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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暑期档热播剧《唐朝诡事录之西行》“仵作之死”单元，男主独孤羊凭一纸手书“离婚协议”成为今夏“全网最深情男子”。“独孤与娘子本欲花下携手，共事炊烟，造伉俪之深情，成他人之艳羡……”花下携手，共事炊烟。小编只想说：借问情诗哪里有，请来我大唐“和离书”里找！！“今放春条，欢喜各生，伏愿娘子，觅得良家，对镜展眉，育女生儿，六亲皆欢，独孤无憾……”虽然要离婚了，但还是衷心祝福你再遇良人、幸福和美，我便无憾了……网友：看到这一幕，听到独孤羊的声音响起，只觉得他光！芒！万！丈！是的，若不是去追了剧，单看这段文字，小编还以为这是什么高级以退为进求和书![]()
言归正传，独孤羊其人虽是影视杜撰，但他这封《独孤羊放妻春条书》却大有来头。
1900年，名动天下的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大量文献，其中有11封保存较完好的《放妻书》，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关于解除婚姻关系的契约，多为唐至宋初时期，主要用于户籍除附与再婚。
《独孤羊放妻春条书》即改编自这些真实的古代和离书。大家熟知的“一别两宽，各生欢喜”则出自编号S.0343V的一封。▲敦煌出土编号S.0343V的《放妻书》。（图片来源：搜狐网） 这11封《放妻书》文献，不仅实证了唐代各族群间通婚的普遍性，还印证了唐代“华夷无别”的政治理念和兼容并包的文化氛围。
隋唐社会以开放的胸襟对待不同的族群，不仅有上流阶层的“杂有胡族血胤”，还有基层社会的“夷夏混居”。在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法典《唐律疏议》中即明确规定，不禁异族通婚。无论是从史载还是小说中，均能看出唐代族群间的通婚十分普遍。尤其是唐太宗继位之初，坚持“夷夏一体”与对各族群“爱之如一”的理念，调整民族关系，为不同区域、不同族群间的通婚奠定了政治与法律基础。单说公主和亲，唐是次数最多的朝代。有明确记载的正式和亲有23次，我们熟悉的就有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公主与宗室女也有嫁给在唐供职的少数族群将领的，涉及吐蕃、突厥、契丹、回鹘等。唐代皇室宗族中亦可见多族群身影，如高祖李渊母亲是“最牛丈人”独孤信的女儿，为鲜卑后代；高宗李治母亲长孙皇后也是鲜卑人。▲阎立本《步辇图》局部。（图片来源：故宫博物院官网）
据《唐定兴等户残卷》记载，一份录有12户的文书中，属于“胡汉”或“胡胡”通婚关系者13对，其中胡汉通婚者占比近三分之二。正如史学家吕思勉所言，“唐代异族入出内地者甚多，安能禁其婚娶，此势所不行也”。在唐代各族群频繁交往交流交融的大背景下，族群间通婚已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这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唐代的婚姻少了几分封闭禁锢，多了几分自由开放。▲莫高窟220窟中的胡旋舞。西域胡人的胡旋舞传入中原后，风靡大唐。(图片来源：新华网）
与电视剧中独孤羊为妻子春条所写放妻书一样，敦煌出土的《放妻书》语气温柔，遣词风雅，从婚姻缔结到解除，处处透着对夫妻感情的珍视和对彼此的尊重。![]()
▲莫高窟第116窟的盛唐婚礼图。（图片来源：敦煌研究院官网）
和离原因多为感情破裂：“二心不同，难归一意”“心不和合”“不悦鼓瑟”“二人称怨，互角增多”……但夫妻虽相离，却没有多言怨恨，而是给予彼此美好祝愿：“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重梳蝉鬓，美扫娥媚，巧逞窈窕之姿”除了祝福，丈夫通常还会赠与妻子衣物、钱粮、牲畜等财产。从婚姻的开始到结束，都充满珍重与关爱。▲敦煌出土的编号P.3212V的夫妻相别书。（图片来源：搜狐网）
放卿自由。相较于“弃妻”“出妻”“逐妻”等有明显贬义的词汇，“放妻”一字之差所体现出的尊重，在传统男权社会已是进步。
而这种进步得益于多族群共生带来的婚姻婚俗观念的变迁、文化的融合以及律令的与时俱进。
法律保障“和平分手”。唐代婚姻制度在延续汉代以来“七出三不去”的离婚律令基础上，增加“义绝”情形，相当于情感破裂，选择和平分手。同时，首次将“彼此情不相得，两愿离者”的“和离”通过律令形式写入《唐律疏议》。▲莫高窟130窟的都督夫人礼佛图。（图片来源：敦煌美术研究所百家号） 女性婚姻自主权提高。受北方草原族群风俗文化的影响，唐代女性地位较高。唐律中有对女性可以主动提出离婚的规定，也有对妇女再嫁的规定。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颁布的关于嫁娶的诏书中对再婚予以明确：“其庶人男女……及妻丧达制之后，孀居服纪已除，并须申以婚媾，令其好合。”在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放妻书》中，亦能看到“更选重官双职之夫，随情窈窕，美齐音乐，琴瑟合韵”“愿妻再嫁富贵……似如鱼得水，壬（任）自波游”等对妇女再婚的尊重与祝福。女性在夫妻关系中地位提高。得益于族群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北方少数族群在制度文化、社会风俗等方面深受中原文化影响之时，也在深刻影响着中原。譬如在乌桓与鲜卑族群中，女性地位较高，丈夫跟随妻子回娘家时，应每日向妻子的家人行拜礼。随着风俗文化的广泛交融，社会氛围愈发开放包容，唐代女性更加不拘礼法、敢于追求，使得男性“惧内”现象时有发生。《隋唐嘉话·中卷》就有关于宰相房玄龄“惧内”的轶事。太宗赐房相美人，房玄龄因考虑夫人感受屡辞不受。太宗于是召见房夫人加以劝慰，没想到房夫人宁饮鸩酒而死也不愿接受房玄龄纳妾。《太平广记》（第272卷）中记载，曾任舒州军卒的李廷璧因在外宴饮三日没有回家，妻子便传话对他说：回家后一定宰了你！李廷璧将此事哭诉给了州牧，于是被安排搬到佛寺去住，一连十二天没敢露面，孤独与苦闷中写下了流传后世的《咏愁》：从两则故事不难看出，主人公名为“惧”内，实则充满对妻子的爱与尊重。▲莫高窟第296窟《微妙比丘尼缘品》（局部），描绘了微妙三次改嫁的过程。（图片来源：搜狐网） 而随着妇女地位提升，不同于传统妇从夫居的“从妇婚”（即“入赘”）也出现了。敦煌出土的《放妻书》中即有一证：“遣夫主富盈讫，自后夫则任委贤央……妻则再嫁”，丈夫富盈离婚后需离开前妻阿孟家，被学者戏称：名为“放妻”，实为“放夫”。大唐之浪漫，在于对“伉俪情深，夫妇义重，幽怀合卺之欢”美好婚姻的向往；更在于这些场景背后，“夷夏一体”氛围中多民族和睦相处、共生发展创造的文化、社会之融合，以及对法律发展的推动。（作者简介：张艳林，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讲师。）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历代治藏法律文献治理与研究”（19ZDA154）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