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女知青：鲜玲
我是在下乡的第一天，生产队的老乡接我到队里去的路上见到她的。那时我们刚涉过一条小河，在河边穿鞋子，她背着一捆柴禾从小路上走来，柴禾很重，压得她气喘吁吁。她穿了一身很旧的男式咔叽布中山装，袖子和裤腿都绾了起来，长发盘在头顶，显得单薄而孤独。接我的老乡和她打招呼，叫她“老鲜”，她便站下来，和老乡说话。她脸上带着一丝麻木的、似有似无的微笑，那微笑很忧郁，从此便一直保留在我的记忆深处。
鲜玲是老三届初中毕业生，我下乡那一年，她已下乡6年了，年龄该是20出头。她是一队的，和我们三队只隔一条小溪，她那个队只有她一个知青，知青点在一座名叫七子梁的大山脚下，孤零零的，是两间干打垒的土墙茅草屋。
鲜玲是我们公社最漂亮的女知青，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她的漂亮是一种忧伤的、孤独的、遭人非议的。她是独生女儿，没有兄弟姐妹。她的父亲是大烟鬼，新中国成立后被关了起来，后来被政府镇压了。我后来想，她父亲恐怕还有些别的什么问题，否则光是吸鸦片，怎么也不至于被弄到挨枪子的地步。她的母亲早年是怎么生活的不得而知，但后来丈夫被枪毙后，为了养活尚未长大的女儿，这个未亡人做了暗娼，为此文革期间在街道里遭过不少罪。这些事，都是后来我当上了基层干部从组织那里了解到的。
鲜玲不仅人长得漂亮，而且能歌善舞。她身材匀称，在中学读书时跳过“白毛女”和“吴琼花”，受过业余舞蹈训练，下乡以后，她便成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骨干。公社每年都要组织文艺汇演，当时我负责抓大队的文艺宣传队，鲜玲因为有一技之长，就由她来编导节目和演主角。有一年，大队为了在公社汇演中夺魁，打算排一出大戏，当时的大戏，有8个样板戏放在那里，因为除了鲜玲，谁也不会跳足尖舞，伴奏也是问题，所以到后来就决定排《沙家浜》，鲜玲演阿庆嫂，我演刁德一，另一个男知青演胡传魁，其他的人，也各有分工。
就演戏而言，鲜玲无疑是内行，她对排演非常认真，总是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教我们，唱词如何，身段如何，台步如何，说得很详细。当时我们大队1968年下乡的知青只剩下她一人了，其他都是1972年和1974年下乡的。我们这些知青，大多不喜欢鲜玲，觉得她出身下贱，又有些清高（后来我想，原因应该还有一条，就是她长得太漂亮），所以排演起来，都不与她配合，大家都故意做出满不在乎的样子，有时候弄点小把戏来哗众取宠。这样排演起来，既不严肃，进度又慢。鲜玲很生气，但大家的故意她是知道的，纵有千般委屈也说不得，在那种气氛下显得很孤立。
有一次，两个男知青恶作剧，故意把她教的身段变成痴残人状，逗得大家嘻哈乱笑，气得鲜玲流着泪一甩手走了。我当时有一种“叫你教戏是看得起你，你有什么资格拿捏”的想法，当即叫人撵上去通知她，如果她不立刻回来老老实实教戏，就扣掉她的工分，并且以阻挠和破坏宣传队工作罪处理。
当时为了在公社汇演中夺得名次，大队给每个宣传队员每天10个工分的待遇，一般女知青在生产队干再重的活也只能拿到七八分，有的还只有五六分，没有工分，口粮分不回来，就得饿肚子。我这一招，无疑是杀手锏，不一会儿，鲜玲果然乖乖地跟着那人回来了，红着眼圈，又教大家排戏。
《沙家浜》
我们就这样排练下去，练得黑汗直流，到公社演出的时候，还是出了问题。公社汇演时，我们大队的《沙家浜》被排在头一场。演到“胡传魁的队伍进村”一场戏时，本来有这么一段：刁小三追一名村姑上场，两人围着春来茶馆的桌子追逐绕圈，刁小三欲夺村姑的包袱，村姑说：“你为什么抢包袱？”刁小三说：“抢包袱？我还要抢人呐！”便扑上去做抢人状，村姑惊呼：“阿庆嫂！”阿庆嫂便出来解围。这段戏是过场戏，不难，谁知演到这里的时候，扮演村姑的大队书记的女儿不知是太紧张还是假戏真做了，抱着包袱死也不肯松手，刁小三夺了几下硬没夺下包袱来，众目睽睽下有些慌了神，就小声对她说：“你快松手呀！”“村姑”仍不松手，还回头扯着喉咙朝后台喊了一句：“阿庆嫂，快来帮忙！”逗得台下的观众一阵哄笑。
好歹把这一段对付过去了，戏继续演下去。演到《智斗》一场时，其中有这样一段：刁德一命令手下人抓了一些渔民，逼迫他们下湖捕鱼，以诱使藏在湖中的新四军伤病员走出芦苇荡。阿庆嫂知道这是一个圈套，心里很着急，一个人在台上，有一大段表白心理斗争的唱词，最后阿庆嫂看到了墙上挂着的草帽，急中生智，将草帽丢进湖里，刁小三、胡传魁等人以为有人跳水送信，冲上台来朝水中开枪，枪声示警，打破了刁德一的计谋。
当时鲜玲一个人在台上唱着她那一段很长的唱词，我们这些演刁德一、胡传魁、刁小三、刘副官的都站在台后，一边扯着喉咙喊“我们不去！”“我们不下湖！”“谁不去就毙了谁！”之类的后场效果，一边说笑着准备上场，负责管声响效果的是一位本地知青，他太紧张，当他看到“阿庆嫂”从墙上取下草帽时，鬼使神差地跳将起来，将几枚电炮砸在地上，电炮“砰砰”地炸响了，我们听到枪响了，也没弄清台上的情况，糊里糊涂地冲上台去，高喊着“有人跳水！”纷纷朝水里做射击状，而这个时候，“阿庆嫂”人还在台上站着，正在唱“风声鹤唳，引诱敌人来打枪”。台下的观众立刻哄闹起来，有别的大队的知青，这时就站起来大喊：“抓住她！抓活的！她是地下党！”弄得我们在台上站也不是，退也不是，尴尬万分，就这样，一出好端端的样板戏，给我们演砸了。
我下乡的时候，在1968年下乡的知青中，有不少人在谈恋爱，生活困难，没有依靠，精神苦闷，看不到希望，这些都是恋爱的外在因素。特别是女知青，身单力薄，做不动活，大多还要受到性骚扰，处境都不佳，如果谈个对象，有个主子，有个依靠，生存就有了多半保障，也会少许多麻烦。
我们大队有两个1974年下乡的知青，一下乡就“合并同类项”，可鲜玲作为1968年下乡的老知青，却始终没谈对象。据我所知，当时有不少别的大队或别的公社的男知青很想和鲜玲谈，也都试探过，可都被鲜玲拒绝了。那个时候选择对象，男知青的条件一是漂亮，二是能干；女知青的条件却几乎只有一个，那就是对象要能够保护自己，至于别的什么，都可以忽略不计。
来打鲜玲主意的，多是一些在当地有点能耐的男知青，就鲜玲那种处境来说，找一个对象确实对她的生存状态有好处。但不知为什么，她就是不谈。鲜玲不谈对象，影响则更为不妙，在大家眼里，她身上总有一种不干净的神秘。关于她的传说也不少，说得最多的是每年春节回家探亲的事，当时知青春节回家，都要往家里带一些土特产，一来城市物质匮乏，这些东西带回家，能使家里的春节物资丰富一些；二来也能向家里表示自己生存环境的宽绰，让家里放心自己。
老实点的知青，靠的是自己的勤扒苦做，差不多从家里一回乡下就开始攒这些东西了，比如鸡蛋，自己喂两只鸡（喂多了不行，一来没粮食喂，二来也不许，是资本主义尾巴），下了蛋舍不得吃，留着，到一定的时候拿去和老乡换成新鲜的，一点点集到年底。野一点的知青就偷，看着该回家过年了，找两个风高月黑夜外出收罗叫“夜袭队”。总之都有办法。
鲜玲穷，没有任何接济，挣工分连口粮都挣不齐，每年春节回家，她都背着一只旧军用挎包，挎包里装一套换洗衣物，就这么上路。当年从开县回重庆，得走一天山路，两天水路，路费大约得20来元钱。鲜玲分明是没有路费的，她不和大家一起走，独自背着挎包上路，也不知是靠什么回的重庆。有人就说，她是“混”回去的，还编了一些活灵活现的故事。那个“混”字，夹杂了许多暧昧的色彩。我当时是相信这个说法的，所以愈发瞧不起她。
1977年我们县的1968年老知青大量回城，鲜玲也是其中的一个，但她既不是招生，也不是顶替父母，甚至没有回到重庆。她出身不好，家里只有一个没有工作又遭人鄙夷的老母亲，她不可能得到更好的回城机会，只是被招工到开县城里当工人。
但不管怎么样，她毕竟是得到了一个逃离苦海的机会，可以想象，那些日子她是怎样的快乐。那一天晚上，两个招工的男人到一队去找她，敲她独自在山梁下的门。她不开门。两个招工的男人很生气说，我们是来给你送表填的，你把我们关在外面像什么？你再不开门，我们可就走了。她在屋里不说话，就是不开门。等那两个人悻悻地离开后，她就开始放声大哭，一直哭到第二天早上，队里的农民叫不开她的门，怕她想不开，跑来找我，我跑去之后，才知道这件事。
鲜玲终于走了，终于到县里当了一名工人，那年她大约24岁，在农村已待满了整整8年。事情过了一段时间，她们一队有一个本地女青年告诉我一件事，说鲜玲在队里的时候，常叫她陪她睡。晚上知青点的大门用一个大木棒顶着，鲜玲晚上睡觉从来不脱长裤子，裤腰用一条结实的麻绳系得死死的，而且，她的枕头下一直放着一把菜刀，下乡8年，鲜玲一直是这么过来的。这件事给我的震动太大，我当时像是傻了一样，完全说不出话来。
直到如今，我的脑海里仍不断出现一个为吸毒而被枪毙的父亲，一个为养活孩子而卖淫的母亲和一个用麻绳系死自己腰带整整8年的女儿的形象。我为我所做过的事忏悔。
从那以后我一直再没见过鲜玲，不知她如今生活得怎样。最近舞台上又开始重演样板戏了，也不知她是否会带着她的孩子——如果她有孩子的话——一道去看。她坐在台下，心里会想些什么，脸上是否还会带着若有若无的微笑。但是我想，如果上天公平的话，她从此该再用不着穿着长裤睡觉了，而且枕头下也该再没有菜刀的影子。这是一定的。【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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