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辑：生履之履
梨园往事
1970年秋天的某一天，班主任吴老师叫我到学校办公室去一下，也不知有什么事，我丢下课本就跑到学校办公室。只见一个长得白白的青年人与校长坐在一起，我站在他们面前，毕恭毕敬的样子惹得他们都笑了。校长说：“这个学生叫刘文清，是我校宣传队队长，十分热爱文艺宣传，上台表演过很多节目。”说着校长又向我介绍了那位年青人。校长介绍说：“这位是县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吕老师……”我连忙向吕老师鞠了个躬。校长接着说了吕老师是来我校招工的，也就是挑选演员。随后我唱了支歌，记得好像是《黄河大合唱》之中的一首，曲名不记得了，只记得歌词是“风在吼，马在啸，黄河在咆哮……”吕老师连忙点头道：“不错”。按照吕老师的要求，我又唱了段样板戏《红灯记》中李玉和的唱段《临行喝妈一碗酒》。只见他们作了下耳语后，校长对我说：“上课去吧，等候通知”。
过了不到两个月，学校通知我说“你被县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初步录取了，你父母也同意了，回去准备下，去县里参加集训，如学得好，就不要回学校了”。1970年12月3日，是我离开学校、离开家，正式走上工作岗位的日子。一晃41年过去了，仿佛眼前发生的事。记得那天天很冷，全家人送我到车站，我只带着父母用过的一个旧木箱，一个网袋装满唐瓷脸盆和其它生活用品，还有二十几个红绿皮封的笔记本，全是我们班女生送的，扉页上都写着“革命友谊万古长青”类的赠言。
来自全县各地的学员共一百多名，安排在天门中学几个教室里住。我睡在上铺。每天早上五点天不亮就起床，列队去县河边人民剧场练功。吊嗓、压腿、走台步、倒立等。几天下来，腿都肿了，疼得不能走路。经过半个多月的训练，有一半学员不合格被砍掉，返回了学校。过了近一年的艰苦训练，最后保留了近20余人。其中淘汰了三批。这20多名学员就编入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作为学徒工边随队工作演出边训练。一年试用二年定级三年转正。当时，县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演职员不多，是原五个专业文艺团体按江青指示改组后留下来的，其他人就下放农村了。我们这批学员是起个补充作用，恢复了本已瘫痪的演出。
在这三年的学徒工作中，虽没出什么大乱子，但我的身体饱受摧残，因为弹跳力好，老师不是正规的老师，在教练中把我的基础功打歪了，经常出现摔跤现象。往往是刚医好就又摔，一年到头拄着个拐杖，成了医院康复料的“常客”。平时常带着疼痛坚持工作和演出。我这人从小就这样，“认真”。这品性一直保持到老没变过。
有几件事是值得记下来的，用过去的话说，叫“思想觉悟高”；用现在的话说叫“敬业精神”和“奉献精神”。
第一件事：1971年9月的一天晚上，我在演出中途下舞台时遇上我老家的小学同学罗天字，他是来看他姐姐的，他姐与我一天参加工作。他一见我就表情不自然，喉头哽咽，说有话跟我说，但他就是不说出口，我发现他一定有什么重要事情瞒着我，在我再三劝说下他终于告诉我：“我来时你妈妈跟我强调要我不跟你说，怕影响你的工作，等演出结束后组织会通知你……”原来是我大哥文涛在部队牺牲了，我们当时又在为数学家华罗庚演出，我母亲已告诉了组织，但组织已与我母亲说好，暂不通知我。听到这一噩耗，说不悲痛是骗人的。我做到了对同学罗天字的承诺，没有跟单位领导说此事。像无事一样地坚持每天的上班演出。没想到，几天的演出活动一结束，宣传队队长陈驰集中全队演职员开会，并宣布了我哥牺牲和我母亲高风亮节的精神，并号召全体队员向英雄和英雄母亲学习，那天开了半天专门讨论会，我发言时才把满腔悲痛哭了出来，但无人知道我早已得知此迅。
第二件事：也是为了演出而牺牲自已。那次为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演出移植革命样板戏《龙江颂》，从上至下气氛很紧张。而我的右食指肌腱割断手术后未愈。一个弯曲的铝板固定着食指，如要参加演出，就得解下铝板。离晚上演出还有三个小时，怎么办？现在向领导提出，换人肯定来不及。我没向上级支声，无论如何不能让演出出问题。我解下铝板，可经固定三月后的食指解开铝板后不能伸直了，我从厨房打来一脸盆开水，用开水泡，边泡边掰，如同掰一根钢筋，那疼痛记忆犹新；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处理，食指由弯曲变成直的了。近40年过去了，当时的演出虽然未受影响，但我落下了个终生的后遗症，至今食指也不能自行弯曲。而这件事，同上件事一样，领导和同事们无一知晓。
第三件事：像雷锋做好人做好事。说起来也不是一件事或二、三件事。上世纪70年代，整个中国社会正处于文化大革命中后期，政治运动轰轰烈烈，生产生活是冷火熏烟，特别是物质匮乏。我们这批学员补充进文艺宣传队后的几年，又陆续招回些老艺人回队工作，叫做准备“落实政策”。看这些老艺人可怜巴巴的，每月还得自已从生产队背来一些粮食来队里吃，我们用的是粮票，他们没有粮票，得自已淘好米拿到厨房交给师傅去蒸。我从小就善良，怕他们不够吃。社会上一般男人是30斤粮票，我们男演员是照顾每月一人45斤。我就平时节省点，把粮票塞给他们。后来才听说他们的粮够吃，单位还作了些补贴。还有个同房的武汉知青，他是应招进队的，属临时聘用，表现好再转正。有段时间他经常咳嗽，我也不知他手中有没有钱，因为我是公费医疗，就主动去医院为他开药，医生说长期咳嗽必须要做胸透，没办法，我只得捋起衣服去作胸透。我没病肯定透视不出啥问题，医生就开了些止咳的药物和营养品让我带回。吃了我为他开的药和营养品，他后来就慢慢不咳了。这家伙后来没留在宣传队，回武汉了，一走，就再没见到人影。只记得他姓胡，名字都忘了！还有件事，我至今耿耿于怀，解不开疙瘩。前面说到我曾是医院康复料的常客，那些年，我的腿、脚、手腕从来没利索过。那是个夏季，我天天上午去城关卫生院扎针炙、搞理疗，看见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背着个男青年每天几乎与我同时去医院，他们上楼梯，我也上楼梯，他们下楼梯，我也下楼梯，老人家气喘吁吁，步履颤抖、踉跄，我作为一个至少还能行走的年轻人，每当那时候，这心里总有些尴尬，不好意思。后来才知道那年轻人是老人的儿子，打蓝球把脚扭伤了。于是，我提出，每天约好时间，由老人用板车把儿子拖来医院门口，再由我背他儿子上楼、下楼。因为太真诚，老人才同意了，他儿子面无反应。就这样，我背了他整整半个多月。那家伙一米见八的个头，体重最低也有一百五、六十，沉沉的，像背着一座山。突然有几天老人和他儿子不来了，断定是伤好了才不来。那时候又没个电话，互不知名姓，他们不来把个信，这倒没什么，但我得不到他儿子是否康复？这心里总有些不安。几个月后，我在街上偶遇那小伙，我正准备上前问一下情况，没想到他像不认识我一样，就像我与他从来未发生过任何事情，扬长而去。难道是他不认识我了？才过几天，他绝对还认识我。那他为什么要如此呢？奇怪，世间还能有这等事？迄今为止，这是个迷。
关于做好人做好事，还有很多很多，那都是些小事，比如夏天下乡演出，我把仅有的蚊帐给同事，自已却被蚊子咬得浑身疙瘩。还有次，门卫老头与几个年轻人发生争执，动起手来，为了保护老头，我被他们把手砍伤，自已一个人去医院缝了五针。等等等等，很多事情谁也不知道，就像未发生过一样。算了，这也算不上什么事儿，不说也罢。我这生并没有像雷锋那么崇高的境界，也没有什么至高的目的，这完全是生性所致，就像天要下雨那么简单。
1974年春天，不满18岁的我懵懵懂懂、糊里糊涂闯进了一个迷宫，说得不好听点，是个“泥潭”。那就是我的“初恋”。之所以要记下它，不是它的美好和甜蜜，而是它带给我终生不忘的伤痛。
上世纪70年代初叶，是个不讲人性的政治年代。从上小学起到18岁成人，耳朵里灌的眼睛看的都是“阶级斗争”的烈火和“三忠于”的颂经，“女性”、“女人”无从涉及，女人在我蒙昧幼小的心中就是一部神话和梦境，或是一片可望不可及的好看的云。有时想到女人，连自已全身心都发怵、恐慌，如同犯了罪一样。我从小懂事较早，比一般男孩先发育，迷蒙中对女孩子有着一种好奇，限于当时大环境，多是压抑，绝不敢冲动。生理上的反应和心理上的撕杀，血淋淋。但这一切只有一个十七、八岁刚刚走向成熟的男性生命自已知道。
不知不觉中有个女孩闯入了禁区。那年，我们剧团在皂市剧场驻点演出，有一天上午，与我一同进团的姐（因是同乡她比我年长，平时叫她姐）把我拉到一旁，很严肃很正静很神秘地跟我说：“你知不知道M为什么这段时间对你这么好？她是她妈要她这样做的，是在追你。这姑娘品行不好，你千万不要上她的当呵！……”姐本来是好心，就是因为她的这番话，倒绞得我心潮难平，从此不可收拾。
毕竟当年年不大，很多事情不会处理，特别是对“恋爱”这种事根本不知咋回事。从那天以后，除了工作，我一天到晚就想着她的面貌和身影，挥之不去。平时在一起上班，只要一见到她就眉来眼去，就是没有勇气去跟她表明心意。俗话说小孩的事瞒不过大人的眼睛。过了一段时间，全团人无人不知了。这下就出了问题。那个时候青年人没组织批准不许谈恋爱是条铁的纪律。于是团长找我谈话了。当时的一号团长叫吴岩，他一生没有儿女，把我们这些青年人都当作他自已的孩子，对我们既严又爱，有种“父母作风”。事情还好，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可怕。吴团长把我叫到他房间里语重心长地对我进行了教育，开始是原则话，后来就像个严父一样跟我讲了很多道理。中心意思是：年太小，组织上准备培养你，你要是一意孤行，组织上就要考虑了，你要先顾前途。二是说这女孩怎么样怎么样，说了一百个不好，要我慎重选择。后来又有些好心的老师们做我的思想工作，讲的话与吴团长差不多。有句话说“鬼迷心窍”，我那时真的就应验了这句话，无论你说破嘴皮，就是不能改变我的想法，即使用九头牛也拉不回我的固执。
一年多的苦恋仿如十年时光，真漫长！平时每天在一起工作，只知道对她眉来眼去，传替秋波，但没有勇气递个什么纸条，写上一封信，或托友人传个话，或直接约她见面谈一谈。说实在的，现在来看，那就是典型的单相思，根本没有什么“火花”和幸福感。有的只是苦和痛。由于精神饱受了一种折磨，生活中就表现出萎靡不振，情绪低落。有人戏说我是“未老先衰”，有的说我没有一点旺盛的革命斗志。时间一长，组织上眼看我无可救药，就采取措施了。开始是小会帮助谈心，后来一步步升级，由小会帮助变为大会批评教育，再由大会批评教育变为大会检讨自省，又由大会检讨自省变为大会批判。这一环套一环的攻势，像把一砣铁烧了打、打了淬。精神思想受到了重创，说实话，灵魂并未受到丝毫洗礼。而这些批评教育活动并没丝毫牵连她，开我专题会时她就坐在底下，只不过不参加发言，低着个头而已。
不久县里成立一个文化工作队，组织上有意把她分了过去。不在一起共事，见不到人影再恋也是你自个的事了，不会影响集体的荣誉，这就是组织的真实意图。同时，我打听到她父母的确有此意，至于出于什么目的，我心中自有一本帐。几年后，听说她与文工队的一个乐队成员恋爱了，还闹得很丑。再后来，我也爱上了一个比她更漂亮的姑娘，也就是我现在的老婆。
记下这段经历，不为别的，一是证明当初自已的无知，二是自作多情引起的自作自受，是个人生的教训。三是反映了那个缺少人性化的时代给我们这代人带来的精神创伤，不可忘记。
我嗓子不太好，不能向主角方面发展培养，一般是演配角和群众演员。长期的漂泊巡回演出，身体的损耗并没太明显，随着年龄的增长，人开始思考前途问题。总不能一生当配角、跑龙套吧？我要另辟蹊径，给自身以光明。于是，我在县图书馆借来一些表导演书籍，如前苏联著名导演史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导演著作和《莎士比亚全集》。我像作了魔似地攻读，演出时，我搬一套桌椅放在乐队旁边，没上场表演和搬布景任务时，就坐在那里抄写知识。开始，有人提出我不务正业，时间久了，也没人再嚼舌头了，且不自觉地认为那地方那座椅就是刘某人的了。几年下来，我抄完了史氏的几本书和莎翁的全集十本。手抄本厚厚的一摞。积累了一些表导演知识。
之后，凡是排练节目，我就坐在现场观看，有时还出些建议，有些建议竟被导演采纳。领导和同事们，从心里认同，在我身上已有了不少表导演素质和才能。荆州地区几年搞一次创作节目汇演，有一年，领导经慎重研究，交给了一个小戏曲给我导演。虽然没获上奖，但领导和同行们是认可的，我也把几年学来的知识运用于实践，收获很大。
1976年，打倒了“四人帮”，文艺得解放，上级要求我团（当时已改名为文工团）移植上演革命历史剧。但当时文革的余火还未灭，阶级斗争这根弦仍然绷得很紧。省里有个大型现代戏《洪湖赤卫队》正在公演，领导决定派人去学习，然后搬上舞台。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遇，不能失去。记得那个夜晚，我为此怎么也睡不着，能否来个毛遂自荐呢？不管行与不行，先试他一下。我向团委会写好一份自荐书，揣着自荐书来到一号团长石正举的房间。没想到石团长竟口头表态同意了，说明天团委会再研究下。第二天，石团长喊我去到他的房间，告诉我好消息，说团委会同意了。决定派我和杨丑恒老师一同去武汉观摹学习。回来后由我们共同执导。
在武汉剧院看了两场《洪》剧，我负责记下所有群众场面，杨老师记下重点人物的调度和戏。回到团里，上演《洪》剧的战斗打响了。群众场面多且大，是《洪》剧的一大特点，而这个工作由我完成。不说是场面的调度动作，仅道具都有几百样，各种服装几十套，还有几米高的机关布景的制作、操作，都得在导演的指挥下进行。另外，许多老演员摆资格、耍态度，指挥不动，工作很难开展。一个不满20岁的毛头小伙担纲这么大的戏，谁又信服？谁又不忌妒呢？经过近半年的艰苦排练，与人为的矛盾周旋，戏大功告成。彩排获得了成功，演出完后，我作了一番总结发言后嗓哑了，人也病倒了。
第一场公演是在天门第二大镇岳口镇剧场进行的。成败与否，第一炮至关重要，文化局所有领导亲自督阵观看。公演完后，文化局一局长孙少泉来到后台讲话，中心意思是：公演十分成功，表示祝贺和慰问，并专门表扬了主导演我。接着《洪》剧在全县公演达100余场，创造了文革以来第一次可喜的票房收入。被行政写进史册，叫做“打倒‘四人帮’后第一个翻身仗”。
随着下放人员相继回团，他们失去的艺术青春等着夺回，我们“70派”这批人受严重排挤，陆续调出团改行从事其他职业。我是最后被调走的，实事求是讲团领导是不愿放我的，最后是我决定离开的。这之中有几年，剧团（后改为花鼓剧团）为了提高质量，冲向市场，故从张港我老家请来原武汉话剧团导演郭扬老师。郭老师是真正的大导演，由于某些牵连劳改服役后在张港当搬运工多年。郭老师进团后，我跟着郭老师任副导演，这是我导演生涯中最厚实的一个阶段。虽是副手，但学到了许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与经验。如大型现代戏《八一风暴》、《蝶恋花》、《海岛女民兵》、《恶浪》、《枫树湾》等。没过几年，郭老师患癌症英年早逝，剧团又面临吐故纳新的阵痛，我就基本退下来了，从此放弃了当大导演的梦想，作着调离改行的准备。
以后改行从事文学创作，虽有了些成就，我从内心里感谢当导演的这段经历，是导演这门知识，帮我进入了文学，因为形象思维在艺术上是相通的。
大概是1977年至1978年间，中央下达命令，所有县剧团都要改成“板车剧团”。故名思义，就是用板车拖着道具服装行头下乡为百姓演出。“军令如山”，谁敢不听，我所工作的剧团立马组织木工师傅做起了几十个板车，全团分成两个演出队，一个队约十个板车，一个板车为一组，三人一组，男女老少搭配，一般由壮年掌把，其他二人像驴马一边一个，套着绳套，弓形拉车。
任务是：要把全县30几个乡镇场、还有几十个管理区走完演尽。天门最偏远的地方有50多公里，最近的也有十多华里，还有与邻县交界的管理区就更远了。重要乡镇人口多，可多演几场，人可得到休整；如是小乡镇，就得：“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了，说实在的那叫真够累。比红军长征差不了多少。两年几百个日子就那么过来了，但留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整夜“行军”和沙路赶场。有次去最远的多宝镇和卢市镇，考虑到是夏天白天太炎热，团领导决定下午太阳倒阳后出发，也就是下午八点左右，同志们提前吃了饭，装好了各自的板车，八点钟全团准时在天主教堂（剧团营地）集中，领导组织站队并讲了话后一声令下：“出发”！插着红旗的几十个板车，浩浩荡荡出了剧团的大门，各自向乡野而去。
记得那天同志们干劲很足，头十几里地，大家还争先恐后，在荷沙公路上飞奔着比起了赛，唱起了歌，呼起了口号；到了太阳落土，月亮东升时，特别是到了半夜，就再也听不到看不到那热烈壮观的场面了。我当时还年轻，用师傅的话说就是掌把子还嫩了点儿，我在旁边拉绳，另一个拉绳的是个女演员，开始还有说有笑，不一会儿，就都不支声了。又走了一段路，感觉困了，好在不是掌把的不需看方向，就闭上眼睛边瞌睡边拉车，反正跟着掌把的走就行了。50多公里地，我们到达目的地时，天的东边好像已吐出了鱼肚白。到地后又不能休息睡觉，早餐后接着要安装舞台，打理自已睡的地方，到了中午过后才睡上一觉，晚上演出。
最叫人受不了的还是白天转场。多宝那地方地大，人稀，树少，沙土多，往往转到一个相矩十几里地的管理区，要走几个小时。头上的烈日像火一样烤，地上的反热也像火一样往上串，尤其是沙土凹陷，车十分难行，一里地相当于十里地。水，成了最重要的物质，一个人一个军用水壶，有限，只能尽量节省、少喝。女同志实在走不动了，只有让她坐在车上，本来就人力不够，加了一个人的负荷，减了一个人的劳力，行军就更困难了。但这些困难没有难倒我们，那时候的人，有着一种超人的精神和信念，目的就是送戏下乡，“为工农兵服务”。
我当时还有个特殊任务，负责宣传，如同战地宣传员，是全团独一无二的政治宣传员。每到一地，在同志们休息喘息的当儿，我就要赶写出表扬稿和顺口溜，写好后用别针别在一个两米见方的用布做成的流动“墙报”上，以好人好事鼓动大家再接再励，确实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教育作用。那个时代讲政治，重品德，谁也没有怕苦怕累的思想行为，包括怨言。
也不知道究竟演了多少地方，走了多少里路程？怎么结的尾？那些板车到哪去了？都成了记忆的空白。但那段已不可能重演的“正剧”却像一本好书，叫人实难忘怀，终生爱益。
之所以用指甲花作为标题，是下面的内容与之有着一定的联系。
从1979年到1981年这三年间，剧团就基本把我当着要调走的人了，一般不安排我的工作随团出外，只偶尔要生产什么小节目，就把演员抽出来并放在团部大本营排练。1981年春天，我刚结婚不久，剧团安排了我一个特殊任务，要我到荆门市姚集镇扶植办一个剧团起来。 这可不是一般的任务，相当于要在荒地上种庄稼。组织分配的工作没价钱可讲，一天不调走，就得服从安排。荆门市与天门毗邻，仅融一条汉水，其民风文化是一样的。荆门市刚由一个县级升格为地级市，对文化的重视可想而知。
谁知这一去就是整整一年多。近30年时光如白驹过隙，但在那里工作和生活的一点一滴，仿如昨日。那些队员们的姓名，举止、长相至今还记得十分清晰。姚集在沙洋上游江边上，离沙洋20多公里，土地开阔，民风纯朴，但文化确实有点落后。那是个仅有两排平房的公屋，具说是原镇里的农料所，为了办剧团，才空了出来。在我没去之前，镇里就物色了二十几位本地的文艺骨干住在那里，等着我去给他们“开荒”。八字本还没一撇，剧团建制早形成了，隶属镇文化站管。文化站长叫江峰，团长叫谢家锋，业务副团长叫杨忠诚。男女演员共十多名，乐队5至6名。他们的要求说并不高，其实是很高的，他们要求我在尽短的时间之内跟他们排出一个大型古装剧，好在适当时候跟市、镇两级领导汇报演出，为下基层巡演作好准备。我的天，这可难坏了我这个老师。艺术是门极需基本功的活儿，没有三年五载的工夫能行吗？我说，我尽力吧，我们共同努力。
按照我连夜制作的工作计划，剧团的工作开始有序进行起来。首先是训练基本功。要从最初的基础练起。每天早晨天不亮，我随他们一起起床，到河边吊嗓子，早餐后在那个小院子的土场子上练习腿功、园场功，及身段训练。戏剧讲究的是幼功，而他们都是成年人，这就给训练增加了很大的难度。再难也得练，最起码要能让他们知道，接触接触。还有唱段的练习就更难了，几乎要一句一句教，外来，荆门姚集的口音与天沔花鼓戏发音的要求相隔很远，道白也要逐字逐句口传。乐队的训练就更麻烦了，我的专业是演员和表导演，对乐队是一知半解，但也要想法传授。乐队分为文乐和武乐。胡琴、弹拨类叫文乐，锣鼓类叫武乐。一板一眼、一分一拍都不能差。经过近八个月的基础训练后，排练一个大型古装剧《桃李梅》的计划出来了，我想以戏带功，加速完成任务。一个正规的大戏，特别是古装戏，行当要求很严格，“生、旦、净、末、丑”五个行当都要有，而训练中又没分那么细，这就给排练又增加了难度。怎么办，只能边排练边训练了。三个多月下来，《桃李梅》排成功了。准备彩排的事情更复杂。道具、服装、化妆、布景、灯光等等都得要我一人开出清单，有的是自已制作，有的还要上武汉去购置。彩排汇报演出在姚集镇小礼堂举行，那天镇机关所有在家的人都到齐了，还组织了当地一些群众来当观众，彩排非常成功，镇委书记在演完后讲道，他简直不敢相信这就是他们新成立的剧团演的，并称这是奇迹。
近四百天的工作，我是一天也没休息。当时，他们把我安排在镇招待所住，这是唯一的优待，我与演职员们同锅吃饭，没有丝毫特殊化。国家规定的每天六毛钱的出差补助单位最后都没给我。更让人难以想象的是，我离开天门赴姚集时正值新婚，一走就忘了回家，在妻子去姚集看望我时，我才记起对不起她。
《桃李梅》彩排后，我就回天门了。接替我工作的是我推荐的同事张金彪。他去后也很快排出了几个大戏，并拉出去作了一段时间的巡回演出。这一说也是几年之后的事了。听说后来姚集剧团解散了，不明原因。离开姚集大概十几年后，我专程去过姚集一次，只见到了一个女演员杨照静和男演员张孝成。得知了当年的演职员们每个人的下落，他们大都由镇委安排了工作，虽不算太好，但毕竟都有了个饭碗。干得最好的是一个女演员，听说她当了文化站长后去市里坐上了文化局副局长的位置。
我一生工作过很多地方，但姚集给我打下的烙印是最深的一个，不是别的什么，而是那些队员们质朴无华给我的印象。就像那个小院里开出的指甲花，没有芬芳，但她是血红血红的，如同人活生生的生命。
1982年春，我否定了组织安排的县文教局自愿到县文化馆上了班。下乡辅导业余文艺是文化馆干部的本职，接着又是个几年，我分别跟班了本县的蒋场镇花鼓剧团和黄潭镇花鼓剧团。这两个剧团基础好点，不需要进行基训，主要是跟班边生产节目边随团巡演。
蒋场镇花鼓剧团有个农田基地，为的是解决演职员的基本收入问题。那个地方叫罗扬。我在那儿与乡剧团的成员度过了一段美丽的田园生活。在黄潭镇花鼓剧团跟班的两年，记忆也是很深刻的。一是他们特意安排了一个心细的男人每天端饭我吃，无论剧团多困难，他们都保持每天五块钱的伙食不变，且有一包香烟，每餐有点白酒。还特意安排了个贤淑的女演员每天给我洗衣裳，好让我一心扑在工作上。那小伙和姑娘至今都与我保持着纯洁的友谊。
有两个事像个永恒的镜头嵌在我的大脑里，总也抹不去。
一次我随蒋场花鼓剧团巡演到京山县曹武镇，演了几天，上座很好，但老天不作美，一连下了好几天的大雨，观众不来了，赚的一点钱也吃光了，眼看要断炊，罗贤月团长是团里最年长的，他一向处事不惊，他四处借粮借柴度过了无米之日。天放晴后，罗团长与几个负责人终于找到了一条能突围的路线，往京山方向走，京山在天门以北，也就是只有走远路，绕道才能回天门。但问题是路和桥被雨水冲毁了，不到20里地就是下一个演出点，但中途要下车三次。人好说，服装道具布景就要重新下车后再装。很麻烦。只有这一条路可出去，再麻烦也得走。我随着他们同行，同志们搬百来斤重的服装箱还要淌过湍急的河流，我就帮忙拿点轻东西。是他们照顾我不让我搬重的，从这点上讲，我十分感谢他们。并记着他们的这一尊师的品质。
另一件事，1988年那场大雪是江汉平原罕见的，所有道路都被雪封锁，车不通，到哪儿只能步行。时值腊月，黄潭花鼓剧团要赶排一个大型古装戏春节期间为民众演出。时间很紧。按我的建议，剧团远离集镇到一个偏避的地方集中时间排练。半个多月，在那上不沾天下不沾地的一个村仓库里，我与队员们同吃同住。吃的是用母猪肉化的油煮熟的大白菜和用湿柴熬得半生不熟的夹生饭。每天工作是12小时以上。冒着风雪徒步回家的那天正是腊月30，听着遍野村庄燃起的鞭炮，我内心有着与众不同的欣慰。
指甲花，血红血红的指甲花，她既像那些不为生计而奉献的业余艺人们，也像我默默无闻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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