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21日下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宋殷老师受邀在我校开展题为《科技考古与学术史》的讲座。本场讲座由我系王涛老师和陈北辰老师共同主持。
本次讲座主要分为六个部分，分别从考古学史与科学史的对话、科技考古的诞生与发展、学术史的个案分析、科技考古的未来展望等方面展开。
一、考古学史与科学史的对话
首先，宋老师阐述了学术史的重要性。他认为，学术史类似于“GPS”的作用，能够帮助我们确定研究在学科发展历史中的定位。还介绍了科学的定义，认为科学不仅是思想活动，还包含实践。早期天文学的发展通过观测天象取得进展，而实验科学则通过实验揭示自然规律，特别是在弗朗西斯·培根的影响下，实验成为揭示物质世界奥秘的关键。实验科学推动了物理学和化学的诞生。
其次，宋老师介绍了考古学发展的几个阶段，从古物学、艺术史和博物学传统，到进化论考古学、文化历史考古学，再到新考古学和后过程主义考古学。这些阶段反映了考古学思想的摇摆，表现为进步、理性（a思想）与文化特殊性（b思想）之间的哲学和思想史的交替影响，正如Kristian Kristiansen所指出的那样，这种交替影响主导了考古学的发展方向。
科技考古形成的双重源头是数理实验科学传统与博物学传统，科技考古不仅受到了数理实验科学传统的影响，还受到了博物学传统的塑造。
二、科技考古的诞生与发展（国际）
回顾了科技考古从诞生到20世纪科学革命的发展过程，特别强调科技进步是如何推动科技考古的发展和变革的。尤其是碳十四年代学的发明，标志着考古学从博物学传统向数理实验科学传统转型。这一变革催生了新考古学和过程主义考古学，刷新了考古学的时间观念，并推动了数理实验科学与博物学的融合。
两位重要的学者--路易斯·宾福德和戴维·克拉克，他们是过程考古学和考古学定量思想发展不得不提的两位人物。路易斯·宾福德新考古学注重民族学观察和实验考古，他摒弃了考古学文化的概念，开创新考古学的方向，把考古学的看作人类学的一种。戴维·克拉克并没有与传统考古相决裂，而是提倡系统论。
考古学史上定量思想的代表作——David Clarke的《分析考古学》。该书强调考古材料的数量化，运用图表、矩阵变换、建模、蒙特卡洛模拟等手段深化对于考古材料的认识。David Clarke认为器物的特征(如我们所熟知的陶器口沿、颈部、肩部、腹部)的测量值(如陶器口沿的沿下角)可以做成分布图，且同样类型的器物的某测量值呈现单峰分布。还举了欧洲两种石器的分布模型及农业在欧洲的传播模型两个例子来加以说明如何用模型思维解读考古学数据和材料。
英国剑桥大学的学者Grahame Douglas Clark爵士在1950年代发掘Star Carr遗址的时候引入了孢粉分析的方法，由于该遗址是泥沼环境，保存了大量大植物遗存，植物考古和动物考古等生态学研究取向的方法得以在该遗址实现。此后Grahame Douglas Clark爵士出版了三版的《世界史前史》（World Prehistory），而正是由于碳十四方法的普及和他所倡导的生态学研究取向使得这样的著作得以诞生。因此，Clark爵士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可以被视为博物学传统在考古学中的延续。
科技考古可分为数理实验科学取向和博物学取向两类。前者包括碳14年代学、中子活化分析、古DNA分析等技术，后者则涉及环境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等方面的研究。宋老师认为，未来的科技考古将可能是这两种取向的融合，这一发展趋势在国际学界中逐渐显现。
三、科技考古的诞生与发展（国内）
中国科技考古的诞生与发展与中国考古学的出现紧密相关，其发展受到了民族主义和革命精神的影响。梁启超先生在《新史学》中提到的思想间接影响了考古学的形成，傅斯年先生强调应以科学的方法研究上古史，推动了考古学的科学化进程。科学方法的引入和跨学科研究的实践，特别是安阳殷墟的发掘，标志着中国科技考古的早期实践。夏鼐先生则强调要重视科学发掘与记录、注重多学科合作和重视科学技术的应用，他的工作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科技考古的发展。
中国科技考古的诞生与发展经历了多个重要阶段，科技考古的研究方向和合作案例展示了考古学与科技史的紧密结合。宋老师提出了三个思考：一是为什么“中国科技考古学会”不能正式成立？二是科技考古是否可以被称为“科技考古学”？三是谁在统筹科技考古的各个专门领域？
建国后的科技考古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学者个人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如夏鼐和仇士华以及柯俊院士的合作），第二阶段：机构之间的合作（如张光直先生组织的中美豫东联合考古队、俞伟超先生组织的班村发掘、北京大学和哈佛大学组建的中美联合考古队），第三阶段：国家层面组织的研究工程和多学科合作研究（如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项目）。
四、学术史的个案：碳十四测年
考古学家在碳十四方法出现之前对于近东地区早期农业村落的年代认识要比碳十四年代揭示的时间要晚。根据科林·伦福儒（Colin Renfrew）的说法，碳十四测年所揭示的年代带来了欧洲史前考古的年代学革命。
碳十四测年技术发生了三次革命。1949年的碳十四革命；1960s的校准曲线革命，验证了碳十四测年方法基本是可靠的；1970s的AMS技术的出现，允许使用更小样本量进行测年。
宋老师介绍了中国碳十四测年技术的发展以及贝叶斯统计的应用，贝叶斯统计实际上是用统计的方法进行数据分析，日本学者用此方法研究稻作传播。名古屋大学的三宅芙沙研究太阳活动，发现大气碳十四浓度的剧烈变化可以卡定年代。通过碳十四年代学的学术史可以看到中国科技考古面临的一些问题：一是轻原创，国内科技考古学界缺少理论与方法的原创；二是滞后性，国际上的新方法影响和传入中国要更滞后；三是重应用，运用科学方法和技术手段处理中国的考古材料；四是两张皮，各说各话，缺少深度融合。
五、国外学术史的个案：Evershed团队的研究
Evershed最主要的一个贡献是怎么用脂肪酸研究奶制品的存在，他发现奶制品中的脂肪酸与体脂肪之间存在一定的分馏，碳13值有差别。Evershed分析了英国史前陶片脂肪酸的碳13同位素，可知陶片曾经盛过肉还是奶，并发现欧洲不同地区有奶制品的存在。
通过他的研究可以看出科技考古研究的过程：一是掌握基础技术，比如色谱质谱法、气相色谱等；二是要研究清楚机理；三是做好背景底图，背景底图是分析数据的一个基础；四是做好考古的个案应用，通过它可以尝试这个方法是否可靠、有没有用、有什么价值；五是建立时空框架；六是结合考古背景解读数据。
宋老师提出学术研究要有不同的层面，一是学术史；二是回答目前学术界最关注的问题；三是提出新的学术问题，推动学术界关注点的转变。具备以上特点，才能成为一个出色的学者。
六、总结与展望
1850年以后出现了归纳法传统和博物学传统，1950年之后出现了演绎法传统和数理实验科学传统。博物学传统和数理实验科学传统是科技考古的两个源头，在图中可以看到，往上这个方向处于大陆理性主义哲学传统或者是唯物主义哲学传统，往下这个方向处于英国经验主义哲学传统或者相对主义、唯心主义传统。这一系列转变体现了学术史的发展，同时也是思想史与哲学史不断摇摆的发展过程。
考古学研究的认识论是一个不断循环与前进的过程。首先，我们依据先验的认识和经验进行数据采集，然后基于这些数据建立模型，这一过程体现了模型思维和数据驱动的特点。接着，我们通过对模型的修正、调整参数，从而改进和丰富我们的认识，进一步补充经验。在数据收集过程中，可能会受到先前认识的局限性影响，但随着新技术和方法的引入，信息采集的视野不断拓宽，推动了研究认识的不断深化。
宋老师总结了科技考古的定义。科技考古是考古学的内在属性，考古学的学科目的和技术、方法需要进行一定的区分。就技术、方法而言，考古就是科技考古；就考古学的目标而言，考古是通过对于实物遗存的研究复原古代社会的一门学科。他认为要搞清楚科技考古在哪个层面上是考古学，哪个层面上是考古学的一部分，我们要把考古学和技术史的研究取向或环境史的研究取向进行一定的区分。
最后，陈北辰老师、杨雪老师就科技考古研究中理科与考古学之间的理解差异问题与宋老师展开了讨论。宋老师认为解决这一问题，除了拓宽视野，还要加强学习与跨学科理解以及促进沟通与融合来解决分歧。在面对学科冲突时，研究者要将冲突内化，理解不同学科的出发点和视角，然后寻找解决方法。在场师生受益匪浅，向宋老师送上了热烈的掌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