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证据不支持“藏族南来说”

考古证据显示，大约4万年前，现代智人开始涉足海拔4600米的西藏那曲尼阿底湖滨。他们以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等细石器为工具，以采集渔猎为主要生活方式，游猎在羌塘高原。当地的“石器制造场”表明他们已经适应当地环境，并开始由北向南地向高原腹地大范围扩散。

在海拔4360米的西藏日土夏达错湖滨遗址，考古人员发现了西藏高原最早的狩猎采集者居址。

这处距今8500年前遗址遗留的痕迹，显示出古人曾长期居住于此，其中出现的大量石器、烧骨和烧石以及世界上年代最早的磨制石针，证实这些狩猎采集人群已经在西藏西部湖滨开始了长时段、不连续地占据一地的定居生活。

▲2022年7月，由四川大学、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于阿里地区日土县夏达错遗址开展调查发掘工作。（图片来源：中国考古网）

▲日土夏达错东北岸地点石器：1—2为石片，3为切割器，4为刮削器。（资料图）

在距今4000年前的雅鲁藏布江中游玛不错湖滨遗址，考古人员发现了大量的墓葬、灰坑、石构、活动面以及陶器、磨制石器、细石器、骨器、装饰品、动物骨骼、炭化植物等遗存。

这些发现揭示了当时的居民在海拔4400米以上的高原上，已经能够依靠捕猎鱼类、水鸟以及野生动物来实现长期定居生活。

此外，他们还通过贸易或交换等方式同低海拔地区的人群进行黍、粟、水稻等农作物的交换，以弥补食物的短缺。

玛不错人群与距今5000年前生活在东亚北方的古代人群有密切的遗传联系，是现今生活在西藏高原南部-西南部人群的祖先。

从现有证据来看，从距今8500年前开始定居生活尝试，到距今5000年左右农业发生，西藏高原定居化过程不是缓慢、渐进、递次发生的，而是因外来人群或文化进入而急剧变化形成的。

居住在玛不错湖滨的狩猎采集定居人群需要低海拔地区供给黍、粟、稻，以满足冬季冰封以后的基本生活。

与此同时，距今5200年的昌都卡若定居人群展现了更为多样化的生计策略。除了粟作农业，他们还大量捕猎鹿等野生动物，这一点从遗址中发现的大量野生动物骨骼遗存中得到了证实。

▲青稞——高原之魂。（图片来源：澎湃网）

距今3600年开始，麦作（青稞）经由青藏高原东北部方向传入，伴随牛、羊等牧业经济的发展，古人大规模、渐次定居高海拔区域。同时，青稞种植和牦牛饲养成为藏南地区早期农牧业发展最优选择。

西藏高原农业定居化可看作一个东部、东北部渐次由低海拔地区向高海拔地区递进攀升的过程。

研究表明，无论是发生在低海拔河谷区域的早期农业化促进人群定居，还是高海拔区域的渔猎定居，从新石器时代到早期金属时代，单纯依靠西藏高原既有条件是无法满足本地人稳定生活的。对于低海拔地区资源的获取和吸纳，是实现长期高原生存的关键策略。

研究表明，距今约4000年前的高原腹地拉萨曲贡先民可能已接触到铜镜、铜镞等青铜制品。札达格布赛鲁距今约3000年的铜器已经体现出与西藏本地铜矿相似的特点。

距今2000年前的西藏多处遗址，如察秀塘、曲龙等出土的铁制品表明，最晚到汉晋时期，铁器已传入西藏高原。阿里和藏南谷地人群不仅使用铁制兵器或装饰品，而且铜铁合金器非常流行。尤其是呈现消耗性特征的“铁镞”显示，当时很可能已经出现专门从事“在地化”生产铁的冶铸工匠群体。

对阿里皮央东嘎遗址卡基墓地出土的铁炼渣的分析，显示当地应存在掌握一定水平的块炼铁冶炼技术的工匠群体。这一发现表明，至迟在公元3世纪，阿里高原就已经深受西北体系块炼铁冶炼技术的影响。

▲故如甲木墓地发掘情况。（图片来源：国家文物局网站）

汉晋时期出现在西藏卡基、故如甲木、曲踏等地点的铁器以兵器（如剑、镞、刀）、装饰品（带扣）、马具（如镳衔）等为主，少见生活用具。

且曲贡铁柄铜镜、查家沟铜铁“十”字形带扣、贡觉城北和卡基木柄铁刀等多体现出与“中国西北系统”相似的特点。源自西北的冶铁技术体系或铁器对高原金属时代产生了重要影响。

▲曲踏墓地出土的黄金面具。（图片来源：中国民族网）

距今约2800年的藏北那曲布塔雄曲石棺墓出土的马、狗、羊动物遗存，以及青铜短剑和皮制或木制品等物品，折射出游牧生活的样态。

墓葬中的人群骨骼形态和基因上的北向来源，为我们呈现出游牧人群南下牧马、开拓高原的生活场景。

此外，这些人群饮食结构的多样性，也显示出多资源的生活支撑。他们在羌塘高原的出现，应当是伴随着游牧人群向东亚地区的扩散而出现的。

回顾4万多年高原人类活动史，西藏高原从来都不是一座文化孤岛，而是人类不断汇聚、文化不断融入，文明逐渐累积繁盛的人类文明之花。

西藏高原的人群、文化发展体现出连续性、开放性、多样性、滞后性以及独特性五大特点。

▲西藏“文化名片”——布达拉宫。（图片来源：央视新闻）

连续性：自从4万年前尼阿底狩猎采集群团登上高原，他们以细石器为工具，伴随湖滨以渔猎为生，并不断向高原腹地拓展。夏达错、玛不错人群不断尝试长期渔猎定居生活。古DNA遗传学证据显示，从玛不错人群开始直至现今藏族人体内都有来自距今5000年前生活在东亚北方古代人群的遗传成分，他们都是古老的早期进入青藏高原人群的后裔。

开放性：西藏高原高寒、低压、缺氧的自然条件决定了可供人们直接利用的自然资源非常有限，本地人群必然需要依托周邻资源。考古证据也表明，周邻新疆、青海、四川、云南等省区以及缅甸、印度、不丹、尼泊尔、巴基斯坦等国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对西藏高原产生过文化影响。从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中国华北细石叶技术，到北方旱作农业体系，再到冶金术以及佛教的北传，都对西藏文化的形成贡献了历史智慧。开放性是根植在高原人群骨子里的生存发展基因和秉性。

▲俯瞰拉萨八廓街。央视总台记者 李旭拍 摄

多样性：西藏高原严酷的生存环境，不具备人类起源、演化，甚至原生文化产生的土壤。从考古证据来看，旧石器时代采集狩猎群团携带石器工具登上高原，华北细石叶技术传统、黍粟/麦作农耕技术体系、冶金术均从周边通过各种渠道、历史机缘由外域汇聚入藏，成为支撑高原文化不断传承、发展的基础。西藏高原当今文化的绚丽多彩不是突变而成的，究其根脉各有其历史缘由。

滞后性：从考古发现的西藏高原石器技术、农耕体系、冶金术来看，其传入高原的时间均晚于其他地区，且普遍在高原上延续、使用时间较长，呈现出滞后于其他地域且迭代缓慢的特点。如藏北羌塘高原尼阿底细石叶技术大致从4万年前传入，距今4千年的玛不错人群仍然在使用，而在中原腹地，这一技术早在距今8千年前的贾湖人群中就已退居次要地位；黍粟/麦作技术体系大致在距今3600年前助力农耕人群全面适应高海拔区域，这也是远晚于其他地域的；冶金术以及金属制品的出现也是晚于周边区域的。

独特性：西藏高原受严酷的生产生活条件的局限，高原文化呈现出别具一格的特性。表现有二：一是传入的石器技术、农耕体系、冶金术等一经出现便是相对成熟的，普遍缺乏演化发展的中间环节。如尼阿底细石叶技术和“石器制造场”，符合“预制石核—定向剥片—系统加工”这一成熟、固定制作流程，石制品长薄、精致、锋利，体现了当时人类石器制作技术的最高水平和认知行为能力。二是传入的技术体系都进行了“在地化”改造调适。如高海拔的玛不错渔猎定居模式、多样化的卡若河谷农业以及铜器、铁器的兵器化选择。

▲切热遗址出土石器。国家文物局供图

综合西藏历史文化发展体现出的连续性、开放性、多样性、滞后性以及独特性来看，西藏高原从来就不是一个生存孤岛，其文化的独特性需要本地群团长期的探索和适应，需要不断进行生活经验的总结和调适，需要新传入技术体系的“在地化”转化和发展。尤为重要的是，其健康发展需要从周边地域像毛细血管一样汲取营养才可以得以维继。

西藏自古便与周围地区有密切联系得到了诸多考古证据的科学实证。毋庸置疑，西藏地区早在汉晋时期就已通过“高原丝绸之路”成为链接西域、中亚、南亚次大陆等地的政治、文化、商贸节点，黄金、羊毛、盐、香料、丝绸以及思想、文化等都在通过这些节点进行广泛交流。

从西藏高原文化发展的历程来看，“高原丝绸之路”承载着至少4万年的历史文化积淀。

西藏的历史和考古、文献等研究成果都充分证明，西藏文化是中华文化中重要的一部分。

“藏族南来说”攫取片面材料论证藏族形成主要受南部方向文化影响的论断，既不是事实，也不符合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

绝不容“藏族南来说”断章取义，忽视西藏高原人类历史的完整性；绝不容“藏族南来说”以偏概全，忽视西藏高原文化发展的整体性；绝不容“藏族南来说”以点代面，忽视人类集体智慧对于高原文化形成的历史贡献。

当今“万花筒”般璀璨的高原文化是多人群汇聚、多文化融合、经历数万年结成的文化硕果，我们必须珍视这一来之不易的人类文明之花。

（作者简介：原海兵，四川大学考古科学中心副教授；邱雨杰，四川大学考古科学中心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