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城王庄遗址位于商丘永城市以东约13公里的苗桥镇。商丘地处豫东平原，位居古淮河、济水之间，豫鲁苏皖四省的交界地带。考古工作者在遗址中心区发现一处墓葬分布密集的大汶口文化墓地，出土了一批玉器、绿松石及大量实用陶器，墓葬区外围发现面积约8万平方米的环壕遗迹，以此为迹兆，确认遗址规模约63万平方米。规模宏大的环壕聚落、集中排列的大型墓群、等级明确的葬制传统以及多元共存的文化类型，为我们勾勒出豫东地区史前文化的侧影，更为中原早期文明多元一体进程的考古学观察提供了新的关键性材料。
石破天惊：考古遗存反映的权力与秩序
王庄遗址位于豫东平原东部，历代的黄河改道和决堤泛滥给这里留下了4至10多米的黄沙淤积层，大量历史遗存被自然“封藏”。2021年底，在王庄村南坑塘整治过程中发现一座古墓葬。次年春天，经考古学者确认，永城王庄是一处包含大汶口文化遗存的中原早期文明重要遗址。
2023年，考古队分别选址于王庄村南与村中两个地点进行发掘，正式考古发掘350平方米，尽管面积不大，但数项新发现刷新了人们的认知。
迹兆有序：环壕重绕的五千年大型聚落。考古队对遗址进行了全域勘探。钻探显示，整个遗址被双重环壕环绕。内环壕呈圆角长方形，绕环框界出位于遗址核心的大型墓群分布区，面积约8万平方米；同时，内壕四面均有文化层向外延伸，发现外壕遗迹，整个聚落平面形状为椭圆形，总面积约63万平方米。
需要注意的是，王庄遗址并非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大型聚落环壕迹兆的孤例，中原腹地河洛文化区双槐树等遗址也发现圆形双重或三重环壕聚落。王庄环壕聚落的新材料丰富了学界对早期文明聚落防御范式、人地关系及社会组织等问题的认知，为探讨豫东及周边地区史前聚落形态提供了新材料与新视域。
层叠累覆：首现河南的大汶口文化墓地。此次王庄遗址的考古工作系统发掘出河南境内目前所见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大汶口文化大型墓群，清理出大汶口时期墓葬23座,随葬陶器500余件，玉石器150余件。
这片大型墓群显示出区域性的独特葬俗——层叠累覆，“有意打破”。整个墓地布局清晰，墓葬皆为东西向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墓，葬式统一，墓主头向东或略偏东南。墓群内墓例排布大致呈南北向的三排、东西向的五列。同排墓葬间叠压打破较少；同列之间叠压打破则常见，存在多组打破关系，每组墓葬之间均展示出墓室高度重合的特点。
ⅣM3墓室面积最大、随葬品最为丰富。该墓是一座三人合葬墓，墓室分南、北两部分；北侧两具人骨皆仰身直肢，南侧一具人骨为侧身直肢。三个个体中已经鉴定出来的为两个成年男性，另一个人骨保存较差无法鉴定。随葬组合中，玉石器20余件，其中包括璧、瑗、璜、镯、坠、双联玉璧，最为突出的是成组“圭”形石器；陶器60余件，包括鼎、豆、鬶、壶、罐、盆等，展示出明显的大汶口文化特征。
ⅣM8墓主侧身直肢葬于墓室北侧，颅骨两侧发现3件小玉璧与1件穿孔玉器，左手持玉钺，右手执环首骨刀，右臂处放置有动物獠牙、獐牙等。从墓主葬式、持物及随葬品类别来看，该墓应为高等级墓葬。
整体而言，王庄遗址大汶口文化墓地墓葬规格普遍较高，其叠葬的习俗与侧身的葬式都较为独特。
以瘗以陈：最早发现的“玉组覆面”。考古发掘清理ⅣM6墓葬时，有一个令人惊喜的发现：墓主人头部规整排列着一组玉面饰，由30余件玉器及绿松石片组成。其中，墓主左右眼眶处分别放置两件玉璧，颅骨两侧各有一排小玉璧，头顶、前额、眉心、鼻尖位置点缀有绿松石片。玉面饰各组件都带有穿孔，因此推测其原来可能缝缀于布料之上，覆盖在墓主头部。这组头部玉面饰是此类遗存在国内新石器时代发现的首例，与先秦尤其是两周高等级墓葬中大礼安魂的“玉覆面”在形制与使用方式上颇多相类，是豫东地区史前时期丧葬仪制、丧祭理念和社会复杂化进程的重要表征。
琢石为祐：集中随葬的“圭”形礼器。王庄遗址大汶口文化墓葬还出土一种细砂岩质的“圭”形石器，形制固定、磨制精细。大型墓葬出土此类石器较多，ⅣM3出土一组9件，而小型墓葬通常只见一两件，可见此类器物与墓葬等级存在关联。
王庄遗址大汶口文化墓地出土的“石圭”是国内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圭”形器。遗址内墓地多座墓葬均有出土，尤以ⅣM3出土数量最多并且成组随葬，体现出明显的礼器意涵，也为青铜文明圭形瑾瑜的礼器溯源提供了重要线索。
大型环壕工程的兴建、高等级墓葬的出现、玉质敛具与随葬礼器的使用，均是王庄遗址社会结构复杂化与国家形态萌芽的表征，充分展示出这一史前聚落遗址为豫东地区新石器时代高等级聚落。同时，不同级别墓葬规模与随葬品多寡不同，展示出显著的社会等级分化；成组“石圭”随葬的现象，也可视为史前社会的礼制文化肇端。
融南汇北：地处要冲的文化通衢
王庄遗址主体属大汶口文化系统，大汶口文化是黄河下游一带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主要集中在山东境内，文化范围东至黄海之滨，西至鲁西平原东部，北达渤海北岸，南到江淮。
“汶”到商丘：大汶口文化的突围与辐射。王庄遗址史前遗存展示出显著的东夷大汶口文化系统特征。其典型的背壶、镂空圈足豆、红陶鼎、罐、鬹等，以及随葬獐牙、墓主枕骨变形的习俗，都与东方大汶口文化一致。这些现象反映出当时东方大汶口文化的强势影响已辐射至皖北、豫东等区域，形成了地缘广阔的“大汶口文化圈”；而地处要冲的王庄遗址，正是大汶口文化在东方的区域中心和桥头堡。
兼收并蓄：王庄遗址的多元文化碰撞。王庄遗址大汶口文化墓葬所出陶器群因素复杂，主体属大汶口系统，融合四方文化而形成了显著地域风格。王庄先民吸收融合多种文化又加以创新，为中华文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与生命力。
遗址内发掘出仰韶文化典型的小口尖底壶、小口鼓肩瓮、旋纹彩陶壶，说明大汶口、仰韶这两支文化在该地区产生了碰撞和影响。王庄先民以丰富的想象力和精湛的艺术手法，将多种文化相融合，发明一组有自己独立特征的陶器群：造型怪异的瘦长体背壶是将仰韶文化的小口尖底瓶与大汶口的背壶结合创制而成；彩绘网格纹壶、直线纹图案的陶器显然是中原仰韶文化的彩陶与大汶口小口壶结合的产物；小型玉器如双联璧、环等与红山文化出土的同类玉器特征一致；盆形鼎、器盖等多见于江汉地区的屈家岭文化中；贯耳壶等则见于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中。四面八方的文化因素交织融合，汇聚成王庄遗址大汶口时期遗存的独特文化面貌。
王庄遗址大汶口文化面貌复杂，陶器群融合多种文化因素，其主体遗存隶属大汶口文化系统，但带有中原仰韶文化大河村类型、南方地区屈家岭文化、良渚文化等因素，同时具有显著的地方特色。遗址所在的商丘地区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是不同地缘文化交融互动的通衢之地，见证了多种考古学文化的碰撞与互动，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中占据重要地位。
多元蝶变：中原与海岱的古国之路
20世纪80年代以前，学界普遍认同“黄河流域中心”或“中原中心”模式在构建史前文化发展格局中的主导地位。苏秉琦的“区系类型”理论提出后，“中原中心论”受到冲击。严文明的“重瓣花朵”模式虽仍强调“中原”的特殊地位，但也认可周边区域在各自文明演进中的自发性。特别是凌家滩文化和良渚大型城址的发现，刷新了学界对公元前3500年前后人类文明高度的认知，有人认为此时中原史前社会在发展上落后于周边地区。但实际情况比较复杂，这里有文明模式的不同，也有社会发展阶段的差异。
商丘永城王庄遗址以及仰韶文化周边不同文化遗址的考古新发现,为学术界重新审视中原与周边文化关系提供了新的资料。
氏族权制：仰韶与大汶口的社会构建。20世纪60年代，陕西横阵、元君庙墓地二次葬的发现在学术界掀起了仰韶文化社会性质的大讨论。张忠培认为，这一氏族部落处于发达的母权制阶段；王仁湘则认为二次合葬墓是家庭和家族的反映，标志着父系家庭公社的出现。
近年来，科技考古发展突飞猛进，考古学家将新兴科技手段和技术应用到史前考古研究，并取得了一些重大突破。距今约5300年左右、仰韶文化晚期的郑州双槐树遗址发现大量墓葬。对双槐树遗址的人骨进行体质人类学、锶同位素和古DNA等综合研究，推断双槐树聚落社会已经存在较为明确的性别分工，女性人群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周边部落，男性人群中则本地者居多。以科技考古数据实证了双槐树古国是一个父系氏族社会，父权特征显著。
大汶口文化DNA的研究结果则有属于母系氏族社会的线索。山东广饶县傅家遗址发现墓葬300多座，墓葬年代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傅家遗址的墓葬分布相当密集，墓葬形制多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多单人仰身直肢葬，也有部分多人葬、二次葬等。研究者在傅家遗址选取了23个人骨样品进行DNA和氧同位素分析，结果显示，他们分属两个刚刚分裂的母系氏族。研究者指出：“90%的概率下傅家遗址是母系氏族。同时，傅家墓地发现的男性个体应该都是该母系氏族的成员，并不是入赘的女婿。也就是说，至少在丧葬习俗上，相比于血缘关系，婚姻纽带关系是被弱化的。”
王庄、傅家等遗址的墓葬制度与中原腹地郑洛地区的墓葬制度不同，可能也与二者的社会发展阶段不一样有关。
殊途同归：中原与海岱的演进脉络。王庄遗址的发现为我们探讨史前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多元蝶变模式提供了新的思路，在走向广域王权国家政治架构的过程中，不同文化会展示出社会组织、文明模式和发展阶段的差异，但最终殊途同归，从古文化到古城再到古国，共同谱写出中华史前文明的发展脉络。
商丘永城王庄遗址的考古新发现，为学术界重新审视史前文化构建的多样发展路径提供了重要文化案例。
新的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表明，仰韶文化晚期的中原先民利用壕沟内的大量土方，建起了威严的夯土台基。当时的农业经济和建筑、纺织、制石、制陶等技术均已进入十分成熟的阶段，专业化的社会分工也已出现。聚落内部和聚落之间表现出的社会分层和等级分化极为显著。郑州洛阳地区的古国时代已经来临，将郑州双槐树遗址与永城王庄遗址等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其间的差异。
郑州巩义双槐树仰韶文化遗址位于中原腹地，遗址发现1700余座墓葬。墓葬布局规整，均为东西向，墓主人为仰身直肢，头向西，基本不见随葬器物。
不同于中原腹地郑洛地区的墓葬不见随葬器物或随葬器物较少的现象，王庄大汶口墓地的大、小型墓葬随葬品都很丰富，多者达80余件。随葬器物以制作较精的陶器为主，部分还随葬精美的玉石钺、牙器、骨器等。
综上所述，郑洛地区的仰韶文化晚期墓葬都为竖穴土坑墓，单人葬，墓葬一般无随葬品；豫东、山东的大汶口文化墓葬多见同性合葬墓，有双人葬、三人葬、四人葬墓，无论单人葬还是合葬墓随葬品都十分丰富。两个地区都有大规模的聚落，都进入古国时期，但社会阶段不一样，墓葬方式差距明显。李伯谦指出：“在中国古代文明演进历程中,距今5500～4500年这个阶段，无论是北方的红山文化、东南的良渚文化，还是中原的仰韶文化，都已发展到苏秉琦先生所说的‘古国’阶段，但它们所走的道路、表现的形式并不相同。”同在黄河流域，双槐树遗址与王庄遗址代表中原仰韶与海岱大汶口两大文化各成体系的文明演进阶段和模式。
王庄遗址是首次在豫东地区发现的大汶口文化中心聚落，墓葬等级的分化、成组礼器的随葬，反映出该地区史前时代社会的复杂化进程与文明演进轨迹的多样性面貌。这一考古发现重塑了豫东皖北地区大汶口文化中期文化格局，有力地推动对豫鲁苏皖地区早期国家文明历程的探究。
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形成和发展中，中原与周邻文化相融合，多元文化在王庄并存发展，华夏、东夷文化在此碰撞并开花结果。王庄遗址中大汶口文化、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良渚文化的发现，清晰地展现了豫东这一文化通衢在考古学文化中的融合发展过程，见证了当时南北文化交流融合发展的社会复杂化和文明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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