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机
“作者亲历”公众考古展览
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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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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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成为考古系本科生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有个一直困扰我的问题,就是在大一、大二阶段我在专业知识上的自我评价可以说是非常薄弱的,但是在公众眼里(比如家里过年会来的各种亲戚),成为考古系学生后,似乎代表着前一秒还是业余水平的我下一秒就能立马成为专家回答他们对考古学专业的各种好奇。我实在难以回应他们这种令人为难的期望,不过这也促使我思考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可能出于对考古的陌生,造成公众想象中的考古及考古系学生和现实差距甚远,至少在我的认知中,在大学刚起步的两年,虽然获得了考古系本科生的社会身份,但我在知识水平上很难和一般公众做出区分。如今我对考古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恰逢我主导数字展览项目需要内容填充的契机,在深思后我选定公众考古为主题,但一开始并没有对如何构建叙事有成熟的想法。在寻找素材时偶然读到考古专业的学生在专业知识结构上介于专家学者和社会大众之间,是二者最好的连接桥梁(范潇漫,2020),灵光一现后终于找到了最合适的叙事线索——我自己,具体说是我大学时期的成长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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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做的就是以我本科期间考古学习经历为原型的公众考古展览。以展览为形式的公众考古实践由来已久,博物馆可以说是公众考古最大的载体之一(王方,2015),以科学性、真实性为基本要求的博物馆展览和公众考古向社会大众传达考古学真实面貌的传播需求相性甚高。而就展览主题而言,公众考古不是学科,只是考古学的一种表达方式和传播手段(曹龙,2015)。在内容构建上,核心在于需要解释考古学家们是如何得出结论的,也要让大家了解围绕这些考古学家们给出的结论和陈述的讨论(Tim Schadla-Hall,2020)。介于公众和专家之间的考古系学生有既能当公众考古实践的听众同时也能作为公众考古实践传播者的优势,也因此没有什么比再现兼具专业和公众属性的考古系低年级本科生经过训练从公众考古实践的听众转变为传播者的全过程更能向我们呈现公众考古作为学术和公众之间媒介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了。最后,本展览主要以文字叙事,图片、视频、3D模型辅助叙事,推荐以逆时针,即顺着展板的顺序参观。
“作者亲历”主题公众考古展
Public Archaeology
壹
2021年自然遗产日
Part 1
2021年6月,大二下学期。之前曾经听过两次公众考古相关的讲座,而这是我第一次参与到公众考古活动中来。活动名为『考古开放日』,设置了围绕手工业考古的体验项目,分别是『石器打制』、『陶器制作』、『骨器制作』、『青铜器浇铸模拟』、『拓片拓制』。这些体验性项目对我而言也是很新奇的,具体的背景性知识我也不是很懂,不过看起来很有意思。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承担在这些体验项目上对观众科普的任务,而像我一样的低年级学生被安排到简单的事务性工作上,在观众体验完所有项目后来我这领奖——一个考古文创小书签。一整个白天来的人很多,有学生、校工、老师以及学校的子弟们。
然而,通过近距离观察,我认为这样的公众考古活动效果着实有限,娱乐性高于知识性,我很难看到这样下去的意义;而且由于工作中大部分时间我都比较空闲,更像是在『看摊』,旁观着活动的进行,这也导致我没什么参与感。直到下午的时候我认识的老师带了小孩来,是我帮着介绍了这个活动并让她俩顺利参与了进去。这时我才第一次明确意识到我的确是参与到活动之中了,我的存在能对他人有正向的影响。
Public Archaeology
贰
2022年楚湾遗址
Pa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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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9月底,首都师范大学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组成联合考古队,结合2019级考古学专业本科生和部分2021级硕士生田野考古实习,进行河南荥阳楚湾遗址的第二次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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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DAY1 & DAY2
夏末,发掘进入初期。2022年9月25日,晨,昨晚的兴奋导致睡眠有些不足。7点15吃早饭,预计会是很累的一天。上车出发,到站下车。王老师先带我们参观了一下遗址。
我遇到的第一个遗迹是墓葬,稍微清理了一下。然后是灰坑,这个复杂很多。灰坑指的是古代的垃圾坑,这里有两个边界模糊的灰坑,为确定二者的形成时间关系,因此还需要辨识叠压打破关系。通过土色的不同能够判断土层的相对早晚关系,这是在我用手铲挂掉地上很厚的一层才露出的清晰结构。划出边界,判定右侧灰坑打破左侧的依据是,右侧灰坑是自然的圆弧状,从二者连接处以外上下都有连续的黑色遗存可以判定。这是我第一次成功判断出遗迹之间的关系,从书上看半懂的知识这一刻完全具象化了。体会到包含场景教学的田野考古是考古学学习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但是很奇怪不是么,为什么右面灰坑不像左面在这个平面上全是一个色,而是类似一个月牙状?回答这个疑点需要在假设与验证的基础上,进行多角度的探究。在旁边墓葬的边上有个叠压关系在壁上的体现,在坑里发现黑色遗存在第三层。那么假设不可见的未发掘土层下黑色部分是连续的,说明它的上下边界是个曲面,它在平剖面上的单位空间内并不是水平而是倾斜的,致使在俯视二维平面上看到的剖面呈月牙形。
灰坑没有一个完全理想的模型,因为指不定古人当时怎么堆放的,如果当时人没有强迫症,那应该不会出现规则模型类的遗迹现象。小的灰坑可能当时很快就填完了并保存下来,但是如果是大坑,填个一年半载不是不可能,那如果赶上刮风下雨,那里面堆积物会根据何种途径沉降并继续被埋藏呢?随着日暮西山,无人机飞来记录清理情况,今天的工作结束了。先回驻地吧。
春季——DAY3
第三天,吃完早餐赶到工地,吸取了前两天的经验,我带了一大兜子饮用水。去年发掘区已清理完毕,今天开始分配探方。我在腰间别上了手铲和三角锄,干劲满满。
我分到的是名为TS06W13A的探方。标准探方尺寸是5m×5m,但一般会在东、北方留出1m宽的隔梁当过道,实际发掘区尺寸是4m×4m。大家合力用木桩子和线绳框出一个个发掘区,同时预留了过道。随后,民工大爷开始去除表土,近地表的地层由于现代农业活动的扰动很难提取有效的地层信息,因此我们会在扰土之下发掘。在清理表土的过程中出土了一系列遗物,有陶片、玻璃、瓷器、骨骼等,我需要将这些出土物收集到编织袋里,做好标记,以供后期整理分析。
每日考古发掘需要记录进度,听说之前都是用卷尺测量,这次的发掘第一次引入了电子全站仪,放在一个固定的三脚架上,通过粗平、精平、测量,记录某点的大地坐标。我好奇地瞄准,看到了在视野范围内远处的反光镜。随后点击测量按钮,就能输出目标点的坐标。于是今天发掘结束后探方四角坐标就如此记录下来了。
下工了,今天任务并不是很重。白天偶然间听到考古队在雇人看遗址,没想到是位老爷爷。这边的村里并没通自来水,很难想这里的村民怎么生活的。况且,现在正值夏末初秋,天还很热,但若是一两月后?我不知该说些什么,只希望能在入冬之前结束全部发掘工作。
秋季——DAY1
秋季,进入发掘中期。经过前些天的反馈,我将主要发掘工具由手铲换为三角锄,相比手铲其更好发力、工作范围更大,适用的工况更多。发掘有了一定进度,探方内出现了几个遗迹,开始陆续进行清理、测量、绘图等工作。
10月10日,在探方中部靠西南的地方发现了一个空腔,依据外部轮廓判断这是一个小口尖底瓶。不同于成人墓葬,史前人会将夭折的儿童放入陶器中埋葬,在楚湾遗址去年的发掘当中发现的主要是小口尖底瓶做容器、其他如鼎之类的陶器作盖的瓮棺,因此我面前的很可能也是一个瓮棺。瓮棺需要小心清理,因此我换上了竹签(由筷子削尖而成)和水粉画笔的组合,竹签用于剔除附着在器物上的湿土,而水粉笔则作为刷子刷去浮土。经过清理,确定这是个小口尖底瓶与鼎组合的瓮棺。
学习田野考古光靠看书是永远也掌握不了凭借以手眼协调的多感知形成的经验。发掘期间碰到没见过的现象时总是卡壳,这时老师会给示范。演示完后我很感叹,田野考古学家的手部敏感程度可能堪比外科医生,而眼睛更是锐利到能捕捉土壤的细微色差。更加令人瞠目的是,通过土质、土色、遗迹轮廓的片段就能大概率推断正确遗迹类型。我们的老师太厉害了,就是不知道我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掌握这些技能来完成复杂的发掘任务。另外老师也会纠正我的错误操作,如灰坑壁不需要做特别平整,因为古人挖的时候不一定是理想的直上直下,所以应该用手铲掇而不是用三角锄刮。
秋季——DAY2
10月11日下午,需要对清理完成的遗存进行测量,以为绘图提供数据参考。之前的竹签在这用于定点。经过水平仪调平后正式进行测量。
由于我还不会绘图的方法,这次由两位研究生学姐带着画。需要先确定一个比例尺。其次,确定遗迹边界,分别绘制该遗迹的三视图。最后需要在右下角写明绘图人、绘图时间、比例尺等信息。
秋季——DAY3
时间来到10月中旬。探方内北壁能分为5层,我用手铲把地层线画了出来,地层整体走势为东南高西北低。而在我探方中部发现了一大片红烧土覆盖的区域。红烧土是指经高温烧成后的陶化土块,以砖红色居多。起初大家以为这可能是窑址,但往下发掘后发现这其实是个史前建筑垃圾堆。
10月17日,发现疑似高研究价值的红烧土材料。该材料拥有两个不同空间朝向、疑似原木纹的印记,同时其有一面很平整,有人为加工痕迹。我推测这很可能是墙体的一部分,王老师补充说也可能是屋顶的一部分。在这之后由于探方里出了不少新的建筑构件材料,王老师直接给了我个建筑考古的毕业论文题目,需要先整理资料把出的东西分类然后建模,之后统计,这是后话。
秋季——DAY4
10月19日,红烧土层结束,由于全部红烧土较多,因此并不打算都发掘完,而是仅发掘北部约三分之一的部分。为了得知还有多深才到生土,也就是未经人类活动扰动的地层,我用探铲不断下探,结果是至少还有一米深才到底。
连日的阴雨迫使我们转入室内整理,需要对之前发掘的陶片进行分类统计。总共数了1033片陶片,耗时3天,约15小时。
冬季——DAY1
冬季,发掘进入末期。其他人的发掘工作已基本结束,只剩我这还有不少遗迹要清理。11月28日最低气温还在8℃,到29日最低气温就只有-3℃了。地冻天寒,地都冻瓷实了有层硬壳,上面还带着冰霜,只能上铁镐一点一点敲开。
12月13日。之前原本打算仅发掘红烧土遗迹的三分之一,但是随后由于材料收集种类不够将发掘区域拓展到三分之二,今天总算把发掘的红烧土全部清理完了,放在隔梁上。我们的无人机飞手同学有事没来,我捣鼓了一下备用无人机的操控流程,也成功拍摄了探方影像。
冬季——DAY2
12月26日。这是我探方内最后一个遗迹,在它上面是另一个灰坑,再上面是红烧土层。12月28日,发掘结束了,此时我探方最深处距地表已2.8米。在这之后我要去完成最后的室内整理工作。
——红烧土——
春末,由于毕业论文选题的关系重返工地。我需要对探方内出土的红烧土构件进行测量统计,去年发掘后期曾使用摄影测量方法先将实物建成3D模型后进行量测,但是效果不佳且速度太慢。如今我带来了扫描设备,通过激光点云能直接快速生成模型,同时误差只有0.5mm可以接受。随后就可以在软件内进行量测,按最长——最高——最厚的格式,共记录159件样品的数据,其中转角类15件,墙体类125件,地坪类件14,其他类5件。
以我认为最有特点的一个红烧土标本为例,其背面较平整,正面4条木制建材痕迹,底部1条木制建材痕迹,最长248mm,最高209mm,最厚84mm。该标本为本次发掘出土的所有红烧土构件中木制建材痕迹最多聚集的单体。其上的木制建材痕迹包括3条竖向和1条底部横向的原木纹以及最右侧疑似板材的痕迹,整体较致密。
红烧土墙体厚度统计结合红烧土墙体种类统计,若假设TS06W13-A内的红烧土构件来源于同一建筑则有理由推断,即从分布上看存在两种不同厚度的墙体,即以2竖1横类和1竖1横类为代表的正常厚墙体,以及以1竖类、多数2竖类和多数无木纹类为代表的薄墙体,基于承重考虑,其中的某些样品亦有可能指向了潜在的屋顶结构(作为建筑的结构面存在)。
随后是尝试对建筑进行模拟复原。中国建筑考古学奠基人杨鸿勋先生曾强调建筑考古复原工作的两个重点,一是复原的首要原则在于忠实于遗迹现象;二是古聚落、古建筑等的复原需要借助于必要的科学论证。由于本遗址过往的发掘中暂未发现房址,因此在第一个复原重点的考量上应尽可能实事求是,仅能进行建筑局部的复原尝试,结合所做的红烧土建筑营建痕迹的统计分析,并从建筑结构的可能性上进行讨论,可根据屋顶与墙体的厚度关系推测其组合形式。根据力学的定性分析屋顶结构自身及其质量作用于墙体上的承重问题,我认为此类房址采用Ab型的可能性最大,即屋顶结构较薄、墙体结构较厚。
这是我复原的红烧土墙体及其内构。左侧是厚墙体内构复原效果图,右侧是薄墙体内构复原效果图。薄墙体采用150mm为其厚度,厚墙体采用260mm为其厚度。
最后我做出了基于Ab型的屋顶与墙体关系(屋顶结构较薄、墙体结构较厚),结合地坪和墙体转角对红烧土建筑的合理复原。总之,可信度更高的复原尽待未来的发掘和研究。
考古进校园系列活动
在我写完毕业论文没多久,王老师打算在5月18日的国际博物馆日开展『考古进校园』系列活动,目标受众是崔庙镇实验小学和崔庙中学的学生。具体的设想是为当地学生们带来一场生动的考古学互动课程,课程结束后还将带领同学们参观整理基地,零距离感受考古室内整理工作。
是日上午,考古队首先来到崔庙镇实验小学,由王涵学姐为五年级1班60名学生们带来一场有趣的考古学专题讲座。她还通过介绍郑州地区绵延不断的文明历程,让小朋友们意识到考古就在自己的身边。我在教室后门旁听,不时鼓掌。
是日下午,考古队走进崔庙中学,王老师和王涵学姐围绕什么是考古、郑州地区的历史文化、楚湾遗址的发掘工作展开了介绍。同学们十分热情,提出了许多考古相关的问题,王老师给同学们一一进行详细解答。随后,同学们前往楚湾遗址资料整理室参观。考古队成员就自己的研究方向给同学们介绍整理和研究进展,我讲解的就是毕业论文中的史前红烧土建筑研究。在整理室架子上已提前分门别类码放好了红烧土标本,我按照案例分析的逻辑,从红烧土形制分析,结合遗址情况假设推测建筑形式,并对建筑进行模拟复原,给同学们呈现我的研究,以及我是如何得到研究结论的全过程。
由于整理室空间较小,同学们分成两组分批参观,也因此我需要讲两遍。由于这是我第一次正式参与到公众考古活动的讲解类工作,第一次可能因为专业性略高导致反应平平没有什么互动。在第二次讲解时,我在讲述专业性知识的同时增加了我的大学生活片段,成功引起了同学们的兴趣,交流互动明显多了起来,在讲解完后获得了大家的掌声。这件事也让我开始思考如何进行公众考古传播内容的构建,诚然,深入的研究是一切公共文化传播的基础,但同样重要的是要找到线索从而有效串联公众和专业性知识。最后,这次的公众考古活动顺利结束了。
Public Archaeology
叁
2024年自然遗产日
Part 3
2024年6月5日下午,我受邀在我参加公众考古活动3年后又一个自然遗产日的『考古开放日』活动上辅助筹划科技考古部分的宣传工作。6月6日晨,带着赶制出来的展板和同行的研究生们坐上去往良乡校区活动现场的校车。活动11点半开始,到那先布置场地,我的展位在靠近出口的地方,和动物考古展位在一个桌。3个展板面向观众的参观路径,分别是地理信息技术在遗址勘探、空间分析、遗产保护领域的应用案例。11点20一到,下课的同学们很快便将展区包围了。
随着活动的推进,三年前的种种仿佛重新浮现在我眼前,活动的娱乐性还是高于知识性的。我准备的内容是专业级别的,但人群的快速流动外加大多数人来我这仅是为了收集印章以到出口处兑换奖品,导致我的展板基本没人来得及看或者看不懂。这属实是我仓促准备下没做观众研究,更没有考虑一对多的传播形态,但这时候也不可能强制让观众等凑成一波让我一对多进行讲解。万幸内容准备的比较充分,既有科普内容也有2项交互内容。眼看难以按照原计划对观众先科普而后交互以实现知识的有效传播,经过头几轮发现问题后,我精简了传播内容,变以交互为主以讲为辅,观众边和我电脑里的3D模型交互我边讲,内容也是完全科普向的。
这次的活动吸引了各专业师生近三百人参与体验。最后来我这里听的就只有十几个观众,相较于几百人的总规模只是零头。这让我意识到并不是所有观众都是以求知为目的参与到活动中来,但同时确实有观众对考古有求知的兴趣。这让我不禁思考,在非强制的原则下我的服务对象到底是谁?另外虽然有求知兴趣的观众寥寥,但我也确确实实是把准备的内容重复讲了十几遍,形式上多是一对一对传播,讲完之后口干舌燥,效率和成本实在难以接受,因此我认为也需要在日后对这种传播形式进行优化。
活动在12点半结束,但这短短的一个小时是我头脑风暴接近极限的一小时,完整地反思了我作为传播者对于传播方式的选择、传播内容的构建及其依赖的媒介和传播形式、传播受众的参与感及传播效果的评估,在一次次和观众的互动中评估活动结果并用于我工作的优化中。和3年前不同,这次我隐约看见了公众考古活动应该如何演变以达到更佳的传播效果,这需要新理念、新技术的支持。总之,事情变得有趣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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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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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做完这个关于契机与成长的展览了。本展览是我数字博物馆项目场景3的一部分,而这个项目至今也已历时4年。从大二上学期博物馆学概论课后作业的一个思路出发,恰逢2021年实验室基金立项,我和我的室友临时组队,从竞争者中拿到了唯一的本科项目名额。历时1年,我们开发了基于A-Frame的线上VR数字博物馆,完成了对当时校历史博物馆的数字化复原。而今在发表名为《VR数字展览的发展现状与前景分析》的研究综述后,我独立完成了VR数字展览实践相关的全部代码和内容策划。可以说完成这个项目需要掌握:围绕考古学的专业技能和知识;一整套围绕数字博物馆的3D场景开发流程,包括建模、贴图、场景搭建等;围绕博物馆和公众考古的传播学方法。我在本科期间学到的知识和技能通过这个项目的成果能被一定程度可视化了。
本次展览通过3次公众考古经历渐进式地呈现了我从业余到入门考古学的全过程,成长的印记是可圈可点的,当然除了源自我的自由探索外,还离不开各位老师的帮助。感谢我的班主任陈北辰老师,我大学科研的领路人。从大一初入实验室学习,到大二大三申报项目、带领团队、攻克难题,我的研究能力得到了充分的训练,这为我尝试写出创新性的毕业论文提供了基础。第二位是我的学年论文及毕业论文导师王涛老师,除去在研究方向、学术资源分享上对我的帮助外,最重要的当属田野考古实习中带给我对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以及考古与社会间关系的思考,可谓是我考古学的领路人。同时要感谢杨雪老师、钱益汇老师以及其他各位曾经教导过我的老师们。老师们曾经的专业指导如今都被消化并融入到本次展览的内容和形式之中了。
最后我想谈一下对考古学习的个人理解。田野考古实习最大的收获在于让我重塑了对于考古学学科及其理论、方法和实践的理解。考古学理论不再纯粹是抽象的文字叙述,更是放在『科学』即求真的过程之中进行理解;考古学方法不再仅是书本载体上图文关联的定义,而是不断的学习、练习、反思、精进过程中,获得的多种工具使用能力以及信息提取与分析能力;考古学实践受限于勘探环节的可信度,实事求是的发掘是现阶段必要的手段,因为没人知道地下究竟埋藏的究竟为何物,只有发掘才能得到结果,同时发掘过程是不可逆的,必须考虑得失与责任,谨慎且坚决地求真莫过于是。此外我还认识到,考古本身是一项复杂的社会性工作,不仅是学科内从勘探、发掘、整理、研究、保护、展示等从考古到博物馆的一系列公共文化事业工作链,更有领队需要和社会面涉及到的各个节点的人打交道,队员们需要随时准备对路过参观者的提问进行回答。这种深度的参与性是考古学与公共文化事业之间关联的直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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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以上我的案例,是首师大考古系学生培养模式的缩影。就考古学发展而言,公众考古不是一个新的理念,但在考古教学中将研究结合传播的实践却仍处在探索阶段。我大学期间的成长离不开对田野考古实习和历史博物馆平台资源的有效利用,相应的博物馆学和考古学训练更是形成这个展览不可或缺的因素。这种『前店后厂』模式给了我发现问题、思考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机会,源自于田野的考古研究保证了传播内容来源的真实性,同时锻炼了我的研究能力;借鉴于博物馆长期公共文化服务的理论、方法与技术经验积累则保证了我构建传播内容的探索能够顺利进行,在此过程中也锻炼了我对综合问题的解决能力。以小见大,如此成长的学生们在学习中有机会结合理论与实践,其培养结果也有望对社会文化的正向演变起到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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