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哲学 | 柏拉图《法律篇》简介 (上)

文摘   2024-11-30 19:26   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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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法律篇》简介:Griffith 2016 译本导言翻译 (上)


Schofield, M. (ed.) (2016) Plato : Laws. First edition.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法律篇》是柏拉图最后也是最长的对话。它的命运起伏不定:与许多后世读者一样,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第二卷中也似乎对这篇对话不屑一顾,认为它只是《理想国》的一个附录。然而,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第7 、8 卷中对理想政体的勾勒却又是以《法律篇》为范本的——尽管他从未承认这一点。从以西塞罗《论法律》为代表的古代思想,到以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为代表的现代思想,许多后世的政治理论都在很重要的方面与《法律篇》有所互动。19 到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这部对话并没有被广泛阅读,(即使被阅读)也没有被欣赏。(注1) 但在过去二十五年里,我们可以从相关学术出版物的数量中看出,人们对它的兴趣正逐步上升。《法律篇》逐渐被视为“西方传统中第一部真正的政治哲学著作”(注2)。对于政治哲学思考究竟应该如何进行,《法律篇》也展开了多维度的反思。



1. 序言


这部对话以一个问题开始:“朋友,在你看来,你们现有的法律安排来自于神,还是某个人?”如同很多其他的柏拉图对话,开头语常常预示整部对话所要探讨的一系列关键问题。希腊原文的第一个词——θεός,"神"——预示了即将搭建的神学和宗教框架,接下来所有实质性的理论考察都将以之为基础;“法律安排”明确了对话者们即将探索的话题;“朋友”则标志着这是一场来自不同城邦或国度的个人之间的相遇,他们被名为“友善”的纽带联系在一起(这里的“朋友”一词原文是“ξένοι”,既包括客人也包括主人):正如对话即将揭示的,这是一场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之间的相遇,每种文化都将挑战对方的预设。
 
接下来几个回合的交谈告诉我们,谈话的地点是克里特岛(而不是柏拉图对话中常见的雅典),并且异乡人在克里特访问的对象已经带着一位来自斯巴达的同伴。几页之后,读者才确定开头句子中的说话者 [旅人] 来自雅典(1.626d)。雅典人的名字从未被提及;直到对话进行了五页之后,我们才知道克里特人的名字(克里尼阿斯:629c);又过了十三页,斯巴达人才自称为梅吉鲁斯(642a)(注3)。作为一部柏拉图对话,《法律篇》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在这里,苏格拉底没有也将一直不会露面。这不是《法律篇》唯一偏离柏拉图惯习的地方。通常,对话者的身份在最初的几个片段中就会明确。(注4)这里则不是这样。不过,我们很快就可以确定,这些至今仍未透露姓名的人正在炎炎夏日由克诺索斯长途跋涉到宙斯的洞穴与神殿(可能位于伊达山)。雅典人提议他们“就政治安排和法律问题交换意见”,并经常在树荫下停留,这对老年人来说是明智之举,可以恢复他们的精力。

一幅图景逐渐形成。正在展开的这部作品不会是正式的论文,也不会局限于对法律条文的阐述。它将是一次悠闲的对话——克利尼亚斯和美吉鲁斯将时不时强调“他们有的是时间”(如 1.642d-e,3.683a-b)——对话者将就社会和政治秩序的问题发表观点并展开辩论。这也暗示着,这些观点代表的不是特定个人的立场,而是刻画了两种成熟的政治思维方式:一方以雅典为代表,另一方以克里特和斯巴达为代表。众所周知,克里特和斯巴达是封闭与保守社会的典型,处于强力的政治控制之下,这包括对儿童养育的控制。相比,雅典民主则开放、多元 [cosmopolitan] 得多,教育由各家庭按照他们认为最好的方式来安排。我们会发现,对于克里特与斯巴达的制度,柏拉图的雅典异乡人既有钦佩更有批评。让他尤其感到不安的,是他们对战争的痴迷,以及他们实际上假定了“人类美德始于勇气、终于勇气”。可雅典异乡人对民主并无热爱,他认为贫富差距与财富凌驾于美德之上的现象对任何政体都是致命的毒药。最重要的是,他坚信城邦必须牢牢掌握教育权,这也就让政治进入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展开他的论述时,他运用了来自古希腊文化与政治制度的各方面理论资源,其中最重要的是苏格拉底伦理学——对这些内容,对话中的克里尼阿斯和梅吉鲁斯在发言时都或迟或早地接受了。(注5)柏拉图繁复的法条实际上大都是对当时雅典法律的再创作,体现了一种激进、崭新的,基于苏格拉底的观点的功利主义刑罚学。即,既然没有人自愿做错事,那么罪行就是一种疾病;同时,他主张在法庭上采取审讯 [inquisitorial] 程序,以减少被柏拉图认为极有害的修辞术。

现在,我们就可以理解柏拉图为什么把对话设计在克里特岛上。(注6)他以此向雅典读者们暗示,如果他们想要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的模式,应该从思考克里特(和斯巴达)政治开始。这一立场与苏格拉底早先在《克力同篇》中就表示过的对克里特和斯巴达法治制度的认可是一致的(《克力同篇》52e)。选择克里特而不是斯巴达可能有几个原因:传说米诺斯,克里特岛的法律制定者,是在与一位神交谈之后颁布了法律(就像摩西一样)(1.624a-b)。这使对话从一开始就有了神学色彩。同等重要的是,雅典人知道、或认为他们知道很多关于斯巴达的事情,而斯巴达在柏拉图写作时(公元前360-350年晚期)是一个衰落的国家,其制度运作不再顺畅,相比克里特岛则更像一片未知的领土(很可能对柏拉图自己也是如此)。(注7)克里尼亚斯,雅典人最主要的对话者,因此可以被描绘成一个更具智识敏锐性的,而不是一个仅代表斯巴达刻板印象的角色。

我们无法知道柏拉图(生于公元前430-420年,卒于公元前 348 年)为何将其晚年的精力投入到《法律篇》。人们常认为有生平方面的原因。前370-360年,柏拉图两次访问西西里,前往年轻的狄奥尼修斯二世在叙拉古的宫廷:一次可能是在公元前 366 年,即他在其父死后即位不久,另一次是在前 361 年。两次访问都是因为柏拉图的朋友狄奥希望他能感染这位新的僭主(狄奥的侄子),或许最初还希望柏拉图能把他变成一位哲学王。至少从现存的、声称为柏拉图所作的第七封书信来看,这两件事都以失败告终。这些书信中的大多数(甚至也许全部)都是虚构的。柏拉图在西西里岛的经历很难不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他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使他比在《理想国》中还更加强调法治的必要性。

还有一个重点是,此时的雅典人对他们自认为从立法者梭伦(公元前 6 世纪初)那里继承的法律有了新的争论。在柏拉图的对手、修辞学导师伊索克拉底的《阿留帕几底卡》 [Areopagiticus](可能是公元前 355 年的作品),以及青年演讲家和政治家德摩斯梯尼于前353 年创作的演讲稿《反对提摩克拉底》 [Against Timocrates] 中,这种担忧非常突出。《阿留帕几底卡》 [Areopagiticus] 是为了让雅典人在第二次短暂的维持帝国的尝试之后恢复理智而写的,包含许多《法律篇》也会提出的论点。例如,它倡导如下一种贵族制观点:好的政府尤其需要承认和实施一种平等——不是人人平等,而是各得其所(Areop.21-3; 这一论点得到了《法律篇》的支持,但《法律篇》也同时通过使用抽签提供了伊索克拉底拒绝的那种民主式平等(6.757a-758a))。一个可能柏拉图可能反驳的伊索克拉底的立场是《阿留帕几底卡》对于“人类的善好不来自成文的法律,而来自日常生活的习惯”的坚持,以及“那些被恰当治理的人不需要用成文法规来填充他们的门廊,只需要在灵魂中珍视正义”(Areop. 40-1)。相比,《法律篇》则对成文法的重要性大加强调。它明确指出,“终其一生,始终如一地遵守立法者的著作——包括他的法律和他(正向或负向的)建议的人才是好人。”(7.822e-823a;参见 9.858e-859a)雅典人补充的一句评论读来像是对伊索克拉底的直接反驳:“在赞美公民时,这是最准确的言辞形式。”

对于柏拉图来说,任何将 “成文法”和 “日常生活习惯”对立起来的伊索克拉底式立场都把事情过度简化了。《法律篇》的第一页已表明,对法律的讨论必须涉及对politeia——“政治制度”的探讨。politeia即一个城邦的所有机构,不仅包括政府机构,还包括财产和家庭,以及社会生活的所有主要方面。人们正确地指出,《法律篇》在文化互渗方面花的篇幅多于立法。在第七卷的开头几页中,[伊索克拉底所谓]“日常生活的习惯 ”受到了明确的批判(讨论到儿童的出生和养育时)。在这里,柏拉图的“雅典人”解决了下述问题:虽然私人领域的许多事情不适合规定性立法,甚至会使法律声名狼藉,但立法者确实需要对此说些什么(7.788a-c)。因此,他接着提出了一系列孕妇和婴幼儿看护人应遵守的行为准则。在接下来的几页中,他对 “不成文的习俗 ”做了总体思考(793b-d):

“我们既不应将这些事情称为法律,也不应将它们彻底略过......如果它们是正确的习俗,且已成为第二天性,那么它们就会笼罩并完全保护当时存在的任何一种成文法;如果它们是不恰当的、不正确的,那么......他们将把所有事拖下水......法律、习惯、活动——不管你怎么称呼它们......我们必须为它们找到一席之地。这些东西把城邦凝聚在一起,而在这两类中,没有一类可以脱离另一类单独存在。因此,当大量看起来不重要的习俗和习惯涌入并让我们的法律偏向冗长时,我们无须惊讶。”


因此,《法律篇》并不准备将这些风俗习惯排除在于它所讲的立法之外。在已经引用的第七卷靠后的段落里,立法者的书写既包括严格意义上的法律,也包括“他(正向或负向的)建议”(7.822e-823a)。

正如雅典人在开头的问题中所说,法律是否可以被视为最终要归因于神或者一位神 [something for which god or a god is ultimately responsible] 的东西?按照这样,正如在随后的讨论中延续的,这个问题首先涉及传统法律起源叙事的可靠性,尤其是克里特的立法者米诺斯向宙斯寻求引导这一传说的可靠性。对于这一整个故事,在合适的时机,雅典人将讲述他自己的版本:他首先勾勒了一个人类由神灵统治的黄金时代。但他提炼出的故事寓意重点不在法律的起源,而是主张在理解和评价法律时,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应该效仿被神灵统治的时代。效仿的方式是遵循“我们身上任何不朽的东西”的规定,即理性的规定,“无论是在公共生活还是私人生活中,还是在管理我们的家园或城市时”。通过指出nomos(“法律”)和nous(“理性”)在词源学上的引申关系,雅典人表明了他所认为的理性与法律之间的密切联系:他接下来要倡导的法律统治应被视为理性的统治,主要是在控制情感和欲望 [appetite] 方面(见 4.713c-714a,及注释 33)。

因此,正如他早在第一卷中所论证的,克里特法律制定者“以及任何善于处理任何事情的法律制定者”在制定法律时所考虑的,首先是促成人类的最高善(1.630b-c)。他所指的是与理性相关的人类的优秀品质:古希腊四主德中的智慧、“以自制为特征的灵魂的理性状态”、正义 、最后是勇气(作为对斯巴达和克里特价值体系的纠正,被放在最后)。这些价值因其蕴含的理性被归为“神圣的善”(1.631b-d)。对此,人们可能会怀疑“神圣的”除了“免于一般的人性弱点”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含义。然而,在对话的最后,我们清晰地看到,对这些神圣之物的谈论背后蕴含着一种宇宙论神学(见第十卷),它将神圣性解释为对整个宇宙的理性控制——人类需要深刻敬畏它。我们只需引用第十二卷靠后的一段话(12.967d- 12.968a)就足够了。这段话汇集了《法律篇》论证中最重要的几个方面:

“人类中没有任何一个能够成为坚定的宗教信仰者,除非他掌握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两件事:首先,灵魂是涉及到生成的所有事物中最古老的(注8);它是不朽的,控制着所有物质身体;此外——正如我们多次重复过的——在众星的领域中,心智是主宰;他还必须掌握作为上述内容之基础的研究,也必须观察那些音乐和诗歌中与之有联系的元素,以和谐的尺度,将它们与道德的习惯和实践相结合;此外,对于那些有理性解释的事物,他应该能够提供这种解释。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任何无法获得这种知识以及在公共生活中所需的美德的人,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城邦的合适统治者——他仅可作为其他统治者们的助手。”


注释:
1. 乔治·格罗特(George Grote)认为柏拉图所提议是一个典型的不宽容、干预性强的法律体系,有一种不容出错的感觉,但洛德·阿克顿(Lord Acton)认为《法律篇》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是他从中学到最多有关政治的原则的书籍。
2. A. Laks, ‘The Laws’,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Greek and Roman Political Thought, ed. C. J. Rowe and M. Schofiel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258.
3. 根据古代的写作习惯,发言者的身份经常不作具体说明,只通过发言内容本身以及发言者更换的符号标记来显示。
4. 例如,在《斐多篇》前言中,埃凯克拉提斯(Echecrates)和斐多(Phaedo )在他们的开场交流中互相称呼姓名(《斐多篇》57a)。在《智者篇》和《政治家篇》中,主要发言者从未被命名,但我们在《智者篇》的第一句话中得知他是来自埃利亚的访客。
5. 事实上,在对话参与者的争论之外,有关两个文化的特征还存在更多隐含的争论——主要通过雅典人的提议和论证反映出来。
6. 柏拉图对地点的明确描绘与戏剧日期的完全缺乏形成鲜明对比,而通常,戏剧日期在对话中是明显的。因为对话没有提及伯罗奔尼撒战争,C. Zuckert 认为可能设置在战争前前五世纪的某个时间(Plato’s Philosophers: The Coherence of the Dialogue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9), pp. 53–7)。更可能的推论是,柏拉图并不期望读者考虑任何可能的戏剧日期。
7. 柏拉图在《理想国》第8卷中分析了“荣誉政治”(timocracy)的腐败,并将这种政治与斯巴达政体相关联:8.546b–548c(及545a);另见《法律篇》7.780d–781b。《法律篇》并未评论比如克里特将法律刻在石头上供公众查阅的做法,正如德雷罗斯(Dreros)和戈尔廷(Gortyn)等城市仍存的纪念碑所示的那样。Plato’s Cretan City: A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Law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 25–35.
8. 见10.891e–892c, 894b–896c。雅典人所指的“更古老”是指“在形而上学和因果关系上更为基本”。







  

译者 LT
编辑大千  够用了  执
特别感谢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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