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医疗体系的运行以架构为主，中国则以领导为主；要先建立信任，才能在中国学府推动架构重组；中国年轻人在逆境中积极向上，新加坡年轻人生活环境太舒适，并非好事。
56岁的清华大学副教务长、医学院院长黄天荫，12月初在清华大学医学科学楼办公室接受《联合早报》专访时，总结他近三年来在中国工作的观察与心得。
在清华大学副教务长、医学院院长黄天荫推动下，清华医学实现架构重组，促成清华医学的五个附属学院与四个附属医院更紧密合作，促进医学科研与临床实践相结合。图为黄天荫12月5日在清华大学医学科学楼办公室手持医疗管理学院的牌子。（韩咏梅摄）
黄天荫是新加坡知名眼科专家，也是一名熟悉临床和科研的医师科学家（clinician scientist）。2021年，他在清华大学招募国际人才时被相中，他接受邀请，同年11月正式加盟清华大学，在疫情之下于2022年初先到上海隔离，再来到北京担任清华大学医学院主任。
一晃三年快过去，黄天荫大刀阔斧成功推动清华医学实现架构重组，同时升任清华大学医学院院长。他介绍，新架构更趋国际化、现代化，旨在促成清华医学的五个附属学院与四个附属医院更紧密合作，促进医学科研与临床实践交叉结合，形成现代化学术型医疗体系。
黄天荫说，按照新架构，清华医学致力于培养医师科学家，经过科研训练，医生能更好地把基础科研成果转化为临床应用，这也是中国医疗体系所需人才，他们将具备研究能力，能解决临床疑难杂症。
身为清华大学医学院院长，黄天荫负责统筹附属学院和医院融合运作的工作。清华医学院五个学院为清华大学基础医学院、临床医学院（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药学院、生物医学工程学院，以及医疗管理学院。学院重组后的揭牌仪式11月15日在清华医学发展大会上举行。
清华大学副教务长、医学院院长黄天荫11月15日于清华医学发展大会上发表演讲。（受访者提供）
不冒犯提出客观意见
与一般闯荡中国的新加坡商人或企业高管不同，黄天荫处在一个极特殊的位置——他是中国体制内的外国人。
因为身处体制内，他得以一手观察外界所看不到的体制内运作全景；因为是外国人，他在小范围会议或会面中，可以更客观地针对医疗体系问题分享观点。
在清华大学医学科学楼外拍摄视频画面时，黄天荫告诉记者，“不冒犯，又能独立且不带偏见地给出客观意见”，这是他作为体制内的外国人所能贡献的价值之一。
黄天荫的工作日程排得很满。他不只主推清华医学架构改革，还担任教职，同时定期到清华附属医院看诊，以及从事科研工作，周末都不一定能休息。
清华大学副教务长、医学院院长黄天荫在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出诊。他的学生在旁学习。（受访者提供）
采访当天，因为他紧挨着要开网会，采访地点在约定时间前的一小时，紧急从医院改成大学。黄天荫抵步后，麦克风一夹好，就示意记者采访随时开始。
黄天荫是传统英校生，从小在家里讲英语，他在清华大学的助理透露，跟教授沟通仍以英语为主。尽管如此，黄天荫非常乐意以华语受访，在中国体制内浸泡快三年后，他用普通话交流已不成问题。
用沟通潜移默化的影响
让团队理解与接受改革
这名新加坡总统奖学金得主不仅思路敏捷，上下楼梯动作也利索，看不出前不久才动过膝盖手术。在大学的哪个角落取景，他也很有想法。唯在推动清华医学架构重组的工作上，难做到随心所欲，操之于我。
回看过去近三年的工作，黄天荫指出，要落实清华医学架构改革，关键在于取得同僚和领导的信任。
“信任是不会这么快（建立）的，可以说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建立）这种信任需要一个过程。我觉得这三年也是在这里慢慢做的工作。”
他说，学术型教职人员尤对架构改革感到不自在，因为他们长期在自己的教学空间里，非常独立地工作。
由于带领的团队不算大，黄天荫近三年来从上至下，与大学领导、教授和学生沟通，希望让大家理解，清华医学重组不是为了他个人的利益，而是把大学、人民及社会的利益摆中间。他强调，要以“潜移默化的影响”（soft influence）让大家接受架构改革，而不是用权力去强迫。
“必须不断沟通，发挥影响力，而不是发号施令，对吧？你须要说服人们，让他们自己有动力去做这件事。”
清华大学副教务长、医学院院长黄天荫向北京华信医院（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医生颁发长期教学奖状。（受访者提供）
清华大学副教务长、医学院院长黄天荫今年2月获颁北京市“长城友谊奖”。这是北京授予在京外籍人士的唯一奖项和最高荣誉，自1999年设立以来，共有32个国家221位外籍人士先后获奖。（受访者提供）
黄天荫的父亲是已故的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学术所长黄朝翰教授，生前深入研究中国经济发展，母亲是曾担任教育部和卫生部高级政务部长的简丽中博士。
黄天荫坦承，在来到中国之前，并不了解中国医疗体系，更不知道来到清华须要解决什么问题。
他给自己订下的首要任务是深入调研、了解情况。既是看诊医生，也从事科研，又是大学教授，然后又因跌倒需动膝盖手术而成患者，四种角色集一身，让黄天荫得以全方位观察中国医疗体系的长处与短板。
清华大学副教务长、医学院院长黄天荫在北京参与“爱眼日”活动，带领眼科专家团队针对居民现场的检测结果逐一解惑。（受访者提供）
他认为，总体而言，中国社会和经济近三四十年来发展势头迅猛，但医疗体系还没有跟上社会的需要。
他归纳中国医疗体系的五大挑战，最突出的是人口老龄化问题。他说，很多老龄患者要保持高质量生活，医疗体系必须从急诊管理走向慢病管理，医院须从以三级和三甲医院为中心的医疗体系，转向以健康、预防医学、社区医院、全科医生为中心。
其次、城乡医疗资源不均衡，大城市医疗资源承受巨压，不只须满足所在城市需求，还得顾上二三线城市来的病患。
第三、中国医疗成本持续增加，医疗开支已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7%，但还是不足够。
第四、医疗护理人员短缺。
第五、大学科研成果转化成临床科研的发展空间有待扩大。
因为在中国动过手术，黄天荫最能感同身受的是，中国医疗体系在术后康复、物理治疗和全科医疗等方面的发展还不成熟。
他分析，中国人口多，病患绝对数和医生动刀次数也很多，所以中国医生的技术，尤其外科要比外国医生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中国不太重视全科医生的发展，家庭医生在中国没有获得足够认可，新加坡有一半医生是家庭医生，中国的占比则很小。
在找出问题后，黄天荫从清华医学架构着手，积极推动改革。
他说，一个人不可能推动中国医疗体系改革，他冀望清华医学架构改革能起示范作用，就像中国与新加坡首个政府间合作项目——中新苏州工业园区，所开创的模式能在中国遍地开花。
黄天荫说：“中国是很难管理的大国，跟新加坡完全不一样。新加坡500万人口推动一个政策是容易的，北京人口就已经是新加坡的四五倍了。怎么推动？示范，是中国体制的一部分。苏州，就是一个示范。我想用清华医学重组做示范，如果这个模式可以解决问题，其他大学或者医疗体系也可以借鉴这个示范，逐渐改变他们的文化。”
中国医疗运行以领导为主
“换领导可能就换体系”
记者问黄天荫，他当初把新加坡的什么特点带到中国的工作岗位上。当他卸任时，又希望把中国的哪些特点带回新加坡？
黄天荫首先点出新中两国差异：中国以领导为运作主体，新加坡则以架构为主。
按他观察，中国一般是根据领导的意志去执行任务，所以一旦领导拍板发展路线，医院、学院就按照路线推动。这个模式产生的效果是，“换领导时，医院、学院的目标也会很快改变，可能会另设一个目标”。
黄天荫认为，新加坡成功的核心在于它采用以架构为主，而非领导为主的运作体系。如果愿景方向正确，大家有了共识，就不会出现“换一个领导可能换一个体系”。
黄天荫希望把新加坡成熟的医疗架构带到中国。他曾担任杜克—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学术与临床发展部副院长，在清华医学推动的架构改革，就有杜克—国大的影子——致力于培养医师科学家，更好地把基础科研成果转化为临床应用。
黄天荫也指出，中国模式有其优势，就是执行方案速度很快。
一旦确定决策方向后，整个队伍就会全力动起来，“速度比较快，有时候还没找到全部资源，工作就开始了”，这也是中国在过去30年快速取得长足发展的原因。他说，相比之下，新加坡要把每个小问题的解决方案都想好，资源都整合好，做好万全准备后才开展项目。
他强调，新中两国做事方式不同，速度不一，但这当中不涉及对错问题。
何时回新加坡？当新架构成熟时
黄天荫一家都学医，太太在新加坡当家庭医生，她目前新中两地跑。大儿子在新加坡当医生，小儿子在英国念医科。
至于他本人何时会回到新加坡发展，黄天荫没有给出明确答案。他说，身为新加坡人，终究还是会回去，“只是时间问题”。
黄天荫一家都学医，太太在新加坡当家庭医生，她目前新中两地跑。大儿子在新加坡当医生，小儿子在英国念医科。图为黄天荫和办公室电脑屏幕上的全家福。（韩咏梅摄）
在校园内拍摄视频画面和微信再沟通时，黄天荫跟记者进一步分享，他希望把清华医学架构改革的工作做得更扎实，把附属学院和附属医院融合的基础打得更牢靠，“当平台成熟稳定了，那我才准备回去”。
清华医学架构重组的任务不轻松，话题转到发展AI医院时，黄天荫的表情更为灵动，看得出这是他钟爱的课题。
黄天荫目前正在积极推动清华医学在新园区设立AI医院。他乐观判断，清华有机会在中国成立第一家AI医院，因为中国有很好的数字文化，政府政策也支持AI发展，而且清华大学的强项正是理工科。
他解释说，当一家医院已有成熟架构时，反而难把AI引入，清华医学要做的是新平台，成功概率会高些。“从零开始就有机会，做好一个以AI为核心，医生跟医护人员为助理的模式，AI跟医生紧密合作”。
他说，AI医院可以解决不少问题，包括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用较少的医生为大量病人服务，同时也能改善就医条件，患者即使无法预约挂号，也可以远程就诊。
新加坡年轻人“太舒服”
清华医学新架构的另一特点是，侧重培养具国际视野的人才。黄天荫说，清华医学正积极与外国顶尖大学合作，让学生有机会到国外交流，短则两年，长则四年。
清华大学副教务长、医学院院长黄天荫（坐着者）在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出诊。他的学生在旁学习。（受访者提供）
今年有三四十名清华学生到包括新加坡国大在内的海外学府去交流，有50名国大学生来到清华。黄天荫很高兴，自己能当起衔接新中两国学子的桥梁，并希望学生能建立长久友谊。
黄天荫也鼓励新加坡人，尤其是华人、年轻人多到中国交流。他说，新加坡华人可能外表长得像中国人，但新中两国文化其实有很大区别，一到中国就知道，“我们跟中国人不太一样”。
他感受到，新加坡华人其实并不太理解中国历史跟文化，“不太理解就很难做事”。他举例，新加坡社会比较容易建立信任，所以基本上是“写建议书、签字、搞定”三部曲，在中国则需花时间建立信任，同时确保所推动的事项能做好风险管控，事情才能办成。
对比新中两国年轻一代，他认为，尽管中国经济逆风而行，大环境不如从前，但年轻人仍积极向上，努力争取改善生活。新加坡年轻人则太安逸，在繁华的国度里什么都不缺，没吃过苦头。
“新加坡年轻人太舒服，这个趋势对新加坡不太好。他们必须了解，整个世界并不像新加坡这样舒服，不能理所当然地以为世界就是这样。”
中国医生待遇 不如补习教师
中国医疗体系面对的一大挑战是，医生被视为服务行业人员，而非专业人士，年轻医生尤其如此，他们更多被视为社工，待遇不如补习教师，导致医疗领域人员短缺。
黄天荫在北京的清华大学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分享上述观察。
黄天荫（左）12月5日在北京的清华大学医学科学楼接受《联合早报》采访。（韩咏梅摄）
中国医疗领域长期存在医生以收受病患红包、医药代表回扣等方式，赚取灰色收入的问题。中国各地自去年下半年起，展开雷厉风行的医疗反腐行动，多位医院院长、书记和地方医药卫生系统官员落马。
在回答记者提出上述中国医疗体系面对的问题时，黄天荫认为，医生在中国最早是“赤脚医生”的概念，被视为农村的社工，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之后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医生仍不是高度受人尊重的专业人士，所以优秀的学生可能不会选择学医，“很多中国家长也不鼓励孩子学医，这跟其他国家很不一样”。
“医生是服务行业人员”
概念先改才易提升工资
黄天荫认为，要改变现状，就要改变年轻医生被当成是服务行业人员的概念，否则工资难提升，就难吸引和留住人才。他以补习教师为例说，按小时计算，补教赚得比年轻医生还多，谁会鼓励孩子当医生？
“在北京市教英语，一个小时人民币700块、800块。医生看一个挂号初诊，30块、50块，一个小时看四五个患者，200块、300块。当医生怎么会有好的生活，对吧？”
黄天荫说，长时间辛苦学医，换来的待遇不成比例，就会导致医疗领域出现不规范行为。
他也说，中国基本以公立医院为主，很少私立医院，医生求职范围较窄，导致很多医科学生毕业后不当医生。
“新加坡基本上95%至98%的医科学生都当医生。在这里，有百分之三四十进入其他行业。你可能去药企，甚至去创业，对吧？你要留在医疗体系，其实是不容易的。”
黄天荫说，这也是为什么清华医学重组，下设一个医疗管理学院，他希望借此引入现代化政策，希望有助于提升中国医生的专业地位和医疗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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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沈泽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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