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记录 | 成为有尊严的生命，拒绝失败

韩国的社会与文化

    韩国社会文化和中国有交叉，也有自身独立性。韩国会受到道教、佛教、本土萨满教和基督教的多重影响。随着朝鲜半岛与中国的交往，佛教和儒学也传入朝鲜半岛。高丽王朝以佛教治国，朝鲜王朝建立之后，佛教受到限制，理学取而代之，控制着朝鲜半岛几百年，直到朝鲜半岛沦为日本殖民地。

    理学控制之下的社会，阶级制度规范非常严格，体现在两班贵族，对家中仆人的绝对控制。同时，社会层面对女性的压迫也十分严酷。但对比中国，朝鲜半岛的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中仍然保留一种活力、韧性和抵抗。仍然保有那种素朴的情感联结。

    回顾朝鲜半岛近代化过程，1910年被日本殖民，1945年南北分裂后，韩国处于冷战格局中，作为苏联和中国的对立面，长期处于美国的绝对影响之下。1970年代的韩国经历了经济高速发展，政治上又处在军人政府独裁统治中，由此导致了80年代的反独裁政府的民主化浪潮，并成功实现了民主化改革。所以在韩国通俗文化里，特别是影视中，会出现很多反思历史遭遇、反思传统文化的作品。由此可以看到韩国民间底层文化里保留的情感和正义。

    此外，韩国文化也展现了开放性一面，比如对中国文化以及西方文化的熟稔，以及对当下议题（包括科技发展、自然与人的关系，人类面临的危机等等）体现出了全社会的关注，并通过通俗文化传播开来，形成了与世界主流文化的无缝接轨。所以韩江能获得国际布克奖和诺贝尔奖是毫不意外。

现实主义

    韩江获奖之后遭受到一些来自中国的非议，他们认为认为韩江获奖是“政治正确”的结果，要么认为韩江的作品太过“现实主义”缺乏文学性。这是一个很无知的想法。韩江的写作技巧和能力都是一流的，她每一个小说中的结构都是非常精巧和复杂，就像几面镜子相互映照的那种多重结构。此外，韩江的语言功底很好，有那种极简却刻骨入髓的语言风格，同时她的语言又是非常丰富的。她对韩语的字、词、甚至部首的潜能和运用都很出彩。在《希腊语课》中，韩江的用词能够将一个语言诗性的、语法的、哲学的、和文化的多个维度都展现出来，能看出韩江对语言的理解和运用的程度是非常深的。

    而从现实主义角度，《少年来了》也不光是一本反映光州事件这一历史现实的书，它对于尊严和人性的把握超越了绝大多数作品。书里的所有的故事和人物都是有依据的，这些素材基于韩江的调查和与朋友对话获得的线索，并不直接来自访谈，她认为这对受害者是一种伤害。从这里能看到，韩江的本人和她的作品是高度合一的，她沉默含蓄，却保有尊重和勇气。韩江其它的作品像《希腊语课》和描写济州岛四·三事件的《不作告别》，都或多或少地展现那种创伤，个人的、集体的、和历史的创伤。这些事件中的个体，不应该是遭受失败的victim（受害者），因为这个词带有失败属性。这些人经历了苦难，延续下来，他们应该是拒绝失败的人，是dignified people（有尊严的人）。

    面对苦难，纪实文学或纪录片会注重捕捉细节，传达事实。而文学作品既要进入更深的地方，又不能全用文学性的语言。要时刻考量文学性的呈现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要把现实fact转化成更深的真实truth。这个过程中很多作家都难以把握。因为每一个细节里头，比如说一个词语，一个声音，一个场景，一个人物，他的动作和表情。所有这些东西构成了一个整体的历史、一种更深的联结。很多中国作家会推崇风格化呈现，就是讲究语言的美感、独特性、技术性，但这样做不到深入”真实“，没办法让所有的东西在文学里头重新活过一遍，找出更深的内容。《少年来了》这本书的深度和对于人性和事件的把握可以同古希腊悲剧站在同一个水平甚至是超越。

    韩江在她所有的小说、音乐、艺术等等创作里，有一个很完整的核心，就是探究人类的暴力和人性之间的这种关系（humanity and violence）。比如《少年来了》，虽然读者可能看到是历史事件中国家权力的暴力。但这本书里最重要的是面对国家暴力时每个个体身上的人性的绽放。这是韩江所有创作里追求的核心。再比如《素食者》里呈现出来那种性别、家庭又不仅仅是和性别家庭有关的人性的坚持和抗争。这就是韩江的现实主义，绝不仅仅是中国作家谈到的现实主义，任何现实或超现实的概念都难以概括它。

关于性别

    很多人争论韩江是不是一个女权作家。如之前所述，韩江是一个人与作品合一的人，在韩江身上，美学伦理、社会正义是完全一体的。她说话很慢，很含蓄甚至有点羞涩。但从她作品里看到的是外柔内刚，很有勇气的人。韩江从来没有以女权作家自居。她不会与女权对立，而是超越女权。韩江把女性的性别意识和女性权利同人性和世界的伦理争议结合在一起。

    几乎在所有的文学艺术作品中，女性都是一个被欲望的对象。而韩江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不是引起欲望的，甚至不是美丽的。但这样普通的女性却有强大的力量，去抗争情爱关系、父权文化的家庭、传统和现代的社会结构。她无视被欲望，是不被欲望的性。但她仍然是一个弱者，她有她弱者的坚持。

    比如《植物妻子》的妻子，最后完整的变成了一个植物，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个过程呢？并不是她因为没有自由的生活，或者因为她的丈夫。因为在这个现代的世界，一个人即使经济独立，生活独立，他也仍然会发现，他没有怎样去活，怎样去死的自由，哪怕一个人待着，也仍然没有这个自由。所以这个妻子最后的结局就是以变为植物的方式逃逸。同时，这种变形不一定是一种绝望，阿甘本一直在探究人和动物的区别，他在一个访谈中说，”我就一直就是个动物“，他甚至很想变成一个植物，并认为这是生命最高的理想。

    所以在韩江的小说中有性别，但是并不仅仅是性别，有反父权和传统，并不仅仅是反父权反传统文化。是对现代社会的规定——人怎样生存，周围的环境的设计，人与社会的规则的反叛。以至于最后，连人的生存和死亡也没有办法自己决定的时候，韩江用女性变成植物的这个彻底走到尽头的行为来做出回应。

变形和逃逸

    最后一点，是关于很多人争论的植物变形和逃逸的主题。有人将《素食者》与卡夫卡的《变形记》相联系。但《变形记》里最有意思的一点就是男人醒来发现自己变成虫子以后他首先想到怎么向老板请假，这类似于科层社会或官僚体系或者一些企业对人的压抑。还有变形的故事，来自巴西女作家李斯佩克朵的《G.H.的受难记》（The Passion According to G.H.）。情节是一个独居女人变成了蟑螂，女人在抛弃人的身体和形态以后，经历了变形——受难——死亡——变形，然后达到一种狂喜和升华的过程。而在标题中，其实也留下线索，passion包含受难和激情的双重含义。对于韩江的这种变形为植物，并没有那种基督教意义上的”受难“的过程，而是一个富含东方精神的”逃逸“过程。

    这种逃逸的过程可以阿波罗追逐的达芙妮变为月桂树的神话相联系。希腊神话中，被男性神追逐的女性，要么是神，要么是宁芙。阿甘本和让-吕克·南希都曾写过宁芙这个形象。宁芙在西方文化中是被欲望的对象，是一个完全被动的女性形象，她只有被男性的神强暴后，才会产生人性，才能生活和繁衍后代。宁芙这个形象缺乏主动性，作为男性欲望的一种镜像而存在。而在中国文化中，几乎所有影响深远的情爱故事都是对父权的抗争，而抗争不成的结局就是化为植物和动物。比如焦仲卿和刘兰芝结成连理树；梁山伯和祝英台化为蝴蝶。再比如聊斋里的牡丹花魂，红楼梦里的木石前萌和花魂。还有一种类别就是像宁芙的这种镜像的镜像，比如《牡丹亭》杜丽娘首先看到是一张画像。然后是死亡和复活。所以，作为情欲对象的女性要么就是得而不得受到压迫死了，变成蝴蝶和植物，或者她已经死了，成为画像再复活。或者像聊斋里面变成蝴蝶狐狸或者花，主动吸引男性。

    这些故事中女性是被欲望的对象，也是受到压迫和伤害的。但是故事赋予女性一个灵魂复活或者转化的能力。这也代表了情感的自由无法实现于现实世界。另外韩国的传统文化，比如萨满文化中的神灵和鬼怪也有许许多多变形的故事。而韩江也可能没有真正借鉴来自中国或者西方或者萨满教的传统。因为韩江小说中变形为植物的女性不是被动的，被追逐的，而是主动的逃逸。

    在中国古代，逃逸的传统体现为受迫于国家统治而逃走的人，比如伯夷、叔齐、介子推等等……他们很有可能是最早的素食者（居于山中主要以采集为食），同时也是最极端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反抗者。此外，素食理念也与佛教的影响有关，但素食主义者并不一定信仰佛教，甚至可能是超越佛教。另外的视角是将英惠与安提戈涅联系起来，因为她们的彻底和决绝。血缘和亲情胜于国家律法，拒绝法律和复仇的暴力惩罚。此外，安提戈涅与哥哥之间可能存在的情欲联系。以及安提戈涅跟姐姐埋葬哥哥时候，姐姐的迟疑让安提戈涅马上和她断绝关系的这种决绝。很多人会质疑安提戈涅为什么不能包容和理解。但韩江小说中，英惠的彻底性就像安提戈涅一样，她们对于人性（humanity）中真实（truth）的追求要大于妥协和权衡。

    此外，面对全球气候变暖，环境恶化这种无法逆转的生存困境，人类、动物、植物甚至是非生命的物质， 处于一个整体处境与命运中。所以，韩江作品中不仅仅体现了传统的、性别的、反抗的，很可能还有这种当下的、时代的关注和思考。

生命正义的追寻

    很多遭受苦难的人会选择去遗忘、绝口不提、甚至反对曾经的选择。但我们透过苦难也能看到普通人最好的，最纯粹的一面。韩江小说中的那些人都是背负创伤，选择绝不原谅的有尊严的人（dignified people），《素食者》里，英惠的逃离是一种尊严，《少年来了》里，东浩和正戴的死亡是一种尊严。这种人在中国也会存在，但几乎没有任何一个文学和艺术的作品表现过这些人，他们被洪流淹没。历史的正义和生命的正义是永远值得追求的。正义得不到申张，会让一个人变得痛苦的，对别人恶声恶气，不承担责任也不会考虑他人。人要承担自己的生命正义，锻炼精神和情感的力量，要主动的去要面对、思考、承担、交流、表达，建立联系、不怕苦难，拥有选择生存或死亡的权力(freedom to live and die)，真正变成有尊严的人（dignified people）。

    一个个体的抗争有几种方式。一种像是光州一样，走到街道公共的空间，大声疾呼，甚至用生命热血来挑战。但因为它代价太大，带来创伤和死亡，以至于有很多人反对或者污名化这种行为。另外一种是普通人的抗争，过好自己的生活，善待自己和他人，这是一生的坚持和抗争，因为人如果不努力确立自己的话，就会被吞噬。第三种，艺术的抗争，它更为激进、极端、彻底和深入。这正是韩江所做的，它会改变读者或者观众的意识和感性。韩江表面上是用一种艺术的方式在做一种抗争。那种看上去是退后一步，但是做的更深的一种抗争。这其实也就是像本雅明和阿甘本所说的“面对当代我被背转过去对着历史”。这种回避不是像大多数人的那种逃避一切，这些人非常落后保守，缺乏感性，他认为政治表达是对艺术性的背叛。但任何好的艺术形式都不是自娱自乐，即使不能直接回应历史事件或者政治问题，一定也会就触及到韩江所触及的那种真实（truth）的层面。所以，韩江所做的不是那种抛洒热血的革命，但是文学领域，她实现了最激进的表达。

    一个人的生命从来不是完全依靠自己的，而对于一个个体能做的，或许是帮助别人推开一个窗口，扔下石子泛出涟漪，就可能会有人听到。不一定要抛头颅洒热血，不一定需要创作出了不起的作品。可以从身边小事开始做。首先要爱自己，要考虑到自己能承担多少，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你想做的就可以了，永远不要绝望。

“一些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