西迁”、“西学东渐”、“东学入中”及“借鉴苏俄”的过程( [12],页 351) ,而“神经衰弱”的引入正发生于西医入华的背景之下,这一名词的翻译亦受日语影响,其在我国的兴起与演化也无法绕开当时苏俄精神病学研究的影响,因此其“知识旅行”贯穿我国近代知识体系建立过程。本文将在概念史视域下探析“神经衰弱”的翻译路径及其意涵演变。








2. 有关“神经衰弱”在华史的既存研究


过去四十年间,“神经衰弱”在我国的历史引起海内外学界广泛关注。对其系统性研究始于 1982 年凯博文在湖南医学院附属医院精神科门诊的实地考察,这项研究为其后相关的学术讨论奠定了基础。夏互辉[13]尝试对“神经衰弱”在 20 世纪中国的盛行加以解读,并比较了中国传统的神经疾病和作为现代医学概念的“神经衰弱”。陈南希( NancyChen) [14]在其关于“气功所致的精神障碍( qigong disorders) ”的讨论中,对“神经衰弱”这一“与中国文化相关”的疾病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关系加以概述。


皮国立( Pi Kuo-li) [15]基于医药广告文献探讨了民国初期“神经衰弱”的中医疗法,并指出西方荷尔蒙疗法( hormone therapies) 在“神经衰弱”和中医相关疾病之间架构起的联系。张宁( Chang Ning) [16]同样运用医药类广告,分析了当时国人对“脑”之地位的认知演变,并探讨了“艾罗补脑汁”的售卖与“大脑”概念的重构。彭小妍( Peng Hsiao-yen) [17]讨论了“neurasthenia”的日译情况,并运用 20 世纪早期的文学文本勾勒其入华“旅行”。1 王文基( Wang Wenji) [18] 对民国时期“神经衰弱”及相关精神病学知识的复杂性进行了研究。


较为近期的有何玲俐[6]关于“神经衰弱”入华史的讨论,及其对该病转型为“抑郁症”的研究。上述有关“神经衰弱”在华史的研究反映了海内外学人对该病由西医概念向中文概念、由身体疾病向精神疾病、由常见诊断类别向罕见诊断类别转变的关注。不足的是,对其何以通过翻译的途径引入汉语言文化体系的观察较少,对这一概念及相关术语在我国的兴衰演变关注不多。同时,20 世纪 30、40 年代的“神经衰弱”话语受到较多的关注。由此,对其“知识旅行”全过程的追溯是对既存研究的有益补充。


上述研究还反映了学人在探讨“神经衰弱”时侧重于运用报章中的广告文本及文学作 品 ,关注点也集中在时人身体观的转变和“神经衰弱”概念的转型,以及该病的“政治化”过程。换而言之,对“神经衰弱”入华“旅行”后的本土特色关注不多。基于上述问题,本研究将运用跨文化概念史方法,对“神经衰弱”在华的知识翻译加以追溯,并对其意涵演变中的本土特征加以分析。





3. “Neurasthenia”的翻译实践


“神经衰弱”的概念最早是以“nervous debility”的形式出现于19世纪晚期在华发行的报章中。当时,《中华快报》( The Shanghai Courier & China Gazette) 、《上海差报》( TheShanghai Courier) 均刊登了有关“Holloway's Pills”的广告,并称其为“最佳神经调节剂、增强剂,也是最为安全的通用净化剂( the best regulators and strengtheners of the nerves and thesafest general purifiers) ”[19]。1905年前后的《字林西报》(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中也能够找到类似的有关“Dr. Williams' Pink Pills”广告,例如 1905 年 11 月 13 日该报刊登的一则广告称: “圣维特斯舞蹈症是困扰年轻一代最为主要的神经障碍,这一 病症是大脑、脊柱和神经系统缺血发出的警告,而韦廉士红色补丸能解决一切因缺血而引发的问题。”[20]这种补品在当时的美国“尤为盛行”[21]。


此后,“Dr. Williams' Pink Pills”的汉语译名“红色补丸”“韦廉士医生红色补丸”“韦廉士大医生红色补丸”等大量出现在 20 世纪前 40 年《大公报》《益世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申报》《时报》等刊登的广告中。例如 20 世纪初,中西医大药房在多家报纸刊登广告 ,称该品主治“山岚瘴气、痨伤吐血、脚气冲心、左瘫右痪、气血两亏、翻胃呕吐、疮疥班疹、瘰疬阴疽、筋骨痠痛、衰弱血枯”等病症[22],令其看似一种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其后,该品广告的版本五花八门,在 1909 年末题为“脑虚废业”的版本中,“脑筋衰弱”成为其主治的病症之一[23]。1910 年初,《申报》上刊登题为“香山杨月樵患头痛脑筋衰弱为韦廉大医生红色补丸所治愈”的广告,声称这种药丸“有清血之功,且能使血有力而长新血,其所生稠红之新血能驱除身体中一切诸疾,使患病衰弱之体而得复原康健”[24]。1919 年末,《民国日报》上又刊登了题为“家务分繁,操劳过度,身体衰弱,前曾脑筋疲乏,今则强健有力,且得完婚续娶,皆赖韦廉士大医生红色补丸之功也”的广告[25]。20 世纪 20 年代末,因该品含有吗啡成分,时政当局将其禁止[26],然而其广告仍旧屡见不鲜。


一般认为,“neurasthenia”是于 20 世纪 20、30 年代传入我国的[5],同一时期,这一概念在美国失去了它在医学上的信度[21]。据我们掌握的资料来看,其传入的时间应提前15 年以上。早在 19 世纪末教会医院的医学报告中就已经能够初见相关概念的踪迹。例如,上海公病院( Shanghai General Hospital,1877 年改称“上海公济医院”) 自 1868 年至1914 年的医学报告中记录了当时该医院收治病患所患疾病的情况,在 1876 年该院报告的“Physician's Report( 医生报告) ”部分,记录该年“Diseases of the Nervous system( 神经系统疾病) ”类目下收治“Disorders of the Intellect”病患 4 例( [27],页 31) 。在次年的报告中未提及该种疾病,1878 年该院收治该病病患7例( [27],页 55) 。字面上看,“Disordersof the Intellect”有“知识分子所患的各类病症”的意思,同“神经衰弱”在西方“文明病”一说是能够对应的,但此处也不排除该病为认知障碍的可能。此后,该术语再未出现在其医学报告中,取而代之的是“Mental Debility”( [27],页 67) ,可直译为“精神衰弱”,该名仅在 1882 年的报告中出现一次。上述例子表明,“神经衰弱”的相近概念早在晚清教会医院的医疗活动中就以不同的语词形式存在了。


在上海公病院1908年的医学报告中,“Neurasthenia”直接被列在“Diseases of theNervous System”的“Functional Diseases( 官能症) ”下,该年共收治该病患者 16 例( 其中15 例出院,1 例继续治疗) ,这个数字是远高于其他官能症的,例如“Neuralgia( 神经痛) ”有 6 例,“Epilepsy( 癫痫) ”5 例,“Dementia( 痴呆) ”4 例,“Melancholia( 抑郁症) ”2 例,“Migraine( 偏头痛) ”和“Hysteria(癔症) ”各 1 例( [27],页 108) 。1914 年,该院收治的“神经衰弱”病患多达 30 例( 其中 28 例出院,2 例继续治疗) ,而其他神经系统疾病( 如脑溢血、癔症、癫痫、脑震荡、神经痛等) 的患者数量均不超过 5 例( [27],页 124) ,可见 20 世纪初“神经衰弱”在我国的教会医院已经是相当主流的神经科疾病了。1


“Neurasthenia”一名也出现在 1895 年《博医会报》( 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Journal) 的第 9 卷第 2 期上,该期的“Medical and Surgical Progress”栏目刊登了题为“Paludal Neurasthenia”( “paludism”是“malaria”的别称,故而这则术语可译为“疟疾性神经衰弱”) 的文章,介绍这种疾病的主要特点: 其最轻症表现为情感淡漠( mental apathy) 或心理乏力( psychical malaise) ,更为严重的病例有一般神经衰弱( ordinary neurasthenia) 的几乎所有症状,两者的差别在于,失眠、消化功能异常及头痛更常见于一般神经衰弱病例[28]。可以说,早在 19 世纪末,“神经衰弱”的概念就已是当时在华传教士医生中通行的疾病概念,只是由于教会医院的医患双方以及《博医会报》等外文报刊的读者均以外国人为主,因而诸如“脑力衰弱”“神经衰弱”等汉语译词并未立刻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传开。


“神经衰弱”最早出现在报章及词典中的年代是较为接近的。1905 年,《大陆报》刊登“豫防神经衰弱法”,对该病的症状描述如下: “神经衰弱最著之现象为易忘,又如牵挂无谓之事,或因细故而易发怒,甚至心事憧扰,夜不成眠。”[29]其后,1908 年出版的《英华大辞典》就收录了“neurasthenia”词条,并将“神经衰弱”列为其译词之一。一般而言,一则术语只有积累了相当的社会影响力后才会被收入词典,“神经衰弱”首见于报章及词典的年份如此接近,或许还因为该词进入汉语是受到日语影响的。1906 年 3 月 6 日,流亡日本的宋教仁在日记里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上十二时,至卫寿堂医院诊疾。医者谓余将有神经衰弱症,宜多服药,并讲卫生之道,宜早眠早起,节饮食,惜精神,多为快愉之事云云。”[ 3 0 ] 这段话也从侧面反映了“神经衰弱”当时已是日本医院里常用的诊断名词。《 英华大辞典》主要参考吸收的是《新译英和辞典》中的译词[31],后者的“neurasthenia”词条给的释义即为“( 医) 神经衰弱”[32]。在《近代日中语汇交流史》一书中,沈国威[33]也将“神经衰弱”列为汉语中的日语借词。


综合上述例证,或可推断,“神经衰弱”的入华“旅行”之初,其概念及汉译词在中国社会的发生,是传教士医生对该概念的主动引入、使用,以及日语译词对汉语译词产生影响这双重因素作用下的结果。自 20 世纪初起,“neurasthenia”开始被一系列在华出版的词典收录。在《英华大辞典》中,“neurasthenia”有四则译词: “脑筋失力”“脑筋脱力”“脑力衰弱”“神经衰弱”[34]。其中,首选译词“脑筋失力”似是来源于狄考文( Calvin WilsonMateer,1836—1908) 编纂的《术语辞汇》,该词典为目前可查最早收录“neurasthenia”一词的英汉双语词典,它将该词译作“脑力尽,脑筋失力”[35]。赫美玲( K. E. Hemeling,1878—1925) 所编的《英汉官话词典和翻译手册》中其译词缩减为两则: “脑力衰弱”“神经衰弱”( [36],页 926) ,并未收录当时多见于广告中的“脑筋衰弱”一词。据 20 世纪上叶其他英汉词典及报章文献记录 ,“脑力衰弱”和“神经衰弱”就是当时“neurasthenia”的主要对译词。


译名“脑力衰弱”也见于 1908 年出版的第 1 版《医学辞汇》( An English-ChineseLexicon of Medical Terms) 。在其出版前约半个世纪,合信所编的《全体新论》在华出版,书中“脑”而非“心”为“一身之主”的立论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时人的“身体观”[16]。1858 年,同样是合信编纂的《医学英华字释》中,“neuralgia”被译为“脑气筋痛”,可见“neur-”前缀与“脑”字形成对应关系,这多少也解释了“neurasthenia”最初在英汉词典中与“脑”而非“心”联系在一起的原因。


初版《医学辞汇》的“neurasthenia”词条下有术语 3 则: neurasthenia cerebral,译作“颅脑力衰弱”; neurasthenia gastrica,译作“胃脑力衰弱”; neurasthenia spinal( Spinal irritation) ,译作“脊脑力衰弱”。在这部词典中,词条“nervous”译为“脑属”,可见当时“neur-”前缀同“脑”的对应关系仍旧稳固。[37]


事实上,“neur-”前缀和“脑”之间的对应关系一直维持到 1920 年前后,例如 1919 年美华书馆出版的《哈氏生理学》一书中,高似兰( P. B. Cousland,1860—1930) 仍用“脑”字翻译“nerve”相关的术语,如将“nerve cell”译为“脑月朱”,将“nervous system”译为“脑系统,脑经系统”等[38]。


值得关注的是,初版《医学辞汇》已收录“melancholia”“depression”等词条,换而言之,这些与人的精神状态密切相关的疾病概念早在 20 世纪初就存在于汉语医学场域。可以说,20 世纪后半叶“神经衰弱”向其他病症的过渡并非旧概念的衰败和新概念的兴起,而是发生在我国疾病场域内部的语义变迁。


到 20 世纪 10 年代,“脑力衰弱”仍为英汉词典中“neurasthenia”的主要译词。例如卫礼贤( Richard Wilhelm,1873—1930)就将词条“neurasthenis/neurasthenia”译作“脑力衰弱”[39]。同一时期,“神经衰弱”的说法也出现在其他工具书里,例如 1915 年出版的《辞源 》就 收 录 了 “ 神 经 衰 弱 ”词 条 ,但 给 出 的 原 词 并 非 “neurasthenia”,而是“nervousness”,并将其解释为“病名,谓神经之机能异常兴奋或易于疲劳者,由精神过劳或手淫或房事过度而 起 ”[40] 。当时其他词典亦有将“nervousness”处理为疾病名称的例子,譬如赫美玲将其译为“痵、悸、脑腺病、惊悸病、神经过敏”( [36],页 925) 。尚未发现其他将该词和“神经衰弱”联系在一起的工具书。


20世纪10、20年代是医学名词审查会和科学名词审查会的活动高峰,共发布医学名词审查本8册,其中,1918 年 7 月发布的《医学名词审查会第四次审查本》主题为“解剖学: 血管学,神经学”,包含大量神经相关的术语。在该系列中,“neurasthenia”最早出现于第7册,即《病理学各论名词》,收录于第一章节“神经系统病理名词”,其“决定名”为“脑力衰弱”。同页,另有词条 nervous exhaution1( 德: Nervosa Erschopfung; 日本: 神経衰弱) ,其决定名也是“脑力衰弱”,可见当时仍未采用日语中“神经”二字的译法,而是沿用了“脑力”二字。[41]


一年后发布的《总论名词补遗》中 ,“neur-”词缀的对应词变更为“神经”,例如词条“neuropathology”( 日本: 神経病理学) 定名为“神经病理学”[42]。“神経”二字是日本兰学创造的新词,即“新汉语”[43] 。自此,“脑力衰弱”的说法鲜见于词典的释义中,“神经衰弱”取而代之。例如在 1939 年 9 月出版的第 9 版《高氏医学辞汇》中,“neurasthenia”被译为“神经衰弱,神经系衰弱”[44]。1940 年 9 月发布的《精神病理学名词》中,“neurasthenia”和“nervous exhaustion”归在“癔病及神经衰弱”分类下,均定名为“神经衰弱 ”[45] 。该书由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国立编译馆编订,因而可以说“神经衰弱”是当时官方的决定名。


在进入词典成为“neurasthenia”的译词之前,“神经衰弱”四字已见于 20 世纪早期的报章和译著。换而言之,“神经衰弱”和“脑力衰弱”两种说法出现于汉语的年代接近。1910 年,丁福保、华文祺[46]所译述的《神经衰弱之大研究》一书就用了这则译词。该书从属于丁氏医学丛书,在当时颇具影响力。全书以“神经衰弱”命名之来由开篇: 此病之症状,随人而异,非如他病症,有定型也。要之全身之神经系统,上自脑髓脊髓及神经中枢,下讫各种之末梢神经,及其所分布之器官,皆能呈其症状。


1910 年后,“神经衰弱”作为译词见于一系列医学著述,例如 1919 年 5 月王伦暨编译的《神经衰弱自疗法》、1932 年 10 月任一碧编译的《神经衰弱症》、1934 年 2 月杨志一编著的《神经衰弱浅说》等等。其中,《神经衰弱浅说》是较早的国人自行编写的有关“神经衰弱”的著作。报章方面,1922 年《同济杂志》连续多期刊登了杨尚恒译的“神经衰弱及其治法”,1923 年《医事月刊》刊载了颜守民题为“神经衰弱”的系列文章。


在颜文“神经衰弱( 续) ”中,有两则“新名词”出现在其页眉位置: “精神衰弱”和“神精衰弱”[47]。汉语中的“神经”和“精神”两词确易混淆,由此也产生了“神精”这一错误的构词,以及“精神衰弱”与“neurasthenia”的错误对应。20 世纪早期的词典中也可查得“精神衰弱”若干例,如《英华大辞典》中,“精神衰弱”与“crazedness”对译; 《病理学各论名词》中,“精神衰弱”与“psychoneurosis”对译( [41],页 9) ,在其后发布的《精神病理学名词》中,后者的译词变更为“精神神经病、精神性神经[官能]病、心理性神经病”( [45],页80) 。该书中,“psychasthenia”“psychical degeneration”和“mental fatigue”的译词均为“精神衰弱”( [45],页 71) ,“neur-”词缀对应“神经”二字、“psych-”词缀对应“精神”二字的译法此后逐渐固定下来。


1949 年后,“神经衰弱”一词在制度化因素下逐步作为官方术语流通。1958 年,全国第一次精神病防治工作会议在南京召开,会议推出了我国第一个精神疾病分类方案,20 年后,中华神经精神科学会推出《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 ChineseClassification and Diagnostic Criteria of Mental Disorders,简称 CCMD) 第 1 版,其后 50 年间,这一指导性文件经历了多次修订( 1989,CCMD-2; 1994,CCMD-2-R; CCMD-3,2000) ,“神经衰弱”自始至终是“神经症”的一个亚型[48]。直到 1980 年代前后,“神经衰弱”淡出我国主流医学的视野。




4.  “神经衰弱”的意涵及其“再造”


4.1 英语中的neurasthenia


一般认为,“neurasthenia”概念最早由美国医生比尔德( George Beard,1839—1883) 提出( [6],页 8) ,然而据《牛津英语词典》(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简称OED)记载,“neurasthenia”一词最早见于梅恩( Robert Gray Mayne,1803—1868) 于1856年出版的《医学与普通科学古今术语释义词典》(An Expository Lexicon of the Terms,Ancient and Modern,in Medical and General Science ) ,这 比 前 者 所 撰 之 《“Neurasthenia ”,或 “NervousExhaustion”》( Neurasthenia,or Nervous Exhaustion) 要早近十三年。OED 另收录了词条“neurastheny”,该词与“neurasthenia”同义,最早见于克雷格( J. Craig) 编纂的出版于1849 年的《新版通用英语词源、技术与发音词典》( A new universal etymological,technological and pronouncing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其后也收录在梅恩的词典里。


字面上看,“neurasthenia”意为“神经乏力”。症状上看,比尔德将其定义为一种神经系统功能性疾病,没有神经结构的异常( [7],页 119) 。心理疲劳是其基本症状,可能伴有头部、背部、牙齿及牙龈疼痛和皮肤瘙痒等一系列躯体部位的不适症状。对象上看,多发于女性,尤其是家庭主妇,故而该病也被称为“housewives' neurosis( 家庭主妇神经症) ”。


这则疾病概念在其提出早期属神经科而非精神科医师所管辖的范畴,这同其字面义是吻合的。OED 收录了1922年例句一则: “We distinguish three pure forms of actualneurosis( 真性神经症) : neurasthenia( 神经衰弱) ,anxiety-neurosis( 焦虑性神经症) andhypochondria( 疑病症) . Even this classification has been disputed. The terms are certainly allin use,but their connotation( 内涵) is vague and unsettled( 含糊且不确定的) . ”可见“neurasthenia”是“neurosis”的下义词,而“neurosis”和“psychosis”又是一组对应的概念,后者是精神病学( psychiatry) 明确的研究对象。1


由 OED 的如下例句可知,“psychosis”是“neurosis”的精神层面,也可以说前者强调精神,后者则强调躯体: “No wonder that the criminal psychosis( 精神病) ,which is the mentalside of the neurosis ( 神 经 症 的 精 神 层 面) ,is for the most part an intractable malady,punishment being of no avail to produce a permanent reformation. ”不难看出,“neurasthenia”在其初始语境更接近于一则生理疾病概念。随着心理学及精神分析理论的日益发展,“neurasthenia”发生了从生理疾病到精神-生理疾病,再到精神疾病的转变( [6],页31) 。


从OED的另一则例句可看出,20世纪中下叶的“neurasthenia”已被视作是一种精神疾病了: “Neurasthenia,obsolescent medical and psychiatric term(过时的医学及精神病学术语) for a state of excessive fatiguability and lack of vigour( 一种过劳且乏力的状态) . ”这则概念内涵之含糊及其在身体、心理疾病间的摇摆为其日后跨文化传播中语义的变迁留下了很大的空间。从英语原词“neurasthenia”到汉语术语“脑力衰弱”“神经衰弱”等的翻译实践不可避免地导致语义上的变化。这则概念入华的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国人对精神疾病的认识可谓相当匮乏,尽管西医神经学学说早在 17 世纪便已传入我国,可精神疾病同神经病症的区分在当时无从谈起。术语翻译过程是当时国人对这则概念认知、消化的过程,其内涵本身的不确定性也为其“再造”创造了充分的条件。


4.2 “神经衰弱”的“再造”


比尔德提出“神经衰弱”学说的近三十年后,这则疾病概念逐步进入国人视野。1905 年,《大陆》杂志刊登了早期的有关这一疾病的篇目“豫防神经衰弱法”,介绍该病的两大原因:过劳及营养不足。两者皆为外部原因,这同比尔德的学说已有些许差异。比尔德认为,神经衰弱是由神经系统脱磷( a dephosphorizing of the nervous system) 或缺失其他固态成分( a loss of other solid constituents) 所致,他提出,有两类因素导致该病的发生:遗传( hereditary descent) 和特殊的刺激性因素( special exciting causes) [49]。后者相较前者具体得多,且兼顾身、心两方面的缘由,可见“神经衰弱”在进入我国疾病场域之初便已同“neurasthenia”在语义内涵上有了差别。


关于西方科学在我国的传播,周建人曾提过三点建议: “第一,科学上的理论和事实,须用本国的文字语言为适切的说明; 第二,科学上的理论和事实,须用我国民所习见的现象和固有的经验来说明他; 第三,还须回转来用科学的理论和事实,来说明我国民所习见的现象和固有的经验。”[50]周氏将此番工作称作“科学的中国化”。用国人熟悉的现象及固有的经验解释自西而来的科学知识,就是对此等知识进行的“再造”。通过对 20 世纪上半叶的“神经衰弱”话语加以分析,能够发现其“再造”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患病的群体发生了变化; 其二,病因的侧重发生了偏转; 其三,防治的手段也抹上了较为浓重的本土化色彩。


4.2.1 变换的患病群体

在西方语境中,“神经衰弱”的患病对象主要是中、上层社会人士和妇女。比尔德将该病视为富人阶层及知识分子神经系统方面的苦痛,克雷佩林( Emil Kraepelin,1856—1926) 则认为该病主要发生在专业人士及妇人身上。流行于中、上层社会人士及知识分子的特点也使之被称作是“文明病”,这一别称也见于 20 世纪早期我国的报刊文献,例如1923 年颜守民在其“神经衰弱”一文的开篇即讲到:神经衰弱有个绰号,叫做文明病,因为文化越进步的地方,这个病越闹得厉害( [47],页 14) 。


西方语境中易得该病的妇女群体主要指“家庭主妇”,这一概念在当时的中国尚未形成,两者的联系更无从谈起。居中州[51]认为,女性较男性更易得此病: “又偏于感情,且抵抗力薄弱之女子,较男子犯本病者为多。”然而更普遍来看,认为男子较女子更易患“神经衰弱”是我国本土更为主流的认知,例如丁福保、华文祺指出: “男子患本症者较多于女子,盖男子奔走职务,身体及精神之劳动并多,而女子则较为安逸故也。”([46],页17) 与之类似,史国藩[52]在“神经衰弱症”一文中写道: “本病统计上,男子较多于女子倍数以上,尤以二十岁乃至五十岁之间患本病者为最多,盖此时为吾人之少壮时期,劳神之处较多故也。”


不同于上述专门介绍医学知识的文本,在当时的医药广告中,女性和男性一样也是易患神经衰弱的群体。例如,1927年2月刊登在《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等报纸上的一则广告称: “美丽广东女士曾患疯湿、骨痛、神经衰弱等症,及服用韦廉士大医生红色补丸,使其血液清洁强健,始获全愈。”[53]又如 1938 年 3 月《时报》上刊登了一则“德国补尔赐保命”的广告,该品为“男女性神经衰弱大补剂”,其广告语为“用男颗颗补精强身,用女粒粒补血健美”[54]。甚至在女性专用的产品广告里也常常提及“神经衰弱”,20 世纪30 年代,“补女容”的广告多刊登于《时报》《申报》《新闻报》《上海报》等,它被宣传为“妇女调经及神经衰弱圣药”[55]。这些广告表明,虽然“神经衰弱”在当时国内的知识普及中多与男性相关,但这并不意味着该病同女性是毫不相干的。


史国藩的论述中还提及的年龄因素,也见于其他本土著述,例如丁、华二氏认为“精神及体力使用最多之时,与身体及精神变化最大之时期( 即破瓜期) ,罹本症最易”([46],页 17) ,这一范围显然是要小于二十至五十岁的。居中州则认为: “......青年男女,为过度之用功,中年者之烦闷生活,最易罹本症也。”( [51],页 43)


除上述因素外,住处和职业也是本土医家颇为强调的。住处方面,丁、华二氏指出: “往居都会之人,患本病者,视乡居者为多,盖都会居民多在事业竞争之场者也。”( [46],页 17) 下文紧接着说道: “官吏、教员、学生、商人、辩护士、军人等患者颇多。”史国藩对易患本病职业的描述为: “以学术家、政事家、商业家为多,尤以投机商为最。”( [52],页 20)


4. 2. 2 偏转的病因侧重

从患病群体上可以看出不少本土医家认为过大的精神压力是该病的主要成因,比尔德所指出的躯体上的变化在本土“神经衰弱”病因的讨论中少有提及。1905 年“豫防神经衰弱法”一文开篇即讨论了该病的两大原因: 过劳和营养不足。作者认为两者相互联系:“ 苟耗费精神过度,而安慰休息之时甚少,则脑神经必致衰弱。... ...若劳苦过度,自不能安眠。......如是则食欲自减,而营养遂不良。营养不良,则神经益衰弱。”( [29],页 1) 由此构成恶性循环,而这一循环的开端“耗费精神过度”显然侧重于精神上的过度劳累。《神经衰弱之大研究》对该病病因的论述则更为系统,作者将其分为两个部分:精神的诱因及身体的诱因。其中,精神的诱因在前,关键词有“勤劳而休息不适当”、“种种不如意之事”和“恐怖”; 身体的诱因则包含一系列疾病( 如“神经痛”、“肺结核”、“流行性感冒”、“睾丸炎”等) 、烟草、酒、咖啡、茶、芥子胡椒、滥服下剂及色欲过度等,其中“色欲过度”所占篇幅最大。


丁 、华二氏在色欲和该病之间架构起很强的因果联系,认为“纵情色欲之人,其结果必致神经衰弱”( [46],页 15) 。这一因果联系之所以能成立,是因为时人相信“精液中所含之精虫......一方能助身体之酸化作用,一方又有保持神经兴奋力之效用”,纵欲过度则精液减损,神经自然就衰弱了。正因如此,作者进一步提出“手淫之害于神经者尤为剧烈 ”,原因有两点,一是直接刺激神经中枢,二是事后“恒以其贻害为忧虑,以致精神之忧郁,而神经遂日即衰弱矣”( [46],页 16) 。“神经衰弱”的这一病因及其致病逻辑至1930 年代仍是主流的,沈仲圭[56]在“青年之神经衰弱病”中指出,“神经衰弱都由过用脑力 而来”,该病在男性群体中发生“多由于‘性欲过度’”,因而“最要者是在乎节制性欲,早起早眠,使睡眠充足。”王椿荣 [ 5 7 ] 在“神经衰弱症之症候及原因”中谈到,“青年时代荒淫于色,精液之消耗太多,每为神经衰弱之起因。......手淫之后恒以其贻害为忧虑,以致精神忧郁而神经衰弱。”这显然沿袭了丁氏丛书中的观点。“神经衰弱的疗法:性病问函总答覆之三”一文更是直接提出“年轻时有手淫之僻者几无一能免神经衰弱的”[58]。


4. 2. 3 本土化的防治措施

比尔德提出的治疗方案主要有两种,一是给予神经以养分的补充,包括阳光、空气、水、食物、休息及肌肉锻炼等,或士的宁、磷、砷等直接刺激中枢神经的物质,二是电疗。本土医家似乎更加强调预防,而非治疗。1907 年“预防神经衰弱症之方法”[59]一文即提出“当讲求预防此症之法为最紧要。”1905 年“豫防神经衰弱法”提出“避过劳”“多食营养物 ”及“生活须秩然有序”为三大预防该病的方法。此外,“熟眠”、“冷水浴或冷水摩擦”及借助“乐具”( 如谣曲、音乐、打弹、抛球、乘脚踏车等) 等也有效,其中“熟眠”更是“防神经衰弱之最要者”。丁、华二氏给出了本土最早的该病防治方法的系统介绍,指出预防该病主要是“除却可为本症之原因”,“曾罹此症者与夫多使用身体及精神之人”应“谨慎摄生,以防患于未然”,而“摄生法中最宜注意者,即精神慎勿过劳是也”。为防止精神过劳,他们制定了一份“一日二十四时间睡眠业务休养之时间分配”计划,并对五大“休养之方法”( 睡眠、运动、发声运动、笑、慰安) 逐一详述。


其后十余年关于该病防治的著述多与上述方法重合,强调其预防,并且预防的方式大多属丁、华二氏提到的“摄生法”范畴。例如 1923 年的“神经衰弱之疗法”一文将该病的疗法总结为“精神安慰”“营养( 肉食) ”“冷水摩擦”“运动”“旅行”“应酬( 宜少) ”“起居以时”及“笑”[60]。同年刊于中国心灵研究会会刊《心灵》的“神经衰弱治疗法”一文也与之类似,文中“摄生疗法”自成一节,内容包含“病原消除”“早寝早起”“( 适宜) 运动”“营养得宜”“( 精神) 慰藉”及“熟睡无梦”[61]。保持生活规律、改善睡眠质量、适当运动、摄入营养、洗冷水澡、笑等多是本土观念里的养生之道,这些具有共性的“预防法”或“疗法”是本土医家将传统观念和他们对该病的理解加以结合的产物,故而本土化色彩也蕴含于对该病防治方法有效性的解读之中。例如“笑”有“使人之血气流通、脑筋活泼、身内各经得休息”的效用,所以患者“宜常勉为笑乐......每日宜择可笑之事与人大笑数次”( [60],页68) ,这同当时该病在西方的主流防治方法有明显的差异。




5. 余论


本文追溯了“neurasthenia”概念的入华轨迹及其接受过程中的本土化现象,对其翻译实践加以描写和梳理,并对其在我国本土的“再造”实践加以解读,以再审视这则疾病概念于近代由西方至我国的“知识旅行”。本研究对其本土化历程的解读或可为进一步讨论这则概念在我国的转型提供线索。“神经衰弱”究竟是“精神病”还是“神经病”,这对20 世纪上半叶的国人而言似乎是个难题,“神经衰弱”和“精神衰弱”时而被互换使用,如在古道对其“精神疲劳”之症状的解读中,或已将这两者划上了等号: “倘吾人终日使用精神,极感疲劳,而无欣欢之事,以安慰心念,则疲劳日甚,率至病生。精神衰弱者,即因精神过劳。”( [61],页 35) “神经衰弱”也有被称为“神经病”的例子,如“神经衰弱之疗法”一文中提到: “苟能常为笑乐,则神经病有不潜遁于无形者乎。”( [60],页 68) 因而很难说这则概念入华“旅行”后的意涵变迁,究竟是本土医家刻意所为,抑或是对其误读的结果。


“神经衰弱”不同于身体疾病,前者无定形,后者则不然。早在《神经衰弱之大研究》中,丁、华二人就指出其症状“非如他病症,有定型也”( [46],页 1) 。对该病这一特征的类似描述颇多,例如史国藩称“其症候毫无一定”( [52],页 20) ,颜守民认为其症状“千头万绪,不胜枚举”( [47],页 14) ,王椿荣也提出其病症“全无定型,因人而异”( [57],页62) 。症状的不确定性也令这则疾病更可能同其他心理、精神疾病混淆,“恐怖症( phobia) ”是其中之一,董道蕴[62]在刊于《大众医刊》的“恐怖症”一文中写道: “......恐怖症,是一种强迫观念,是神经衰弱症候之一。”此处“恐怖症”与“神经衰弱”的上下义关系现今看来仍是存疑的。“神经衰弱”同其他疾病的混淆势必同其意义的演化有关,20 世纪30 年代在其基础上衍生出的“肾精衰弱”[63]概念同引入自西医的“神经衰弱”也已然不是一个概念了。如若对其衍生概念加以历时性分析,或可为进一步观测这则概念在我国的嬗变提供线索。


为适应微信推送风格,略去了“参考文献”部分,该部分内容详见原文。

来源: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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