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非《帝国的技艺》
第一章：帝国压力与帝国之道
一、帝国压力
（一）帝国中心/本部的压力
1.罗马：帝国的扩张会带来各方面的压力。
玛丽·比尔德在《罗马元老院与人民》中：罗马的扩张对罗马的负面影响。征服带来了巨额的财富，也割裂了罗马社会，制造了共和国覆亡的经济、社会、军事、政治和心理条件。Eg征服战争中，罗马薪酬低微的公民军队解体，为扩充兵源，城市极贫阶层被容许入伍成为雇佣军，此后又演变成“兵为将有”的私家军队，最后制造出了苏拉、庞培、克拉苏和恺撒之类的人。
文化政治层面：表现——公元前2世纪和公元前1世纪的许多罗马雕像将人物描绘成老迈、皱纹堆垒和饱经风霜的样子，同希腊雕像中的青春姿态恰成截然对比。
原因——其原因部分是罗马贵族对希腊文化的“入侵”（尽管对方是被征服者）感到不安，认为罗马人讲究实际、吃苦耐劳的德性受到了奢侈、腐化与懒惰的东方价值的“侵蚀”。
结论：外来社会成分进入帝国中心，对原有的政治社会生态产生影响和冲击。
16世纪：思想家对帝国与自由之间的关系担忧。约翰·弥尔顿对克伦威尔的扩张政策就非常警惕，认为其将成为另一个苏拉，使英国重蹈罗马共和国的覆辙。英国革命后：政治家阿尔杰农·西德尼（Algernon Sidney）认为，征服只有在有利于国民的自由、快乐和安全的时候才是可欲的。他总结经验说：“征服摧毁了斯巴达，结束了它的自由和荣耀，威尼斯和瑞士联邦如果扩张就会变得脆弱，甚至连西班牙的君主制也被自己的征服所削弱，人口减少、趋于毁灭。”18世纪：英语中出现了一个新的词，“nabob”。这是英国人对东印度公司职员的一种戏称（印度的地方行政长官则被称为“nawab”）。当时，东印度公司职员从印度劫掠回大量财富。比如，托马斯·皮特（日后鼎鼎大名的政治家威廉·皮特的祖父）外号“钻石”皮特，他从印度带回来一颗世界上最大的钻石（410克拉）， 以13.5万英镑的天价卖给法国摄政王。——而后，托马斯·皮特用钱收买了一个选区，进入议会。其孙子威廉·皮特在1770年说，亚洲的钱财也带来了亚洲的政治模式，世袭地位财富受到私人腐败浪潮的冲击。1745年：伦敦的一个小册子作者指责不列颠正沉湎于穷奢极欲、贪赃枉法之中，另外一个英国教士则指责权贵们正在削弱英国宪法的基础。经济学家乔赛亚·塔克（Josiah Tucker）痛斥殖民活动使英国丧失了大量必需的年轻人口。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专门辟出一章，讲授帝国在殖民地搞重商主义垄断贸易对整个国家的伤害，他抱怨说，这种做法使个别产业享受垄断利润，导致资源错误配置，阻碍了自由竞争，造成了不列颠经济的整体损失。得利的是个别行业和极少数制造业者和商人，牺牲的却是广大消费者和国家的利益。4.总结：帝国发展中，统治者会受到帝国本部/中心地区的约束。其需要政治意识形态，帝国中心人群要求帝国提供服务，其需要与边缘地方存在冲突，统治者需要协调。斯拉夫派：保守主义政治思潮+激进的帝国改革派，对俄罗斯间接统治与贵族联盟政策不满。Eg过去，波罗的海的德意志贵族一直被看成沙俄政府的盟友与伙伴，但是斯拉夫派则要求帝国向俄罗斯人看齐，对俄罗斯人负责。于是，波罗的海的德意志成分被看成这片斯拉夫土地上的文化异己成分，需要排除。作用：斯拉夫派人士在内部掀起了民族主义思想浪潮，彼得堡既贪图它为帝国带来的民意支持，又尴尬地发现自己有时被它推动前进。德意志人曾被称为“国家民族”，是帝国忠诚拥护者，但19世纪后半期也从中心开始撕扯帝国。兴起的德意志民族主义政党要求抛弃匈牙利，让斯拉夫人的土地独立，将剩下的德意志人占多数的领土归并德意志。他们也逐渐放弃了把德意志性看成一种高级文化的态度，开始从血缘上来看待国家归属。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德意志反犹主义的兴起。（二）帝国边缘的压力
1.边缘要求：希望改革，获得尊重，分享权力。政治冲突本身逐渐划清社会界限，从而民族化地方社群。
Eg美国革命后，约翰·亚当斯被问到：“对于大陆会议中关于独立的议程的推动，谁的贡献最大？”他的回答是：“乔治三世。”在论及哈布斯堡王朝末期的民族斗争时，荷兰史学家彼得·贾德森也特别指出：“民族主义冲突不是奥匈帝国社会多语化特质不可避免的产物，而是帝国制度造就的结果。”
2.紧张关系从何而来
帝国：中心对边缘有绝对统治之权，边缘公民无法参与影响本部的政治。
在过去：等级依附状态依靠军事强制、边缘冷漠以及中央行政人事吸纳政策。
变化：边缘人群组织成为政治社会力量，要求在帝国中拥有名分，摆脱等级依附状态。——由此，边缘对中央产生压力。
（三）帝国整合边缘的举措
国家整合是普遍经验。斯蒂芬·伯格和阿列克谢·米勒在《民族化帝国》中指出：在漫长的19世纪，民族和帝国的概念以各种方式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反映了精英们试图使民族适应帝国蓝图的努力，反之亦然。
问题：传统国家整合手段不起作用。
手段1：加大对边缘经济投资，移民，鼓励边缘生产加入中心市场，将本部政治经济社会秩序拓展，在发展中融合。——但是，迈克尔·赫克托在《内殖民主义》中指出，存在“内殖民主义（internal colonialism）”，这一手段反而可能带来中心对边缘的政治控制与经济剥削，舰礼等级制族群体系，从而刺激边缘“军备竞赛”，最终导致暴动、分裂运动。
Eg爱尔兰，作为英帝国第一块殖民地，以“不服王化”闻名。1598年，伊丽莎白一世就抱怨过爱尔兰的危险纷争。1799年，小威廉·皮特首相苦恼于“爱尔兰已经是邪灵附体”。
赫克托认为，问题在于英国与爱尔兰的接触存在问题。
问题：中世纪，爱尔兰是英格兰的属国，不像苏格兰长期保持独立。16世纪中期，英格兰都铎王朝决定开发爱尔兰，派遣移民，进行垦殖。But正值都铎王朝宗教改革运动，移民多新教徒。1600年，新教徒定居者仅占爱尔兰总人口的2%，1700年，上升到27%。爱尔兰作为天主教地区，外来移民与本地土著有醒目隔阂。
爱尔兰与英格兰关系大滑坡：发生在英国革命时期，两次站错队！
（1）英国内战中，爱尔兰选择与斯图亚特王朝结盟，共同对抗清教徒国会，克伦威尔率大军入侵。爱尔兰人口损失惨重，全国的土地泰半落入征服军官兵手中———1685年詹姆斯二世即位时，爱尔兰已经只有22%的土地属于爱尔兰天主教徒；到1700年，更是只剩下15%了。
结果：爱尔兰形成了占主导的新教徒地主阶层，17世纪晚期到18世纪中期，爱尔兰年收入的20%到33%都作为土地租金付给了这些地主。
（2）光荣革命中：爱尔兰同被废黜的詹姆斯二世结盟。
后果：这一轮反抗被压服之后，国会开始制定各种严厉的法令（号称“惩治法典”），对爱尔兰天主教社会进行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层面的限制，包括禁止爱尔兰天主教徒拥有武器、从军、从事法律职业、参与选举或进入政府就职等。爱尔兰天主教徒只能选择进入有限的几种行业，如亚麻工业、畜牧业、农业、酿酒行业等。
卡尔·马克思曾经评价说，该惩治法典的目的是“使‘财产’从天主教徒手中转入新教徒手中，或者使‘英国国教’变为财产权的法律基础”。
（3）宏观政治方面：爱尔兰名义上有独立议会，但受到英格兰国会的制约。爱尔兰史家艾德蒙·柯蒂斯曾尖酸地指出：“爱尔兰议会不能通过政府所不能接受的议案……整个政府都依赖于英格兰，并把捍卫英格兰的利益作为他们的首要任务。”
Eg英国国会曾通过多种法令对爱尔兰的工业、贸易进行限制，使之完全依照英格兰的需要而运转。——由此形成一个人群地区依靠政治优势控制、剥削另一个人群地区的“差序格局”。
总结：普通的天主教徒爱尔兰人在英国治下既非公民（否则就应该有参政权），亦非臣民（否则就应该与其他英格兰人享有同等的经济或社会待遇）。爱尔兰所体验的正是帝国边缘的一般状态。
1801年，爱尔兰被纳入英国之后（英爱合并），英格兰对爱尔兰输出了大量资本，算开发边疆，但都放在为英格兰提供原材料的初级加工业和资本密集型畜牧业的特定领域。
赫克托认为：这导致爱尔兰经济过于单一，专门化，外向，很难抵御市场价格波动，其他工业、金融业很难与英格兰进行竞争，只能逐渐萎缩。——经济依赖英国+英国资本家存在文化偏见，不愿意在爱尔兰投资建厂。
1851年-1961年：凯尔特边远地区被纳入全国工业化经济进程，但其和英格兰的经济差距还是很大。Eg在英格兰各地，工业化经济有一个扩散的过程，但是在爱尔兰，却始终局限在几个点上，其非农就业人口比例在1851—1921年间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在20%到30%间浮动）。
赫克托的结论：这种剥削性框架下，加强两地的交往就未必会带来融合，而是更深入的分隔。——帝国进行国家整合的失败案例。除此之外还有奥匈帝国、法属阿尔及利亚，内部经济中的文化分工。
（三）帝国整合边缘的举措
1.政治结构：中心+边缘头面人物合作，实现等级化阶级合作。问题：随着边缘发展，原有精英体系外，出现了新的中上阶层/集团（知识分子、技术人员、商人等），进而出现新旧精英政治竞争。2.例子：詹姆斯·马丁观察到，北美十三殖民地在美国革命之前的骚动可以看成中上阶层新人对世家大族的报复与不满。美国革命前：治理殖民地支柱是大种植园主、大商人、大地主，和伦敦有社会联系和商业往来，将子女送往伦敦留学，进入政治圈子。帝国将其视为北美社会“贵族阶级”的替代品，提拔其为殖民地高官。任官程序是推荐、指名。由此，下阶层精英晋升困难。乔治·梅森起草了1776年弗吉尼亚权利宣言，声称世袭制不合理。新罕布什尔的宪法宣称，职位与德才为条件，不可世袭。——地方新精英不满于帝国的北美政治秩序，最终导致了北美独立战争。1848年，哈布斯堡王朝决定用现代官僚机构取代原有松散治理体系，废除了帝国传统行政单位，以新的行政区划划分，政府直插社会基层。官僚、行政语言都为德语，德语文化也被视作高级文化，但对于匈牙利、捷克等族群人民来说，国家管制更像一种族群、文化压迫。19世纪晚期，俄罗斯帝国恶化运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坦齐马特改革，都企图建立一体化行政机构，但都削弱了帝国。4.最重要的政治困境：边远地区很难在法理层面纳入帝国政治结构。If边缘区要中心化，那么人民需要享受一样的政治、社会经济待遇。但因为中心区域的种族主义思想，很难实现。If边缘要成为特别行政区，那么难以定位，其是帝国的附属物、还是共同组织者？现代社会，中央-地方关系的处置思路与帝国之间的差异，见表：![]()
内部：帝国的扩张、发展与维持会冲击核心区域的社会、文化与经济形态，从而破坏本地政治平衡。帝国收益与成本分布不均。核心区域必须回应群众呼声。外部：核心区域对边缘区的统治不能简单地以军事优势为基础，必须要有法理基础。上下统治关系要变成群群关系。二、帝国的应对之道
帝国分类坐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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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帝国会在两个维度上移动，避免或减弱帝国压力。（一）过去人们认为，直接/间接统治是欧洲殖民帝国控制海外殖民地的方式和治理制度。Eg英国和法国在非洲的殖民统治。间接统治：成本较低，内部事务交给当地统治者。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认为，对于半文明种族，间接统治便宜简单，这也更契合英国偏爱贵族社会的传统。种族主义、文化相对主义也能解释，间接统治能够保全本地社会政治文化结构，隔绝白人社会。权力（power）假说：帝国的统治形式取决于帝国和属地之间技术、军事、官僚、人口和经济能力的相对平衡，以及属地反抗的倾向。接近（access）假说：假如某地地理对帝国来说难以进入，则帝国容易采用间接统治，否则就会采用直接统治。收入（revenue）假说：帝国采取什么统治形式取决于它想从属地上获得哪种收入，是税收、自然资源还是市场。议程（agenda-centered）假说：主张从帝国的议程上看待这个问题，相比之下，有着雄心勃勃计划的帝国更有可能采取直接统治体系。差异/身份（difference/identity）假说：政治形态如何要看帝国与属地之间在文化、政制和经济上的亲近与否，差异越大，直接统治就越难被建立起来。规范（norm）假说：统治形式的建立者被自身所遵循的规范所约束。体制（institution）假说：帝国的统治形式取决于属地原本的政治发展水平，如果属地原来的国家化建制比较强，那么更容易建立间接统治（因为可操控性能好），反之亦然。1.统治模式是帝国如何逃避帝国压力的问题，本质是正式/非正式统治。if帝国：强制力强、规则清晰完整、有统一官僚机构、具备中央集权机关、与属地政府有明显权力分异——接近于民族国家体制。Then：如果属地政府与中央政府结构相似，就类似于联邦政体。Also：可以松弛制度，中央不设置一致性治理机构，将属地治理交给地方人士，通过经济、文化等非法理渠道对属地增加影响。2.重新思考：帝国可以用非正式/隔离的方式组织，也可以用正式/同化的方式。非正式/隔离：松散性，避免了正式制度的政治冲突。Eg英帝国正式/隔离：中央政府强势+成文帝国组织法+帝国属地、族群相互隔离，不要求社会整齐划一。Eg晚期奥地利帝国非正式/同化：少见，松散，无成文法约束中央地方关系，依赖法理之外的统治手段。同时推行一体化政策，企图在社会层面上统一。Eg晚期俄罗斯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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