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意义重大，在生死攸关的背景下，红军做出调整，让正确的人来到领导岗位。毛主席自1932年宁都会议被排挤后，终于再次掌握实权。
在不少人的印象中，此后毛主席一直都是最高领导人，全党都拧成了一股绳往前走，但真是如此吗？
事实上，到了陕北后，毛主席还过了一段“政令不出延安”的日子，概因那个把红军搞得很惨的王明回国了。
王明此人跟“左倾”思想联系很深，他长期在苏联生活，一度被当成苏联、共产国际在中共的代言人。
早期世界各国的共产党组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很像共产国际在各地的分部，在得到其援助的同时，也严重受其掣肘。
博古、李德到达中央苏区后，拿着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不顾实际地推行王明“左倾”路线，使得红军损失惨重，不得不进行艰苦的长征。
毛主席即便对苏区的建立扩大做出了卓越贡献，但掌握话语权的是留苏派，他也毫无办法。
说起来也是天不绝红军，长征时期太过混乱，与共产国际的联络就暂时中断了，王明他们不能再遥控国内的局势，这才有了遵义会议的关键转折。
等毛主席率领部队好不容易到达陕北安定下来后，恢复了与苏联那边的通讯，斯大林随即又想要插手中国共产党的事务，企图让中共为保护苏联做让步。
1937年8月21日，苏联跟南京国民政府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给到国民党一定的援助，让国民党去牵制日本。
但斯大林比较忌惮毛主席，一直在统一战线高喊独立自主的毛主席，不是苏联扶持上来的，这对斯大林来说就不太可控。
而且毛主席的自主原则，很可能会影响到国共合作，进而影响到日本在东亚的扩张。所以，斯大林就把王明派回了中国，要他去“帮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适当地“独立自主”就够了。
1937年11月29日，王明与康生、陈云、曾山等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一同到达延安机场，毛主席带着许多延安的干部前往欢迎。虽然主席先前一直挨王明路线整，但这还是两人的第一次见面。
没想到的是，王明第一句话就充满了夺权意味：我们是共产国际派来的，是斯大林同志派来的，大家搞反了，应该是我们欢迎毛泽东同志。在场人心中都暗道一声不好。
果然，王明回来不到半个月，就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也被称为“十二月会议”，他把之前洛川会议所定的持久战、游击战、独立自主三大方针全盘否定了。
王明在会议上批评了积极开辟根据地的聂荣臻、认为要独立自主的毛主席，就连同样有苏联北京的少奇同志写过《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也被他批了。他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
说白了王明就是要推翻毛主席的决策，来树立自己的威信，由于他是共产国际派过来的人，与会的干部基本都被镇住，还有的在现场都做起了自我检讨。
毛主席一时陷入孤立，他后来感叹：十二月会议上有老实人受欺骗，做了自我批评，以为自己错了。我当时是孤立的。当时，我别的都承认，只有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
可就他一个人坚持没什么用，大部分人都转变了思想，推翻原有的方针。
会议的最后一天，王明突然抛出一份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名单。将遵义会议确定的周恩来、博古、王稼祥踢出去，只留下张闻天和毛主席，另外王明增加入了他自己、陈云、康生。
这个举动超出了大多数人的想象，可还是没人站出来反对。王明见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就于12月18日跟博古、叶剑英前往武汉与国民党谈判去了。
那个年代苏联的影响力实在太大，即便毛主席带领大家走过长征，有苏联背景的王明一回来还是可以掌权，主席就无奈地表示：十二月会议后，中央已名存实亡。
论影响力，毛主席在延安还是很大的，所以王明去武汉也是一个谋划，他抵鄂后就开始以中央自居，经常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对外出声。并且他还挤掉了周总理，自己担任中央长江局书记。
奈何还是由于他的苏联背景，其他人都未置一语。
王明把握大权后，彻底配合苏联的政策，鼓吹“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并做出了很多匪夷所思的举动。
人民军队很多指战员对此十分不解，本来大多数战士改编时就很有意见，王明的做法几乎就等同于“投降”了。1938年2月7日，王明返回延安参加政治局会议，他大肆宣扬“七个统一”，完完全全把自己当成了附庸。
再这样下去，那革命真的就没多少发展上限了，因此毛主席一边让任弼时去苏联陈说形势，一边设法阻止王明再去武汉。至少在延安，很多事情还是能得到控制。
会议的最后一天，毛主席提议王明不再到武汉工作，政治局进行了表决。然而，王明得到了周总理、博古、项英、陈云四人的支持，再加上他自己共有五票。
反对他去武汉的只有毛主席、张闻天、康生三票，少数服从多数，王明还是大摇大摆出发了。周总理也是很认可毛主席的，为何却要支持王明呢？
这里面有三层原因，一是共产国际的影响力，中共当时很多方面还需要依靠苏联，周总理也只能配合王明；
二是王明在武汉也做出了一定的成绩，他与国民党高官打得火热，频繁接触政要和宣传人员，让中国共产党多了许多露脸的机会。
相比较起来，默默发展根据地的举措不容易被人看到，也不容易被人理解。这就是很现实及无奈的地方；
三是周总理其实也不太赞同游击战，毛主席在洛川会议提出“独立自主进行山地游击战”时，最初包括周总理、彭老总、林总在内的许多高级干部都表示反对。
他们希望以运动战来提高红军的威望和地位，毛主席耐心地说服了众人。第三点跟第二点有些相似，一个在名，一个在实，主席着眼的点在于更远的以后，所以他是孤独的，常常不被理解。
反倒是已经失势在抗大做教员的李德还看得明白些：按照王明这一套是走不通的，王明想把华中的长江局搞成“第二政治局”。
比较有意思的是，王明成也共产国际，败也共产国际。任弼时到达苏联后，向国产国际报告王明向延安中央争权的种种表现，此时王明的靠山米夫已经倒台，共产国际代表季米特洛夫对王明没有任何好感，所以立即给出正确的意见。
同年7月，王稼祥从苏联回国带回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季米特洛夫说，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共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其他人如就不要再去竞争当领导人了。
王明对此一无所知，听说王稼祥回来的消息后，还摆谱让王稼祥去武汉传达指示。这次大家就没惯着他，毛主席直接点告王明，中央定在8月28日召开六届六中全会，让他准时到达延安。王明还是挺傲，9月10日才姗姗来迟。
只是当他得知季米特洛夫的话后，瞬间如遭雷击，态度也跟着变化。毛主席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也没有对他一直紧逼，先是帮那些被王明打击过的人平反，随后又公平对待每一个山头，直言无论之前做过什么、支持过什么路线，只要承认错误就既往不咎。
后来王明的死忠博古都改变了思想，一样还是得到重用，可见主席的宽容。
所以很多事情都是有两面性的，比如说共产国际，说他坏吧，但他早期给了比较大的经济援助，也在组织力等方面提供了很大帮助，还有关键的南下北上之争，是共产国际代表张浩把消息传达，张国焘才放弃了错误想法；
但要说他好吧，早期中央苏区又被祸害得不清，王明回来后也造成了一定的混乱......
只能说还是要依据实情出发，唯有符合中国国情的政策，才能长久地实施下去，才能让革命获取最后的成功。由此也可以看出，当年毛主席也是不容易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