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林教授，或者像她让学生直呼其名那样，叫她布里安娜（Brianne）吧。博林有时就像个隐形人。当我来到她教写作课的芝加哥哥伦比亚学院大楼时，我问前台的助理如何找到她。“博林？”她一边扫视着教师名单，一边问道，语气充满疑惑，“对不起，我没有看到这个名字。”这里找不到布里安娜·博林，尽管她在这儿一年教四门课，已经教了许多年。她连电话分机号都没有，更不用说办公室了。

博林匆匆赶到大厅，表示要带我参观一下。她扎着马尾，头发是红色的，戴着一副书生气的黑框眼镜，左侧太阳穴附近的镜腿上缠着红色的电工胶带。眼镜已经坏了好几个月了，但是她买不起新的。博林为这次会面特地打扮了一番：一件黑色背心（她后来告诉我是在旧货店买的），牛仔裤（也是旧货店买的），还有一个解剖学风格的黄铜心脏吊坠，用黑色细绳串着挂在领口。

博林十分期待这个夜晚，这对她来说是难得的休息时间。她是一个8岁残障男孩的母亲，儿子名叫芬恩。芬恩父亲的未婚妻曾经答应帮她照顾孩子，但最近她焦虑到没法享受这段休闲时光。布里安娜刚刚得知，再过几个星期，那个女人就要和芬恩的铁匠父亲结婚了，那段时间他们没法帮忙照顾孩子。重担再次回到了博林肩上。

在她带我参观了计算机实验室还有学生的抽象摄影作品和影像装置之后，我们在学生休息室坐下来聊天。那里摆放着时尚的现代家具，拥有面朝格兰特公园和密歇根湖的无敌景观。此时，博林看上去更多的是气愤而不是焦虑。作为兼职教授，她教一门课能挣4350美元，一年挣的钱不会超过2.4万美元。就在此刻，她的银行账户里只有55美元，信用卡欠着3000美元。她租的两居室房子一个月要975美元，租金已经拖欠一个月了。

那间房子位于芝加哥西郊，旁边是铁轨，每隔20分钟就有一趟列车轰隆隆地开过。她的书架上塞满了读研时买的诗集和哲学书，里面的内容已经烂熟于心；她还收集20世纪60年代法国的黑胶唱片，但却要靠食品券才能养活自己和儿子。而且，因为工作不提供医疗保险，她和儿子都被纳入了贫困者医疗补助计划，一项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联合为低收入者提供的医疗保障。在伊利诺伊州，像芬恩这个年龄的孩子被纳入医疗补助计划的前提是家庭收入水平不能超过联邦贫困线的142%。这个数额在2014年大概是22,336美元，2017年则是23,060美元，而博林的收入连这个水平都达不到。事情本来不该是这样的。

英文专业出身的博林知道这句话已经被说滥了，但是她忍不住一直想：事情本来不该是这样的。她在下州的东伊利诺伊大学上学时曾经醉心阅读。她回忆起自己“和一个朋友一起住在拖车场，读弗吉尼亚·伍尔芙和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小说，沉迷于凯鲁亚克和金斯伯格等‘垮掉派’的叛逆之作”。她拥有本科学位和一个研究先锋派诗歌的硕士学位。她并不指望自己成为学术之星，毕竟东伊利诺伊大学不是芝加哥大学，但她确实觉得自己会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和不错的薪资。“我喜欢好东西——我其实有点小资，”她说，“我以为到35岁的时候，我能穿上没有破洞的衣服，在银行里有一些存款，但我只能在Goodwill商店购物。我穿5美元一件的香蕉共和国西装外套，很快就穿坏了，因为它已经被别人穿得很旧了。这是梦想的代价，没什么丢人的，但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做错了什么。”

如今许多政治言论都在强调让更多人进入大学的重要性，而且确实有很多证据证明，提升学历可以带来更好的财务前景。但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过后的今天，良好的教育可能已经无法确保你不在贫困线上徘徊了。2007年至2010年间，拥有研究生学历却要接受食品援助或其他形式联邦援助的人数翻了将近三倍，而拥有博士学位的受援助者从9776人上升到了33,655人。更具体地说，2013年使用食品券的家庭中，至少有28％的一家之主是多少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据肯塔基大学经济学家的一项分析，这一数值在1980年仅为8%。让父母及其子女不堪重负的部分压力也在于此，高学历穷人悄悄地与受到怀孕歧视的女性站在了一起。

如果连高学历的美国父母都养不起孩子，这对其他父母意味着什么呢？如果一个怀孕的员工明知自己专业领域的工作选择很少，又怎么敢因缺少育儿假或工作条件太差就奋起斗争呢？如果一个员工需要承担自己根本负担不起的日托费用，她怎么会觉得自己还有资格抱怨？她知道得到和保住一份工作有多难。例如，一项由500位兼职教师参与的调查显示，62%的兼职教师年薪不足2万美元。如果他们还敢抱怨，可能连自己赖以生存的课程都没得教了。

在今天的美国，一个人可能很难将自己的文化和社会阶级地位传给自己的孩子。毕竟，等到孩子们上大学的时候，还能负担得起和父母同等水平的教育吗？能付得起高昂的研究生学费吗？他们能够维持自己父母在社会地位上的信心——对自己专业技能的信仰吗？甚至，他们会有职业生涯吗？

就像博林在她教书的大学里一样，高学历穷人在我们整个国家都是隐形的。“住在拖车场，没人知道或在意我有个博士学位。”曾经的语言学兼职教师彼得拉如是说。她住在俄勒冈州的尤金市，有一个孩子，靠福利和食品券生活。明尼苏达州的图书馆员、网站开发工程师米歇尔·贝尔蒙特承认，她的朋友们基本上都不知道她过得那么拮据。她说：“所有美国人都以为他们只是暂时陷入困境的百万富翁，我也不例外。”从这些教授以及其他受过大量培训和教育的劳动者身上，可以看到中等危险阶级的所有典型问题：债务、过度工作、孤立，以及贫穷带来的自卑。他们基本没有休闲时间，连跟伴侣一起喝点淡啤酒，或者跟朋友聚在一起诉诉苦、聊聊八卦的机会都极其难得，也几乎没有什么假期。

他们中的许多人告诉我，尽管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远低于自己，但在经济上却更为宽裕。当我跟这些中等危险阶级的父母聊天时，他们也对此感到荒谬和自责。难道追求一个高尚的职业、想要一些好东西也是一种罪过吗？现实让他们觉得好像确实如此。他们的生活也不像年长的同事那样拥有更多保障，当然也无法复制他们本被期望遵循的生活轨迹。

博林自己在网上跟一大群像她一样奔波的兼职教师保持着联系，其中一位是她在大学时认识的朋友，历史学硕士贾斯廷·托马斯。他目前在两个学校教书：一个是帕克兰学院，一个是从芝加哥往南三小时车程之外的湖滨学院。托马斯一个学期教四至六门课，2017年湖滨学院每门课给他1675美元，帕克兰学院则是每门课3100美元。他说，课酬支票要在每学期开学一个月后才能收到，所以在那一个月里，他只能让两个女儿每天吃通心粉、芝士和烤土豆当晚饭（他对两个孩子没有完全监护权，所以不满足申请食品券的条件）。“我说：‘对不起，我买不起什么东西给你们，甚至连一个冰激凌都买不起。’”说着，他的声音开始哽咽起来，“我为了帮两个女儿实现梦想，就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梦想。”虽然他一直跟着从事建筑行业的父亲赚外快，但手头依然很紧张。“我想送女儿去上音乐课，她挺有天赋的。但我现在没有办法让她发展自己的才能。”

学术界人士怀揣高学历文凭，却还在向下流动，但不只是他们，其他受人尊敬的职业也正在失去往日的荣光。据全国法律就业协会披露，最近法学院毕业生的就业率从2007年的近92%下降到了2012年的84.7%和2016年的87.5%；2012年法学生背负的学生贷款平均约为14万美元，比2004年上涨了59%。此外，建筑、市场研究、数据分析、图书出版、人力资源和金融等专业领域也没有从经济衰退导致的就业机会萎缩中恢复过来，而这些都是要求硕士学历或者受到硕士青睐的职业。

在我看来，让这种压榨变得更严重的是一句经常听到的口号——“做你热爱的事情”。这句口号力劝中产阶级成员以追求梦想为生。出于善意的导师和公司反复吟诵这句格言，我自己就经常听到它。那些劝诫别人“做你热爱的事情”的人既扮了酷，又能从他们的员工身上压榨出更多的劳动力。这个建议旨在纠正一种旧观念：工作应该是尽职尽责的，甚至是卑躬屈膝的，而不是充满热情的。如今工作越来越被认为对一个人的个性、意义感和价值感至关重要。但如一些历史学家所言，这种观念不是从来就有的。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人们工作主要是出于经济上的急迫需要，他们梦想着一个不需要工作的天堂，一个流着奶与蜜的地方（当然，贵族们根本不工作，靠着财产就能生活）。

把目光转回现在，我正在WeWork共享办公空间的一张桌子上写下这段话，而这个口号就显眼地印在这家公司的T恤上。我注视着这悖论一般的景象，暗暗希望那位正穿着这件T恤在给咖啡续杯的年轻女士能在别的地方实现它。我又想起我认识的许多父母：有年轻的，也有人到中年的。他们曾经听从了这句格言，结局却是好坏参半。我们都去做自己热爱的事情，要怎么才能养活自己？这个世界又会变成什么样？对于那些记者、科技创业公司的员工，以及其他举步维艰的“创新”企业的员工来说，这种劝诫甚至可能变成一种绑架。他们拿着微薄的工资，长时间地投入工作。而这些工作本身的魅力和它可能带来的声望，就是对他们的奖赏。

如学者劳伦·伯兰特在她的书《残忍的乐观主义》中所写的：美国人可能正沉浸在一种叫作“残忍的乐观主义”的氛围之中，这种氛围“出现在当你渴望的东西成为你发展的障碍之时”。在“做你热爱的事情”所包含的那些难以实现的目标背后，是一种对美好生活的幻想。而个人的保障和前景被忽略了，身为芝加哥大学教授的伯兰特写道，这些东西包括“向上流动、工作保障、政治和社会平等，以及幸福长久的亲密关系”。以至于在美国已经不再帮助我们实现生活和事业“双丰收”的时候，我们却依然相信自己可以“什么都要”。像我这样的创意工作者所拥有的“做自己热爱的事情”的经历，有时可以被视为伯兰特所说的“愚蠢的乐观主义”，“是最令人失望的事情”。

正如德光美弥（ Miya Tokumitsu，音译）在她的《做你热爱的事情：以及其他关于成功和幸福的谎言》一书中写的 ：在美国，许多公司充分利用“做你热爱的事情”这句口号来更好地剥削雇员，以至于它已经沦为一句空话。类似的例子有很多，从科技公司到高端连锁餐厅，再到乔氏超市那样的商店，都坚持认为他们的雇员很快乐，或者应该表现得很快乐。当然，也有一些更为隐秘的剥削方式，那些在“做热爱的事情”的蛊惑之下一条道走到黑的兼职教授、中小学教师和新闻工作者对此心知肚明。他们可能在某一天发现，自己迫于职业要求辛勤劳作却几乎一无所得，而这一切都打着追寻自己真正的爱好的旗号。

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我曾经几次为了找到工作而放下自己的“创造力”去做编辑，经此我意识到了对于热爱之事的坚持背后，原本就存在着一种令人不适的阶级偏见。如果对于热爱之事的坚持实际上基于某种特权，对于这些拥有特权的人来说，他们承担的风险更小，即使失败了也不会伤筋动骨，可以从头再来。那么，那些没有这种特权的人又会怎样呢？我有时觉得，我们这个时代是“中产阶级的末日”。在这个时代，我们就像在玩一个“叠叠乐”生存游戏，而生孩子的决定会进一步撼动这个已经摇摇欲坠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