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何处为家

为什么要去往巴尔干？

对中国人来说，巴尔干是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地理名词。

它是历史课本和电视新闻的常客：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在萨拉热窝点燃，铁托会勾起我们关于社会主义好时候的回忆，新闻报道里科索沃几乎与战火纷飞划了等号......

它也传递过诸多文化符号：

电影《桥》的插曲《啊，朋友再见》是几代人成长的背景乐，导演埃米尔·库斯图里卡的名作《地下》是多少人的心头挚爱，还有行为艺术之母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战士般存在的克罗地亚足球队、塞尔维亚的国宝级网球运动员德约科维奇......

但关于巴尔干，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或许还是二十五年前的那个夏天。 

1999年，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三名记者牺牲。消息传到国内，许多人走上街头抗议北约的野蛮行径，当时还是初中生的刘子超正在其中。

当人群爆发出响亮的口号时，刘子超闻到了空气中“铁锈的腥味”。

刘子超写道：“从那一刻起，巴尔干不再是遥远的异域，而是变成了一块我决定日后踏足的土地。”

▲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旧址，如今是一座中国文化中心

往事并不如烟。

战争的枪炮声不断；恐怖主义的阴霾依旧；全球经济变幻莫测，我们的世界越来越像一个不断坍塌的玩笑。

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巴尔干，重新寻找那些“血与蜜”的印迹，不仅让这段旅程，也让这本书都多了一分现实意义——因为“巴尔干化”一词最初正是用来形容一种秩序解体时分崩离析的状态。

这一次，刘子超从意大利的边境城市的里雅斯特出发，从北到南，由冬入春，穿越8个国家，23个城镇，穿过历史漫长的阴影，抵达布满弹孔的时间现场。一路上，人类的爱与恨一一清晰地浮现在我们眼前。

在铁托的专列“蓝色火车”中，穿梭进南斯拉夫的幻梦；

在科索沃的清真寺旁，抬头看到美国的自由女神像；

乘坐通往地下溶洞的小火车，领袖的舞厅和埋尸的洞穴比邻；

马路将城市一分为二，一边是时尚的西城，一边是布满弹孔的东城，分割了无法跨越隔阂的两个族群。

▲萨拉热窝随处可见的墓地，与城市融为一体

正如一位马其顿导演向刘子超拆解“巴尔干”这个词：“在土耳其语中，‘ bal’这个词代表‘蜜’，而‘kan’这个词代表‘血’。当这两个词组合成‘Balkan’（巴尔干）时，共同构成了‘血与蜜’的寓意。”

这也正是《血与蜜之地》书名的由来：它既揭示了所行之地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也暗示了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的残酷与希望。

巴尔干不缺故事

巴尔干从不缺故事。

这里有“关于民族和国家的故事；关于暴力和战争的故事；关于两次世界大战的故事；关于冷战和南斯拉夫的故事；然后是危机、崩溃、分裂并最终走向重生的故事。”

但刘子超始终把目光始终聚焦在一个个真实且具体的人身上。

他说：“书写人类的命运如何在漫长的时间、记忆和地理的褶皱中发挥作用，正是旅行写作所要追寻的目标。”

一路上，一个个鲜活的人，从古老的历史背景板中跳出：酷儿和诗人，难民和毒贩，信徒和商人，悉数登场。他们中有人迷失，有人寻踪，有人弥补现实的分裂，有人喊着仇恨的口号。

▲俯瞰科托尔

这趟旅途的刚开始，就是一出时代捉弄普通人的戏剧。

在走向斯洛文尼亚的路上，刘子超遇到一座被边境线划过的葡萄园，归属于一位老先生家。

在园子农宅石墙上，有一道黄色的直线，牌匾上写着“根据1954年的边境协议，意大利落在黄线的一侧，南斯拉夫落在黄线的另一侧”。

铁幕落下，老先生的父亲失去了边境线另一侧的葡萄园。岁月给了他们无情的摧残，他们却酿成了一瓶瓶美酒。

老先生邀请刘子超喝酒，开玩笑地回忆往事：“我们需要护照，才能从房子的一侧，走到另一侧。”

时代捉弄人，但人也可以嘲弄时代。这就是这片土地的黑色幽默。

一杯葡萄酒下肚，我们继续上路。

▲斯普利特酒吧内玩填字游戏的男人

在卢布尔雅那，跟随作者闯入一场诗歌沙龙，看见诗人如何用语言重建家园。

在黑山的深夜，邂逅少女接线员，她忙着为遥远的美国人订比萨，自己却从无法获得美国签证。

活在南斯拉夫旧梦中的克罗地亚青年，可以修好一切东西，却修不好自己。

一个选择“躺平”的波黑银行职员，大声质问中国年轻人“你们生活在中国，为什么要躺平？”

大屠杀三十年后的小镇，那些丧失父亲、丈夫、兄弟、儿子、表兄弟的女人如何重建生活？

▲莫斯塔尔一座近乎废墟的住宅内，还有一户居民

一个不被家人理解、四处碰壁的塞尔维亚女孩，如何策划一次逃离？

一个名叫“自由”的科索沃青年，为何困在日常生活里，却不放弃自己的音乐之梦？

在经济危机下成长的希腊年轻人，为何挥舞镰刀和锤子的旗帜，大声喊着左翼口号：“我们希望汇聚更大的力量！”

▲北马其顿的清真寺与南斯拉夫建筑

阅读这本书，你会发现，巴尔干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更像一个形容词，充满伤痛、挣扎、求索和希冀的复杂含义。

刘子超如一名高超的纪录片导演，将人们的情绪、表情、声音和命运捕捉到纸上。我们跟随作者，去到一个个地方，遇见一个个人，聆听一个个故事。

让我们看到那些或辉煌、或残酷的宏大历史，如何扎实地落在每一个人头上。

而我们面临的很多问题，与他们的并无本质的不同。

我们何处为家？

在那里，一个莫斯科青年与刘子超把酒言欢，酒醉后发出征服欧洲的宣言：“我们会彻底消灭乌克兰纳粹，再用原子弹炸平波兰、立陶宛——整个欧洲都是我们的。”

但当刘子超问他为什么不去参军，他却说：“兄弟，你不是认真的吧？我才不在乎这场操蛋的战争。我才不会为了任何人去送命。”

除了哀伤的旧梦，巴尔干又添入了异乡人的新愁，而寻找家园的古老故事，在新时代不断重演。

巴尔干的故事不只属于巴尔干，正如在人口流动成为常态的当下，“家园”也早已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空间，同时也是一个文化和情感上的归属地。

“如果说民族主义是关于家园、自我意识与身份认同的理论，那么个体与这种共同身份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刘子超写道。

▲贝尔格莱德市中心遭北约轰炸后的国防部大楼

在被民族主义摧残后的莫斯塔尔，刘子超遇到一位保加利亚女孩。他的父亲是塞尔维亚人，在南斯拉夫内战中丧生，而她却选择来到悲剧发生的国度，担任一所学校的心理咨询师。

当刘子超问她“家在哪里”时，她回答：“家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地点，而是一种深刻的情感体验。真正定义一个人的不是护照，而是他们的内心世界。”

在雅典的酒店里，刘子超遇到一位移民咨询公司的中国女孩。当她纠结于自己该移民瑞典还是希腊时，刘子超的回答是：“如果有那么一大笔钱，我会用它来环游世界。”

“看来你是个很浪漫的人。”女孩调侃道。

“算不上浪漫，”刘子超说，“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并不确定自己究竟归属哪里。我们每个人诞生在一个地方，有时拼命地想要逃离那里，有时又固执地渴望回去。我们对故乡和异乡总是带着滤镜……或许，只有当我游历过很多地方，见识过不同的人生，才能真正了解自己，从而知道自己的家在何处。”

家在何处？——这个问题让我们一次次离开家乡，在人生旅途中不断探索答案。

正如刘子超在后记中所写：“在这本书中，我尝试着建立一种双线叙事：一条是以旅行本身为线索，将巴尔干地区的历史与现实串联在一起，形成一种具有个人风格的巴尔干叙事；另一条则是通过当地人的故事，通过倾听各种不同的声音，去思考那个更具普遍性的问题：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当下，我们何处为家？”

▲奥赫里德湖畔

尾声

2020年，现象级旅行文学作品《失落的卫星：深入中亚的旅程》出版时，新冠疫情正把每个人困在原地，没人想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自由移动会成为一种奢求。

等一切归于平静，重重叠叠的物理阻隔消散，世界的许多角落悄然发生着变化：

我们习以为常的日常，早在不经意间分崩离析。全球化的副作用、移民潮与难民潮、科技革命带来的不确定性，让越来越多的人感到孤立无援，渴望寻求慰藉和意义。

然而，刘子超通过在巴尔干的所见所闻告诉我们，集体的意志带给我们的归属与认同感，它会带来心灵的慰藉和凝聚力，也可能以动荡、愤怒和反叛的形式显现。

我们也许从中受益，也可能被卷入其中，无法抽离。

面对现实世界的诸多危机和挑战，通过《血与蜜之地》，通过一次次的离开、寻找和抵达，你我都能找到一些问题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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