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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府城遗址;河南焦作;辉卫文化;二里岗文化
【摘要】焦作府城遗址发现有夏、商等时期的文化遗存,夏代遗存属于辉卫文化的范畴,商代遗存分二里岗和白家庄两个时期,与郑州地区商代文化面貌接近。夏代焦作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以沁河为界,以西的遗址属二里头文化,以东的遗址属辉卫文化,但它们都被二里岗下层文化替代,体现了商人灭夏的过程。夏商时期太行山南麓地区考古学文化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这与夏商王朝政治中心的转移有一定关系。
一、府城遗址的发现与研究状况
焦作地处河内地区,自夏商以来就是中央王朝控制河东铜、盐、铁等稀缺资源的咽喉要道,也是华夏文明起源的重要地区之一。这里的考古工作开展较早,1935年,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就在温县等地进行过调查,发现了一批重要的文化遗物。20世纪60年代,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先后对济源原城、沁阳圪垱坡等遗址进行试掘。20世纪80年代迄今,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等相继对济源苗店 、吉利东杨村 、修武李固、武陟赵庄 、焦作 城寨、焦作府城 等遗址进行发掘。在这些考古工作中,1998年发掘的焦作府城遗址最为重要。
府城遗址位于焦作市西南郊府城村北,北距太行山约15公里,西南距沁河20公里。1957年秋,遗址被焦作市文化馆调查发现。1992年焦作市文物工作队对遗址进行了系统的勘探和调查,发现古城址内包含有龙山、先商、早商、西周等时期的文化遗存。其中早商遗存较为丰富,主体部分都是先商遗存的继续和发展,文化面貌和郑州二里岗早商文化基本相同。城墙内凹凸相套的圆形圜底夯印与郑州商城基本相同,其始建年代不会晚于早商。调查者结合府城遗址的文化内涵、地理位置、年代和文献记载,认为它是商代雍邑、周代雍国无大疑问。这一发现引起了国内外考古学界的极大关注。1998年9月至1999年6月,为详细了解府城遗址的文化堆积、城址的性质与年代,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日本京都大学对遗址进行了连续发掘。2014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又对遗址进行了第4次发掘。累计发掘面积3600平方米,发掘成果丰硕。
府城商城城墙保存较好,城内大型早商夯土基址已经全部揭露,并发现三层基址的叠压打破关系,这些发现不仅有助于了解该城址年代、布局、社会组织等方面的信息,府城遗址发现的商文化遗存叠压、打破二里头文化遗存的地层关系,而且对于建立沁河中下游考古学文化谱系,明晰夏商分界、夏商文化演变脉络等问题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遗址获评“199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0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府城遗址考古成果发表后,相关研究渐次开展。有学者首先对遗址的年代和性质开展探讨,认为:“焦作府城早商城址应当是在先商城址的基础上修建的。当时,在商王朝的建立之初,为了加强对夏人活动区的监督和控制,府城商城在先商城址的基础上得以续建并继续使用;当商王朝进入中期,其统治日益稳定,府城所在的沁水下游地区成为商王朝内部的一个行政区域时,府城商城作为军事重镇的作用就逐渐消失,这样府城商城就走向衰落。”杨贵金认为:“它的早期是一座军事重镇,它的后期是一座方国都城。它对研究当时城市等级制度以及商王朝与地方方国关系……为研究夏商文化关系、研究中国城市的起源与发展以及国家重点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均提供了重要资料,意义十分重大。”秦小丽对府城遗址陶器进行了系统分析和阐释,认为二里头文化时期陶器样式“有伊洛地区以二里头为主的伊洛系、晋西南地区的东下冯系、晋中地区的东太堡系、冀南豫北地区的漳河系、豫北中部的辉卫系和山东地区的岳石系等”,“府城遗址二里头文化的陶器共确认有东太堡系、辉卫系和伊洛系”,“而进入二里冈文化之后,东太堡系几乎消失,辉卫系则与伊洛·郑州系融合,显示了由多系统到单系统的转变,暗示着这一地区的地域间交流关系随着时代的更替所发生的重新整合”。这些研究对以焦作府城为代表的沁河地区早期文化源流及区际互动等问题作出了有益探讨。
2019年该遗址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项目,项目组对近年来府城遗址的考古资料做了进一步的整理和研究,确认府城遗址文化内涵丰富,延续时间较长,发现夏、商、周、汉唐等时期的文化遗存,其中夏商时期的文化遗存最为丰富。本文分别对府城遗址夏、商时期的文化遗存作初步研究。
二、夏代遗存分析
1.文化构成分析
夏代遗存位于遗址最下层,多被二里岗、白家庄等商代遗存所叠压。发现的遗迹主要有灰坑、灰沟、水井等。陶器以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为主,并有一定数量的夹砂褐陶。纹饰以中绳纹为大宗,细绳纹和粗绳纹数量较少,弦纹和附加堆纹占有一定比例,划纹、圆圈纹、戳印纹数量极少,器物内壁基本没有饰麻点的现象。主要器类有蛋形瓮、鼓腹折肩盆、鬲、甗、深腹罐、圆腹罐、深腹盆、捏口罐、大口尊等。从文化面貌来看,府城遗址夏代遗存属于辉卫文化的范畴,约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的三期晚段到四期之间。府城遗址辉卫文化遗存构成复杂,来源可分为三个。
(1)东下冯文化。东下冯文化主要分布于晋南地区,时间与夏代晚期的二里头文化二、三、四期大体相当,发现的主要遗址有夏县东下冯 、长治小神村 。府城遗址与小神村遗址相距较近,文化面貌上有很大的相似性:二者都有椭圆形、长方形和不规则形灰坑;陶器都以泥质灰陶为主,夹砂灰陶次之,夹砂褐陶和黑皮陶占一定比例,纹饰以绳纹为主,另有楔点纹、附加堆纹、弦纹等;陶器的主要器类基本一致,都以鬲、甗、蛋形瓮、平底盆、豆和长颈罐为主;鬲和甗的数量较多,足部都刻竖向深槽,横向有捆扎痕,表明其制作方法一致;鬲以高颈为主,甗腰饰泥条、上腹饰楔点纹的特征也一致;蛋形瓮是晋中及晋东南地区最具特征的器物,不仅数量丰富,而且形制繁多,有平底瓮、圈足瓮、三足瓮、四足瓮等,府城遗址发现的蛋形瓮在数量和形制上与晋南地区极为相似。由此可见,晋南地区的东下冯文化是府城遗址夏代遗存的主要来源之一,东下冯文化对焦作地区影响巨大。
(2)二里头文化。通过比较我们发现,府城遗址出土具有二里头文化特征的陶器以泥质灰陶为主,夹砂灰陶次之,都有一些黑皮陶,纹饰中粗绳纹、麻点纹、附加堆纹等特征均与二里头遗址的一致。陶器的主要器类也基本一致,都以鬲、甗、蛋形瓮、平底盆、豆和长颈罐为主的敞口深腹罐、舌状鋬花边圆腹罐、袋足斝、高柄豆等,形态特征与二里头文化同类器接近,特别是一些花边圆腹罐的形制、纹饰与二里头文化同类器如出一辙。这样看来,府城遗址辉卫文化的形成受到了二里头文化的较大影响。
(3)下七垣文化。府城遗址出土的高颈卷沿鬲、夹砂灰陶橄榄形深腹罐、夹细砂褐陶敞口圆唇盆、泥质黑皮褐胎敛口瓮等器物与冀南、安阳地区的下七垣文化同类器物形态接近,应是受到先商下七垣文化影响的结果。
2.二里头文化时期太行山南麓的文化格局
二里头文化时期,太行山南麓地区的考古学文化面貌较为复杂。刘绪先生认为,以沁河为界,沁河以西为二里头文化、以东为辉卫文化。府城遗址辉卫文化的发现佐证了刘先生的判断,为探讨夏代晚期的族群关系提供了重要材料。
目前,焦作地区沁河东岸发现的辉卫文化遗址有15处,经过考古发掘的除了焦作府城,还有府城北、温县西宋庄(资料现存焦作市文物研究所)等遗址。这些辉卫文化遗存的年代皆为二里头文化三期,与当地的龙山文化遗存相比,文化面貌相差较大。例如,焦作龙山文化晚期的陶器纹饰以绳纹为主,篮纹、方格纹次之,而辉卫文化几乎不见篮纹、方格纹。龙山文化晚期常见的陶器器类有深腹罐、鬲、甗、甑、蛋形瓮、高领瓮、敛口盆、圈足盘、豆、单耳杯等,它们在辉卫文化时期虽然有些器类得以保留,但形体特征都发生了较大变化。因此,辉卫文化和当地龙山文化之间缺乏明显的继承和演变关系,它应该是东下冯文化、二里头文化、下七垣文化在焦作地区碰撞、融合形成的产物。
焦作地区沁河以西属二里头文化,济源、孟州、沁阳等地区分布有众多这一时期的遗址,1997年在沁河西岸调查出二里头文化遗址12处。目前,经过考古发掘的遗址有洛阳吉利东杨村,济源留庄、交兑、新峡等。陶器中夹砂陶比例较大,夹砂陶和泥质陶均以灰陶和灰褐陶为主,红褐陶较多,黑陶及红陶甚少。器表大多有纹饰,素面较少,斜向或横向的绳纹占绝大多数,次为附加堆纹和弦纹,另有方格纹、压印纹、刻划纹等。陶器造型流行平底和花边口沿,器物口部多装有舌形鋬。器类以各种罐类和盆类最多,次为大口尊、鼎、鬲、甗、瓮、器盖、豆、杯、斝、盉、爵等。典型器有卷沿圜底深腹罐、罐形鼎、双耳圆腹罐、鬲、甗、斝、花边圆腹罐、大口尊、深腹盆等,其中花边侈口深腹罐、舌形鋬花边圆腹罐、带耳罐、直口筒腹带隔甗比较有特色。
考古资料表明,二里头文化已越过太行山,深入到山西东南部。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在垣曲境内调查发现的二里头文化遗址约有10余处。其中,垣曲商城遗址经过考古发掘,发现了较为丰富的二里头文化遗存,出土的深腹罐、圆腹罐、单耳罐、宽沿盆、平底盆、大口尊、甑、豆、盉、爵、器盖等与二里头遗址同类器面貌基本一致。晋东南地区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发现表明,二里头文化的北界约在山西东南的垣曲、晋城一带,东北界则在豫北沁河以西一线。
综上可知,二里头文化以洛阳为中心,但在二里头文化三期分布范围显著扩大,向北首先占据焦作地区,然后翻越太行山抵达晋东南一带,东北则以沁河为界,与辉卫文化隔河相望。二里头文化向焦作沁河以西、晋东南地区扩张的原因有二:一是沁河以西地区紧邻都城二里头遗址,是夏王朝必须控制的王畿地区,起着拱卫王室的作用;二是晋南地区铜矿原料、食盐资源丰富,战略位置重要,二里头遗址的铜矿原料、食盐等都是从晋南一带输入的。沁河以东是辉卫文化的分布范围,虽然受到了二里头文化的一定影响,但因远离洛阳,并没有受到夏王朝的直接控制。但该地区地处二里头文化与晋南东下冯文化之间,东下冯文化的因素也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济源新峡遗址发现的浓郁的东下冯类型因素,为研究沁河以西地区考古学文化面貌提供了新资料。常怀颖认为:“新峡的新材料,再次印证了东下冯与二里头之间只是区域的渐变,而非考古学文化的不同。因此,我认为由新峡观之,二里头类型与东下冯类型的差别仍然只是同一文化间的空间类型之别。”
目前,学界关于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或夏后氏文化已基本形成共识,但关于辉卫文化的性质与族属仍有争议。邹衡 、李伯谦等将这类遗存作为先商文化(下七垣文化)的辉卫类型,认为与商人有关。张立东先生提出辉卫文化是一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的观点,并认为辉卫文化与东下冯文化一样,是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方国文化,应与豕韦氏有关 。我们同意张立东先生的观点,认为辉卫文化是一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但受到了二里头文化的较大影响。虽然它也受到了先商文化的影响,但其族属与商人无关,应是夏王朝在豫北地区分封的某一个或某几个诸侯国的文化,它们与夏人是盟友的关系。
三、早商文化遗存分析
1.文化遗存的分期
府城遗址早商文化遗存可分为两期。
第一期为二里岗下层遗存。发现的遗迹有城址、灰坑等。陶器分夹砂和泥质两类,夹砂陶所占比例较大。陶器器表除素面磨光外,最主要的纹饰是绳纹,以中绳纹最多,粗绳纹次之,细绳纹极少。器型有深腹罐、捏口罐、甗、深腹盆、鬲、小口瓮、蛋形瓮、大口尊、大口缸、豆等。整体特征与郑州二里岗下层代表的二里岗遗存接近,属于二里岗文化系统。但也有自身的特征,如炊器中圜底深腹罐较多,器物内壁少见饰麻点的现象。
第二期为二里岗上层遗存。发现的遗迹仅有灰坑一种。陶器以夹砂灰陶和泥质灰陶为主,夹砂黑陶次之,另有少量的泥质黑陶、夹砂褐陶、泥质褐陶和硬陶。陶器器表除素面磨光外,主要纹饰为绳纹,弦纹和附加堆纹次之,另有少量云雷纹、圆圈纹、方格印纹等。主要器型有鬲、大口深腹罐、捏口罐、壶、大口尊、盆、甗、小口瓮、平口瓮、豆、簋、甑、器盖等。整体特征与郑州白家庄期文化遗存接近,但也有一些自身特点,如夹砂灰陶深腹圜底罐数量较多,花边口沿深腹罐最具特色,器物内壁饰麻点的现象较少,厚胎缸的数量较少。
2.二里岗文化时期太行山南麓的文化格局
府城遗址陶器分析结果显示,府城遗址二里岗下层期,本地的辉卫系仅占9.3%的低比例,而新出现的伊洛·郑州系陶器则占到90%以上,这反映了府城遗址在筑造和使用城郭的二里岗下层期,黄河以南的二里岗文化起着很大的作用,并以极大的优势完全压倒土著系势力。要之,与二里头文化时期相比,早商时期府城遗址的文化面貌发生了较大转变,与郑州地区同一时期的二里岗文化面貌大体相似,且同步发展。与此同时,这一时期整个焦作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分布格局也发生了极大变化,由二里头文化和辉卫文化隔沁河东西相望转变为统一的二里岗文化,焦作、新乡等地都发现有典型的二里岗文化遗址。在晋南地区,二里岗文化的分布范围也大幅度扩张,发现有东下冯、垣曲商城等城址。总之,从文化分布来看,二里岗文化的分布范围较二里头文化有了明显的扩大,沁河以东原属于辉卫文化分布范围的焦作、新乡一带都成为二里岗文化的分布区。
与二里头文化相比,二里岗文化的中心已转移到郑州地区,郑州商城成为当时的都城所在,而郑州商城聚落群则表现出显著的四方辐辏的中心地位。围绕郑州商城聚落群密集分布着许多次一级的聚落群,而伊洛—郑州一线郑州商城聚落群、偃师商城聚落群与二里头文化主要分布区的重合则正是夏商更替在聚落上的表现。与二里头时期聚落分布形态相比,这一时期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在豫北太行山南麓形成以焦作府城为中心的区域聚落群。府城聚落群以府城早商城址为中心,其兴建于二里岗下层时期,废弃于二里岗上层的白家庄晚期。在府城周边方圆10公里范围内分布着大量早商遗址,仅出土商代青铜器的遗址就有焦作朱村,武陟宁郭村、商村,修武东郇封、京里村5处。这些遗址环绕在府城周围,但都没有发现城址的迹象,且规模较府城要小,因此,府城当是早商时期焦作地区的一处中心城邑。整个早商二里岗时期,虽然商王朝在郑州地区的政治中心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从二里岗下层时期的郑州商城转移到白家庄时期的小双桥遗址,但府城作为商王朝设立在太行山南麓地区一处拱卫国都、震慑北方、控制资源的中心城邑的地位则一直没有变动。直到商王朝的都城迁徙到洹北商城,其经略的中线转移到东、北方之后,府城的地位才急速下降,并终被废弃。
结语
太行山南麓地区主要指太行山与古黄河之间的区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是东西文化碰撞与交融的重要区域,到夏商时期,改变为以南北方文化的对撞和交流为主流。焦作府城遗址是太行山南麓地区的一处代表遗址,发现有丰富的夏商时期的文化遗存。其中,夏代遗存属于辉卫文化的范畴,但受到了二里头文化的较大影响;商代遗存分二里岗和白家庄两个时期,与郑州地区的商代文化遗存同步发展,文化面貌较为相似,但也有一些自身特点。同时府城遗址也发现有西周时期墓葬和灰坑,出土有这一时期的文化遗物。府城遗址二里头、二里岗、白家庄、西周等不同时期文化遗存的发现,对于建立沁河中下游地区考古学文化的谱系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明晰夏商分界、把握夏商文化演变脉络及夏商文化与周边文化的关系、探析周人灭商的时间和路线、考证甲骨文中的“雍邑”和西周时期的雍地等问题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通过对府城遗址夏商时期文化遗存的研究可以看出,太行山南麓地区夏商时期的文化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太行山南麓地区呈现二里头文化和辉卫文化东西并立的态势:沁河以西属二里头文化,各个遗址出土的陶器器类以及墓葬组合形式都与二里头遗址接近;沁河以东为辉卫文化,它是二里头文化、东下冯文化、下七垣文化在焦作地区相互碰撞、交融形成的产物。从聚落分布形态来看,这一时期呈现出以洛阳二里头聚落为中心的分布态势,府城遗址应为太行山南麓一处较小的村落遗址。到了二里岗文化时期,焦作地区的很多遗址虽然并未废弃,但本身的二里头文化和辉卫文化都被二里岗下层文化迅速取代,这种替代现象正是商人灭夏在考古学上文化格局演变的体现。从聚落分布形态来看,这一时期二里岗文化以郑州为中心,其都城前后也经历由郑州商城到小双桥遗址的转移,而在太行山南麓焦作府城遗址之上则兴建了一处次一级的中心城邑,发挥着拱卫国都、震慑北方、控制资源的重要作用。
要之,从二里头文化到二里岗文化,夏商王朝的政治中心发生了较大变化,太行山南麓地区考古学文化格局的变化充分说明了这一问题。
原文《焦作府城遗址文化遗存分析》刊于《文物春秋》2024年第1期,此处省略注释。作者:袁广阔,首都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