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希腊“读点活书” | 章丹晨：寻找“索福克勒斯”：诗人之墓的想象与考古

今年八月底的一个周日上午，也是在雅典旅行的最后一天，我早早从市中心借宿的公寓动身，在“狼山”（Lycabettus）另一侧的乌托邦街区Exarcheia搭上公交车，又在靠近富人区Kifisia的地方换上另一趟车，辗转来到了雅典北郊的阿卡奈（Acharnes）。出发之前，我在雅典公交官网上比对了很多条路线，考虑如何避开交通高峰和炎热高峰，但因为目的地距市中心实在遥远，最佳方案依然用了两个多小时。这趟充满仪式感的旅程是为了去一个真实性待考的地方：传说中的“索福克勒斯之墓”，就在阿卡奈的一个村庄Varybombi。在这趟因为学业压力而临时决定的雅典快闪之行前，我就听不止一个朋友介绍过这个”索福克勒斯之墓”，虽然墓地是否果真是索福克勒斯死后的安身之所尚有疑问，但对我而言，自己正在写与索福克勒斯有关的博士论文，最近又面临了很大的学业压力，所以此次朝圣之旅便有了特殊意义。

这座“索福克勒斯之墓”位于雅典北部帕尼塔（Parnitha）山脉的Tatoi森林，不远处就是希腊王室曾经的皇家庄园。这片土地由来自丹麦王室的第二任希腊国王乔治一世于1872年购置并着手开发。1888年，当时的庄园管理人Ludwig Münter发现了保存完好的墓葬。墓葬由一个直径40米、高度13米的墓丘和一个方形石块建造的围墙组成，考古人员在墓丘内部发现了三座大理石棺，墓主人中有两位男性、一位女性。研究者从随葬品判断，他们来自一个上层家族。石棺内的香膏瓶、青铜镜属于女性墓主人，而黑釉壶（lekythos）和两件刮刀（strigil）则是上层男性公民的标志——它们是古希腊运动员在训练时涂抹橄榄油以及刮除油垢和灰尘的工具。

从Münter本人记述发掘过程与后续分析的报告来看，他显然对这个发现异常兴奋。除了上述发现之外，其中一位男性墓主人的石棺内还随葬有一根弯曲的木棍，其形状让Münter联想到索福克勒斯传记中记述的诗人的发明，其中正包括弯曲的手杖（TrGF 4, T1.6）。根据尸骨的检测结果，这位墓主人死于老年，这又符合索福克勒斯本人长寿而终的情况。

更重要的是，在Münter的理解中，这座墓葬的发现地点也与索福克勒斯的传记记录是吻合的。根据记载，索福克勒斯死后被斯巴达统治者准许安葬在他的家族墓地。他的家墓位于通往Dekeleia的路上，距离城墙11 斯塔迪亚 (古希腊距离单位，约170米。TrGF 4, T1.15 ).Dekeleia位于雅典北面约30公里，也是Münter所掌管的皇家庄园的所在地， 他正是从这点出发开始了对索福克勒斯之墓的寻访。1888年秋天，Münter读到了德国古典学家Westermann编辑的古希腊名人传记，并萌生了从其中诗人埋葬地点的线索出发寻找他的墓葬的想法——他对着庄园的地图，以其中的古代堡垒Palaiokastro的遗址为中心，画了一个近两公里（即11斯塔迪亚）半径的圆。两天后，这座保存完好的墓葬也恰恰出土于这个圆形的圆周位置，距离从阿卡奈到Dekeleia的古路仅百米有余。这些证据合在一起，让Münter认为自己如愿以偿地发现了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的长眠之地。

然而，Münter的结论很快迎来了各种质疑和反对。首先，男性墓主人的年龄、地位和随葬品（手杖）等细节看似与诗人的传记相符，却没有任何直接证据（如铭文等）可以进一步证明墓主人的身份。而“索福克勒斯”头骨的科学检测也成了一桩引人关注而饱受质疑的新闻——Münter将头骨送到柏林，请当时著名的医生和病理学家魏尔肖（Virchow）出具了一份报告，然而这种基于颅相学的检测只能证实墓主人是一名雅典老年人，死于公元前五世纪。在1893年发表于《柏林语文学周刊》（Berliner Philologische Wochenschrift 13, 1893, 1648-50）的书评中，Dümmler便对这煞有介事的检测风波冷嘲热讽，并说“任何没有畸形的头骨都可以是索福克勒斯的”。他特别指出，魏尔肖的报告中提到该颅骨存在明显的左右脑不对称，这点在任何关于索福克勒斯生平的记载或是历代雕塑、画像中都难以找到呼应；曾经的颅相学家可能觉得这是天才和预言家的骨相，当时的科学家则会认为有这种颅骨的人多半是疯子或罪犯——不论往哪一方面联想，“索福克勒斯”的头骨都并未给诗人之墓的发现带来庄严的神圣感。

而让这位书评人Dümmler更加反对的，是Münter对索福克勒斯之墓的定位。像许多学者长期以来认为的一样，Dümmler相信索福克勒斯作为科罗诺斯的成员，应当葬在自己村社的范围内；科罗诺斯与雅典城墙的距离正好约是11 斯塔迪亚，因而与古代诗人传记上记载的相符。更进一步，传记在提及索福克勒斯的埋葬地后，紧接着便记述了一个故事：索福克勒斯死后正值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失败并被包围，但狄奥尼索斯神两次出现在斯巴达将军吕山德（Lysander）的梦中，为索福克勒斯请求准许他被埋葬在城外，吕山德也最终妥协（TrGF 4, T1.15）。包括Dümmler在内的许多人都认为，这个故事中提到的城墙与前面所说的、距索福克勒斯之墓11 斯塔迪亚的城墙是同一回事，也更加确证了索福克勒斯下葬的地点是位于离雅典城不远的科罗诺斯。吕山德同意为诗人的葬礼而同意休战的故事，更为诗人之死赋予了和城邦命运息息相关的传奇色彩：可以理解，从感情上说，大多数学者长期以来都愿意默认科罗诺斯是索福克勒斯的长眠之地，而不是与雅典市中心相距甚远的Dekeleia。

因而，不管是雅典北郊的森林，还是紧邻雅典古城墙的科罗诺斯，人们对索福克勒斯之墓搜寻和想象都在诗人的古代传记以及其他相关记载中寻找依据。但这篇长期附于各种索福克勒斯剧作抄本之前的诗人传记本身，实际上也是古代晚期的传记家对诗人生平的整理，离索福克勒斯生活的年代已经过去很久，其中的信息来源可信度也参差不一。尽管它长期以来像“维基百科”一样为历代的读者和学者提供关于诗人的信息，却完全不见得是关于索福克勒斯生平的真实记录。研究者早已意识到，这篇关于诗人的“官方”小传本身也早已融入了许多关于索福克勒斯文学形象的标签化想象。

典型的例子包括传记中对索福克勒斯性格和为人的描述——他的性格非常迷人（τοσαύτη...χάρις）以至于无论在哪里都受到所有人的喜爱（TrGF 4, T1.7）：索福克勒斯在三位主要悲剧家中维持的相对中庸平和的形象，可以追溯到阿里斯托芬喜剧《蛙》中的描绘。另两位悲剧诗人为争夺冥府的悲剧诗人王座而大动干戈，索福克勒斯却选择主动退让，“在阴间和在阳间一样好脾气（εὔκολος, 82）”。这种关于索福克勒斯性格温和的印象深入人心，以至于他的诗作也被赋予了类似的滤镜。尽管蜜蜂是诗人的普遍象征，索福克勒斯的传记作者对这一意象却有格外的坚持，认为索福克勒斯被比喻为“蜜蜂”，是因为他的诗作融合了一切犹如蜂儿采花的特点——时机、甜美、勇气和多样性（TrGF 4, T1.20），阿里斯托芬也曾说他作的诗歌犹如嘴上涂了蜜一般(TrGF 4, T1.22)。尽管熟读索福克勒斯悲剧的人都知道，这位诗人善于以极富震撼力的方式表现人生的痛苦、命运的转折，这种历来被人承认的、蜂蜜般的甜美却与他的诗作给人带来的震撼和不安同时成为了他经久不衰的文学特征。

另外，诗人的“虔诚”也是他长期以来的标签。传记作者也参考了许多更早的记载，将索福克勒斯描绘成一个英雄崇拜的祭司和乐于为神明捐筑圣所的人（TrGF 4, T1.11）。他与阿斯克勒皮奥斯的亲近关系也是围绕着诗人形象的一个都市神话：普鲁塔克在努马的传记中就提到，索福克勒斯曾在自己家中接待过这位医药之神(Plut. Num. 4.6; TrGF 4, T.92)。狄奥尼索斯神在吕山德的梦中干预索福克勒斯葬礼的故事，也符合他与神接近的总体形象。总之，这位古代晚期传记作者笔下的索福克勒斯，或许与这位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的悲剧诗人的真实情况相差甚远，但许多掌故和传说，在他逝世后的漫长岁月中固化在人们的记忆和记载里，成了关于他的文学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

确实，当“作者已死”，人们对诗人的印象和评价便成了一种基于二手材料的推测和解读，哪怕诗人自己的作品也可能成为人们附会他个人生活经历的根据。索福克勒斯的传记中提到他曾与自己的儿子Iophon打官司（TrGF 4, T1.13），这个故事很可能与《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一剧中父子相争的情节有关。索福克勒斯悲剧中对伤口和病痛的细致描绘和对医学术语及概念的广泛应用也可能促成人们想象他与医神阿斯克勒皮奥斯的个人关联，以及他个人对老年和死亡的经验与思考。然而，激发人们对索福克勒斯个人经历想象最多、影响也最为深远的，还要属《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中关于俄狄浦斯之死的情节。在剧中，这位犯下难言之罪、饱经人生苦难的老人，在生命道路走到尽头之时来到了雅典郊外的科罗诺斯，并在那里找到了自己最终的安息之所。在剧中的歌队对科罗诺斯的描述中，这是一个平静、美好的世外桃源，绿树成荫，有神明驻足（Soph. OC 668-693）；而直到悲剧的末尾，俄狄浦斯最终的去向也无人知晓——在听到宙斯的雷电召唤他离开时，他似乎忘记了自己的年迈和迟缓，离开伴随他流浪多年的两个女儿，走向圣林深处只有自己知道的神秘地点，而他的英雄之冢也自此保佑科罗诺斯的一方水土。

《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长期以来被看作诗人最富有自传性质的剧作；这是他的最后一部悲剧，在他死后才第一次上演，人们倾向于认为俄狄浦斯的遭遇代表了索福克勒斯所理解的人生苦难，他的结局也暗示了诗人自己对生命终结的想象。作为科罗诺斯人，索福克勒斯将俄狄浦斯的生命终点安排在自己的家乡，又将他的死亡升华为地方英雄崇拜的某种起源叙事；这位悲剧诗人是否真的借助俄狄浦斯的角色“导演”了自己的死亡和死后的声名？索福克勒斯的原初想法已经无法得知，但后世人们对索福克勒斯之墓的想象，很难不带有这部悲剧所描绘的科罗诺斯的影子。在Münter在Tatoi皇家庄园附近发现这座墓葬前，英国诗人Edmund Gosse写于1879年的《索福克勒斯之墓》一诗便以一种近似刻板印象的方式反映了人们对索福克勒斯所代表的古典传统的向往，以及对诗人本人的安息之所的遐想。这首诗的最后六行呼应了索福克勒斯在剧中对科罗诺斯的美好描绘和俄狄浦斯对自己葬身之所的预言，也以一连串希腊诗歌中的典型意象怀念了这个充满光环的古典时代：

Here all day long the wild bees can pour

Libations of their honey; round this tomb

The Dionysiac ivy loves to roam;

The satyr laughs; but He wakes no more,

Wrapped up in silence at the grave's cold core,

Nor sees the sun wheel round in the white dome.

总之，不论是对于古代晚期的传记作家，还是十九世纪末的诗人和古典学家，科罗诺斯都是索福克勒斯最合情理的安息之地。对追慕这位悲剧诗人的历代学者来说，索福克勒斯“应当”葬在那里；尽管人们不知道诗人之墓的具体位置，但就像普希金所说的“非人工的纪念碑”一样，科罗诺斯的树林和那里某座尚未被发现的古墓已经反复接受人们的吊谒和纪念，成为了一个文学史上的圣地。

但同时，对诗人之墓的好奇和崇拜，也使人们渴望想象中的圣地能在现实中找到对应。尽管Münter的发现缺乏足够的证据支持，但人们都不难体会他基于自己对索福克勒斯传记的解读发掘出这座墓葬时的激动心情，也可以理解他略带武断地以索福克勒斯为其命名。今天，在阿提卡文物监察局的官网及遗址现场提供的介绍中，这座保存完好的公元前五世纪墓葬依然被称作“索福克勒斯之墓”，但带上了必不可少的双引号，提醒人们它很可能只是发现者的一厢情愿。但当我在Varybombi的乡村道路上跋涉许久，拐进“索福克勒斯之墓”所在的那条小径时，指示这处遗址的路牌却省掉了这对引号，似乎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提醒路人正在经过这位悲剧家的安息之地。同样省掉双引号的还有谷歌地图上关于这个地点的标记——“索福克勒斯之墓”在该应用上的评分高达4.2，而且从评论来看，众多网友并未意识到这很可能不是真正的索福克勒斯之墓，或者并不觉得它的真实与否有多重要。在这个意义上说，Münter发现于雅典北郊的 “索福克勒斯之墓”就像施里曼在迈锡尼发现的“阿伽门农的金面具”，不论其主人是谁，它们都早已在人们对古代世界和古典文学传统的想象中与这些深入人心的名字产生了联结，并在人们的观赏和访问过程中与历史互相塑造着。

当然，因为地理位置偏远，这座“索福克勒斯之墓”的人气并不能与这位悲剧诗人的地位相匹配；相比于雅典城内那些人山人海的景点，这里的僻静让人不安，风声、蝉鸣与犬吠才是伴随“索福克勒斯”长眠的背景音。这一地区在几年前经历的山火，也让周围的松林被烧成令人痛心的漆黑色，使这里更加人迹罕至。在今天风云变幻的世界里，人们是否还能相信诗人之墓会保佑当地不受灾害？在这个重新审视人文学科现实意义的时代，是否还有人想要寻找真正的“索福克勒斯之墓”？在转身离去追赶每班间隔两小时的回程公交前，我将路上捡来的无花果放在了这座无名之墓的入口，相信自己这天探访的地方对很多人来说，不仅是雅典文学地图上重要的一点，也是他们精神朝圣之旅的某种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