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史｜书评 反思城邦视角下的古希腊史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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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城邦视角下的古希腊史书写

——简评《否思古希腊城邦：超越欧洲中心主义的古希腊史》

城邦（polis）长期被视为古希腊文明的根本组织形态，学者们以其发展历程为线索来进行古希腊史的历史分期，并将其作为切入点来考察古希腊文明的政治、宗教、军事、经济和文化。然而，城邦作为一种研究路径也带来了许多弊端。对此，希腊学者科斯塔斯·弗拉索普洛斯（Kostas Vlassopoulos）在2007年出版的《否思古希腊城邦：超越欧洲中心主义的古希腊史》中提出了他的反思。[1]该书并不局限于对古希腊城邦问题的讨论与反思，而是面向西方学术界的欧洲中心主义、强调话语而忽视历史语境、线性历史观等问题，展示作者对史学理论和历史书写的思考与关怀。全书围绕三个问题展开：将城邦作为研究路径带来的弊端、如何解决这些弊端、如何进行历史书写。

在探讨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弗拉索普洛斯多次针对摩西·芬利（Moses Finley）的诸多著名论点提出了反对或商榷意见。例如，作者质疑芬利将古代社会视为以农民和农业为基础的面对面社会的观点，反思古代城市是否为消费型城市，而经济活动的目的是否真的仅限于提升政治和社会地位而非获取经济利益。想必中国读者对芬利的《古代世界的政治》、《奥德修斯的世界》、《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和《古代经济》并不陌生。在认识到芬利为古希腊研究提出诸多有趣的研究论题和范式的同时，也不能忽略其研究存在的弊端与过时之处。在国内的历史教学中，城邦文明常被视作古典时期希腊社会的根本特征，而欧美学界正在反思并修正这一说法。基于以上两点，笔者尝试介绍此书以推进国内学界对城邦问题和芬利模式的反思。

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回顾学术史并梳理相关的古代文献史料；第二部分提出对语境的再思考，并对将城邦作为一个整体的思路展开讨论；第三部分则将城邦视作世界体系的一部分，引入其他书写古希腊史的方向和维度。弗拉索普洛斯在回顾城邦与希腊史书写的既往研究并进行反思的同时，还开拓了新的研究思路与方向，试图以此改变古希腊史的书写。

弗拉索普洛斯在开篇详细地回顾了18世纪以来学界对城邦的认识，这部分内容对于古代史初学者尤为有益，值得学人取法。在古希腊史的书写历程中，制度视角渐渐失去其主导地位，逐渐被法律等其他视角取代。学者们在当时面临诸多现实障碍，因而学术研究也存在一些弊端：两极对立（雅典——斯巴达）、东西方对立、雅典中心主义、欧洲中心主义、进化论史观……这些思路严重阻碍了学者加深对古希腊文明的认识。作者倡导突破城邦中心主义与雅典中心主义，关注地中海格局之下的希腊世界。在他看来，若想突破城邦中心主义就需要扭转过去对公民身份的理解。由于城邦是逐步形成的，制度也是长久发展的产物，寻找希腊公民身份的起源也意味着考察希腊政治共同体定义自身的历史过程，城邦并非唯一一个理解公民身份的维度，族群、部落等因素也应被纳入考察范围。

在第二章《关于城邦的古代话语》中，作者重点分析了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对城邦的定义。弗拉索普洛斯断定，此前的学者经常选择性地引用亚里士多德对城邦的定义，这极大地影响了学界对城邦问题的理解。他试图通过补充此前被忽略的亚里士多德对城邦的定义来修正这一点。另一个影响学界理解城邦问题的因素在于对“城邦”这一概念的理解。古希腊人对“城邦”有一种更为普遍的理解，即城邦指向每一个特定的社群，这些人类社群包含了社会、经济和国家，却没有现代学者持有的所谓“希腊城邦”的概念。换言之，在古希腊人对城邦的理解中，恐怕不存在作为整体的“希腊”概念。古代作家使用polis（城邦）及其同源词的情况可分为两种：指涉城邦或人类社会。

在阐释古希腊人的“城邦”概念之后，弗拉索普洛斯聚焦到具体的文本段落。他精确地指出，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关于城邦的讨论其实是一种理想化的理论建构，因而不具有时间性，更不能用于追溯古希腊城邦的历史发展脉络。这其实是古代史研究中常见的方法论问题，却常常被学者忽略。作者结合《政治学》第七卷的写作背景，解释了当代学者在探讨城邦的衰落时很少引用这段文本的原因。另外，以亚里士多德的幸福伦理目的说去理解城邦的目的并不现实，因为这显然只是社会精英们的理想，而非历史现实。因此在理解城邦时，反而应意识到古希腊城邦缺乏对幸福的追求。那么，现代历史学家应该如何去理解城邦概念？

弗拉索普洛斯在第三章中尝试回答这一问题。他通过进一步分析亚里士多德的城邦定义，从koinōniai（共同体）、merē（部分）、邦际关系和城邦外部环境等方面来分析“城邦”这一研究范式与模型。

首先，koinōniai并非一个有机体，不同城邦的koinōniai具有异质性，他们的目标不尽相同，且在不同的时空有着不同的构造。这一见解较为新颖，且对于我们理解不同层级的社群关系具有启发性。接下来，针对芬利将古代城邦视作消费型社会的观念，弗拉索普洛斯提出，亚里士多德的城邦是由不同的成分按照不同比例组合而成的产物，并非以农民为主体、将其他人群边缘化的城邦。这一解读为我们考察城邦和社会的人口结构与社群构成提供了新的思路。在用“部分”解读亚里士多德的城邦概念后，作者将视线转向邦际关系。雅典和斯巴达之类的霸权城邦在很大程度上主宰了古希腊的邦际关系。弗拉索普洛斯依托于波利比乌斯的文本，指出霸权城邦与非霸权城邦在规模、权力、领地、目的等方面有本质区别，这两种类型城邦的历史应被分开书写，不能混为一谈。在此基础上，弗拉索普洛斯试图打破线性的历史发展观念（萌芽—产生—发展—衰落） 的桎梏，扭转把希腊诸邦同质化的学术现象。他将城邦视为节点，而非孤立的个体，将其置入更宏大的社会背景下进行观察，彰显希腊社会的连通性（connectivity），这也是近年国际古典学界较为流行的研究思路。弗拉索普洛斯提出对静态的多极分化思路（男性—女性，公民—异邦人，希腊人—蛮族，主人—奴隶）的反思，并强调城邦文化的多元性。

在第二部分，弗拉索普洛斯采取多项案例研究来反驳“社会是一个个有着清晰界限的整体”，因为这种观念可能导致分析问题的思路局限于内部结构和外部影响的二元对立。实际上，经济、社会、文化也不一定截然割裂，历史性的时间也不总是线性的。把希腊城邦塑造成西方社会民主与自由的起源，而将近东塑造成专制统治的代表，这类将东西方对立的做法显然是陈旧过时且极为武断的。

打破欧洲中心主义、民主政治神话和边界的观念给古希腊城邦研究带来的局限是第四章的核心要义。对弗拉索普洛斯而言，定义政治领域的并不是制度和地域的界限，而是参与政治活动的不同群体。以芬利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把“民主政治”视为一种代表着与东方世界相对立的西方世界的源头——古代希腊社会的独特之处，这种做法遭到了弗拉索普洛斯的强烈反对。他从城市身份认同、自治、地方行政长官和集会、政治性商议、争端的解决等方面入手，选择性地举例来证明古代近东社会也具有这类特征。那么，如何才能规避这种立场给思维带来的局限性？作者强调，民主政治只是古代希腊城邦政体之中的一个变体而已，可以将民主政治视作斗争的持续性结果，而非一种特定的优越的政治形式。相应地，政治机构也应被视为政治性的程序和过程，在政治活动中持续改变。与此同时，也不能将古代东方社会底层的人民单纯地视作集权统治的臣民。弗拉索普洛斯的观点启发我们更多去关注个体的能动性和传统文献之外的物质史料。稍显遗憾的是，弗拉索普洛斯选取的近东社会的案例过于有选择性，缺乏系统性和整体特征，导致他的反驳不那么有力。值得注意的是，在作者反欧洲中心主义时，他提及古代东方没有类似的词汇表达不代表这一概念不存在，正如古希腊人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宗教”一词，但宗教难道就不存在了吗？这也是当下学术讨论经常出现的问题，在思想史与概念史等研究强调概念的重要性无可厚非，但概念的界定是否总在所有语境下都对所有研究都同等重要呢？

在尝试为民主政治祛魅之后，弗拉索普洛斯在第五章《消费型城市》集中反驳了芬利提出的另一个观点——古代城市是消费型社会。[2]作者首先介绍了消费型社会这一理论的产生背景，在此基础上，面向芬利对于马克思·韦伯有选择性的继承及改造的不合理之处，他积极地展开了商榷。弗拉索普洛斯反复强调，不能简单地把中世纪城市看作生产型城市、古代城市视为消费型城市，这样模型化的理解方式必然造成时间性与历史语境的缺位。显然，中世纪的城市并非总是跨区域的贸易和制造中心，行会也不曾普遍存在于各个城市。以“前工业时代”的预设去看待古希腊城邦经济也遮蔽了古代城市、腹地和更广泛网络之间的实际关系模式。古代城市不应被理解为单一的整体，消费型城市的模型过于单调乏味，并不适合多元化的古希腊诸邦。而亚里士多德的“部分”概念提供了另一种理解模式。

如果说本书的第二部分致力于反驳学界对古代社会的模式化认知，第三部分《超越城邦：作为世界体系部分的城邦》则从研究对象和研究路径切入，为如何书写古希腊史探索新的方向，在全书中所占比重最大。

在篇幅较短小的第六章《作为分析单元的城邦》中，弗拉索普洛斯重申其研究视野：在古希腊史中，城邦不能被视作一个单独的分析单元、一种社会形式或公民的社群，因为古希腊城邦只是更广阔的地中海世界的一小部分，且城邦本身是多元化的，而公民群体也并不总是城邦的主宰者。为了兼顾希腊世界的广泛性与城邦的多元性，在进行历史书写时应当谨慎地对待公民重装步兵—雇佣兵、城邦—族群（ethnos）、希腊—东方之类的对立。

第七章从空间角度展开论证，其核心观点是，城邦应被视作一种世界体系（système-monde），而非一种单一的整体。因为把城邦视作单一的整体这一研究路径有极强的误导性，多元化的古希腊诸邦正是经过了不断的交流与互动才得以发展壮大。目前的希腊通史有着极其浓烈的雅典中心主义和希腊中心主义（Hellenocentric）色彩。在历史书写之外，地图也同样不可避免地总将城邦描绘为一个点，这或许加深了城邦的孤立色彩，而实际上，每个城邦都由一个政治中心及其周边领土组成。具体而言，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城邦领土至少可分为三种类型：依靠领土自产自足的城邦，例如埃利斯（Elis）和美塞尼；本土产品用于交换而非自给自足的城邦；依靠再分配的城邦。值得注意的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城邦的工、农业分工并不能与城乡划分对等。

弗拉索普洛斯指出，我们不仅时常会忘记城邦的多元性，还会忽略希腊世界中不同类型的中心的规模以及它们之间控制与竞争的关系。在整个地中海范围内，希腊世界存在德尔斐、奥林匹亚之类的宗教中心，雅典和亚历山大城等文化、科学与学术中心，以及雅典、斯巴达和科林斯等政治中心。过去的学者很少去探究这些中心之间的联系、规模、影响力和竞争关系，这可能导致他们在书写希腊史的过程中把希腊文化和社会描绘为封闭的、同质化的、有边界的实体。不仅如此，由于缺乏方法论和分析工具来研究各个中心之间的联系和互动，希腊史的书写沦为“国别史”，与其它“国别史”（如埃及、波斯）割裂开来。即使有学者着手分析希腊人与其他民族的互动，也容易将二者理解为封闭的、有边界的实体。弗拉索普洛斯所推崇的“希腊世界”这一宏观视野正有助于突破上述局限。

在第八章《城邦与政治体》中，弗拉索普洛斯提醒读者，自治从来都不是定义古希腊城邦的最重要标准，因为一些城邦长期处于其他城邦控制之下，但它们仍自视为或被公认为城邦。这一点对于辨析城邦是否衰落十分关键。基于此，弗拉索普洛斯表明，在城邦概念之外，还存在其他重要的理解希腊文明的维度，例如族群和同盟（koina）等区域政治体。然而，在从族群维度考察古希腊时，现代学者长期误将其视为城邦的代替品。实际上，城邦与族群是相互依赖的，族群并非部落制度的遗留产物，而是一个复杂的、连接各种政治形态和社群的存在。弗拉索普洛斯认为应该抛弃“族群注定被城邦所取代，”“城邦必定被君主制和希腊化时期的同盟所取代”的观念，而将所有的政治共同体形式视为共存的。例如，在希腊化时期，有的“城邦”被同盟取而代之，在弗拉索普洛斯看来，这种“以A取代B”的进化论史观存在局限性。这是因为，每个历史性的古希腊城邦都是城邦、族群与同盟和非希腊社群之间的互动的产物。互动方式的不同也展现出古希腊城邦的多样性，具体表现在其扩张方式、统治者特征和联盟方式等方面。互动论的框架能够澄清一个长期存在的误区——公元前4世纪城邦衰落与雅典的危机和失败之间的联系。雅典的衰落其实与城邦危机的关系并不密切，而是更多受到邦际关系变化的影响。

批判旧有理解模式的同时，弗拉索普洛斯还提出了新的城邦分类方法与标准，以突破进化论的局限性，揭示希腊社会、城邦与政体的多样性。城邦分类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分类法关注城邦的资源、发展潜力与实力，将城邦分为霸权型、中间型/区域力量型（例如塔索斯和萨摩斯）和小型城邦；而另一种则以定居点中心为参考标准，城邦被分为以单一核心定居点作为政治中心的普通城邦、囊括了大型城邦与其他定居点（德谟斯、村社）的大型城邦。

在第九章《城邦与时间》中，弗拉索普洛斯致力于揭示透过现代性的棱镜来观察古代这一做法存在严重的问题，并为古希腊史研究提供一个时间框架。作者探讨了古希腊史书写中由历史分期带来的无法避免的问题，指出目前的历史分期过分强调古希腊与现代欧洲的相似性，具有明显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学界受温克尔曼对希腊艺术史分期的影响，将古希腊的历史分为迈锡尼时期、黑暗时代、古风时期、古典时期、希腊化时代和罗马时代。而这种历史分期法很大程度上受到城邦路径的影响，以城邦自治和重大历史事件为界限。在这种历史分期之下，希腊史长期被呈现为一种统一的整合性叙述，但实际上，希腊人并没有所谓的国家中心，并非统一的国家，所以应消解以城邦发展为线索来书写古希腊史这一既定原则。

弗拉索普洛斯解释了功能主义与进化论史观在历史分期中存在的弊端，并阐述了布罗代尔的贡献与疏忽。以时代精神为标志的历史分期是基于功能主义者对人类生活的理解而来的。然而，功能主义的问题在于想象的共同体并不存在，并非所有的制度和实践都服务于同一目标。功能主义史观忽略了具体的历史语境，而进化论者的线性史观也是如此，出现—发展—衰落这一线性走向并不符合古希腊的实际情况。面临这些问题，作者回到了布罗代尔，指出后者在写作中强调长时段，却不太关注中时段和短时段。遗憾的是，这位伟大的法国学者也没能呈现出特定的历史假设如何以特定的方式影响历史发展。弗拉索普洛斯希望从布罗代尔遭受的批评出发，将不同的时间范围联系起来去书写历史。

在这一章末尾，弗拉索普洛斯阐明了欧洲中心主义视角下古希腊史书写在时间层面的问题。一方面，以欧洲中心视角看待希腊史导致了开端—顶峰—终结的书写模式，这样的书写模式是单一化、同质化的。另一方面，希腊史沦为了西方革命的一个阶段。在这种思考模式之下，现代派和原始派各有弊端。现代派将古希腊史视为西方的先驱，而原始派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低估了古希腊社会的发展水平。近年来，学界对近东的研究打破了这种僵局，迫使人们重新审视东西方的关系，同时也影响了古希腊史的研究。跨学科的合作与交流使得古希腊史的书写不再局限于解释希腊人与现代欧洲人之间的亲缘关系，例如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的继承性，而是回归希腊人的所作所为。

最后一章中，作者再次回顾了目前希腊历史写作面临的各种问题，并尝试提出一些改善方法，为未来的历史书写开拓新的方向。首先，史料选取方面，钱币是证明地中海世界相互联系的力证之一，有必要结合考古证据和钱币等物质史料，重新审视希腊史的书写范围。其次，就如何组织史料而言，参考古代史家的历史书写来克服二元对立的研究视角。例如，向希罗多德学习——关注征服与反抗角色之间的交替变换，重视身份的流动性和灵活性，以便破除僵化的二元对立思维。再次，回归长时段的视角，并在处理史料时尝试将雅典男性精英之外的外邦人、妇女、儿童等群体和其他地区纳入考量范围。在叙述方式上，借鉴旅行者的叙事模式，并参照亚里士多德的koinōniai和merē概念，避免仅仅以城邦为叙述线索。

综观全书，弗拉索普洛斯借用“部分”和“联系”等概念反思城邦问题，并把这些概念从理论转化为实践，试图超越城邦的解释模式，重新定位其在古希腊文明中的位置。作者充分展现出了围绕着城邦的历史书写、不同史观与方法论等问题的关联性与内在逻辑。书名unthinking the Greek Polis，不如说rethinking the Greek Polis。[3]笔者在此只能勾勒出该作的核心要义，未能一一呈现书中具有启发性的提问。国际学界对芬利模式的“破”由来已久，尽管作者对芬利的反驳主要在于宏观的认识模式而非细节，他对古希腊史的城邦路径与芬利模式的反思仍值得关注。稍显遗憾的是，弗拉索普洛斯未能成功地“立”新，他所宣扬的地中海格局无法成功地解决本书中反复提及的目前古希腊史书写中的几大问题，也并未成功地提出另一种书写古希腊史的时间架构，但这些由来已久的学术难题显然也绝非一本书能够解决的。

古希腊史书写中充斥着欧洲中心主义、线性史观、功能主义等问题，发现这一点的绝非弗拉索普洛斯一人。即便是城邦问题的研究者汉森（M. H. Hansen）也在反思这些学术取向影响下的城邦衰落论与城邦路径为古希腊史书写带来的局限。[4]可见，弗拉索普洛斯于2007年出版的著作仍然能反映出近年来学术研究持续面临的困境与学人的思考，在学术史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应予称道的是，作者对亚里士多德的城邦概念的解读富有创见。此外，导论中对希腊史书写的学术史回顾也为初学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作者提到的自治和霸权等要素皆可用于探讨城邦文明是否在古典时期以后走向衰落，“部分”和“共同体”概念也有助于读者重新审视并思考后古典时代的历史书写。在全球化的时代，呈现地中海世界的互动与联系也十分应景。

尽管希腊城邦无法被轻易消解，弗拉索普洛斯的尝试仍对学界反思城邦路径有所裨益。该书主要从理论层面反思古希腊史的书写，作者在实践层面也试图消解单一的城邦路径。他转而采取社会网络的研究路径，将古希腊城邦置于更宏大的格局之内来考察，凸显古希腊社会的连通性。若想继续寻找如何书写希腊史的答案，或许可以阅读作者的另一部作品——《古代希腊世界的社群与网络》。[5]

《西方史学史研究》 2024 商务印书馆

目录

Introduction (pp. 1-10)

Part I: Defining the contexts of thinking about the polis (pp. 11-96)

1) An archaeology of discourses (pp. 13-67)

2) The ancient discourses on the polis (pp. 68-84)

3) Making use of Aristotle: concepts and models (pp. 85-96)

Part II: Rethinking the contexts. The polis as an entity: a critique (pp. 96-141)

4) East and West, Greece and the East: the polis vs. Oriental despotism (pp. 101-122)

5) The consumer city: ancient vs. medieval/modern (pp. 123-141)

Part III: Beyond the polis: the polis as part of a système-monde (pp. 143-240)

6) The polis as a unit of analysis: poleis and koinôniai (pp. 147-155)

7) Poleis and space (pp. 156-189)

8) Poleis and polities (pp. 190-202)

9) Poleis and time (pp. 203-220)

10) Towards new master narratives of Greek history? (pp. 221-240)

[1] Kostas Vlassopoulos, Unthinking the Greek Polis. Ancient Greek History beyond Eurocentr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2] 近年来，国内学界对芬利的古代经济模式多有反思，参见王三三，“芬利的古代社会经济模式及其影响”，《史学史研究》2013年第1期，第90—98页；刘峰，“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古希腊经济史研究——评布赫松《古希腊经济的形成：制度、市场和城邦内部的增长》”，《西方古典学辑刊》第3辑，2021年，复旦大学出版社，第219—232页。

[3] 根据英文书评者J. Wright的说法，该作书名源自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的《否思社会科学》（Unthinking Social Science），并受其世界体系理论的影响。

[4] M. H. Hansen, Poli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Ancient Greek City-Stat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5] Claire Taylor and Kostas Vlassopoulos, eds., Communities and Networks in the Ancient Greek Worl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卡瑟琳·摩根（Catherine Morgan）对族群（ethnê）的研究同样值得关注希腊史书写的学者借鉴，见Catherine Morgan, Early Greek states beyond the polis,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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