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罗马人怎样运输食用油?

文摘   2024-08-08 16:18   上海  

罗马人的食用油和大部分地中海地区一样,以橄榄油为主,当然也辅以其他植物油、荤油与鱼油。在塞维鲁王朝时期,橄榄油被正式纳入皇室的财税体系与罗马城每日的粮食配给当中,并由皇帝任命的粮储长官(praefectus annonae)负责。赛普提米乌斯·塞维鲁去世时,官方进口橄榄油的数量不仅可以满足罗马城一年的配给,更足够整个意大利使用。后来的《提奥多西法典》中更是提及了罗马过去"油贡”(canon oleii)的概念,即一些行省对罗马城供应橄榄油的义务。四世纪政治家西马库斯(Symmachus)担任罗马城长官(praefectus urbi)时的公文中,也记录了粮储长官敦促非洲的省长们确保罗马城食用油供应的信件。截至公元四世纪末,罗马城已有了2,300个油店(mensae oleariae),负责每日橄榄油的发放或者补贴零售。后来的君士坦丁堡也建立了类似的配给体系。

橄榄油与葡萄酒和鱼露等液体商品一样,主要靠双耳陶罐(amphorae)进行海运与河运。不过从内地的榨油厂抵达港口之前,橄榄油会被装进一种箍上金属丝的皮袋(culleus)车,靠畜力运送。amphora与culleus这两个词也因此成了罗马人的容积单位(20 amphora = 1 culleus;1 culleus约500升)。西班牙南部的拜蒂斯河谷是罗马最重要的橄榄油产地,沿岸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河港,负责将附近生产的橄榄油运往意大利。陶罐的制造商也位于河流两岸,靠近港口与仓库,方便陶罐的储存与橄榄油的装运。

1828年Giuseppe Marsigli临摹的庞贝城VI.10.1北墙壁画,描绘了液体商品从皮袋车(culleus)被装入陶罐(amphora)的过程。现在这幅壁画已经只有一个马头能看清了。


拜蒂斯河谷沿岸的陶窑遗迹


拜蒂斯河谷橄榄油运输流程。黑圆是榨油厂,白圆是港口,三角形是大小不一的城镇,六短竖是陶罐制造厂。对橄榄油的检验则以Hispalis(今天的塞维利亚),Corduba(科尔多巴)和Astigis(今天的Écija)三座大城市为中心,划分管理区。


从陶罐的生产与烧制,到橄榄油封装完成并进行运输,不同工序的经手人都会留下自己的名字或作坊信息。在所有种类的陶罐中,运油罐上的文字与涂鸦是最复杂的,以其难以辨别的草书体“手绘标识”(tituli picti)闻名。学者们根据手绘标识的位置将其分为四个不同区域,α区一般记录罐重(一般约30kg),γ区记录油的净重(一般约70kg), β区记录商人或商会的名字,δ区则是皇室财税检验的标识,一般以带横杠的R字打头,意为“已检验”(Recensitum),随后便是管区、重量、检验人与称重人、年份等信息。

罐体不同位置的标识

最长的δ区检验标识:“已检验,Astigi管理区;御贡,重240磅(79公斤);由 Agathephorus检验;Atimetius称重;我们的主人、第三次当选的安东尼努斯(埃拉伽巴路斯)与科玛宗担任执政官之年(公元220年)”

装满油罐的船只离开拜蒂斯河后,经由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地中海,最终到达奥斯提亚港或Portus港,再经由陆路或台伯河水运进入罗马,在官营仓库附近进行分装,最后进入罗马城大大小小的油店。从非洲和其他产油区出发的橄榄油运输也与此大体类似,只不过未必从河流出发。承担这类大规模粮油运输的群体叫作“船商”(navicularii),历代罗马皇帝赋予了他们相当的特权。这些船商形成了行会(collegia/corpora),统一承接帝国中枢的运粮订单,行会的成员也逐渐变为家族世袭。


陶罐的使用寿命则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传统观点认为,装过橄榄油的陶罐不便于清洗,因而运送过这类货物的陶罐往往不适宜再次运送食物。陶罐是一类便宜的产品,而那些批量制造于商品产地和货物集散地的陶罐则更是如此。很多类型的陶罐都有与之匹配的产地与货物种类,比如Dressel 20型陶罐被用来运输拜蒂卡行省的橄榄油,Dressel 1和2-4型陶罐被用来运送坎帕尼亚地区的葡萄酒,Dressel 7-11被用来运送各种鱼露等等。这些陶罐很多都是一次性的,在商品被运到目的地进行分装之后便失去了价值。诸如橄榄油和葡萄酒这类密封运输的产品,罗马人在分装时更是往往直接在陶罐肩部打孔,或是敲断瓶颈,方便倒出内容物。


最有名的Dressel 20型油罐,高70 - 97.00厘米,容积70-75升

罗马城南的“陶片山”(Monte Testaccio)似乎为罗马人的“一次性心态”提供了佐证。这处著名的垃圾堆位于台伯河东岸、罗马官营仓库盖尔巴仓(Horrea Galbae)旁边。这座陶片山堆积了35米高,占地22,000平米。估计其中的陶罐数量高达2,475万件,可装载食用油173,250吨,其中八成以上为西班牙的拜蒂卡行省运来的Dressel 20型运油罐,少部分为非洲运来的Africana 1型与Tripolitanian 2/3型运油罐。陶片山作为填埋场所可能最早起源于共和国晚期,但陶罐上的年份显示,大部分陶罐是公元140到250年间堆积起来的。来自西班牙和非洲各行省的橄榄油经由海路转运入台伯河,在盖尔巴仓附近的这片区域完成分装。分装之后大批运油的陶罐便失去了作用,被集中运到土堆上摔碎处理。土堆用陶罐垒成阶梯状,并且预留了道路,方便骡车通行。陶罐的碎片还被撒上了生石灰,以中和变质橄榄油的刺激性气味。

陶片山阶梯状示意图


但是,“一次性”的观点在上世纪收到了挑战。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在罗马之外,帝国的更广大地区,很多油罐在完成使命后,会被用于其他商品的运输。1986年,在亚德里亚海北部的格拉多(Grado)发现了公元二世纪的沉船,船上载了约600个陶罐,约200个为来自突尼斯地区的Africana I型运油罐,20个为来自利比亚地区的Tripolitana I型运油罐,150 个来自爱琴海地区的Knossos 19型运酒罐,以及200个来自本地的Grado I型罐。对于罐内残存物的分析显示,前几种运油罐或运酒罐显然被重新使用,来装亚德里亚海当地特产的咸鱼,并使用取自同类型废罐的盘状陶片进行重新封装。同样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在西班牙卡塔洛尼亚海岸发现的Cala Culip四号沉船中,也发现了七十多个弗拉维时代的Dressel 20型运油罐,其中大部分的塞子都是用碎陶片临时制成的,而非一般情况下这种型号的运油罐气密性极好的特制塞。橄榄油接触空气后会酸化变质,变得无法食用。一些学者因此认为,这些曾经的运油罐可能经私人回收后用于他途,比如用于制造化妆品的劣质油。

当然,再利用陶罐的行为还与陶罐在当地的稀缺程度有关,比起罗马城,一些陶罐产业不发达或是缺乏合适陶土的地区往往更有可能重新利用陶罐。另外,清空内容物的陶罐也十分适合用来装压舱底的沙子,因为帝国时期的意大利本土几乎没有多少出口的货物,于是一些运货到意大利的商船会直接使用部分卸货后的空罐来装沙。如果发现沉船的陶罐里装的大部分是火山砂,但周遭的环境却全都是石英沙,便极有可能属于这类压舱底的情况。

陶罐的回收率难以估算,不过2020年Brughmans和Pecci对Africana I 型油罐分布的建模模拟实验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种思路。他们利用ORBIS transport network与对交通运输成本的估算,加上对各贸易节点上人口与需求的估算,模拟了不同生产与回收行为下这种运油罐的分布。实验显示,如果要满足Africana I型油罐的现有分布(罗马城及奥斯提亚/Portus港为主,格拉多沉船所在的阿奎莱亚地区高分布,最远分布到达不列颠),回收率便不可能是极端的0%和70%。而回收率在学者们猜测的18%和38%之间时,需要非洲产油量占帝国总量的50%(这当然不可能),或者非洲产油量占25%,但是在初个到达港(一般是奥斯提亚/Portus)的回收只占总回收行为的50%,才能让格拉多沉船区域辗转得到大量的Africana I型油罐。当然,这种实验只是一种思维方法,不具有历史意义,也没有考虑帝国官方组织的食用油运输和对不列颠与日耳曼军事前线的特殊供应。



陶罐清洗是再利用前的重要步骤,而这一步骤需要耗费不少人工,未必在所有地区和产业中都比使用新制陶罐来得划算。庞贝城的Casa di Mestrius Maximus一般被认为是一个葡萄酒的储存与分装场所,这里出现了清洗并重新使用陶罐的迹象:一些陶罐出现在天井中央的方形水池(impluvium)中,屋主很可能直接将清空后的陶罐丢进水池浸泡,之后再进行擦洗;而花园的另一侧,则发现了不少罐口向下、靠墙整齐码成一排的陶罐,可能是清洗后在等待风干。这些陶罐主要是来自克里特岛和爱琴海地区的运酒罐,可能在卸货后被重新用来装本地生产的葡萄酒,供本地经销商小规模零售和运输使用,而庞贝所在的坎帕尼亚地区常用的Dressel 2-4型运酒罐则仅用于本地葡萄酒的大规模出口,反而不常见于本地经销。

庞贝Casa di Mestrius Maximus水池中浸泡的陶罐


当然,维苏威火山地区几个类似的清洗场所发现的陶罐还是以酒罐与鱼露罐为主,油罐并不多,至于大规模清洗油罐的场所目前则尚未发现。不过罗马人重新利用油罐运送本地货物的行为倒是有迹可循。除了上面说的格拉多沉船油罐中的咸鱼,在庞贝城也有Dressel 20型油罐中发现过车厘子核。老普林尼就提到,有一种卷心菜使用刚烘干/倒干净的(siccatus)的油罐(cadus olei)储存,密封后防止空气进入,便可以在长途运输后仍保持绿叶状态。当然,sicco这个词既有烘干、也有单纯排净液体之意,无法判断油罐本身经过怎样的处理。


*陶罐与经济史并非本人专长,如有讹误,欢迎指正。


参考文献

Abdelhamid, S. (2013). ‘Against the throw-away-mentality: the reuse of amphoras in ancient maritime transport’, in H. P. Hahn and H. Weiss (eds), Mobility, Mean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s of Things. Oxford: 91–106.

Berni, P. & Botte, E. (2021) . ‘Tituli picti on Spanish amphorae’, in Roman Amphora Contents. Reflecting on Maritime Trade of Foodstuffs in Antiquity. Oxford: 241–248.

Brughmans, T. &  Pecci, E. (2020). 'An Inconvenient Truth: Evaluating the Impact of Amphora Reuse through Computational Simulation Modelling', in C.N. Duckworth, and A. Wilson (eds), Recycling and Reuse in the Roman Economy. Oxford: 191-233.

Peña, J. T. (2007). Roman Pottery in the Archaeological Record. Cambridge.

Rodríguez Almeida, E. (1994). 'Scavi sul Monte Testaccio : novità dai tituli picti', in Epigrafia della produzione e della distribuzione. Actes de la VIIe Rencontre franco-italienne sur l'épigraphie du monde romain. Rome: 111-131.

Rodríguez Almeida, E. (1993). 'Graffiti e produzione anforaria della Betica', in W. V. Harris (ed.), The inscribed economy: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in the Roman empire in the light of instrumentum domesticum: the proceedings of a conference held at the American Academy in Rome on 10-11 January, 1992. Ann Arbor: 95-107

Sirks, B. (1991). Food for Rome: the legal structure of the transportation and processing of supplies for the imperial distributions in Rome and Constantinople. Amsterd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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