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对执政党的警示，并不仅始于改革开放以来腐败现象日趋突出的严峻现实，至少还应包括党执政之初的上一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的刘青山、张子善事件，包括“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岁月。

今天，人们对反腐败斗争的历史回顾很多很多，但恰恰忽略了即使在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极大灾难的十年浩劫中，也有正直的共产党人“反腐败”的特殊经历，也有党内健康力量对专横霸道权力的反击。这是不应被历史忘记的。

公元一九七三年，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开展了对当时流行于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对知识青年捆绑吊打、奸污迫害的“两股歪风”的坚决斗争，这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在特殊岁月中的一次特殊的“反腐败”经历。作者亲身经历了这一段难忘的岁月，所见所闻，感慨甚多，30 年不敢忘。追忆如是，以不负历史。

从春城出发，沿昆洛路南下，越过云南著名的“热谷”元江坝子，穿过自古商旅云集、茶香飘四方的普洱，在“571”里程碑处，便到了滇南重镇思茅。

若从地图上看，思茅只是一个不显眼的小城镇，昆洛路从镇中间穿过，不过就是二三公里。但思茅却自古有名。相传这里是三国时代诸葛亮南征抵达的最远处，镇南的洗马河，以当年蜀军驻营洗马而得名，当地老百姓至今居住的以木片为瓦的拱方形屋舍，据说也是当年孔明以自己头上的帽子为示范，教给当地人修建的。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镇子东面新修了军民两用的飞机场。通往国境线的高标准战备公路，又把思茅与西双版纳、红河、临沧等地联在一起，使思茅成为滇南举足轻重的交通枢纽。思茅地委、行署也驻在镇上。六十年代末，号称全国“四大兵团”之一、拥有二十万“干(部)战(士)”、四个师、五个独立团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总部，选址思茅组建，一大批现役军人从昆明军区、云南省军区及滇黔各驻军奉调洗马河畔，使小小的思茅镇更加热闹起来。

方圆两三里的兵团大院，恐怕是当时思茅镇上最气派、最有活力的地方。且莫说“省军级”机关的大模大样，就是大院里几百名从各师团抽调来的北京、上海、四川、昆明的知青们，总给人以生气勃勃的感觉。

一九七三年初夏，思茅地委机关的干部们最早发现，往日喧闹的兵团机关，似乎沉寂了许多。一大早很难看到以往军人们队列式晨练的身影，各地知青们南腔北调的嬉笑声一下子少了许多，过去每周两次露天电影的惯例也被打破了，使照常抬着小凳子赶来的镇上居民们大失所望。人们纷纷问：这是怎么啦？

已近花甲之年的兵团副司令员江洪洲，多年来形成一个难改的习惯：每晚临睡前喝一盅酒。如哪天不喝就很难保证能睡得安稳。兵团机关的处长们，晚上若要找他，都自觉地先问一问警卫员小梁：“老头喝了吗？”若听小梁说已喝过酒，当晚就不愿再去打搅他了。

在兵团机关，江洪洲虽然是唯一的一名不穿军装的兵团领导人，但人们都很敬重这位老红军、著名的三五九旅机枪营教导员、老农垦局局长。而这天夜里，身为现役军人的廖副司令员、范副司令员却忍不住要来打搅他了。

晚上十点过，兵团司令部的值班参谋送来电台刚刚收到的昆明军区紧急电报：周恩来总理近日对云南兵团部分单位存在的捆绑吊打、奸污迫害知识青年问题有批示，中央即将组成联合工作组赴兵团。

面对电报，刚喝过酒准备入睡的江洪洲顿时睡意全无。范金标副司令员更是心情沉重。这位红军长征时期周总理的警卫员，早就知道周总理已住进301医院很长时间了。他年初进京开会，就想去医院探望，却被敬爱的邓大姐劝住了。

“怎么向总理交待啊！”范金标此时不知说什么好。“天灾人祸，真是天灾人祸！”江洪洲那满是皱纹的手掌使劲拍着桌子，很有些激动地说到。这话对于当时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就在几个月前，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寒潮侵袭了亚热带的云南垦区，西双版纳冬日的气象史上，第一次出现了“零下”的记录。始产于亚马逊河盆地雨林中的橡胶树，从来就只与高温高湿作伴，它在寒魔的威风中不停地颤抖、掉叶、枯茎、断折，成片成片地死去。

全兵团产胶量最大的一师一团(景洪农场)，不少连队食堂的柴房里，堆满了从山上拖下来的碗口粗的胶树枯干。一师二团(东风农场)八营十三连的重庆知青刘红鹰，这个倔强的山城妹子，看着冻伤的胶树心疼，毅然把自己的新棉衣拆开，扯出几大把棉花，包在胶树冻坏的伤口上，又用新鲜的牛粪拌黄泥敷伤口，总算保住了她管理的那一小片林地。

可全兵团是几十万亩林地，近千万株胶树啊！哪有那么多的刘红鹰，哪有那么多的新棉衣！寒潮的恶果终于在一九七三年初夏的橡胶开割季节显示出来了：全兵团当年干胶产量预计将减少一半以上！更大的灾难则让从司令员到知青们的心中隐隐作痛：以生产为国争光的天然橡胶而自豪，以建设第二个橡胶战略基地为事业的兵团人，前景还是那么辉煌、那么诱人吗？

难怪那么多知青站在自己亲手开垦的梯田、亲手定植的胶树旁哭泣，难怪那么些现役军人黯然神伤，难怪兵团机关失去了往日的风采。偏偏祸不单行。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最不景气的时候，又出了这么个事关知识青年的大问题。而当时又恰恰处在毛泽东主席刚刚给一个知识青年家长写了一封信、寄去三百元钱的时候。

这是一个多么敏感的时候！按以往几十年政治运动的规律，此时正是抓典型、掀高潮的阶段。难怪江洪洲要把此事与给兵团带来莫大灾难的寒潮联在一起！

消息接踵而至：

正在病痛中的周恩来总理，在看完新华社关于黑龙江、云南生产建设兵团部分单位存在着对知识青年捆绑吊打、奸污迫害的严重情况的“内参”后，热泪盈眶，总理在病床上批示：这是上山下乡运动中的两股歪风。一定要严肃查处，决不能姑息养奸。

总理亲自批准枪毙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奸污迫害女知青罪恶累累的一个副团长、一个副参谋长，并通报全国各生产建设兵团。根据总理指示，由解放军总政治部、昆明军区、国务院知青办、农林部、中共云南省委组成的中央工作组，已在昆明部署工作。据工作组讲，“两股歪风”的问题主要反映在少数的现役干部身上。

来自大军区的廖副司令员，还是部队里的老习惯，魁梧的身影常常出现在各师团。他下连队必看的地方，一是伙房、二是猪圈。他太了解随他一起来兵团的这些部下了。还在1969年春，随着兵团的组建，一大批现役军人担任了兵团各级组织的主要领导职务。他们中不乏许多优秀者，把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带到了生产建设兵团，受到了知识青年们的敬重。

他们中的一些人，在1974年底重返部队后，又立赫赫新功。深谙越南、老挝、缅甸三国语言的原二师九团加工连连长杨绍先，在1979年的中越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中，亲率侦察分队冲在全军最前面，九死一生，第一个抵达越北重镇谅山，受到中央军委通报表彰并被授予二级英模勋章。

勿须讳言的是，这批现役军人到兵团的来历各有酸甜苦辣，各种人的素质参差不齐。有一批人是当时“划线站队”中“站错队”，成为派性斗争的牺牲品被“贬”到兵团来的;有一些人是因为种种原因在部队难以提拔，被安置到兵团来的;有一部分人则是因为鼓励现役军人到生产建设兵团任职，刚刚从战士、班排长破格提拔起来的。他们中不少人文化水平很低，有些几年前还是山乡的农民。他们猛然离开了管束严格、整齐划一的军营，来到掌管大大小小的人财物权力、驻地分散、个人独当一面的兵团基层单位，一些人真有一种解放了的感觉。

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放纵自己，开始追逐在军营里得不到的东西。他们身上潜在的自私贪婪的劣根性逐渐发作。军营中高度集中统一的特性，在穷乡僻壤里被异化成一切“首长”说了算、弄权于股掌之上的霸道作风。在兵团的近千个连队，连长、指导员们都被百十号人尊称为“连首长”，都有着足以令不少人趾高气扬的权力。而这种权力一旦同私欲结合，就生出种种可怕的后果。

来自大城市的知识青年，较高的文化素养使他们难以容忍一些领导干部的霸道行径，常有不恭和冲撞之举;年轻人调皮和不安分的本性，以及那个动乱的年代在他们身上刻下的无政府主义的痕迹，常使他们惹出一些事端来。这些，都成为捆绑吊打歪风肆虐的“理由”。一些刚刚离开父母而非常缺乏社会经验，单纯、漂亮的女知识青年，则成为一些手握实权而品质恶劣、心术很坏的人淫暴的猎物。

两三年前，兵团党委和一些师团，对两股歪风的问题就有察觉，发过文件，也处理了一些人。可是，在不少领导人的头脑里，这类事始终是放在一个偌大的“作风问题”的框子里来衡量的。作风嘛，内部问题，松一点、紧一点、似乎关系都不大。

“你说是x营长吗？不就是同年轻女娃娃有点说不清的事，我了解他，他在部队里就有那么点生活作风问题，也没啥大不了的。你告诉x营长今后注意点就行了。”这是一位团副政委对政治处干部干事交待的。他才不把那些女知青的揭发信看得那么严重哩！

“当兵的人嘛，关几天禁闭，挨几下揍，也是常有的事。我那儿子十几岁了，站着比我高，不听话，老子还照样打他。就是注意不要犯军阀作风就是”一位团长如是说。

两股歪风往往就这样泛滥开来。你能说兵团党委在指导思想和具体工作上没有责任？

周总理的批示在兵团大院传开后，人们议论纷纷。现役军人、知青、原农场的干部，感情色彩很不一样。有欢呼的，有不理解的，有幸灾乐祸的，有认为“小题大做”的，也有认为是“让现役军人背黑锅”的。

兵团党委常委会结束时，熄灯号已吹过了。但廖、范、江三位副司令员还是让警卫连的战士们分头通知司政后三大机关处以上干部开会，传达兵团党委刚刚作出的重要决定：立即在全兵团大张旗鼓地开展刹两股歪风的斗争;从兵团机关抽调得力干部到各师团检查督促;派兵团副参谋长、富有青年工作经验的前共青团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王宇辉担任中央工作组的联络员。

一千七百多年前就到过思茅的诸葛亮，以“攻心为上”的策略取得南征的胜利，被人们传之久远。如今，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在思茅的首脑机关，也要开始一场争取人心的斗争。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红河岸边炮声隆隆，对越自卫反击作战开始了。当天，超级大国的间谍卫星就发来图象：中国军队在云南边境的出击点，主要是河口与金平。河口，早以它西南重要口岸的身份享誉于世;金平，这个生疏的名字才第一次走向世界。其实，在几年前，金平在全国，尤其是在从北到南的各生产建设兵团，早已是名闻遐迩了。

离开锡都个旧往南，即是常年白雾缭绕的棉花山。这支哀牢山的余脉挡住了北来的寒风冷雨，使山南的金平县形成了一大片亚热带河谷地。开得红红火火的攀枝花，枝叶茂密的芒果树，成片的橡胶林，这儿的景色与百里外的个旧迥然不同。

驻在这儿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四师十八团(金平农场)，似乎也与棉花山外的世界隔开了。这儿的少数干部们，对知识青年的摧残是那么肆无忌惮，好象早已忘记了这儿也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一块地方。

十八团是新华社“内参”反映捆绑吊打歪风的典型单位。新华社昆明分社社长于民，一位从延安走来的老八路，他是在艰苦的采访后，流着泪写完那份“内参”的。

中央工作组没有按照惯例先听取兵团及师部的层层汇报，而从昆明直奔金平。在十八团，中央工作组召开了全团动员大会，传达了周总理的批示，宣布了有关政策后，立即展开了深入细致的工作。他们很快就发现，十八团的问题比“内参”反映的还要严重：团、营、连三级干部都有程度不同的拥绑吊打行为，知青被打伤打残的有数十人，尚被非法关押在团部警通排的十余名知青人人带伤，捆绑吊打的“理由”和方式无奇不有，令人发指！

一位副团长乘着北京吉普到连队检查工作。听连长汇报说该连有几名上海知青不听话，常与领导对着干“从不把连首长放在眼里”。副团长听后很不舒服。他在部队多年，极少碰到这类事，哪有战士敢与首长作对的？“几个小青年都治不住，还当逑什么兵？”

副团长对随自己从部队来的老部下，总是直来直去的“军人脾气”。这位副团长欲逞其能，给他的部下做个榜样，当即让人唤来其中一名知青，在连部里当着几位连干部的面，对这名知青大加训斥。不料，这位上海小伙子竟不给首长面子，竟敢当场分辨，反驳，还引用伟大领袖的语录，书生气地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团领导也不能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

副团长顿觉大失体面，恼羞成怒，随手给了这位知青两个耳光，并当即命令部下：“给我捆起来，关他十天禁闭。”他很有经验地告诉连长：“要给他点颜色看，这次若治不住他，以后你说话就没人听。于是，这名知青就被吊在了连队的工具房里，被连干部们轮流脚踢、拳打、棍抽、泼凉水。经过这番既触及皮肉又触及灵魂的“教育”，不到十天，这名知青果然就“听话”了。

从此，连长尝到了甜头，手里似乎有了法宝，再不怕谁不听话和顶撞他了。当然，他忘不了副团长，他常在班排“骨干会”上不无自豪地说：“有团首长撑腰，咱还怕什么！”有人说，在军队，“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在兵团，“知青以听话为最重要”其实，这话也不全面。从来至今的大大小小的领导，有几个真喜欢“不听话”的呢？只不过，像十八团部分领导那样对待“不听话”者，倒不多见。

一名连队指导员家中一只正在下蛋的芦花鸡突然失踪，惊动了连里的干部们。经过一番紧张的“案情”分析，怀疑是两名重庆知青偷去“打了牙祭”。这也是有可能的事。那时，在兵团的大多数连队，“打牙祭”的标准时间是一月一次，主要“内容”一般是半斤左右猪肉。一只肥母鸡，对于长期缺油少菜的小伙子来说，别提那诱惑力有多大了。

在那种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都荒芜的日子里，知青们去食堂菜地偷点菜，去附近寨子里偷打老乡的狗，用二两白米饭就可以把连队老职工的鸡无声无息地引进集体宿舍，以惊人的速度群起而歼之，事后还把鸡毛和骨头包成一团扔在老职工的房后，这些荒唐的事在不少连队都有过。

笔者也曾在一次挑灯夜战打谷场后，与几个同伴偷了菜地里一个南瓜，用盐水汤煮了吃。一九七九年春大返城时，一些知青临走前在信封里装上一张“大团结”，写张条子--“我对不起你和你的鸡”，塞给曾被偷过鸡的老职工。这也许是一种忏悔吧！

可这位以“思想政治工作”为已任的指导员，他的职业竟也禁不起一只鸡的考验。“偷来偷去，偷到连部头上来了，这样下去，连里还不知要出什么大事。”于是，芦花鸡的失踪就有了全局的意义，决不可等闲视之。

当天夜里，指导员和几名连干部，召来几名骨干，摆开阵势，然后把几名怀疑对象叫来连部，先是集体谈话，启发诱导，政策攻心，但就是问不出个理想的结果。于是，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众人七手八脚，把两个知青五花大绑，硬按着跪在地上，用燃着的香烟头烙手臂，用条凳压脚肚子。当然，这些都用不着指导员亲自动手，他是习惯了只动嘴皮子的人。当两个知青痛得呼天喊地的时候，“案情”终于取得突破性进展，两个知青被迫答应加倍赔偿。这时候，站在一旁的指导员才吩咐停止用刑。

由此，这位指导员也明白了，他的“思想政治工作”还是不如捆绑吊打来得立竿见影。他在后来团部召开的“政工会议”上高度概括了他的体会：“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只有严格要求，敢于过硬，才能在连队树立好的风气。”多么堂皇的“普遍真理”！我曾经参观过云南省第一监狱以及云南的化念、普文、勐库等劳改农场，那儿犯人住的牢房一般都铺着厚厚的稻草、棉垫、棕垫什么的，有的监舍里还有小木床。相形之下，十八团的土牢房条件更为恶劣，被关押的知青们过的是绝对不亚于犯人的生活。

我也曾在那“史无前例”的日子里，多次痛苦地看见作为“走资派”的父亲和一群“牛鬼”，被戴着红袖套的“群专队”民兵押解着去干种种一般人不愿于的脏活累活，而现在每当我浮想起十八团的那群知青，被枪刺逼着，排成一长溜，肩挑粪水，缓缓地走向沟边菜地的情景，就觉得这种场面似曾相识，心中顿时痛苦不堪。

就这样，这群知青煎熬了一个多月。已记不清其间有多少人曾在烈日下昏倒过，多少人在夜间被保卫人员提审时，受到种种难忘的皮肉“教育”。总之，经过此番“改造”，打群架的事从此果然很少发生了。十八团的一些干部们为此而沾沾自喜，相互间作为“经验”介绍、交流。

在十八团，捆绑吊打知青的方式除了以上提及的外，还有用铁丝手臂、戴紧手铐、吊大梁、跪晒场、枪托砸、皮带抽……但知青们最怵的还是“巡回批斗”和“关警通排”。很有讽刺意味的是，每当保卫干部和武装战士在台上对“不老实”的知青大打出手的时候，台下的知青们总要齐声呼喊“最高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弄得打人者和政工干部们十分尴尬，难以下台。

说到“关警通排”，则使一些知青胆颤心惊，谈虎色变。团部警通排的二三十号人都是精壮的小伙子，他们除了充当团里从一号到七号首长的警卫员外，主要的精力就是管理团内的“犯人”。有时犯人多得管不过来，也移交一些给下面营里的武装连、排代管。十八团团部那两间长年关押团内“犯人”的阴森潮湿的小黑房，归警通排直接掌管，“犯人”总是出了一拨又一拨。每到夜晚，住在团部的人常听到从小黑房传来的凄惨的呼叫声。

值得一提的是，在十八团，抓人、铐人、关人的手续极为简便，不需要什么书面的报批程序，只要有首长点头同意，有“基层干部扭送”，就有资格住进警通排的小黑房。以至于以后中央工作组在清理非法关押人数及其责任时，竟出现了许多无头案。

一群群受迫害的知青围着中央工作组的同志悲怆地哭泣。一个上海知青脱下衬衫，露出因被吊得太久已变得畸形了的胳膊;一个重庆知青因被铁丝捆绑，在手臂上留下了一圈乌黑的凹型疤痕……

解放军总政治部一位老军人气愤地说：“这哪儿是什么作风简单粗暴，简直就是法西斯行为！”很难想象，象捆绑吊打这种与我们党和军队的性质格格不入、对人性疯狂摧残的反人道行为，竟能在数年里在十八团，在有近二十万人的生产建设兵团中蔓延成风！如果没有敬爱的周总理亲自批示，没有中央工作组的亲临督阵指挥，这股歪风能刹得住吗？

泱泱大国，我们的高层领导人都能洞察一切吗？

茫茫人间，我们的中央工作组都能惠及八方吗？

中央工作组的一位负责同志当年对王宇辉讲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十八团的问题为什么会那么严重，与你们的干部路线有关。那些已经变了的人，你们认为没变;那些没有变的人，你们却认为是变了。”这段话，王宇辉记得最清楚，多年后他还不断地向人们提起。王字辉始终认定，十八团的有些干部，早以不象是共产党人了。

云南最南端的县城是勐腊。由我国最著名的植物学家蔡希陶所领导开创的那片占地五万多亩的中国最宏大、最美丽、最神奇的植物园，离县城有几十公里远。植物园的四周，都与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连队为邻。

有近三万名知青，当时号称“天下第一团”的一师六团(勐腊农场)，是中央工作组进驻的另一个重点单位。勐腊的各族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期，在中老边境执行战备任务的沈阳军区“雷锋团”等部队，在完成任务撤离前，披星戴月地在勐腊县城抢修了一条漂亮的等级公路，从而结束了勐腊县城不知从哪个年代开始的“雨季泥水路、早季扬灰路”的历史。

一条公路是一座丰碑。

可是，雷锋的战友们没有想到，他们留在当地生产建设兵团的一批现役干部中，日后竟出了一个臭名远扬的奸污迫害女知识青年的罪犯--安洪超。

在部队刚任排长不久、因调任兵团工作又迅速提拔为连队指导员的安洪超，在松花江畔的佳木斯市家中有娇妻幼子，仕途又一帆风顺，颇有些踌躇满志。他不象那些从农村里参军的现役干部，一旦离开军营就不拘小节，常年总是邋邋遢遢、不修边幅的样子。他每逢开会、出门，即便是和知青们一道上山开荒，也要习惯性地先照照小镜子。

他四方脸上经常是不少北方人都有的那种健康的红润色，一米七四的个头，再罩上一身合体的军装，里面的白色衬领、袖口齐齐整整，更显得精神。他即便站在讲究打扮的上海知青中间，也显得风度翩翩。他还很会说话，无论是开荒会战前的全连动员，还是参加团支部的学习讨论，他都能很得体地说到点子上，有时还颇有些激情。他劳动起来舍得出力，常和知青们一起上山、下山，不象一些现役干部那样躲避体力劳动。

这都是很惹知青们喜欢的。安洪超领导的一个以知识青年为主体的新建连队，不仅在完成开垦梯田胶树定植的指标上走在前面，而且还是六团“再教育”工作的先进单位。安洪超在六团的几百名现役军人中是很有些名气的。

一些团领导常常说起这个东北人“这个小安，还真有几下子呢！”这些，就把安洪超丑恶的一面掩盖起来了。实际上，安洪超任连队指导员不久，贪婪的、色迷迷的眼光就盯住了那些年轻漂亮的女知青。他一直都在演戏，演得那么象，那么迷人。以至于他从一九七0年到一九七三年间奸污女知青四人的罪行败露后，还有一些人为他评功摆好。

安洪超屡屡犯罪得手，其手法几乎如出一辙。他很清楚单纯幼稚的城市女孩子的弱点，很懂得他手中掌有的能给人以种种实惠的权力对几乎每一个知青的诱惑。

安洪超总是有选择地同一些女知青套近乎，名正言顺地请她们到指导员的单人办公室兼寝室“谈心”，摆谈“接受再教育的体会”，征求对连领导的意见。进而，安洪超又在生活上“关心”她们，把当时地方政府在生活物资紧缺的情况下单独优厚供应现役军人的油、肉、糖等副食品大大方方地拿出来，与女知青一起“做小锅”。

一些女知青在这种其乐融融的氛围中，对这位比她们大不了几岁的指导员产生了浓浓的信赖感、亲切感，姑娘们对异性那种特有的警觉渐渐淡漠了。她们从来在课堂上、书本上受到的教育，以及她们那点可怜的感性知识，都只给她们输入了一种清一色的信息：“毛主席最亲，解放军最好。”她们怎么会怀疑戴着红五星、红领章，对自己又那么“关心”的指导员呢？

所以，当安洪超选准时机，猛然把姑娘抱住，疯狂地撕扯姑娘的衣服、裤带时，女知青简直不知所措了，惊呆了，吓昏了，除了那点微弱的反抗，就只有泪湿衣衫。

当姑娘仿佛从恶梦中醒来时，安洪超一方面恐吓、威胁受害者不准讲出去，并说：“我是团里的先进典型，领导都信任我，出了事大不了是个作风问题。而你则是腐蚀干部，破坏军婚，对你没任何好处。”这块极其虚伪、荒唐脆弱的“挡箭牌”，竟使一个个姑娘感到无助后怕，强忍着把苦涩的泪水咽到肚里。另一方面，安洪超又向受害者作出调整工作、入党、提干、推荐上大学、病退或困退回城等种种承诺，以稳定受害者的情绪。

爱要小聪明的安洪超，自以为这样就能“双保险”

审查安洪超罪行的突破口，是从一封奇怪的电报开始的。

一九七三年六月，中央工作组几位同志与一师六团的一些干部们，住进了安洪超所在营的营部。他们对安洪超的问题已有所闻--收到了一封揭发安洪超问题的匿名信。可就在这时，安洪超似乎很坦然地走了，他要回佳木斯去度探亲假。他要在刹两股歪风的高潮中避避风头，躲开与工作组的直接交锋。可他毕竟心虚。临走前，他与连队里精心培植起来的几个心腹(同样也是知青)商定，若一旦发现工作组把矛头对向了他，就立即用预约的暗语向佳木斯发电报。

果然，安洪超探亲假未满，就收到了“连队打群架，速归”的电报。这不祥之兆，使安洪超在炎夏里凉爽的佳木斯城呆不住了。他匆匆赶回连队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他的心腹去植物园所在的小勐仑，到小街上的邮电所设法弄回那封电报的底稿。他知道，平平静静的连队，却发出一封“打群架”的电报，岂不让人生疑，授人把柄？

可是，这次他失算了。去小勐仑邮电所的几个知青，弄巧成拙，不仅没把那封电报稿偷到手，他们诡诈的举动反而引起邮电所职工的怀疑，很快就向自己的上级报告了情况，邮电部门的领导又及时把信息传到了六团政治处及中央工作组。顺藤摸瓜，安洪超终于原形毕露。从此，这封电报稿就成了安洪超厚厚的案卷中唯一的一份“间接物证”。

如果说，安洪超的犯罪行径是很有心计、很善伪装的话，那么，以“一虎一猫”闻名于西双版纳的一师独立x营教导员蒋小山、一师二团六营x连连长张国良，则完全是赤裸裸的恶霸行径。

蒋小山是一九四七年入伍的老兵，历来敢冲敢打，一九四九年南下时已是位很有战功的连长。在一次边疆剿匪战斗中，他的一位最亲密的战友被丛林中突然窜出来的一群土匪乱刀砍死。几天后，这股匪帮的巢穴被蒋小山所带领的部队攻破。狂怒之下，蒋小山失去了理智，他杀红了眼，竟严重违反军纪，把几个俘虏也枪杀了，为此而受到降职等处分。兵团组建时，多年未被提拔的蒋小山被委以副团级的独立营教导员。

独立营地处滇西南偏僻一隅的山沟骄横跋扈的蒋小山很快成为了这儿的“山大王”，在独立营很少有人不怕他三分。他除了有捆绑吊打知青的劣迹外，还奸污、调戏女知青二十余人。他有一次下连看上一个女知青，随即让连长通知她到营部办公室“谈话”，当晚就在办公室里强奸了这位女知青。他居然敢在上班时分窜到一户女知青集体寝室，强奸了一名因病在家休息的女知青。若碰到有女知青反抗时，蒋小山甚至掏出手枪进行威胁。

蒋小山的妻子是一位野战医院的军医，她的职业不允许她常在家住，但她了解蒋小山的脾气和毛病，常常告诫丈夫：“少和女娃娃来往，别又犯什么错误。”可蒋小山回答妻子的是更加的放肆，以至于两口子常常打闹。软弱的妻子往往是一气之下就几个星期不回家，而蒋小山则乐得如此。“老子窝囊了二十年，轻松一下，怕个啥？”--这是蒋小山常毫无顾忌地挂在嘴边的话。

在独立营，蒋小山走到哪里，知青们都互相招呼一句：“老虎来了”。于是，人心惶惶，不知有谁又要倒霉了。

被知青们称为“猫”的连长张国良，其实并不具有猫温驯的习性，而是把他管辖下的知青，都视为可以让猫任意玩弄的老鼠。他所在连队的数十名女知青，几乎没有谁不被他奸污、猥亵、调戏。张国良奸污女知青人数之多，使他成为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奸污迫害歪风的罪魁。

中央工作组的专案材料这样写道：在该连，张国良是知青们眼中的“恶猫”，一些女知青一听到他的声音，就象老鼠见到猫一样，竟会浑身发抖。

这哪里还是共产党的干部！

共产党能容忍这种干部吗？

刚离开昆明军区民族支队政委、思茅军分区副政委职任，新出任中共西双版纳州委第一书记的傣族干部刀国栋，在看完“一虎一猫”的材料后，气得用拳头不断敲击桌面，连声对中央工作组的同志说：“该杀！该杀！这样的人比国民党还坏，还留着干什么！”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在昆明军区和云南省委联合上报的处理意见上，亲笔签下了他愤怒而坚毅的名字。这位当时还处境困难的老共产党人，绝不能容忍残害人民、给自己毕生奋斗的事业抹黑的败类还活在世上。

一九七三年岁末前的一天，在距允景洪澜沧江大桥不远的江边，传出一阵清脆的枪声，蒋小山、张国良等四名奸污迫害知识青年的罪犯被处以极刑。当“一虎一猫”被押上刑车，开出公判大会会场时，肃穆的会场竟爆发出如雷的掌声、吼声，万名知青欢呼雀跃。

曾经是张国良所在连队的指导员、一直坚持与张国良的丑恶行径作斗争的北京知青李镇江，好多年后提起那次公判会，提起张国良被处决时那副狼狈样，仍然显得很激动，不住地说：真是大快人心，大快人心！

安洪超被判死缓二年，押入云南省第一监狱服刑。两年后，当司法部门正研究改判安洪超为无期徒刑时，安洪超却从监狱里向中央军委、昆明军区、云南省委发出了一封又一封彻底推翻自己罪行、声称自己是受曾对他有私怨的一名领导干部“迫害”的申诉信。一九七六年，经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重新调查，结果不仅原定的奸污四名女知青的事证据确凿，在调查中还发现了新的罪行－－两名过去被安洪超奸污的女知青，一九七三年时有种种顾虑不敢揭发，这次也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

中国共产党云南省委常委会认真讨论了复查工作组提出的报告和意见，常委们一致同意改判安洪超为死刑。省委副书记、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张铚秀特别提出：“要将安犯押到案发地公判后再执行，以平民愤。”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中旬的一个早晨，两辆北京吉普车开出昆明东郊的省第一监狱的大门，驶往八百公里外的勐腊。其中一辆车上坐着戴了铐子的安洪超。一大早他就被告知，要去他原在单位复查他的案子。他匆忙收拾了下行李就出发了。他发现，监狱里没有像往常对重刑犯外出时那样戴手铐、脚镣，也没照例检查犯人的自带行李，随行的劳改中队田队长语气也那么温和，另一辆车上还坐着几位穿蓝色制服的法院同志。他似乎相信这真是去“复查”了，眼神中流露出一线希望之光。他哪里知道，这是为了确保长途行车安全而故意布下的“迷惑阵”。

两天后的下午，车刚到勐腊县公安局看守所，田队长马上利索地给他戴了手铐，一路上温和的眼神再也看不到了。安洪超顿感不妙，一下子瘫倒在地上。

开始检查安洪超行李的田队长，这时则吓出了一身冷汗：行李中有一盒犯人在一监自制的香烟，盒底竟夹着一把锋利的刀片。这足以切断犯人血管的绝对违禁品，不知安洪超是怎样弄来的。

第二天，就在关押安洪超的房间里，布置了一个简易而庄重的临时法庭。早几天就赶到勐腊的西双版纳州法院的刀院长，向安洪超宣布了州中级法院改判他死刑的判决，并告诉他，在三日内可向省高级法院提出申诉。

第三天的上午，和安洪超一起从昆明来的省高级法院刑庭程副庭长、审判员小鲍、书记员老马，接受安洪超的申诉，就在看守所开庭。起初，安洪超还强打精神，振振有词地狡辩，但是，当几年前还是河口农场北京知青的小鲍，拿出那封安洪超曾望眼欲穿的电报底稿，让他解释清楚时，安洪超则语塞了，怎么也说不清楚了。

我永远也忘不了勐腊的群山，忘不了群山中的那块洼地。虽然岁月已流逝了二十几年，但每当我回想起当年处决安洪超时的情景，仍然会激动不已。县城里的公判会还未结束，几千名知青就已赶来等待在山坡上。他们中的一些人也许是要看看“热闹”，但更多的知青则是想亲眼看看安洪超这个色狼的末日。

勐腊县委书记亲自去边防团联系借调来的一连官兵，手握钢枪，刺刀闪闪发亮，与其说是担任刑场警戒，不如说是显示一种强大震慑力的军威。当押解安洪超的刑车从公判会场缓缓开进刑场时，男男女女的知青们顿时躁动起来，他们纷纷透过警戒战士威严的枪刺，向安洪超丢石头、吐口水、大声地咒骂。

当安犯被押到洼地中心一个已经挖好的土坑旁跪下，由执刑人员验明正身时，突然间，愤怒的知青们呼啸着、呐喊着，从四周的山坡上齐刷刷地向洼地中心拥来。人多势众，喊声震动山峪。几十株铁刀木树被踩倒了，一些女知青跌倒了又迅速爬起来往前冲。刑场秩序顿时大乱。

担任刑场总指挥的程副庭长，骤然紧张起来。这位四十多岁的山东汉子不知监刑多少次，从未碰到过这种意外情况。他虽然事先已估计到知青们会大规模地围观，但绝没想到那么多知青的情绪会如脱缰之马，一发难收。他紧张地环顾四周，立即命令当时已不知所措的边防连官兵们，立即卸下枪上的刺刀，以免碰伤挤过来的知青，并让战士们迅速收缩警戒圈，手拉手组成一圈“人墙”。同时，他命令负责执刑的县中队长，尽快执行枪决。

我看见此时的安洪超，一脸苍白，裹着黑色囚袄的身躯不停地哆嗦，他已经无法跪立，由两名县中队的战士各架着一支胳膊才没有倒下去。

随着程副庭长的黄色小旗一挥，两声枪响，安洪超倒在了那个六尺长的土坑里。跟随他而来的，是知青们投来的雨点般的石头、泥块。我看见过安洪超留给他妻子和孩子的那份简短的“遗书”：“我对不起你们。你们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在党的领导下好好生活。”

有人说，安洪超至死方有悔改之意。我却认为，安洪超至死都在“演戏”。他的“遗书”是写给别人看的，他临死都没给妻子和孩子留下一点真情。生活中有多少这样虚伪的事？共产党人宏大的铁的队伍中，有几多这样的人？

我们应当反思。我们更应当警惕呵！ 

捆绑吊打=军阀作风

奸污迫害=生活作风

蒋小山、张国良、安洪超们都使用过这个公式为自己狡辩，以求网开一面;云南兵团各级的一些领导干部，也曾用这个公式为自己所谓“认识不足、措施不力”的错误减轻责任;就连不少受害的知识青年，在困惑和惶恐中，也几乎为这个公式所征服。

许多政治家、理论家纠缠不清的问题，只要同实际的利益挂起来，似乎就很明白了。这也是我们今天生活中常有的事。

自一九七三年以后，尽管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各级组织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严格禁止非法关押，取消各团自设的“小黑房”，各个连队一律配齐女卫生员，不允许干部单独找女知青关门谈话……

但是，这毕竟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云南兵团这个产生于“战备”的年代，既不象军队、又不象企业，内部系统实际上具有军队、地方两套人马的庞然大物，它对广大知识青年的吸引力，就如同贫穷的西双版纳在知青们印象中每况愈下一样，已经一年不如一年了。

我不由得想起了孟德斯鸠那句在两个多世纪里响遍全球的名言：“权力容易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兵团的一些干部，就是在几乎失去任何监督的绝对权力的支配下，一步步走向深渊的。蒋小山、安洪超们是如此，一些本来很好的干部也是如此。可是，快三十年过去了，我们至今仍然在强烈地呼唤着对各级领导干部的真正强有力的监督。

一九七四年五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撤销全国的生产建设兵团编制，恢复国营农场体制，现役军人都撤回部队。尽管作出这项重大决定的背景是复杂的，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广大知识青年们，却把它同一九七三年的风波联在一起，总也忘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