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叶刀-全球健康》（The Lancet Global Health）发表的一篇社论表示，目前关于女性的暴力行为仍然存在，除了对女性自身造成伤害，亲密伴侣暴力还会带来代际伤害。政府必须积极完善社会体系，以消除对女性的暴力行为。识别文中二维码或点击文末阅读原文，查阅原文。
《柳叶刀-全球健康》（The Lancet Global Health）在2023年11月发表的一项研究指出[1]，在全球范围内，亲密伴侣暴力（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PV）这一普遍存在的、针对女性的暴力常见形式的发生率开始呈下降趋势。然而，这一趋势并不具有普遍性，事实上，2024年针对女性的暴力问题频发——仅在过去几个月里，我们就在世界各地看到了骇人听闻的事例：法国Gisèle Pelicot案、肯尼亚Rebecca Cheptegei案以及印度一名姓名不详的医生在自己的工作场所被奸杀的案件。
除了对女性自身造成的伤害（死亡、受伤与心理创伤）之外，还有一些证据表明亲密伴侣暴力会带来代际伤害：母亲遭受亲密伴侣暴力还会影响其子女的健康。在本期中，Abel Dadi及其同事对来自37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人口与健康调查（Demographic and Health Survey）数据进行了大规模的分析研究[2]，为这一关联提供了坚实的证据。他们发现，所有形式的亲密伴侣暴力（身体暴力、性暴力以及精神暴力）暴露都与5岁以下子代儿童的急性呼吸道感染发生和腹泻症状密切相关。此项研究无法证明因果关系，但其潜在机制包括：目前已知妊娠期亲密伴侣暴力与早产、低出生体重以及胎儿免疫系统发育改变相关；亲密伴侣暴力造成的产妇精神疾病和直接身体伤害会影响照护工作并增加儿童患病率；亲密伴侣暴力与产前及产后照护减少相关。
我们2023年的研究表明，在全球范围内，较低的亲密伴侣暴力发生率与国家及个人层面女性赋权水平提高相关。国家层面的赋权水平采用联合国性别不平等指数（the UN’s Gender Inequality Index）来衡量[3]，该指数本身采用了孕产妇死亡率、青少年生育率、中等教育水平、议会席位份额和劳动力参与度等指标。个人层面赋权采用SWPER指数来进行衡量[4]，SWPER指数由社会独立性、家庭决策情况以及女性对亲密伴侣暴力的态度（她认为亲密伴侣暴力是否合理）等相关领域组成。由此可见，赋权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并不必然带来积极的结果：一项关于经济赋权与亲密伴侣暴力之间联系的研究表明[5]，至少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尤其是在女性是唯一的家庭收入来源或者她们的收入高于其男性伴侣的情况下，女性的就业情况与较高的亲密伴侣暴力水平相关。
女性可以充分参与教育、平等获得医疗保健、自己做出决定、获得公平报酬、担任权威职位，这些基本权利是任何人都无法质疑的。然而，这些赋权工作的关键往往不在于女性，普遍来看，如果男性不同样支持这些赋权，那么性别不平等将持续存在。
随着时间的推移，男性是否越来越接受性别平等？遗憾的是，一些指标似乎表明情况恰恰相反。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一项关于美国、德国、英国和韩国大众社会调查的分析显示[6]，18-29岁群体在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性别分歧正在迅速扩大：女性变得更自由开放，而男性则越来越保守，更倾向于投票给具有所谓传统父权价值观的极右翼政党。自我标榜为厌女主义者的网红Andrew Tate似乎利用了年轻男性在浪漫关系或经济状况上的不足感，故意将矛盾归咎于女性主义，而男性为主导的在全球范围内对他的热捧正说明了这一点。
要减少亲密伴侣暴力的发生，必然需要广泛的系统性解决方案。各国必须立法打击基于性和性别的暴力：那些已有反亲密伴侣暴力立法的国家与没有此类立法的国家相比，亲密伴侣暴力发生率几乎要少一半[7]。必须对警力在应对针对女性的暴力案件时的表现进行监督，并迫使警务人员对其队伍中所报告的任何歧视行为采取迅速而有力的行动。社交媒体平台必须对其算法负责，不能放任算法将对现实不满的年轻男性引向越来越极端且厌女的内容。同时，各级各类教育系统都必须提供有关亲密伴侣关系中性别平等与相互尊重的教育内容。只要我们的社会框架仍然允许，针对女性的暴力及其代际影响将持续存在。END
中文翻译仅供参考，所有内容以英文原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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