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孟谋
转自《常熟政协文史资料》第五辑
常熟的封建地主（下）
接前文 常熟的封建地主（上）
中秋节后，秋收登场，地主囊橐充盈，富商营业兴盛。城乡赌场，应时而兴。钱能通神，县政府、警察局，表面禁赌，暗里纵赌。到了年节春节，更是大开赌场。赌的形式主要是摇宝押宝。以城区而论，赌场常在西弄曹云村家，菜园弄魏姓家，以及大新旅社七十八号、常熟饭店六十号等处.“宝官”有“凤凰三点头”陈寿南、“阿呜头”周少山和钱洛钟等等；“二相帮”有东洋韦韦”（张姓）、老法头和尚、桑喜室、陈歪歪、程老恒、胡老金等等；赌客有所谓高涛爷、桑金爷、丁达爷、庞乾爷、邵大少以及蔡亦之、周梦旦、屈景辉、在老锡、汪益三（米商）、潘富生（皮货商）、小福等等。各乡镇大地主、大催头、经造、地方等等，也是座上赌客。场内茶点、酒菜，应有尽有，专人招待，服务周到。有的赌场还是烟、赌、娼“三位一体”。赌客“开房间”、吃花酒、抽大烟，花天酒地，醉生梦死。
有个赌场叫“老作”，中秋开场，赌到次年夏季，为期半年以上；每宝“百元抽一”的头钱，累计就在十万元以上。所以，赌客进了赌场，有输无赢，如果流连忘返，等到现金化尽，必然借进“九头鸟”高利贷，接着卖田卖宅，结局是挥霍净尽，家破人亡。闻名的“没落完少”有所谓朱辛爷、丁达爷，邵大少等，前复后蹈，至死不悟。又如报本街蔡亦之，喜串法师，自奉省俭，后因“开窍间”，进赌场，负债累累，祖上遗产卖尽，嗣母扬言退嗣，竟于“国庆”夜犯逆伦案，蔡与妻妾，俱死狱中。
年关春节，赌牌九亦颇盛行，甚至“普及”到家庭妇女间。有的财主太太，开场狂赌，大做输赢。（外间看见场面象样，男赌客也溜进参加）现金输尽，不免找帐房，吃开期，开经帐，卖田地；有的为了轧乡绅，比阔气，输钱算风光。
三、挥霍：地主们把剥削农民之所得，恣意挥霍，从上述吃和财两个方面，己可见一斑。而挥霍最为突出的，当推翁家庄大地主朱辛爷。朱系清末常熟的首富，祖遗良田一万二千亩，广厦一所，其祖父以粒剥起家。积聚数十年，仅所藏现洋即达两百万元（有特制的铁柜）。西门消遥游正厅屋料，就是从他家轿厅拆来的。朱娶妾五人；常随小僮、亲随十余人，并有厨师仆人等，食客无数.每天杀猪宰羊，座客常满。到茶馆泡茶一壶，掷洋一元，给他找钱要遭打。赌钱到西湖，雇快船三艘，分为聚赌船、起坐船、伙食船，鱼贯而行。买大批细碗，汆在湖面，微风吹动，碗相碰叮当作响，引以为乐。在乡腐化生活，日久生厌，遂去上海，领略洋场风光。租双马快车，爱妾华装并坐，小僮侍立于侧，招摇过市，俨然贵公子气派。印捕站岗，威风凛凛，人皆远避。朱为了摆阔，命小僮每岗抛洋一元，令捕拾之，向他“打千”，自黄浦推到静安寺，来回七次，抛去数千元。在沪狎妓，嫌妓院狭小，租丹桂茶园（演戏的），除付租金外，并补偿票价。台上摆席，中西并陈，名菜名酒，应有尽有。朱向外坐定，自称“嫖客皇帝”，上海名妓，悉数征召，略坐给四元，清歌一曲加戒指，陪坐通宵加金镯，其他帮闲、杂差、杀随等，一律重赏，化银十万元.新舞台为此编演新剧“朱辛爷嫖院”，形容绝倒。一次逛苏州，在福安茶楼，命小僮将五十元一卷的银洋，折为两段，满楼抛掷，叮当满地，随抛随折，抛去无数卷。茶客哄堂而起。后又逛杭州，适逢拱宸桥建埠。随从食客等合谋献计，由朱独资创办戏园、旅社、酒楼、茶馆、专轮回乡，运去银柜四具，其中藏银约计三十余万元，留杭七月，挥霍净尽，于是现金尽矣。朱死于民国七、八年间，死前数年，已一无所有，厨师给以衣食，得苟延活命。朱死后，留妾一人，富有积蓄；小僮有田三百亩，存款数千元；厨师有田千亩，现款数万元。
四、吝啬：为了进一步积聚和盘剥，地主中也有爱财如命、一钱不舍的吝啬鬼。兹略举数例如下：
大地主严周氏，长斋奉佛，节衣缩食。买田怕荒，买房怕烧，放债怕赖，经商怕骗，所收租款，悉数存庄，总数达百万元。为了防备失窃，提早睡眠，半夜醒来，朗诵佛号，等待天明。向她借款，须金银抵押。吃了倒账，聘请律师起诉，开庭无数。抗战避难，携带大量金银钞票，因财送命。
地主朱九爷，自奉极省，旧衣粗食，所收租款，专事买田放债。收租时节，候农船，跑米行，问行情，探情况，软硬兼施，租债并逼，人称“流动仓厅”。平日上茶馆，得意楼、湖园、仪凤经常到，但从不化钱泡茶，逢人搭讪攀谈，专门喝人家的茶脚。买田总在年底，因为可以杀价；放债则利息很高，盘剥很重。朱系富农出身，仗着人地熟悉，买回田放债，稳扎稳打，万无一失，及其死，仅十余年间，竟剥削到良田三千亩，住宅一所。其子“不肖”，当朱死前，在苏州狎妓、娶妾，租小房子，买假古董，所借的“待父天年”的高利债，已近十万元。
地主赵奎爷，嗜吸大烟，有人推算他一生吸了不下十担。赵傍晚起身，天明才睡，昼夜颠倒，少见太阳，青灰面色活像鬼。夜里抽挺大烟，专干“锉洋钿”。由于赵祖遗良田三千亩，抽烟以外，开支省俭，租款用不尽，他认为最可靠的是把现洋藏起来。上坑前，锉点边，锉下碎银，足够日常开支。据传地坑不少，赵死后，掘出来的都是锉边洋钿。抗战初，遭火灾，旧墻坍，银洋滚，救火的纷纷抢夺，忽然日本鬼子开到，大家才一哄而散。
地主张寿爷，喜押小宝，此外别无嗜好：收租四舍五入，分毫必争，缺少铜元，银洋找进，让减一分，帐房赔帐。一到收租时节，进进出出，茶饭无心。抗战初期，避难张家桥，地方上组织巡夜，请张带头捐钱。他一毛不拨，再三拒绝，反说自己象“待赈的难友”，因此激动众怒，将他捆绑手脚，重重责打，并把满箱租簿，焚烧干净。
丙 辛亥农民暴动
旧社会里，在专制王朝、反动政府之下，天灾人祸，民不聊生。光绪十五年（1889年）、三十二年（1905年），常熟均遭水灾，十五年一次尤重，广大农民，哀鸿遍野，流离失所，饥寒交迫，家破人亡。而地主逼租更加凶残，追呼频至，差役传人，欲逃无路，欲诉无门。故农民怨恨素深，但积而未发。及至一九一一年（辛亥）七月初，三次暴雨，城厢内外，一片汪洋；寺前街、西门大街水深没膝，九万圩、西泾岸陆地行舟；附郭大小湖甸一带，尽成泽国。农民积忿之余，咸来城报荒，由于官绅推诿，激动众怒，爆发了常熟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暴动。虽然暴动很快遭到镇压，但已打击了地主阶级的专横，动摇了封建统治的基础。
是年七月初，先有部分农民，到城向地主家报荒，地主答以“决定荒歉，权在官厅”，乃转向翁府前常熟县衙门报荒。自此以后，连日自朝至暮，络绎不绝，人声喧闹。知县方时褧（字孝先，桐城人）答以“准荒，要会同地方绅士具禀督抚，派委踏勘后决定；赈灾，要和自治会绅富会议后决定。”并紧闭内门。
于是农民咸怒形于色，有的大嚷：“大老爷不准荒，真是官说官话！”有的高喊：“稻已没入水底，我们现在不仅没有饭吃，并且没有睡处，将来迫租，只有性命一条！”更多的从大堂拥出，高呼：“大老爷不准荒，小百姓没命活，只好跟你们拼命！”形势顿然紧张。迨日暮始渐散去。初八日晨，西门、南门外又有大批农民进城报荒。适自治会在公所（前门在会元坊，即今虞山饭店大讲堂后面，后门在道前街，即今虞山饭店的大门地处）开会，商议对策。方知县同昭文知县魁福（字春和，满人）及各议员皆到，农民得悉，咸集于自治公所门前空场上，以准荒和发赈两事请命。知县、议员，推诿支吾，农民群起哗噪，人声鼎沸。公所内原设警察局，时警局田巡官率警至大门旁，团防营管带易凯麟亦奉命率勇由后门而出，形势紧张，农民忍无可忍，咸高呼：“既不准荒，又不发赈，非拼不可！”一声喝打，便皆动手。从公所大门至后门的警察局，门、窗、桌、椅及公所匾额，全部捣毁。两知县及各议员，皆狼狈逃跑。当时某议员曾主张开枪，团勇警察俱作射击状，终以来奉上级命令，未放枪而退。被捕去农民两人，亦即夺回。
公所捣毁后，咸谓绅士首领是邵伯英，非拼他不可。遂蜂拥至邵处，毁“邵家巷门”而进。魁知县、陈都戎闻讯，带团防兵及淞北营兵数十人荷枪驰至，农民夺枪毁之，兵遁，魁、陈亦仓皇逸去.邵宅自大门至内寝悉被捣毁。
暴动爆发后，矛头立即指向地主家和米行。自初九日黎明起，至初十上午止，东南西三门，各有农民数千人，将城内外地主家的露天囤，米行囤积居奇的粮食，旁及银洋财物，分途分批搬运而去，并将门窗、家具、生财、设备尽情捣毁，遍及全城，通宵不绝。当时剥削阶级统称之为“抢米”。
初八日下午，阖城绅富共请两知县漏夜电省请兵，同时县自治会、商会、教育会及庞、邵等绅士亦替发电，向江南总督张人骏、江苏巡抚程德全请兵镇压。初九、初十日，两知县、商会职员屈、庞、陆诸绅，再电苏抚，得到“已饬王道（曜）率飞划营兼程前进……乱民抢掠，如果弹压不服，准予格杀”的复电。
初十上午，暴动达到高潮。南门外东河、西河、仓浜底一带，农船麕集，声势浩大。各粮商亦集众保护米行。双方均以扁担、毛竹、篙、桨、锄、耜之属作武器，相持于西高木桥。
农民人众势大，逼越桥堍。时团防营管带易凯麟率勇驰至，发空枪示威，农民不退。忽人群中有一健者，奋跃而上，用扁担击伤团勇一人，群众遂蜂拥而进，势不可挡。易即开枪射击，中农民俞大根，农民始少却，继复拼死前冲，团勇退。忽城门大开，石梅场汛官手持令箭，飞骑驰出，福山兵、团防兵、淞北营兵，接踵而至，一时军号大鸣，排枪齐放，手无寸铁的农民，只好败退。船挤河窄，折橹断桨及泅水逃命者甚众。当场被捕者数十人，遭官兵痛打，遍体鳞伤，惨不忍睹。俞大根之兄大松，负弟尸过西高木桥，被警察抓去，奉令押至小庙场，“立囚笼”而死。另有农民陶根根，在坛上汇芳茶馆吃茶，亦被警察抓去，后由方知县押至东塘市枪毙。俞氏兄弟及陶三人，被指为暴动之首领。同时，在东门江恰泰米行地处，亦有农民翟根根、钱关明二人被抓，指为“聚众抢米”。当日午后，在小河头又踏到农船一只，指为“抢米船”，扣去男子二人，妇女三人，均送县枷示。继之，又有白茆农民“立囚笼”而死。薄暮，飞划营兵亦到。轰轰烈烈的农民暴动，终被完全“镇压”下去。不久，城厢各段的商团、民团，均告成立。
这次暴动，对乡区也有影响。
东塘市也有农民数千人，向地主家，米行“抢米”，并击毁自治公所、从善公局、典当、亭林学堂、米业学堂、耶苏教堂等，涉及六十余家。方知县率飞划营兵两艘，于十一日午后下乡，拘农民二人，并将押去的农民陶根根枪毙示众。
白茆农民，当时也捣毁镇上的某些地主住宅、米行和茆江学堂。镇董李星五被殴伤，其两子伏在某姓坟墓的罗城内，对准来往孔道连泾港放枪，击毙农船上的农民有二十人之多。魁知县亦于十一日带兵赴白茆，拘为首者一人，带城处“立囚笼”而死。
暴动后，在董浜、苏家尖、任阳、施家桥、西徐市、谢家桥等处，农民仍有鸣锣聚众等事发生，航道不通。各乡镇自治职员电禀苏抚派师船巡逻，并分驻青墩、梅李两塘，镇摄护航。是年冬，光复才一月余，地主追票又达四乡。大义乡丁李同，在茶俯内仗义执言，谓于众曰：“今年荒年，还要收租吗？”并当场将“切脚”掷还给差人。城内地主闻讯，咸谓大义桥发生了“抗租运动”。防务局（设在自治公所原址）局长邹士希派队下乡将李拘捕，以“煽动抗租”为名，枪决于塔场银杏树下。
辛亥革命以后，一直到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也有很多次农民抗租运动，规模虽然没有这次大，但也轰动一时，这就可以看出地主剥削之狠，农民积怨之深，群众力量之大。当时尽管被“镇压”下去。但是，农民暴动、农民斗争、农民革命是扑不灭阻挡不住的。农民是不甘于被压迫、被剥削的，总是要起来反抗的。常熟农民同全国农民一样，终于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英明正确领导下，走上了正确斗争的道路，并随着全国革命的胜利，得到了真正的解放。（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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