怡言光影① | 《出走的决心》:镜头语言与女性困境

体娱   2024-09-21 00:00   山东  

24级文艺学 范欣怡

电影《出走的决心》上映后便引发热议,目前豆瓣评分8.6分。本文主要分析影片的镜头语言并探讨不同代际女性的处境。

一、丰富的镜头语言

首先,门、窗、镜框作为电影叙事的“重音符号”,能够形成一种丰富的视觉表达。影片擅长利用【画框】凸显情境中的人物,最典型的比如李红家中厨房和客厅隔着的一道透明门,门外是丈夫孙大勇、女婿徐晓阳、女儿孙晓雪在餐厅吃饭,门内是李红独自在厨房烹制一家人的饭菜,丈夫只需敲击几下玻璃门,喊嗓子“来碟醋”便开始心安理得地用餐;门帘外是夫家亲戚在饭桌上吞云吐雾、喝酒吃肉,门帘内是李红在厨房里不停地忙碌着,一个人为五、六名成年男性张罗饭菜。
李红去成都参加同学聚会的愿望遭遇了多次延宕与搁置,等女儿顺利生产后、等外孙上幼儿园、又要等女儿通过新工作的实习期,在李红面对女儿、丈夫的不理解和指责时,这扇门隔开了李红与他人,这意味着李红在家庭和社会中边缘化与孤立无援的地位,家人都试图让她接受——只有逼仄狭小的家才是属于她的“场域”,做一名安分守己的家庭主妇是她的宿命。值得注意的是,在女儿产房外等候的李红和在四川聚会的好友们视频通话,李红抱起外孙时将手机插入上衣口袋,手机作为一个画框同样形成了两个世界,手机屏幕上是昔年好友欢聚畅饮,屏幕外是李红抚育两个外孙。
影片中多次以铁栏、栏栅作为遮挡的前景具有监禁的意味,暗示人物处于被控制的不自由状态。当李红彻底觉醒后,类似的构图形态不再出现,准确表述了人物内心的体认与成长的时刻。
当丈夫阴阳怪气李红带外孙是“别有所图”,两人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吵。这场咏梅(李红饰演者)与姜武(孙大勇饰演者)的对手戏,导演利用家具的陈设,将李红与丈夫分隔开,这俨然形成了两个泾渭分明的世界,一个是女性挣扎于无穷无尽的家务琐事的痛苦囚笼,另一个是男性利用传统性别分工逼迫女性就范的男权世界。李红与丈夫的矛盾爆发,李红却将原本对着丈夫的水果刀捅入自己的胸口。女性长期作为失权者、下位者被规训,过度反思和内省,在痛苦中经常将伤害的矛头指向自己,而非向外倾泻暴力。

图为隔开厨房与餐厅的玻璃门


影片中的家具布局

影片还多次利用【镜中像】构成人物的情绪和感受。李红中年时看着马婕(马苏饰)烫头发做造型,凝望着镜中的马婕和自己,她眼底分明流露出羡慕与渴望,但因为经济能力的不允许和出于对自我尊严的维护,借口称自己的脸型不适合卷发,这种细微冲突展示了人物复杂难言的内心活动。李红在送两个外孙上幼儿园时,对着镜子涂上颜色鲜艳的口红,人物与镜中像的两相映照传递了她内心的期待与欢欣。她原以为外孙上幼儿园后自己能拥有自己的生活,却不想自由一再被让渡与牺牲,患上重度抑郁后,李红的头倚靠在公交车的窗玻璃上,她的面容和窗中的像互相映衬,此刻她能依靠的只有自己,能理解她的也只有自己。

李红的面容映在公交车窗上

其次,景别方面,李红出走前的场景以特写、近景、中景为主,尽量贴近人物有助于拉近观众与演员间的距离,使观众更加容易体认和理解李红的辛酸无助。李红出走后,影片出现了较多小全景、全景、远景镜头,展现李红决定挣脱家庭的牢笼与禁锢后,自驾游遍广袤的秀丽河山,心灵世界也愈加开阔明朗。
最初李红围困于逼仄的家中,灿烂的阳光只能透过窗棂吝啬地洒落几缕,在李红落寞悲伤的面庞上投射下斑驳的阴影,孙大勇肆意出门钓鱼、打乒乓球比赛,到李红自驾出游,丈夫孙大勇在家中阴暗的角落独坐,李红与丈夫孙大勇身处的环境终于发生了转移和置换。

电影同时给予一些普通平凡的事物特写镜头并有意进行对比。例如几度出现砧板上的鱼,李红不敢处理活鱼,丈夫孙大勇指责她只是为懒惰找借口并强迫她捶死奄奄一息的鱼。此处待宰的鱼显然具有某种象征意味,具体象征着逆来顺受、任人鱼肉的女主人公,也是不敢反抗和挣脱父权和夫权、被现实反复锤压和磋磨的女性的象征物。再如孙大勇在家中打乒乓球,由李红弯腰整理和收拾残局,最后矛盾集中爆发时李红挥手将球盒打翻在地,乒乓球滚落一地,由收拾到打翻这个动作对比意味着人物不再怯懦和退避。下雪时李红与孙大勇的不同反应说明两人的价值观念根本上存在分歧,大雨时丈夫的打伞方式与旁边另一对恋人形成了对比,他对妻子的漠不关心跃然于屏幕中,摔碎的花瓶意味着李红对生活的理想被无情打破。淡客观而不突出的镜头透露出人物的感受,避免了过度煽情导致的矫情,克制含蓄的表达、无言却深刻的画面总能触动人心、发人深省。

再次,电影叙事是用光和色写作的艺术,影片的色彩组合与搭配也传递了诸多信息。例如李红在阳台晒衣服的那一场戏中,黑白画面极力沉入人物经年累月极度压抑的心底,叩问她潜在的内心世界和精神状态。通常抑郁症患者眼中的世界颜色比实际更黯淡,潜意识里光影失色,甚至出现黑与白交织的图像,影片中黑白画面的视觉运用精准勾勒出李红孤独、不甘、挣扎、冲突的情感。
李红梦想着考取大学的少女时期,画面呈现为黄色、橘色的暖色调,寓意着对前途的期许与盼望。李红嫁为人妇、受困于家庭的时期,画面多为灰色、白色的冷色调,透射出希望的渺茫与失落。李红被自驾游的路人启发、考取驾照、决心出走,画面呈现为绿色、淡蓝色为主的明亮色调,寓意着曙光的点燃和复现。影片结尾,李红不再隐忍和退让,穿上象征着勇敢与自由的红色连衣裙,自驾奔赴成都与昔年好友聚会,影片至此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

二、女性的困境与代际传递

李红的母亲作为传统女性的代表,觉得自己吃窝头、让弟弟吃白面馒头理所应当,她已然被老旧观念全盘裹挟和驯化,并且也将这样的教育再施加于女儿身上,偏爱自己的儿子,由曾经的受害者变为今日的加害者。
李红为了能自己做主,选择进入婚姻,却不想从父权的牢笼进入夫权的禁锢,从一个战场转移到另一个战场。丈夫孙大勇具有某种普遍性和共通性,他们选择性地挑选父权制,希望在经济上平分账单,却依旧想获得控制自己妻女的“主权”,接受传统观念与否取决于情况是否对自己有利。两人间的对白辛辣犀利:“谁家老娘们不听老爷们的话呀?我可是一家之主!”“凭啥你就是一家之主,我就是这家的保姆?”“你在外面当孙子,回来就把我当孙子?”如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言:“最平庸的男性在面对女人时也自以为是半个神。”当李红与丈夫争吵后回到娘家被当作“外人”,却被父母劝说“多为孩子考虑”、“弟弟要结婚,房子住不下”,她是被排斥、无所依的放逐者、异乡人。
李红的同龄人马婕的命运也值得留意,之前自恃有丈夫的疼爱的她,最后仍然承担着照料孙子的责任,而潇洒的丈夫一人去跳国标舞。
李红的女儿孙晓雪作为新时代女性的代表同样面临着失权的处境,用人单位在面试时询问“结婚了?有孩子了吗?”都揭示了女性不仅是生育风险的承担者,还遭遇着“母职惩罚”、就业歧视、家务劳动分配不公的困境。丈夫徐晓阳的形象也具有新时代男性的典型性以及种种特性,表面上体贴妻子、情绪稳定,但潜意识里仍把照料幼儿归为妻子的责任,不断固化着传统观念并透露出自私伪善的一面,他口中“女性最伟大、母亲最辛苦”的话术本质上是一种把女性捧上高高的神坛,把她包装为无私奉献、包容体贴的女神式的道德绑架,实质上忽略她作为一个有血肉有欲望的个人诉求,他内心根本无法理解和共情女性的处境。
几代人不同的经历与处境说明——女性的坎坷命运并不完全在于是否选择了“合适”的配偶,更是导向对结构性压迫与体制不公的叩问,这也是影片的一个重要价值与意义。

愿每一位女性都能被看见,不再被迫保持暗哑缄默,愿她们留下不可抹煞的痕迹,愿她们活得像一支军队,为自己的心灵招兵买马,不气馁,有召唤,爱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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