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目录|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2024年第12期目录及摘要

科研绩效拨款制度中的国家科研评价体系研究

蒋   颖（5）

悬泉汉简所见汉代车马“被具”考

袁延胜  李静仪（23）

八辟、八议之间：汉代先请制的性质、作用与流变

苑   苑（39）

康德论意义与意指

——兼论弗雷格的意义与意指之区分的来源

韩林合（53）

因果性：归纳抑或溯因

——关于“第二类比”的“弱读”“强读”分歧的再思考

钱    捷  吴石兰（74）

党内法规体系再访

——兼论一种新的党内法规现象

石春林  柴宝勇（87）

数字经济人才培养的理论、实践与建议

——“数字经济人才培养”圆桌论坛嘉宾观点

刘   青等（109）

政治领域“东盟方式”的演变机理

孙西辉（118）

【摘要】

科研绩效拨款制度是国家科研评价体系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国家科研评价体系辐射面广、影响力大，在其建设过程中应树立系统观念，对评价体系的基本要素进行精心设计，同时充分认识评价环境和元评价对评价体系建设及评价效果的重要影响，并最终将科学的设计思想反映在评价政策中。目前尚不存在国家科研评价体系“最优”模式，但30余年的国际实践提供了丰富的建设经验，也提出了很多问题和挑战，可为完善我国科研评价体系提供参考和借鉴。

【作者简介】

蒋颖，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副院长、研究馆员

【摘要】

在史籍及汉简中所见的“被具”指车辆、马匹的用具与配饰物，是基于公务出行的需要而为传车、传马配备的。被具主要包括车配饰与马驾具两大类。被具器物在材质、颜色、数量等方面与车舆礼制密切相关，故兼具实用性和等级性。悬泉汉简散见的部分器物简可归为传车被具簿籍类简，悬泉置对传车被具实行日常化管理。被具作为汉代车马制度的一部分，在送迎使者、官吏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者简介】

袁延胜，历史学博士，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静仪，郑州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

【摘要】

      汉代的先请制上承八辟，亦须遵守等级限制，宗室限五属，外亲限有服，官吏限秩级。但是，先请只“请”而不“议”，目的不再是宽减对亲贵的刑罚，而是便利君主的治御；其性质亦不再是亲贵特权的保障，而是君主御下的工具。虽然八议之说在汉代复兴，但始终未入律典，先请后的结果取决于君主。如此，既适应了德治的要求，也有利于君主操控刑柄。在先请制下，君主的罚不依法在一定程度上有益于皇权的稳固和运转。东汉中后期，皇权旁落，外戚、宦官通过皇权操纵先请后的司法，庇同惩异，导致君臣权势愈发失衡，这为八议最终入律埋下了伏笔。

【作者简介】

苑苑，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摘要】

按照康德的理解，一个概念的意义（Sinn）指在显象（或经验对象）之上展示该概念的意指（Bedeutung）的方式，或者说在直观中展示该概念指涉的对象的方式。在《纯粹理性批判》以及其他著作中，康德常常将意义和意指结合在一起使用，认为一个概念如果拥有意指，那么便拥有意义，因此，如果一个概念没有意义，那么也就意味着它没有意指。而且，一个概念可以有意义，但是并没有现实的意指，而是仅仅有想象的或假定的（或者说可能的）意指。通过对康德和弗雷格的相关文本的细致分析不难发现，弗雷格的Sinn和Bedeutung之分应该是直接源自康德的相关讨论的，正如弗雷格关于存在不是个体的性质（所谓“一级性质”）而是个体的性质的性质（所谓“二级性质”）的观点直接源自康德一样。本文论证前一个结论，并批评其他作者关于弗雷格和康德相关观点之关系的评论。

【作者简介】

韩林合，哲学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系暨外国哲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

康德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回答了“休谟问题”？这是200多年来康德研究历史上的一个历久而弥新的问题，直接关系到对康德的因果性概念的含义的理解。在对上述问题的探讨过程中，产生了所谓对“第二类比”的“弱读”与“强读”之分。本文基于对休谟与康德的文本以及在人类实践中因果意识本质的分析，指出所谓“没有因果律的因果性”是一个人为的虚构。但在这种虚构背后，则是研究者们对康德因果性范畴提出的意义的误解。通过澄清康德不同于休谟的、将人类认识模式理解为溯因推理这一事实，本文揭示了康德对“休谟问题”的回答的深刻意义。

【作者简介】

钱捷，哲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教授、博士生导师；吴石兰，南开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

随着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在国有企业和社会组织中形成了一种“党规-国法”二元渊源的组织内部规范。这一规范具有社会规范性、合法律性和党内法规属性“三重性”，对现有党内法规体系的完备性构成了一定挑战。由党内法规体系、党内规范性文件体系、党的规矩（惯例）等不成文规范体系、二元渊源的组织内部规范体系及其他体系性的党规现象构成的“党规体系”，完备地指涉了党内规范体系，解决了现有党内法规体系的完备性问题。党内法规研究应更多关注党内法规实践，丰富党内法规的理论体系。

【作者简介】

石春林，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党内法规与国家监察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秘书长、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耶鲁大学法学院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柴宝勇（通讯作者），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党内法规与国家监察研究中心主任、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持人语：

近年来，随着我国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部分高校已经开始招收并培养数字经济相关专业的本、硕、博学生，其中一些高校还成立了数字经济与管理学院或者数字经济系，而另一部分高校相关专业的设置尚处在筹备、申报阶段。与此同时，教育和科研工作者逐步达成共识，认为数字经济学是未来越来越值得重点关注的学科领域。中国世界经济学会数字经济论坛较早设置了数字经济学科相关议题，但由于相关稿件不足等原因，历届数字经济论坛尚未组织专家学者就数字经济人才培养方面的议题进行正式而深入的讨论。借助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第三届数字经济论坛召开这一契机，论坛主办方邀请国内致力于上述主题研究的学者进行深度交流，旨在为未来中国数字经济人才的培养贡献智慧和力量。2024年6月29日，“数字经济人才培养”圆桌论坛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举行，与会专家围绕数字经济人才培养的方向、模式、困难和挑战等相关话题展开讨论。本文将呈现六位与谈嘉宾的主要观点。

【与谈嘉宾】

刘青，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周念利，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胡吉亚，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副教授；

殷凤，上海大学经济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谢锐，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蔡跃洲,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数字经济研究室主任、 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摘要】

东盟在经济社会发展和区域一体化方面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与“东盟方式”密切相关。东盟处理不同领域事务的方式有所不同，需要在区分不同领域的基础上探讨“东盟方式”的演变机理。政治领域“东盟方式”的演变发生在后冷战时期，主要体现为东盟对“不干涉”原则的理解与实践方面发生的变化。政治领域“东盟方式”的演变机理可以通过“风险平衡”分析框架得到解释。东盟应对成员国（准成员国）内部重大政治事件的根本目标是维护东盟团结和地区和平稳定，这是东盟调整在政治领域“东盟方式”中“不干涉”原则的决策底线。

【作者简介】

孙西辉，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