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技术先驱约瑟夫森的“诺贝尔病”：星际之门大杀器、拯救物理学的嬉皮士与非正统科学之坑

英国理论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布赖恩·戴维·约瑟夫森（Brian David Josephson，1940—）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科学家，以其在超导体和量子隧道方面的开创性工作闻名于世。

1962 年，时年22岁的他是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二年级博士研究生，遇到了来剑桥休度学术年假的贝尔实验室的安德森（Philip W. Anderson）。在上安德森的多体问题理论课时，约瑟夫森对课上讨论的超导体中对称性破缺的概念非常着迷，想到可以通过实验对其加以观察。由此，他预言超电流可以穿过两个超导体之间薄的绝缘屏障，这一被称为约瑟夫森效应的现象得到了实验验证，约瑟夫森因此获得197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如今可发生这一效应的约瑟夫森结成为超导量子干涉装置（SQUID）的核心器件，可用于以极高的灵敏度测量磁场。

约瑟夫森效应

然而，他并未在当下热络无比的量子信息技术炒作中被拥戴为的泰山北斗，反而在一众诺贝尔得主中被归为患有“诺贝尔病（the Nobel disease）”的人。何谓诺贝尔病呢？在卡罗尔（Robert Todd Carroll）编著的《怀疑论者词典》（The Skeptic’s Dictionary）中，将“诺贝尔病”定义为“一些诺贝尔奖获得者患有的一种疾病，这种疾病导致他们通常在晚年接受奇怪或科学上毫无根据的想法。”

这种病被进一步描述为一种非理性的狂热症：获奖后，患有这种症状的人会对科学产生一种浪漫的看法，这些看法并非基于对理性和推理规范的服从和尊重，而是一种将自己置于直觉层面的能力，也许有点非理性，但无论如何，他/她都敢于提出被禁止或禁忌的问题，开始研究其本不擅长的课题。迷信维生素C有奇效的化学家鲍林、声称黑人智商低下的生物学家沃森名列诺贝尔病患者的榜一榜二。对名列前五的约瑟夫森的症状的诊断是：1973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布赖恩·约瑟夫森坚信量子力学将为心灵感应打开大门。

严格的讲，约瑟夫森不应列为诺贝尔病患者，因为他在拿到博士学位之后的20世纪60年代初，就因为对大脑、意识和心灵感兴趣，爱上了超心理学和东方神秘主义，试图从意识本身出发探讨物理和心灵、宇宙和意识的本质。一般认为，他这种突然的兴趣转变是非理性的，使他从量子力学的前沿和正统科学的巅峰滑落，误入伪科学和非科学的歧途。但如果回到20世纪60、70年代的科技文化的历史脉络中看，其中的原委曲直则显然没这么简单。

对心灵问题、超觉冥想和超心理现象的痴迷

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叶，在饱受冷战氛围压制和现代化弊端的西方社会爆发出诸多反主流文化思潮，同时对人的行为和认知的研究也因为东西方对抗而被赋予了行为控制、精神控制、认知增强乃至超感知与精神控制武器等神秘色彩，超心理现象和超自然能力因而被纳入科学研究和实验的范围。

正是在此社会文化大环境下，约瑟夫森不仅开始对身心问题等心灵哲学问题和超心理现象着迷，而且身体力行地练习超觉冥想 (TM)——这在当时并非旁门左道，包括披头士乐队在内的许多名人也曾练习过这种冥想。1973年获得诺奖后，有了自由身的他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冥想、心灵感应和更高级的意识状态的讨论中，更加相信超心理现象可能真实存在。

1974年5月，约瑟夫森应邀参加在加拿大多伦多召开的首届心灵感应会议。会议期间，包括他在内的21位科学家参加了对来自英国剑桥自称具有用心灵移动物体、遥视、自动书写、影响癌细胞等心灵感应之类超自然能力的少年通灵者曼宁(Matthew Manning)的实验室测试。曼宁后来成为知名的畅销书作家和通灵治疗师。对这个至今仍然健在的曾经的风云人物的情况，可以参考2014年英国GQ杂志的长篇访谈《采访马修·曼宁：闹鬼男孩》（An interview with Matthew Manning: Poltergeist boy）”以及曼宁个人主页上的文章《我过往的轶事》（Anecdotes from my past)。鉴于其中有很大的宣传和自吹自擂的成分，显然不能太当真。

事隔半个世纪，曼宁对1974年那次测试中与新科诺奖得主约瑟夫森的相遇仍然津津乐道：

50年前，我与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相遇

在多伦多的一项实验中，我被要求能够偏转指南针。约瑟夫森教授后来向著名记者彼得·刘易斯描述了他的经历，他说：“我的眼睛里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就好像我是透过热雾看东西一样。当马修说他的精神能量耗尽时，我的视觉图像突然变得更清晰了。” 

他接着说：“我认为我们即将发现一些对物理学来说可能极其重要的事物。我们正在研究一种新的能量。这种力量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律。这些规律虽然神秘，但并不比物理学中现有的许多事物更神秘。” 

当刘易斯评论说，过去所谓的受人尊敬的科学家不会参与心灵研究，而且很多人现在仍然不会这样做时，约瑟夫森回答说：“我认为那些受人尊敬的科学家可能会发现他们错过了机会。” https://matthewmanning.net/anecdotes-from-my-past

根据曼宁自己的回忆，1974年在他的第一本宣传自己的书《链接》出版之后，备受关注，诸多关注者中包括后来证实可能与军情五处关系密切的维克多·罗斯柴尔德勋爵。罗斯柴尔德曾邀请曼宁去他在剑桥家的家。他问曼宁：你能影响一台机器吗？如果可以，你能从远处做到吗？距离越远，效果会越小吗？你认为心灵感应可以在多远的距离内起作用？你能影响雷达吗？如果有人在北大西洋中部，你能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吗？你能在北大西洋上空击落一枚导弹吗？如果你离首相足够近，你能读懂他的想法吗？

这其中必然有很多宣传和自吹自擂的成分，而且“拉大旗、扯虎皮”和故作神秘是各种声称有超自然的神奇能力的人常见的公关策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尽管当时的主流社会包括科学界对心灵感应等超心理现象存在不同意见，甚至有反对者专门成立了怀疑的探索者等组织对其加以打假，但那时心灵感应等超心理现象和超自然能力确实是因为历史和现实两方面的因素被相对严肃地视为科学研究和实验的对象，而且它们都对约瑟夫森产生了间接或直接的影响。

从心灵感应研究到想象中的冷战大杀器

从历史的维度来看，剑桥三一学院有关注超自然现象的传统，1882年就成立了心灵研究学会(Society for Psychical Research，SPR)，首任会长为三一学院的道德和政治哲学教授亨利·西奇威克（Henry Sidgwick）。心灵研究会的宗旨是本着精确、冷静的探究精神，不带任何偏见或成见地处理人的心灵现象这一备受争议的问题，并自称是第一个对挑战当代科学模式的人类经验进行有组织的学术研究的学会。更确切地说，SPR虽然对当时引发高度争议的唯灵论持开放态度，但他们希望搁置争议，将对包括灵魂、鬼屋、梦境和幻觉或催眠状态等乱七八糟的超自然现象的研究转变为一个受人尊敬的科学领域。

SPR在英语中首次引入了“心灵感应”（telepathy）一词，用以描述已知感觉渠道之外的交流， 或以某种方式实现的远距离的思想联结。这一概念固然具有哲学意味并在科学家引发争议的唯灵论（如同为进化论者的华莱士与达尔文分别支持和反对唯灵论，物理学家瑞利勋爵则持开放立场）有关联，但其之所以在20世纪以来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被视为可以研究乃至付诸应用的领域有四个方面的重要原因。为了启迪新思考，在此对标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为了本文叙述的方便，未完全依照原来的顺序）并做了某种凸显主动性转换。主要的思路是由对事物是什么的原因的思辨转向探寻事物何以发生的原因，而这些原因并不是某种遵从必然性的东西，但它们对事物的发生和发展产生了影响。

其一是机制因/形式因。20世纪之初，电气和通信技术革命方兴未艾，各种电磁波的传输在可见和不可见的范围内激增，科技对世界奥秘的揭示大有打通自然与超自然边界并使其融为一体之势：既然X射线和无线电可以使“看不见的”波以某种方式呈现并无远弗届地传播，一种能够直接传输思想和精神的机器想必指日可待。在彼时的电气工程师看来，远距离电磁传输精神信息可能是神经系统的重要功能，心灵感应的实质是生物无线电通信。当然，更为神奇的量子测量、量子纠缠和量子信息更容易诱发人们以此洞察心灵、主观、意识背后机制的冲动。虽然进化论和主流生物学拒斥心灵感应，但处于起步阶段的心理学、精神科学以及认知科学原则上不会排斥对心灵感应机制的研究。

其二是潜能因/质料因。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整个世界充满进步主义的氛围，但同时又为世界级的军事对抗和相互对立所困扰。从相对论、量子力学到分子生物学和宇宙航行，在进步与争霸的双重逻辑下，新科技驱动的奇幻力量和人类可能被激发的新进化成为人们对未来想象两大主轴。在阿瑟·克拉克（Arthur C Clarke）等人的科幻作品中，心灵感应成为热门话题，从潜能的角度将其预设为人类可能出现的跨时代进化的方向。在克拉克的科幻小说《童年的终结》（Childhood’s End）（1953 年）中，外星人之所以寻求与人类接触，并不是因为人类发明了核武器，而因他们认为人类已进入以心灵感应能力觉醒为标志的新进化阶段，这意味着人类的精神力量正在接近一个危险的临界点，即将具备破坏外星文明的潜力。

 
其三是强力因/动力因。所谓强力简单地讲就是具有强大权力基础和合法性保证的主体或行动者所行使的力量，是能够在现实世界中采取行动以使事物发生或形成影响和改变的力量。

尽管对心灵感应的研究有很长的历史，但一直受到正统科学界的质疑，而真正耐人寻味的是在20世纪60到70年代，包括心灵感应在内的超感知和超自然能力研究竟然成为冷战军备竞赛不可或缺的一环，正是中情局等强力的介入，使得在正常思维看来完全由强迫性脑补支撑的技术世界得以虚幻般滋长。后文将指出，强力驱动下这些研究对约瑟夫森滑向非正统科学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40 年，使用齐纳卡进行心灵感应实验

早在20世纪50、60年代，中央情报局就启动了 MK-Ultra 项目，专门研究洗脑和致幻药物对自愿和不自愿测试对象的影响。在苏联和东欧，心灵感应被视为“生物无线电通信”加以研究。同时期的苏联，为研究遥视和远程精神暗示成立了专门实验室，并声称其在新的生物信息领域引领着对超感知（extrasensory perception，ESP）机制的监控、测试和研究。1973 年，第一届国际心灵电子学研究会议在布拉格召开，主办方捷克研究者创造“心灵电子学”一词的用意不非被动地记录超自然现象，而试图以此发掘隐藏在“人类仿生学”中的巨大潜力，更为积极地开发通过自我导向聚集的心灵力量。这一观念显然具有强烈的将心灵能力训练武器化的倾向。

在敌手领先的假想刺激下，美国情报和国防部门对研究心灵感应等超自然能力的兴趣陡增，强力启动了专门的研究计划，押宝“遥视”等有可能成为战胜冷战对手的神密大杀器。1972年到1991年，在中情局等机构等强力的支持下，知名的斯坦福研究所（SRI）（曾率先发明鼠标和液晶显示器等）对遥视、念力等超心理学现象进行了“科学研究”。 在国防与情报研究的强力的支持下，一些自称有“超自然能力”的知名人士被列入研究对象，其中包括曾在英国电视上展示用心灵力量让勺子弯曲而闻名的魔术师尤里·盖勒（Uri Geller）和纽约艺术家斯旺 (Ingo Swann)——不论是否将他们的加入看作相互炒作。

斯坦福研究所两位激光物理学家普索夫 (Harold Puthoff)和塔格 (Russell Targ)主持了这个后来被纳入星际之门（STARGATE）计划的项目。普索夫和塔格进行的遥视研究试图探索通过远程精神渗透监视冷战对手的可能性。1974年，普特霍夫和塔格在《自然》杂志发表了题为《感觉屏蔽条件下的信息传输》的论文，指出根据他们的初步研究，发现“存在一个通道，可以通过一种尚未确定的感知方式获取有关远程位置的信息。”但正统科学界对此很不买账，大多数评论者认为这篇文章以及其他有关遥视研究的成果都没有发现可靠的证据证明遥视真实存在，甚至斥之为伪科学。

问题是，中情局并似乎对这些争议并不那么在意，最简单解释是他们更在意的是冷战对手会不会在遥视或其他超自然能力武器化方面领先一步。对于拥有强力的行动者来说，在人类知识和认知边缘寻找决胜未来的力量是一种常态，而这就使得科幻作品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星际迷航》中，接受过严格读心术训练的半瓦肯人斯波克能与其他物种的心灵融合。这类科幻故事的影响不容小觑，作为一种相对严肃的娱乐形式，它们折射和强化了人们对心灵感应等超自然力量可能转化为军事力量的想象，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对此类研究的怀疑。

在极端对抗的氛围中，强力行动者强行突破边缘的行动力不容怀疑，但也容易因此被执念自我锁定而掉坑。尽管“遥视”项目的进展并不顺利，甚至在科学界再次引发了科学和伪科学划界的讨论，美国却在1978年加大了对该项目的资助力度，并专门成立了名为“星际之门”的秘密军事单位，开展各种实验性心理战研究，包括心灵投射、精神控制和对不知情的特工进行远程操控等。（这让人联想到前文中曼宁自述故事可能是真的，反过来也不排除是以此为剧本杜撰的。）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作出这一战略选择的原因竟然是苏联官方突然公开停止对超心理学研究的支持。其实这也很正常，两个强力行动者希望在人类知识边缘有所突破的尝试，多少有点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赌的就是个万一呢，故不论是否成功，本身就带有认知作战的意味。因此，两个对手一直以来的策略是及时公开发布这类探索项目的成果。真实的情况可能是两国的相关研究开始多少有些让人看到希望的结果，但很快就像芝诺悖论般怎么也达不到突破点，所以干脆就通过故意发布信息或虚假信息，既可以作为火力侦察，也可故意给对方挖坑。但现在一方突然出现了静默，反而使得对方进行超心理研究军事化的谣言变得更加扑朔迷离。美国人想，这会不会是苏联人故意混淆视听以暗渡陈仓呢？

拯救物理学的嬉皮士与量子信息技术助产士

其四是意图因/目的因。所谓意图就是主体或行动者的兴趣和意愿所在，这所谓与事物本身有其目的之出发点显然不同。简单地讲，约瑟夫森最终走向非正统科学自然与其对心灵、精神与意识问题以及超心理学和东方神秘主义的高度兴趣不无关系，但真正促成他改弦更张的是当时美国加州的基础物理小组，后者将反主流文化思潮与再次追寻对量子力学的解释结合起来，成为一时之文化风景。大卫·凯泽（David-Kaiser）在《嬉皮士如何拯救物理学：科学、反主流文化和量子复兴》（2011）一书中，对此其来龙去脉和所产生的影响做了深入的论述。

基础物理小组成立的背景是，冷战后期的20世纪70年代，由于国防预算预算大幅削减了对基础物理学的支持。在愤怒和沮丧之余，一群物理学专业的学生和年轻的物理学家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自称为基础物理小组的非正式讨论组。基础物理小组的发起者从小就被有关现代物理学伟大革命的书籍所吸引，对相对论和量子理论中的思想及其中涉及物理学基础的争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当他们/她们进入大学和研究生院学习物理学时，却发现物理学课程并不传授宏大的思想，主要教的是狭隘的技能，很多思想性的东西都被当作无用的哲学讨论而被剥去。因此，他们建立基础物理小组的初衷是扭转这一主流趋势，将对量子力学解释的持续关注重新带回课堂。

思想和观念无论怎样天差地别，总是可以交相呼应和互为媒介的。该小组的开放姿态和边缘地位，任何对量子理论解释感兴趣的人都可以参加他们的每周的研讨会。这些非结构性的头脑风暴使得对量子力学基础的讨论和传播成为反主流文化热潮的一部分。在不无狂热的反主流文化氛围下，从迷幻剂到读心术，从东方神秘主义通灵术，仿佛一时间都在与量子物理的混搭中找到了自己的格调。

但不能不指出的是，人们的意图只能在力量的海面起伏游荡，思想创造与自由交流往往是寄生于强力的结果。基础物理小组得以生存的奥秘在于，他们实际上扮演着斯坦福研究所 (SRI) 的“内部理论家”的角色。鉴于量子理论对超心理学和心灵感应研究的意义，基础物理小组的成员利用贝尔定理和量子纠缠等量子物理思想，参与了对超距作用、千里眼、预知、遥视和心灵感应等问题的探索，因此支撑了斯坦福研究所的遥视研究，自然也在中情局等的资助中分得了一杯羹。

当然，基础物理小组的意图显然志不在此，而主要致力通过对量子解释问题的思想碰撞推进新物理学的发展，并为此发表了大量有影响的出版物。其中最为著名的有物理学家兼小组成员卡普拉（Fritjof Capra）的《物理之道：近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1975 年）和作家祖卡夫（Gary Zukav）的《物理大师之舞：新物理学概论》（1979 年）。仅从第二本书的原文书名“The Dancing Wu Li Masters:An Overview of the New Physics”中用汉语拼音来拼写“物理”就可以见起前卫风格。虽然它们在物理学意义上并没有达到新物理学的高度，其中不乏穿凿附会和未必科学的内容，甚至被不太冤枉地批评为伪物理学，但从思想的启迪性与文化流行的角度来讲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特别是如今占据量子信息科学核心的许多思想是在基础物理小组对新物理学的讨论中激发出来的。
 

《物理大师之舞：新物理学概论》的封面和插页

在大多数物理学家仍然完全忽视量子力学解释的时代，基本物理小组运用反主流文化的传播策略，试图从东西方文化整合协同的高度，让爱因斯坦、贝尔和玻姆的非正统量子思想得到所有人的关注。他们从直觉上拥护贝尔定理和量子理论中固有的“幽灵般的超距作用”，为理解贝尔式的非局域性，探究量子奇异性并追寻其可能的方向付出了不懈努力。基础物理小组的努力促成了量子加密等关键概念的形成，由此带来的理论突破为量子信息科学奠定了关键基础。

跌落非正统科学之坑的美丽炮灰

如果说量子理论与反主流文化的纠缠最终在科学上结出了量子信息科技的硕果的话，对约瑟夫森来说收获的却是跌落到非正统科学的苦果。在自然界存在智慧的观念的牵引下，看过卡普拉（Fritjof Capra）1975年出版的《物理学之道：近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后，约瑟夫森十分上头，开始琢磨着玩一种更高级的超觉冥想。更让他兴奋的是，美国人因为要搞超心理学研究而使量子物理学家变得十分抢手。1976 年，应基础物理学小组成员杰克·萨法蒂（Jack Sarfatti）之邀，约瑟夫森访问了加州。他结识了普索夫、塔格和后来研究量子与意识的物理学家亨利·斯塔普（Henry Pierce Stapp），参观了普索夫和塔格的心灵感应实验室。

自此，他仿佛找到了归宿，开始出席各种超心理学会议，甚至在非常有影响的会议上作主旨发言。1978 年，约瑟夫森与神经科学家拉马钱德兰（V. S. Ramachandran）在剑桥共同组织了一场关于意识的跨学科研讨会，会议的论文集名为《意识与物理世界》。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物理学家戴森（Freeman John Dyson）在该论文集的前言中指出：我们（参会者）不愿意先验地排除心灵和意识在宇宙设计中与物质和能量具有同等地位的可能性。他们试图扩展科学话语的界限，以便个人身份和目的的主观概念可以纳入其范围。他强调指出，大家普遍同意的一点是，科学在试图解决意识现象时似乎遇到的困难可能是由于科学方法的局限性对任何可能进行的研究和分析施加的限制。

论文集中约瑟夫森文章的题目是《关于意识在自然中的作用的一些假设》（说实话，细读起来大多数是感想性的内容，而且表述不清，逻辑含混，说他罹患诺贝尔病也不为过），他在报告中指出：

意识是否实际上是科学描述自然的一个重要参数，这个问题目前仍未得到解答。但从简单的角度来看，意识显然是一个具有重大影响的参数。当我们有意识（清醒）时，我们能做的事情和实际上做的事情与我们在无意识时能做的事情完全不同。研究这种情况并尝试构建关于意识可能发挥的作用的假设似乎是值得的。根据定义，这需要研究主观经验，并尝试将其与其他现象联系起来。这似乎存在一个问题，因为主观经验只能被一个人观察到，即经验者，而“客观” 观察是不可能的。

由此不难看到，他对意识的研究方法与论文集中的其他贡献者的方法截然不同。大多数科学家从大脑开始研究意识，如致力于追问特定的大脑事件与意识的关系。约瑟夫森则将意识作为一种“既定事物”，而我们的思想似乎具有某些明显的属性，如创造力或智力。因此他认为意识研究的出发点应该是意识本身，可以通过内省进行实证研究，而在东方思想中已经有大量体验意识的内省方法可资借鉴，建立起关于意识的理论。一言以蔽之，约瑟夫森在意识、精神等问题的研究上不愿意采取正统科学采用的客观方法，希望诉诸内省、体验等主观方法，但这在理论和假设层面似乎可以（自圆其说就行），但如果要做实验的话，如何得到科学共同体的共识显然十分困难。

1979 年，《纽约书评》刊登了一篇专题文章，批评使用量子理论解释灵异现象的努力，约瑟夫森与人联手撰写了一篇激烈的回应文章。后来，他还在剑桥大学指导“心智物质统一”项目，并极力捍卫超心理学，抵制反对者。

近年来，脱离主流科学多年的他更进一步强调精神和意识的先在性。2021年10月5日，在接受《物理世界》采访时，他依然强调：认识到精神而非物质是根本，对于物理学来说将是重要的一步，如同从经典物理学到量子物理学的一步一样。（https://physicsworld.com/a/life-beyond-the-nobel-brian-josephson-and-his-interest-in-the-mind/）。2024年7月，他接受了《接近真相》的采访。这次采访的主题是“宇宙必须包含意识吗？”鉴于约瑟夫森主张，意识是宇宙中我们无法忽视的基础。该节目制片人罗伯特·劳伦斯·库恩（Robert Lawrence Kuhn）问道，鉴于宇宙已经存在了数十亿年，而地球上有意识的生命“只是在过去几百万年里才开始的，即使你谈论的是动物意识”，那么意识如何成为宇宙的基础？他的回答是，我认为在宇宙之外、在更大甚至可能是无限的时间尺度上发生的事情具有这种组织，并且正在做一些事情，比如创造一个宇宙、建立它的定律等等，也许还部分地指导着它的演化。在此，约瑟夫森似乎在纯物理宇宙中意识如何偶然产生的问题上遇到了麻烦。对此，他只好指出，更合理的假设是意识早于宇宙、创造并组织了宇宙。https://mindmatters.ai/2024/08/nobel-prize-physicist-thinks-consciousness-must-underlie-universe/）

不能说约瑟夫森的这些思考和探索没有价值，但他确实是掉到非正统科学的坑里去了。约瑟夫森为什么会掉坑呢？简单地讲有两点原因。其一从他在意识研究方法上的与众不同，就决定了他所做的是没有共同体的一个人的研究。其实，不管是采取的研究方法主观还是客观，关键在于通过可量化的定义和测量使研究可以接受同行的检验，但约瑟夫森完全忽略了这一路径。或者更确切的说，对意识和心灵的量子测量在量子信息技术没有发展起来的时候，实际上是不可能进行的。

其二在实验研究的观测技术尚不成熟的情况下，可以先进行理论研究，但约瑟夫森也没有选择这条道路。实际上，约瑟夫森在五十年前结识的斯塔普后来就从理论上探讨了量子力学与意识和自由意志的关系。虽然斯塔普也像约瑟夫森一样声称意识是宇宙的基础，但他对此进行了诸多基于物理学理论的探讨和构建。如斯塔普倾向主张，量子波函数只有在与意识相互作用时才会坍缩，这是“正统”量子力学的结果。他认为，当有意识的心灵从备选的量子可能性中选择一种时，量子波函数就会坍缩。在《正念宇宙：量子力学和参与观察者》 （2007）一书中，斯塔普对注意力与神经的相关性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些研究显然不是没有争议，但它们依然在科学的轨道内，不会被斥为伪科学。但这条道路显然需要长期的努力和坚持，对于22岁时的灵光一现就扬名天下的约瑟夫森来说，要有如此修行挺难的。

将这两方面概括起来讲，约瑟夫森掉到非正统科学之坑的原因可能是他在实验条件尚不成熟的时候选择了实验性研究，但理论研究从开拓到为同行接受所需要的坚持，又不是认为可以一下子击穿意识难题的约瑟夫森的选项。这可能就是约瑟夫森的宿命。恰如凯泽在《嬉皮士如何拯救物理学》一书的最后所言：虽然除了约瑟夫森之外，很少有诺贝尔奖获得者关注灵魂出窍体验或超心理学的量子力学，但过去十年，人们对意识物理学的兴趣急剧上升，意识物理学现在被视为理论物理学和高级神经科学之间的合法边界。

可以评论的还有很多。约瑟夫森对意识、心灵和东方神秘主义的迷恋确实固然没有将他引向更大的科学上的成功，但他至少还是一个美丽的炮灰，他用自己的误入歧途避免了他人犯类似的错误。跟20世纪70年代那些众多反主流文化的参与者一样，没有约瑟夫森一众青年的自我放飞，就没有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也无以想象量子信息技术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