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3日，叙利亚大马士革，一名女子高举爱犬，和群众庆祝阿萨德的倒台。
文丨茉莉
编辑丨漆菲
逃往俄罗斯八天后，前总统巴沙尔·阿萨德于12月16日首度发声。他通过社交平台发表声明称，在反政府武装逼近之际，他并非早就计划好要离开叙利亚，而是一直坚守到最后一刻，才按照俄方建议前往莫斯科。
◆12月10日，反政府武装士兵在叙利亚沿海城市拉塔基亚巡逻。
此时，有着“大马士革皇冠”之称的叙利亚总统府早已被洗劫一空，成为充满回音的空壳。他的父亲、前总统哈菲兹·阿萨德位于拉塔基亚的陵墓，也遭到焚毁。全国各地的广场上，阿萨德父子二人的雕像被拆除，头部被男孩们当成足球争抢。
12月13日是巴沙尔被推翻后的首个星期五祷告日，首都民众聚集在历史悠久的倭马亚大清真寺及广场上进行庆祝。“怎么说呢，就像得了癌症很久的病人，肿瘤终于被割除了。”家住大马士革的穆罕默德向《凤凰周刊》如此描述自己得知国家变天时的感受。
在12月13日发表的报道中，路透社援引十多位知情人士的消息披露说，巴沙尔在出逃前，几乎对所有人都严密封锁了逃跑计划，他的助手、高级官员甚至连亲戚都因为他守口如瓶而毫不知情。多人爆料称，他的妻子阿斯玛·阿萨德以及他们的三个子女已经在莫斯科等他。
对此，巴沙尔在声明中强调，他没有抛弃叙利亚人民和军队，自己是按照俄方指示撤离的。他说：“首先，我离开叙利亚并非早有计划，也不是像有些人声称的那样在战斗的最后时刻离开的。相反，我一直留在大马士革，履行我的职责，直到12月8日凌晨。”
声明透露，12月8日凌晨，在与俄罗斯协调后，巴沙尔从大马士革转移到俄罗斯位于叙利亚的赫梅米姆空军基地。在那里，他被告知首都最后几个军事阵地沦陷。随后莫斯科要求基地指挥官于12月8日夜间安排巴沙尔撤离到俄罗斯。“在这些事件中，我从未考虑过下台或寻求庇护。”他补充说，但当“恐怖分子”夺取了国家权力时，他继续留在叙利亚已经“毫无意义”。
网上流传的视频显示，阿萨德是在匆忙中仓皇逃离的——炉子上有煮好的食物，家中还遗留了不少个人物品，例如家人影集等。这场狼狈出逃为其24年的总统生涯画上句号。亦有人叹息，这一切原本也不是巴沙尔渴望的人生。
1965年9月11日，巴沙尔出生于大马士革。据传，他从小性格安静、内敛，对政治和军事并不感兴趣。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早年的报道，哈菲兹的孩子们很少见到他们的父亲。据巴沙尔回忆，父亲担任总统期间，他只进过父亲的办公室一次。
大学毕业后，巴沙尔开始在大马士革郊区的蒂什林军事医院行医。他致力于成为一名眼科医生，并曾于1992年前往英国伦敦的西方眼科医院培训。他在伦敦的眼科老师埃德蒙·舒伦博格回忆说：“他很安静，从来都不装腔作势，在病床边对病人的态度无可挑剔。”
也是在伦敦，巴沙尔结识了后来的妻子阿斯玛。德国《明镜》周刊曾这样评价她：阿拉伯国家统治者的配偶们正在为各自的国家增光添彩，阿斯玛正是其中的代表。《巴黎竞赛画报》则将她称为“东方的戴安娜王妃”。
改变发生在1994年。同年1月21日，巴沙尔的兄长巴西勒在车祸中丧生。哈菲兹有4个儿子1个女儿，长子巴西勒是他最青睐的接班人，本应成为下一任总统。巴西勒的性格与巴沙尔截然相反，被人形容为喜欢冒险、魅力十足、居高临下。
巴西勒去世后，哈菲兹迅速召回仍在英国的次子巴沙尔，决定将他培养为新的接班人。他当时对周围的亲信说：“除了巴沙尔，别无他人。”
为了在军中树立威望，巴沙尔于1994年被父亲安排进入霍姆斯军事学院，此后不断晋升，于1999年1月成为精锐的叙利亚共和国卫队上校。原有的军队领导人逐步被效忠巴沙尔的年轻阿拉维派军官所取代。他还从1998年开始负责举足轻重的黎巴嫩事务。叙利亚在1976-2005年间对黎巴嫩的大部分地区实施了军事占领。
与此同时，巴沙尔在公共事务中被赋予广泛权力，并领导了一场反腐运动。这场运动的结果是，他的许多潜在竞争对手因腐败受到审判。巴沙尔还担任了叙利亚信息科学学会主席，并将国家带入互联网时代，这提升了他作为现代改革者的形象。
2000年6月哈菲兹逝世后，叙利亚迅速通过宪法修正案，将总统最低年龄从40岁降至34岁——这正是巴沙尔当时的年龄。接着巴沙尔晋升为大将，担任叙利亚军队总司令。复兴社会党大会则选举他担任总书记。同年7月，巴沙尔以97.29%的高得票率当选总统。叙利亚由此出现中东第一个父死子继的政权。
对于巴沙尔的经历，反对派人士有着另一套说法：巴沙尔为人并非温顺，而是内向甚至孤僻，不会与人打交道成为他最初成为接班人的最大障碍。有人甚至称，巴沙尔从高中起便不学无术，只是因为父亲位高权重，他才能拿到那么多光彩的头衔与证书。
巴沙尔的顺利继任，离不开父亲的托举与整个阿萨德家族及阿拉维派复兴党人的帮助。
1963年复兴党政变，叙利亚现代史上发生“根本性突破” ，此后复兴党垄断权力，建立一党制国家，并通过推行国家意识形态在叙利亚塑造了新的社会政治秩序。然而，此次政变并未终结国内的政局动荡，复兴党内部的权力斗争仍在继续。
直到1970年11月，哈菲兹通过不流血的“纠正运动”政变上台，并于1971年当选总统，政权更迭的局面得以结束。也是从这时起，阿萨德家族开启了对叙利亚超过半个世纪的统治。
阿萨德家族来自拉塔基亚省的卡尔达哈，隶属于卡尔比亚（Kalbiyya）部落。这里是阿拉维派社区的中心地带。据称，是巴沙尔的祖父将家族姓氏从“瓦赫什”（意为“野兽”）改为“阿萨德”（意为“狮子”）的，试图借此改变家族命运，最终得偿所愿。
◆曾经的叙利亚街头，到处可见阿萨德家族的照片。摄影：茉莉
法国阿拉伯语脱口秀演员哈泽姆在巴沙尔被推翻后的一场表演中形容：“有太多意象能够代表巴沙尔了，狮子、野兽、毒蛇……总之都是动物。”
上台后，哈菲兹努力塑造出亲民的形象。他将国内基本食品价格降低了15%，并放松了过去的高压管制政策，从而赢得民众的支持。在其任内，哈菲兹推动了叙利亚工业、农业现代化，促进灌溉、电力、水利、道路等基础设施的发展，完善免费的社会保障、医疗服务与教育资源。其中最主要的一项成就是1974年竣工的塔布卡大坝——这是世界最大的水坝之一，被称为阿萨德湖。
进入1980年代，由于石油价格下跌，叙利亚经济发展放缓。政府因此大幅削减开支，减少进口，鼓励更多私营部门和外国投资。此后十来年，哈菲兹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促进经济自由化。这让该国经济保持强劲增长，并持续至21世纪。
发展经济与公共服务的同时，哈菲兹建立了忠于其家族的复兴党精英庇护网络。自他上任起，阿萨德家族成员便开始掌控国家经济的大部分领域。当政府推行经济自由化政策时，国家官僚机构也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随之而来的是腐败现象的激增，导致政治阶层的“彻底资产阶级化”，负面影响持续至今。
“我们一直了解政府的腐败。但以前（指哈菲兹统治时期），虽然统治阶层腐败，民众的生活水平也还可以，我们有吃有穿，看病不用花钱，教育水平在中东数一数二。”生活在叙利亚东北部的库尔德人哈立德向《凤凰周刊》坦言，“可整个内战期间，政府依然腐败，民众也没钱。”
与此同时，哈菲兹将政权打造为一个以“个人崇拜”为特点的官僚体制，从学校到公共场所再到政府机构，随处可见他的肖像、名言与赞词。这些做法在巴沙尔执政时期被保留下来，直到此次反对派占领各大城市后才被清除。
统治期间，哈菲兹不断挤压国内的政治空间，以军国主义路线重组叙利亚社会，并强调“外部势力”对国家的渗透，将武装部队作为公共生活的核心部分。由于复兴党之外的政党活动建立在与复兴党的友好互动之上，让普通人很难有自由参政的渠道，人们往往会回避政治活动。
巴沙尔执政之初，也曾以改革者形象示人，试图改善严苛的政治环境，例如释放政治犯、恢复一部分言论自由与政党活动，这让叙利亚一度迎来所谓“大马士革之春”。
但改革步伐过快给叙利亚带来挑战，仅仅过了一年多，政府又恢复到以前的高压状态。当威胁其统治的大规模示威与反抗出现时，巴沙尔进行了武力镇压。这些高压手段不断加强，在内战期间达到顶峰。非政府组织“叙利亚人权网络”提供的数据显示，2011年3月至2024年12月，超过136614人被押入监狱，包括3698名儿童和8504名妇女。
巴沙尔被推翻后，首都的倭马亚大清真寺外挤满了民众与部分反对派人士，他们挥舞着印着三颗红星的叛军旗帜，取代了阿萨德时期的两颗绿星旗帜。
前来参拜的信徒伊伯拉罕·阿拉比（Ibrahim al-Araby）说，“我从2011年（内战爆发初期）就没进过倭马亚大清真寺了，因为安保太过严格。十几年了，我从未像现在一样快乐。”另一名信徒卡伊尔·塔哈（Khair Taha）则说，自己虽然对于未来有恐惧与不安，但仍充满希望，“因为民众拥有话语权，可以努力建设国家”。
几个街区之外的倭马亚广场上，随处可见夺取政权的反对派武装人员。他们手持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在人群中漫步。这让一些民众感到担忧。
家住大马士革的撒迦利亚毫不掩饰对垮台政权的同情。他告诉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这是我第一次在叙利亚看到街上有这样持有武器的人。我很害怕，我没有安全感。我该如何和这些人一起生活？他们会杀了我吗？！我不知道。”由于不信任新的统治者，他计划逃离叙利亚。
◆叙利亚反动派武装占领大马士革后，在总统府的一间房间里展示总统巴沙尔的个人纪念品。
阿萨德家族所属的阿拉维派是什叶派的一个分支，约占叙利亚2400万人口的10%，主要集中在沿海省份拉塔基亚和塔尔图斯，也有相当数量的阿拉维派居住在大马士革和霍姆斯。
自1970年掌权以来，阿萨德家族一直将阿拉维派的宗派忠诚作为其政权合法性的根基。他们也拥有许多来自逊尼派的中产阶级支持者，这些人被安排在官僚机构、安全部队、军队、司法部门内担任重要职位。阿萨德家族借此巩固权力，这些人亦从其长期统治中攫取利益。
然而，阿拉维派作为少数派别长期掌权，让许多保守的逊尼派平民深感不满。此次推翻巴沙尔政府的反对派正是以“沙姆解放组织”为首的伊斯兰逊尼派势力。
阿萨德家族与逊尼派的矛盾不仅仅是从2011年以来的内战开始的。早在哈菲兹统治时期，轰轰烈烈的“伊斯兰大起义”就威胁过阿萨德家族的统治。
“伊斯兰大起义”始于1970年代中后期。这一时期腐败激增、官商勾结，高级官员、政客和商业利益集团之间形成了利益网络，阿拉维派的军事机构获得了最大份额的资金，农民和工人的利益则难以得到保障。这助长了伊斯兰运动的发展，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成为当时反复兴党力量中的先锋队。
这些伊斯兰分子开始袭击复兴党中的重要成员。从1980年代起，他们开始对阿勒颇的政府设施发动袭击，之后逐渐演变成城市游击战，骚乱一度蔓延到哈马、霍姆斯、伊德利卜、拉塔基亚、代尔祖尔等城市。
随着政府受到的威胁越来越大，安全部队开始清洗全国的社会机构，军人被派往北部省份平息起义。这一切导致了1982年的“哈马大屠杀”——政府用武装直升机、推土机和炮火将这座城市夷为平地，造成数千人死亡。这场起义后，哈菲兹的统治力进一步得到加强。
在彼时叙利亚政府对抗伊斯兰分子的过程中，库尔德人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他们长期遭到镇压，但相比邻国土耳其、伊拉克，叙利亚的库尔德人没经历过大规模屠杀。
1979-1998年，哈菲兹收留了因在土耳其制造恐怖活动而被通缉的库尔德工人党（PKK）领导人阿卜杜拉·奥贾兰。他既希望能通过库工党来制衡土耳其，又希望通过奥贾兰控制国内的库尔德势力。作为少数民族的库尔德人深知，在逊尼派阿拉伯人的统治下，他们的处境只会更为窘迫。这一背景下，库尔德人踊跃参军，为哈菲兹平定内乱做出贡献。
如今的格局与半个世纪前颇具相似性。叙利亚的反对派中，逊尼派伊斯兰分子成为对抗政府军的主力，那些受到复兴党镇压的人们则团结在这些人身后。库尔德人在抗击“伊斯兰国”的过程中占领了叙利亚东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却与叙政府没有直接冲突，而存在不少共同利益与多方面合作。
只是这一次，巴沙尔没能像他的父亲那样维系住统治，以逊尼派为首的反对派不费吹灰之力就获得了胜利。眼下，反对派正与库尔德人进行谈判，谈判结果或将决定这个国家的未来走向。
值得指出的是，“沙姆解放组织”领导人阿布·穆罕默德·乔拉尼最近的发言在阿拉维派中受到欢迎。乔拉尼12月6日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没有人有权消灭另一个群体。这些教派在本地区共存了数百年，没有人有权力消灭他们。”
阿萨德老家卡尔达哈的数十名知名人士发表声明，宣布支持大马士革的新统治者，并承诺全力合作。不久后，社交媒体上的视频显示，哈菲兹的纪念碑被从老家拆除。
“一个关键问题是，‘沙姆解放组织’是否认为阿萨德家族的阿拉维派身份是其残暴行为的原因之一？如果不是，就没有理由指责阿拉维派社区并进行报复。”美国保卫民主基金会（FDD）研究副总裁戴维·阿德斯尼克（David Adesnik）告诉美国之音，“相比之下，反政府武装团体认为，阿萨德与俄罗斯和伊朗的持久联盟明显存在问题。”
巴沙尔的迅速倒台与他的长期盟友未能提供援助有关——有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他曾在主政的最后日子里向俄罗斯和伊朗求救，但这一次，后者明确告诉巴沙尔，它们都不可能出兵帮助他抵御反政府武装的攻势。
分析家们指出，由于俄罗斯深陷乌克兰战场，伊朗在与以色列的对抗中元气大伤，让其自顾不暇。这似乎意味着，俄罗斯与伊朗在叙利亚多年的投入宣告破产。
阿萨德政权与俄罗斯的合作关系早在苏联时期就已形成。随着埃及等其他阿拉伯国家在1970年代开始脱离苏联轨道，哈菲兹政权仍是苏联的坚定盟友。1971年，根据与哈菲兹达成的协议，苏联在塔尔图斯设立了海军基地，它在之后的叙利亚内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与拉塔基亚附近的赫梅米姆空军基地一同被认为是俄罗斯在叙利亚最具战略意义的军事前哨。
塔尔图斯基地为俄罗斯提供了唯一直达地中海的通道，也是俄军进行海军演习、驻扎军舰甚至部署核潜艇的地方。因此，俄罗斯仍在努力采取措施，与叙利亚“能够确保军事基地安全的机构建立联系”。
叙利亚内战初期，俄罗斯多次动用联合国安理会否决权，否决西方提出的对叙政府实施制裁或军事干预的决议，并向叙利亚政府提供武器，用于打击反对派。2015年9月，俄罗斯正式对叙利亚内战进行军事干预，对反对派与相关恐怖组织发动了密集的空袭和巡航导弹袭击。在俄军的帮助下，巴沙尔政府一度获得阶段性胜利，收复了大部分国土。
从在联合国提供外交掩护到部署强大的空军力量，可以说，俄罗斯在过去十年间很好地维护了巴沙尔的统治。
然而，应对本轮袭击时，俄罗斯虽然宣称“无条件支持叙利亚合法当局恢复宪法秩序和国家领土完整的行动”，并在前期为支持叙政府军进行过几次空袭，但并未提供更多实质性帮助。
当叙利亚变天后，俄方表态称，其“与叙利亚反对派的所有派别保持联系”。俄官方使用“反对派”一词来描述控制大马士革的武装团体，标志着一种转变。不久前，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还将这些团体称为“恐怖分子”。
谈到巴沙尔倒台造成的打击时，不少观察人士指出，只要俄罗斯能保住其在拉塔基亚的基地、其总体的政策目标和地区地位，就不会受到过多影响。美国中东研究所的保罗·萨勒姆（Paul Salem）表示：“中东对俄罗斯来说依然相当重要。失去阿萨德肯定会对俄罗斯的威望造成打击，但不会极大改变其在中东的整体地位。”
俄罗斯政府对巴沙尔的收留被视为其对盟友的嘉奖。尽管巴沙尔对于俄罗斯来说已经失去了实际价值，但仍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至于伊朗，其与叙利亚的同盟早在两伊战争时期就已形成，两国都对时任伊拉克总统萨达姆怀有敌意——彼时哈菲兹政府对于什叶派国家的支持也是“伊斯兰大起义”中逊尼派穆斯林攻击政府的原因之一。
黎巴嫩内战期间（1975-1990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叙利亚的协助下建立并训练了真主党组织，以传播伊斯兰共和国的意识形态，并击退了1982年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的入侵。伊朗和叙利亚将真主党视为对抗以色列的有用杠杆，也是在黎巴嫩事务中建立更大影响力的途径。
自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伊朗一直在向巴沙尔政府提供不同类型的援助，例如防暴设备、情报监视技术和石油。同时，伊朗还派遣军队参与叙利亚内战，涉及顾问、安全人员、特种部队、技术人员和前线部队等，其间有多名伊朗高级军官在叙利亚的战斗中丧生。
伊朗的支持最终没能阻止巴沙尔的倒台。12月8日，反对派攻占大马士革后，伊朗驻该国大使馆被洗劫一空，伊朗领导人的海报也被撕毁。有报道称，伊朗已经与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团体建立了直接对话渠道，但反对派发表的声明仍将伊朗视为其“最重要的敌人”。
巴沙尔是伊朗的关键盟友，也是伊朗领导的“抵抗轴心”中的长期成员，其垮台被认为将对该非正式军事联盟造成重大打击。
当巴沙尔逃往俄罗斯后，有土耳其媒体披露，他向俄罗斯转移了1350亿美元，因而将成为“最富有的难民”。1350亿美元这个数字或有夸张，但阿萨德家族确实在世界各地拥有大量资产，并在统治期间积累了惊人的财富。
据英国《金融时报》此前披露，2018年至2019年，巴沙尔政府向俄罗斯空运了大量美元及欧元现钞，总额高达2.5亿美元。据称，这些现金以100美元和500欧元纸币为主，分21架次运抵莫斯科伏努科沃机场。资金随后存入俄罗斯受制裁的银行，用于支付叙利亚购买小麦、印钞服务以及防务等开支。
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大卫·申克尔（David Schenker）指出，这些资金转移显示巴沙尔试图保护其“不义之财”。他说：“叙利亚政权需要一个避风港，以确保他们的核心圈层可以过上安全且优渥的生活。”
据称，阿萨德家族巧妙建立了一个由空壳公司、可靠中介和离岸账户组成的复杂系统，牢牢控制叙利亚经济的关键领域，包括电信、房地产、石油和银行业。此外，他们手中还有着庞大的芬乃他林（Captagon）毒品贸易。
不同的报道对于阿萨德家族的净资产数额各执一词，由于其复杂的财务结构，最终数字很难核实。美国国务院2022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估计，该家族的财富为120亿美元，媒体最低的估计至少也有10亿美元。怀有如此财富的阿萨德家族未来会在俄罗斯扮演何种角色，也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在大马士革的老城中心，曾有一家装潢华丽的商店藏在旅游纪念品店之间，在这个被制裁限制了进出口的国家销售奢侈品。
家住大马士革的马尔瓦说，这家商店的主人是第一夫人阿斯玛，据称她掌控了大马士革所有金银制品的销售权。在人均月薪不足20美元的叙利亚，阿斯玛能在圣诞节期间开办门票5美元的圣诞市集，售卖5美元一杯的德国热红酒。
与此同时，由阿斯玛领导的非政府组织建立起庞大的融资网络，控制着国际援助物资在该国的流向。早在2001年，她就成立了一个非政府组织，通过小额贷款帮助叙利亚农民。当地媒体称，在大马士革的基督教慈幼会修女院，常常可以看到阿斯玛的身影。
然而，2022年的一份报告指出，自2011年以来，涌入叙利亚的国际援助资金超过400亿美元，却有超过81%的当地人需要救助。按照叙利亚政府的要求，外国捐助者需要与叙利亚红新月会以及由阿斯玛创立的叙利亚发展信托基金进行合作才能进入该国，这两家机构常常被指控将援助用于政治目的。
如今，巴沙尔家族那些未来得及带走的财富与产业将会落入何处？
当他逃离后，叙利亚民众纷纷闯入总统府，曾经装饰有金箔墙壁和昂贵家具的房间被洗劫一空。视频显示，有人携带红地毯和奢侈品离开，包括一个迪奥背包。传言在大马士革四起，称总统府地下藏有金矿，引得更多民众闯入抢夺财物。
反对派人士称，他们在全国各地发现了多处生产毒品的场所。社交平台上的视频显示，一些武装分子放火焚烧药丸或将其倒入下水道，以遏制芬乃他林的销售。
由于过渡政府接管了电信行业，网络与通讯暂时没有受到影响。过渡政府也承诺会尽快恢复能源供应，使叙利亚人不再过着缺水缺电的生活。目前不知道的是，曾经被阿萨德家族牢牢把控的行业是否会再度实现国有化，还是说会被新的势力瓜分——毕竟一切都事关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