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文存:加州意识形态(1995)

文摘   2024-11-24 19:27   北京  

作者:Richard Barbrook 和 Andy Cameron

1995 年 9 月 1 日

关键词:政治/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新右派/文化/媒体/技术/互联网/新圈地/社会/商业/公共资源/新经济

刊登于 Mute 第 1 卷第 3 期 - CODE


“不对未来撒谎是不可能的,而且人们可以随意撒谎”——纳姆·加博

关于社会、技术和政治之间关系的全球正统观念正在兴起。我们称这种正统观念为“加利福尼亚意识形态”,以纪念其发源地。通过自然化和给予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技术证据,从而排除替代未来,加利福尼亚意识形态论者能够断言,关于未来的社会和政治辩论现在已经变得毫无意义。 


加州意识形态是控制论、自由市场经济和反主流文化自由主义的混合体,由《连线》和《MONDO 2000》等杂志宣传,并在斯图尔特·布兰德、凯文·凯利等人的书中宣扬。新信仰 P 得到了电脑迷、懒散的学生、30 多岁的资本家、时髦学者、未来主义官僚甚至美国总统本人的拥护。像往常一样,欧洲人并没有放慢脚步去模仿美国的最新时尚。尽管欧盟最近的一份报告建议采用加州自由企业模式来建设“信息高速公路”,但前沿艺术家和学者一直在倡导西海岸的超人类主义邪教所发展的“后人类”哲学。由于没有明显的反对者,加州意识形态似乎已经完全占据了全球主导地位。

粗略地阅读,加州思想家的著作是湾区文化怪癖和对高科技艺术、娱乐和媒体行业最新发展的深入分析的有趣混合体。他们的政治似乎是无可挑剔的自由主义 - 他们希望利用信息技术在网络空间创造一种新的“杰斐逊式民主”,加州意识形态提供了一种宿命论的愿景,即高科技自由市场自然而然地、不可避免地取得胜利。

圣麦克卢汉

早在 60 年代,马歇尔·麦克卢汉就宣扬新技术对个人的内在赋权作用将推翻大企业和大政府的权力。媒体、计算机和电信的融合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电子直接民主 - 电子集市 - 每个人都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而不必担心审查。

受到麦克卢汉预言的鼓舞,西海岸激进分子率先将新信息技术应用于另类媒体、社区广播电台、自制电脑俱乐部和视频集体。

在 70 年代和 80 年代,个人电脑和网络领域的许多根本性进步都是由受到新左派和反主流文化的技术乐观主义影响的人们取得的。到了 90 年代,这些前嬉皮士中的一些人甚至凭借自身实力成为了高科技公司的所有者和管理者,而社区媒体活动家的开创性工作在很大程度上被高科技商业所恢复。

虚拟阶层的兴起


尽管这些行业的公司可以机械化和分包大部分劳动力需求,但它们仍然依赖于能够研究和创造原创产品的关键人员,从软件程序和计算机芯片到书籍和电视节目。这些技术工人和企业家构成了所谓的“虚拟阶层”:“……认知科学家、工程师、计算机科学家、视频游戏开发人员和所有其他通信专家的技术知识分子……”(Kroker 和 Weinstein)。由于无法让他们遵守流水线纪律或用机器取代他们,管理者通过固定期限合同组织了这些知识工作者。就像上个世纪的“劳工贵族”一样,媒体、计算机和电信行业的核心人员体验着市场的回报和不安全感。一方面,这些高科技工匠不仅往往收入丰厚,而且在工作节奏和工作地点方面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因此,嬉皮士和组织人之间的文化鸿沟现在变得相当模糊。但另一方面,这些工人受到“无法保证继续就业”的条款的束缚。由于缺乏嬉皮士的自由时间,工作本身成为许多“虚拟阶层”实现自我价值的主要途径。

由于这些核心工作者既是劳动力中的特权阶层,又是社区媒体活动家激进思想的继承者,因此加州意识形态同时反映了市场经济的纪律和嬉皮士手工艺的自由。这种奇特的混合只有通过几乎普遍相信技术决定论才能实现。自 60 年代以来,自由主义者(从社会意义上来说)一直希望新的信息技术能够实现他们的理想。为了应对新左派的挑战,新右派复活了一种较旧的自由主义形式:经济自由主义。他们倡导市场中的个人自由,以取代嬉皮士激进分子所追求的集体自由。从 70 年代开始,穆勒、德索拉·普尔和其他大师试图证明超媒体的出现反而会回归过去的经济自由主义。这种“复古乌托邦”与阿西莫夫、海因莱因和其他大男子主义科幻小说家的预言如出一辙,他们笔下的未来世界总是充满了太空商人、超级狡猾的推销员、天才科学家、海盗船长和其他坚韧不拔的个人主义者。技术进步的道路将我们带回到开国元勋们的美国。

集市还是交易所——直接民主还是自由贸易?

以麦克卢汉为守护神的加州意识形态,诞生于右翼新自由主义、反文化激进主义和技术决定论的意外碰撞——一种混合意识形态,保留了其所有的模糊性和矛盾性。这些矛盾最明显地体现在它同时持有的对立的未来愿景中。

一方面,新左派的反企业纯洁性得到了“虚拟社区”倡导者的维护。根据他们的领袖霍华德·莱茵戈尔德的说法,反主流文化婴儿潮一代的价值观将继续影响新信息技术的发展。

社区活动家将越来越多地使用超媒体,用高科技“礼物经济”取代企业资本主义和大政府,在这种经济中,参与者可以自由交换信息。在莱茵戈尔德看来,“虚拟阶级”仍然处于社会解放斗争的前沿。尽管商业和政治疯狂地参与建设“信息高速公路”,但电子集市内的直接民主将不可避免地战胜其企业和官僚敌人。

另一方面,其他西海岸的理论家也接受了他们昔日的保守派敌人的自由放任主义意识形态。例如,《连线》——“虚拟阶层”的月刊圣经——不加批判地转载了众议院极右翼共和党领袖纽特·金里奇和他的亲密顾问托夫勒夫妇的观点。该杂志无视他们的福利削减政策,反而被他们对新信息技术提供的自由主义可能性的热情所吸引。金里奇和托夫勒夫妇声称,媒体、计算机和电信的融合不会创造一个电子集市,而将导致市场神化,一个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由贸易者的电子交易所。

在这个版本的加州意识形态中,每个“虚拟阶层”的成员都有机会成为成功的高科技企业家。有人认为,信息技术赋予个人权力,增强个人自由,并从根本上削弱民族国家的权力。现有的社会、政治和法律权力结构将逐渐消亡,取而代之的是自主的个人和他们的软件之间不受约束的互动。这些重新塑造的麦克卢汉主义者强烈主张,大政府不应该干涉足智多谋的企业家,因为他们是唯一冷静、勇敢地承担风险的人。事实上,试图干预技术和经济力量的新兴特性,尤其是政府的干预,只会反弹到那些愚蠢到藐视自然基本法则的人身上。自由市场是唯一能够建设未来并确保个人自由在杰斐逊网络空间的电子电路中全面开花结果的机制。就像海因莱因和阿西莫夫的科幻小说一样,通往未来的道路似乎又回到了过去。

自由市场的神话

过去两百年来,几乎每一项重大技术进步都是在大量公共资金和政府影响下取得的。计算机和网络技术是在大量国家补贴的帮助下发明的。例如,第一个差分机项目获得了英国政府 517,470 英镑的资助——这在 1834 年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从 Colossus 到 EDVAC,从飞行模拟器到虚拟现实,计算的发展在关键时刻依赖于公共研究补助或与公共机构的丰厚合同。IBM 公司是在朝鲜战争期间应美国国防部的要求建造了第一台可编程数字计算机。由于缺乏国家干预,纳粹德国在 30 年代末失去了建造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机会,当时德国国防军拒绝资助 Konrad Zuze,后者率先使用了二进制代码、存储程序和电子逻辑门。

加州意识形态最奇怪的一点是,西海岸本身就是大规模政府干预的产物。政府资金用于建设灌溉系统、高速公路、学校、大学和其他基础设施项目,使美好生活成为可能。除了这些公共补贴之外,西海岸高科技工业区几十年来一直在享受历史上最丰厚的财政补贴。美国政府投入了数十亿美元的税收从加州公司购买飞机、导弹、电子产品和核弹。美国人一直都有国家计划,但他们更喜欢称之为国防预算。

所有这些公共资金都对硅谷和其他高科技产业的后续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有益影响,尽管这些影响没有得到承认和计算成本。企业家在开发新想法时,往往对自己的“创造性意志行为”有一种夸大的感觉,而很少承认国家或他们自己的劳动力所做的贡献。然而,所有的技术进步都是累积的——它取决于集体历史进程的结果,必须至少部分地算作集体成就。因此,和其他所有工业化国家一样,美国企业家实际上依靠公共资金和国家干预来培育和发展他们的产业。当日本公司威胁要接管美国微芯片市场时,加州的自由主义计算机资本家在意识形态上毫无顾忌地加入了由国家组织的、由国家赞助的卡特尔组织,以击退来自东方的侵略者!

主人与奴隶

尽管公众干预在超媒体的发展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但加州意识形态是一种深刻的反国家主义教条。这一教条的盛行是美国 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初复兴失败的结果。尽管加州的思想家们赞扬嬉皮士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但他们从不讨论反主流文化的政治或社会要求。个人自由不再是通过反抗制度来实现的,而是通过服从技术进步和自由市场的自然法则来实现的。在许多赛博朋克小说和电影中,这种反社会的自由主义表现在主角身上,主角是一个孤独的人,在虚拟的信息世界中为生存而战。

在美国民间传说中,这个国家是由一群自由自在的人——猎人、牛仔、传教士和边疆的定居者——在荒野中建立起来的。然而,美国共和国的这一基本神话忽视了美国梦的核心矛盾:一些人只能通过他人的痛苦才能繁荣昌盛。托马斯·杰斐逊——“杰斐逊式民主”理想的倡导者——的一生清楚地表明了自由个人主义的双重性质。这位在美国《独立宣言》中写下了鼓舞人心的民主和自由号召的人同时也是美国最大的奴隶主之一。

尽管解放了奴隶,开展了民权运动,但种族隔离仍然是美国政治的核心问题,尤其是在加利福尼亚州。在个人自由的言论背后,是主人对叛逆奴隶的恐惧。在加利福尼亚州最近的州长选举中,共和党候选人通过激烈的反移民运动获胜。在全国范围内,金里奇的新自由主义者在立法选举中的胜利是基于“愤怒的白人男性”的动员,以反对所谓的黑人福利骗子、墨西哥移民和其他傲慢的少数族裔的威胁。

高科技产业是这个种族主义共和党联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完全由私人和企业构建的网络空间只能促使美国社会分裂为敌对的、种族决定的阶层。贫困的内城区居民已经被贪图利润的电信公司“划定”了界限,他们可能因为缺钱而无法享受新的在线服务。相比之下,雅皮士和他们的孩子可以在虚拟世界中扮演网络朋克,而不必遇到任何贫困的邻居。在高科技和新媒体公司工作的许多“虚拟阶层”成员都愿意相信,新技术将以某种方式解决美国的社会、种族和经济问题,而他们无需做出任何牺牲。随着社会分化不断扩大,“信息富人”和“信息穷人”之间的另一场种族隔离正在形成。然而,《连线》杂志谴责要求电信公司为所有公民提供信息上层建筑普遍接入的呼吁,认为这不利于进步。谁的进步?

哑巴侍者

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主人的悲剧在于他们无法摆脱对奴隶的依赖。富有的加州白人需要肤色较深的同胞在工厂工作、收割庄稼、照顾孩子和打理花园。加州的白人无法放弃财富和权力,只能在对技术的崇拜中找到精神慰藉。如果人类奴隶最终不可靠,那么就必须发明机械奴隶。对人工智能圣杯的探索揭示了对傀儡的渴望——一个强壮而忠诚的奴隶,皮肤是泥土的颜色,内脏是沙子。技术乌托邦主义者想象,从无生命的机器中获得奴隶般的劳动力是可能的。然而,尽管技术可以储存或放大劳动力,但它永远无法消除人类发明、建造和维护机器的必要性。没有人被奴役就无法获得奴隶劳动力。杰斐逊在蒙蒂塞洛庄园发明了许多巧妙的装置,包括用于与奴隶沟通的“哑巴侍者”。在二十世纪末,这位自由派奴隶主成为那些宣扬自由却剥夺棕色皮肤同胞不可剥夺的民主权利的人的英雄,这并不奇怪。

丧失未来

加州意识形态的先知们认为,只有自由市场和全球通信的控制论流动和混乱漩涡才能决定未来。因此,政治辩论是浪费口舌。作为自由主义者,他们断言,由民主政府调解的人民意志是一种危险的异端邪说,它干扰了自然而有效的财产积累自由。作为技术决定论者,他们认为人类的社会和情感纽带阻碍了机器的有效进化。加州意识形态抛弃了民主和社会团结,梦想着一个只有自由派精神病患者才能居住的数字涅槃。

还有其他选择

尽管加州意识形态声称具有普遍性,但它是由生活在特定国家、遵循特定社会经济和技术发展选择的一群人发展起来的。他们将保守经济和嬉皮自由主义融合在一起,反映了西海岸的历史,而不是世界其他地区的必然未来。高科技理论家宣称只有一条前进的道路。然而,实际上,辩论从未如此可能或如此必要。加州模式只是众多模式之一。

在欧盟内部,法国近代的历史提供了实际证明,可以结合国家干预和市场竞争来培育新技术,并确保其利益惠及全体民众。

1792 年雅各宾派战胜自由派对手后,法国的民主共和国成为“公意”的体现。因此,国家试图代表全体公民的利益,而不仅仅是保护个别财产所有者的权利。法国大革命超越了自由主义,走向了民主。在这种民众合法性的鼓舞下,政府能够影响工业发展。

例如,MINITEL 网络通过国有电信公司免费赠送终端,积累了足够多的用户。市场一旦形成,商业和社区提供商就能找到足够多的客户,从而蓬勃发展。借鉴法国的经验,欧洲和国家机构显然应该对超媒体的发展实施更有针对性的监管控制、投资和国家指导,而不是减少。

MINITEL 的教训是,欧洲的超媒体应该发展成为国家干预、资本主义企业家精神和 DIY 文化的混合体。毫无疑问,“信息高速公路”将为私营公司创造一个大众市场,通过网络销售现有的信息商品 - 电影、电视节目、音乐和书籍。一旦人们能够分发和接收超媒体,社区媒体、利基市场和特殊利益集团就会蓬勃发展。然而,要实现这一切,国家必须发挥积极作用。为了实现所有公民的利益,“公意”必须至少部分地通过公共机构来实现。

加州意识形态拒绝社区和社会进步的概念,并试图将人类束缚在经济和技术宿命论的岩石上。西海岸嬉皮士曾一度在创造我们当代社会解放愿景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因此,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女权主义、毒品文化、同性恋解放和种族认同不再是边缘问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在加州已成为否认这些新社会主题相关性的意识形态的中心。

现在,我们有必要捍卫自己的未来——即使不是在我们自己选择的环境中。二十年后,我们需要一劳永逸地拒绝后现代主义所表现出来的勇气丧失。我们能做的不仅仅是“玩弄”过去的先锋派所创造的东西。

我们需要讨论什么样的超媒体适合我们对社会的愿景——我们如何创造我们想要使用的交互式产品和在线服务、我们喜欢哪种类型的计算机以及我们认为最有用的软件。我们需要找到从社会和政治角度思考我们开发的机器的方法。在学习加州个人主义者积极进取的态度的同时,我们还必须认识到,超媒体的潜力绝不能仅仅通过市场力量来实现。我们需要一个能够释放高科技工匠创造力的经济。只有这样,当人类进入现代化的下一个阶段时,我们才能充分把握超媒体的普罗米修斯式机遇。

Richard Barbrook 和 Andy Cameron 是威斯敏斯特大学超媒体研究中心的成员

The Californian Ideology



The Californian Ideology


By Richard Barbrook and Andy Cameron1 September 1995
Politics /Libertarian/Neoliberal/New Right/Culture/Media/Technology/Internet/New Enclosures/Society/Business/Commons/ New Economy
0 Comments 114496 Reads Print

 

'Not to lie about the future is impossible and one can lie about it at will' - Naum Gabo

There is an emerging global orthodoxy concern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society, technology and politics. We have called this orthodoxy `the Californian Ideology' in honour of the state where it originated. By naturalising and giving a technological proof to a libertarian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therefore foreclosing on alternative futures, the Californian Ideologues are able to assert that social and political debates about the future have now become meaningless. 

The California Ideology is a mix of cybernetics, free market economics, and counter-culture libertarianism and is promulgated by magazines such as WIRED and MONDO 2000 and preached in the books of Stewart Brand, Kevin Kelly and others. The new faith P has been embraced by computer nerds, slacker students, 30-something capitalists, hip academics, futurist bureaucrats and even the President of the USA himself. As usual, Europeans have not been slow to copy the latest fashion from America. While a recent EU report recommended adopting the Californian free enterprise model to build the 'infobahn', cutting-edge artists and academics have been championing the 'post-human' philosophy developed by the West Coast's Extropian cult. With no obvious opponents, the global dominance of the Californian ideology appears to be complete.

上传失败,网络异常。

重试

上传失败,网络异常。

重试

On superficial reading, the writings of the Californian ideologists are an amusing cocktail of Bay Area cultural wackiness and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in the hi-tech arts, entertainment and media industries. Their politics appear to be impeccably libertarian - they want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to be used to create a new `Jeffersonian democracy' in cyberspace in its certainties, the Californian ideology offers a fatalistic vision of the natural and inevitable triumph of the hi-tech free market.

Saint McLuhan

Back in the 60s, Marshall McLuhan preached that the power of big business and big government would be overthrown by the intrinsically empowering effects of new technology on individuals. The convergence of media, computing and telecommunications would inevitably result in an electronic direct democracy - the electronic agora - in which everyone would be able to express their opinions without fear of censorship. 

Encouraged by McLuhan's predictions, West Coast radicals pioneered the use of 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for the alternative press, community radio stations, home-brew computer clubs and video collectives.

上传失败,网络异常。

重试

上传失败,网络异常。

重试

During the '70s and '80s, many of the fundamental advances in personal computing and networking were made by people influenced by the technological optimism of the new left and the counter-culture. By the '90s, some of these ex-hippies had even become owners and managers of high-tech corporations in their own right and the pioneering work of the community media activists has been largely recuperated by hi-tech commerce. 

The Rise of the Virtual Class

Although companies in these sectors can mechanise and sub-contract much of their labour needs, they remain dependent on key people who can research and create original products, from software programs and computer chips to books and tv programmes. These skilled workers and entrepreneurs form the so-called 'virtual class': '...the techno-intelligentsia of cognitive scientists, engineers, computer scientists, video-game developers, and all the other communications specialists...' (Kroker and Weinstein). Unable to subject them to the discipline of the assembly-line or replace them by machines, managers have organised such intellectual workers through fixed-term contracts. Like the 'labour aristocracy' of the last century, core personnel in the media, computing and telecoms industries experience the rewards and insecurities of the marketplace. On the one hand, these hi-tech artisans not only tend to be well-paid, but also have considerable autonomy over their pace of work and place of employment. As a result, the cultural divide between the hippie and the organisation man has now become rather fuzzy. Yet, on the other hand, these workers are tied by the terms of have no guarantee continued employment. Lacking the free time of the hippies, work itself ho become the main route to self-fulfilment for much of the,virtual class'.

Because these core workers are both a privileged part of the labour force and heirs of the radical ideas of the community media activists, the Californian Ideology simultaneously reflects the disciplines of market economics and the freedoms of hippie artisanship. This bizarre hybrid is only made possible through a nearly universal belief in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Ever since the '60s, liberals -in the social sense of the word - have hoped that the 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would realise their ideals. Responding to the challenge of the New Left, the New Right has resurrected an older form of liberalism: economic liberalism. In place of the collective freedom sought by the hippie radicals, they have championed the liberty of individuals within the marketplace. From the `70s onwards, Muffler, de Sola Pool and other gurus attempted to prove that the advent of hypermedia would paradoxically involve a return to the economic liberalism of the past. This 'retro-utopia echoed the predictions of Asimov, Heinlein and other macho sci-fi novelists whose future worlds were always filled with space traders, superslick salesmen, genius scientists, pirate captains and other rugged individualists. The path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 leads back to the America of the Founding Fathers.

上传失败,网络异常。

重试

上传失败,网络异常。

重试

Agora or Exchange - Direct Democracy or Free Trade?

With McLuhan as its patron saint, the Californian ideology has emerged from this unexpected collision of right-wing neo-liberalism, counter- culture radicalism and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 a hybrid ideology with all its ambiguities and contradictions intact. These contradictions are most pronounced in the opposing visions of the future which it holds simultaneously.

On the one side, the anti-corporate purity of the New Left has been preserved by the advocates of the 'virtual community'. According to their guru, Howard Rheingold, the values of the counter-culture baby boomers will continue to shape the development of 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Community activists will increasingly use hypermedia to replace corporate capitalism and big government with a hi-tech 'gift economy' in which information is freely exchanged between participants. In Rheingold's view, the 'virtual class' is still in the forefront of the struggle for social liberation. Despite the frenzied commercial and political involvement in building the 'information superhighway', direct democracy within the electronic agora will inevitably triumph over its corporate and bureaucratic enemies.

On the other hand, other West Coast ideologues have embraced the laissez faire ideology of their erstwhile conservative enemy. For example, Wired - the monthly bible of the 'virtual class' - has uncritically reproduced the views of Newt Gingrich , the extreme-right Republican leader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and the Tofflers, who are his close advisors. Ignoring their policies for welfare cutbacks, the magazine is instead mesmerised by their enthusiasm for the libertarian possibilities offered by 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Gingrich and the Tofflers claim that the convergence of media, computing and telecommunications will not create an electronic agora, but will instead lead to the apotheosis of the market, an electronic exchange within which everybody can become a free trader.

In this version of the Californian Ideology, each member of the 'virtual class' is promised the opportunity to become a successful hi-tech entrepreneur.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so the argument goes, empower the individual, enhance personal freedom, and radically reduce the power of the nation-state. Existing social, political and legal power structures will wither away to be replaced by unfettered interactions between autonomous individuals and their software. These restyled McLuhanites vigorously argue that big government should stay off the backs of resourceful entrepreneurs who are the only people cool and courageous enough to take risks. Indeed, attempts to interfere with the emergent properties of technological and economic forces, particularly by the government, merely rebound on those who are foolish enough to defy the primary laws of nature. The free market is the sole mechanism capable of building the future and ensuring a full flowering of individual liberty within the electronic circuits of Jeffersonian cyberspace. As in Heinlein's and Asimov's sci-fi novels, the path forwards to the future seems to lead backwards to the past.

The Myth of the Free Market

Almost every major technological advance of the last two hundred years has taken place with the aid of large amounts of public money and under a good deal of government influence. The technologies of the computer and the Net were invented with the aid of massive state subsidies. For example, the first Difference Engine project received a British Government grant of £517,470 - a small fortune in 1834. From Colossus to EDVAC, from flight simulators to virtual reality, the development of- computing has depended at key moments on public research handouts or fat contracts with public agencies. The IBM corporation built the first programmable digital computer only after it was requested to do so by the US Defense Department during the Korean War. The result of a lack of state intervention meant that Nazi Germany lost the opportunity to build the first electronic computer in the late '30s when the Wehrmacht refused to fund Konrad Zuze, who had pioneered the use of binary code, stored programs and electronic logic gates.

One of the weirdest things about the Californian Ideology is that the West Coast itself is a product of massive state intervention. Government dollars were used to build the irrigation systems, high-ways, schools, universities and other infrastructural projects which make the good life possible. On top of these public subsidies, the West Coast hi-tech industrial complex has been feasting off the fattest pork barrel in history for decades. The US government has poured billions of tax dollars into buying planes, missiles, electronics and nuclear bombs from Californian companies. Americans have always had state planning, but they prefer to call it the defence budget.

All of this public funding has had an enormously beneficial - albeit unacknowledged and uncosted - effect on the subsequent development of Silicon Valley and other hi-tech industries. Entrepreneurs often have an inflated sense of their own 'creative act of will' in developing new ideas and give little recognition to the contributions made by either the state or their own labour force. However, all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s cumulative - it depends on the results of a collective historical process and must be counted, at least in part, as a collective achievement. Hence, as in every other industrialised country, American entrepreneurs have in fact relied on public money and state intervention to nurture and develop their industries. When Japanese companies threatened to take over the American microchip market, the libertarian computer capitalists of California had no ideological qualms about joining a state-sponsored cartel organised by the state to fight off the invaders from the East! 

Masters and Slaves

Despite the central role played by public intervention in developing hypermedia, the Californian Ideology is a profoundly anti-statist dogma. The ascendancy of this dogma is a result of the failure of renewal in the USA during the late '60s and early '70s. Although the ideologues of California celebrate the libertarian individualism of the hippies, they never discuss the political or social demands of the counter-culture. Individual freedom is no longer to be achieved by rebelling against the system, but through submission to the natural laws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the free market. In many cyberpunk novels and films, this asocial libertarianism is expressed by the central character of the lone individual fighting for survival within a virtual world of information.

In American folklore, the nation was built out of a wilderness by free-booting individuals - the trappers, cowboys, preachers, and settlers of the frontier. Yet this primary myth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 ignores the contradiction at the heart of the American dream: that some individuals can prosper only through the suffering of others. The life of Thomas Jefferson - the man behind the ideal of `Jeffersonian democracy' - clearly demonstrates the double nature of liberal individualism. The man who wrote the inspiring call for democracy and liberty in the American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was at the same time one of the largest slave-owners in the country.

上传失败,网络异常。

重试

上传失败,网络异常。

重试

Despite emancipation and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racial segregation still lies at the centre of American politics - especially in California. Behind the rhetoric of individual freedom lies the master's fear of the rebellious slave. In the recent elections for governor in California, the Republican candidate won through a vicious anti-immigrant campaign. Nationally, the triumph of Gingrich's neoliberals in the legislative elections was based on the mobilizations of "angry white males" against the supposed threat from black welfare scroungers, immigrants from Mexico and other uppity minorities.

The hi-tech industries are an integral part of this racist Republican coalition. However, the exclusively private and corporate construction of cyberspace can only promote the fragmentation of American society into antagonistic, racially-determined classes. Already 'redlined' by profit-hungry telcos, the inhabitants of poor inner city areas can be shut out of the new on-line services through lack of money. In contrast, yuppies and their children can play at being cyberpunks in a virtual world without having to meet any of their impoverished neighbours. Working for hi-tech and new media corporations, many members of the 'virtual class' would like to believe that new technology will somehow solve America's social, racial and economic problems without any sacrifices on their part. Alongside the ever-widening social divisions, another apartheid between the 'information-rich' and the 'information-poor' is being created. Yet calls for the telcos to be forced to provide universal access to the information superstructure for all citizens are denounced in Wired magazine as being inimical to progress. Whose progress?

The Dumb Waiter

As Hegel pointed out, the tragedy of the masters is that they cannot escape from dependence on their slaves. Rich white Californians need their darker-skinned fellow humans to work in their factories, pick their crops, look after their children and tend their gardens. Unable to surrender wealth and power, the white people of California can instead find spiritual solace in their worship of technology. If human slaves are ultimately unreliable, then mechanical ones will have to be invented. The search for the holy grail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veals this desire for the Golem - a strong and loyal slave whose skin is the colour of the earth and whose innards are made of sand. Techno-utopians imagine that it is possible to obtain slave-like labour from inanimate machines. Yet, although technology can store or amplify labour, it can never remove the necessity for humans to invent, build and maintain the machines in the first place. Slave labour cannot be obtained without somebody being enslaved. At his estate at Monticello, Jefferson invented many ingenious gadgets - including a 'dumb waiter' to mediate contact with his slaves.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this liberal slave-owner is the hero of those who proclaim freedom while denying their brown-skinned fellow citizens those democratic rights said to be inalienable.

Foreclosing the Future

The prophets of the Californian Ideology argue that only the cybernetic flows and chaotic eddies of free markets and global communications will determine the future. Political debate therefore, is a waste of breath. As libertarians, they assert that the will of the people, mediated by democratic government, is a dangerous heresy which interferes with the natural and efficient freedom to accumulate property. As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ts, they believe that human social and emotional ties obstruct the efficient evolution of the machine. Abandoning democracy and social solidarity, the Californian Ideology dreams of a digital nirvana inhabited solely by liberal psychopaths.

There are Alternatives

Despite its claims to universality, the Californian ideology was developed by a group of people living within one specific country following a particular choice of socio-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Their eclectic blend of conservative economics and hippie libertarianism reflects the history of the West Coast - and not the inevitable future of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e hi-tech ideologues proclaim that there is only one road forward. Yet, in reality, debate has never been more possible or more necessary. The Californian model is only one among many.

Within the European Union, the recent history of France provides practical proof that it is possible to use state intervention alongside market competition to nurture new technologies and to ensure their benefits are diffused among the population as a whole. 

Following the victory of the Jacobins over their liberal opponents in 1792,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in France became the embodiment of the 'general will'. As such, the state attempted to represent the interests of all citizens, rather than just protect the rights of individual property-owners. The French revolution went beyond liberalism to democracy. Emboldened by this popular legitimacy, the government was able to influenc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For instance, the MINITEL network built up its critical mass of users through the nationalised telco giving away free terminals. Once the market had been created, commercial and community providers were then able to find enough customers to thrive. Learning from the French experience, it would seem obvious that European and national bodies should exercise more precisely targeted regulatory control, investment, and state direction over the development of hypermedia, rather than less.

The lesson of MINITEL is that hypermedia within Europe should be developed as a hybrid of state intervention, capitalist entrepreneurship and d.i.y. culture. No doubt the 'infobahn' will create a mass market for private companies to sell existing information commodities - films, tv programmes, music and books, across the Net. Once people can distribute as well as receive hypermedia, a flourishing of community media, niche markets and special interest groups will emerge. However, for all this to happen the state must play an active part. In order to realise the interests of all citizens, the 'general will' must be realised, at least partially, through public institutions.

The Californian Ideology rejects notions of community and of social progress and seeks to chain humanity to the rocks of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fatalism. Once upon a time, west coast hippies played a key role in creating our contemporary vision of social liberation. As a consequence, feminism, drug culture, gay liberation and ethnic identity have, since the 1960s, ceased to be marginal issues. Ironically, it is now California which has become the centre of the ideology which denies the relevance of these new social subjects.

It is now necessary for us to assert our own future - if not in circumstances of our own choosing. After twenty years, we need to reject once and forever the loss of nerve expressed by post-modernism. We can do more than 'play with the pieces' created by avant-gardes of the past.

We need to debate what kind of hypermedia suit our vision of society - how we create the interactive products and on-line services we want to use, the kind of computers we like and the software we find most useful. We need to find ways to think socially and politically about the machines we develop. While learning from the can-do attitude of the Californian individualists, we also must recognise that the potentiality of hypermedia can never solely be realised through market forces. We need an economy which can unleash the creative powers of hi-tech artisans. Only then can we fully grasp the Promethean opportunities of hypermedia as humanity moves into the next stage of modernity.

Richard Barbrook and Andy Cameron are members of the Hypermedia Research Centre,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http://www.hrc.wmin.ac.uk/


科技世代千高原
透视深度科技化时代™ 探寻合意的人类未来
 最新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