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古代中东是多元文明汇聚、碰撞与融合之地。中东古文明的形成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时期，华夏和中东两大文明体的历史交往也是中东文明演进的动力，由此构成了古代中东多元文明流变和互鉴的宏大全景图。中东不同时期文明的流变主要借助物资和贸易往来、人口迁徙或流动、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的传播为杠杆来实现。交往手段包括和平与暴力两种方式。中东文明流变留给我们的深刻启示是，人类文明是人类的共同成果，文明的演化是一个从低级向高级逐步发展的变化过程，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任何文明都需要在同异质文明的不断对话和交流过程中摄取养分，注入动能和活力，实现自我更新和文明的升华及发扬光大。因此文明交往的本质在于互补和共存，并在相互沟通与融汇中实现共同发展。
唯物史观认为，世界上任何一种文明的出现都是特定人群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活动的产物，都有其自身发生和发展的演变过程，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起着不同的历史作用。中东地区自古就是多元文明汇聚、碰撞与融合之地,也是中东诸国历史发展的源头。中东古文明的形成和交流互鉴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早期的古代埃及文明、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和古代波斯文明；第二个时期是古希腊、迦太基和古罗马文明；第三个时期是三大一神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创立，以及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主导地位的最终确立。上述三个时期产生的各具特色的古文明伴随历史的变迁，在与不同文明互为杂糅和兼容并蓄过程中依次转换，更趋丰富多彩。古代中东多元文明的流变彰显出各自在中东历史上留下的极其深刻的烙印。它们不仅推动着中东历史的嬗变和不断演进，而且对世界文明做出了突出贡献。
中东早期文明主要由古代埃及文明、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古代波斯文明所构成，三大本土古文明的生成和交往及其在悠悠历史长河中凝聚的强大能量和外溢影响，使中东地区成为人类社会生活最早的地区之一。
1.古代埃及文明
古埃及是多种文明层层累加而成的国家。埃及古文明的历史发展具有“沉淀性的”特点，呈现以早期商贸往来和文化接触为主要内容的初步和渐进式对外交往轨迹。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指出，“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埃及古文明形成于公元前4000年左右，古埃及人借助母权制、传统宗教制度和“神授王权”的意识形态先后经历了早王朝、古王国、中王国、新王国和后埃及，以及穿插其中的三个中间期等多个发展时期，建立了31个王朝，延续时间长达3000年之久。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古埃及人以其卓越的智慧创造了起源于绘画的象形文字，这一文字包括表意符号、表音符号和没有元音的所谓字母符号，后来还派生出僧侣体和世俗体文字，并从公元前4000年代后半叶大约流行到公元4世纪。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体系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它对外部世界的其他文字，诸如源于西亚的腓尼基字母文字的形成，以及在腓尼基字母基础上演变而来的阿拉米字母、希腊字母和拉丁字母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古埃及人的宗教意识与生俱来、根深蒂固，无数大小神祇沁润古埃及社会。金字塔、卡纳克神庙、帝王谷、美农巨像等这些数千年前的瑰玮璀璨的历史遗存，都与宗教紧密联系，它们既充分体现了古埃及人对宗教的寄托，更展示了其超凡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而在科技领域，古埃及发达的数学、几何学、建筑学、天文星象学和医学等，无不浓缩着古埃及人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因此，一些学者称埃及是非洲历史的真正精华。
“文明的生命在交往，交往的价值在文明，文明交往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埃及古文明的出现和演进受益于它同外部的交流，囿于主客观多种因素的局限，古埃及同外部的联系是初步和渐进的。巴勒莫石最早记录了古埃及同外部的贸易，涉及从黎凡特进口物品中最有价值的是雪松木，而且这种贸易在公元前3000年就开始了。大约进入公元前2000年后，伴随商业的发展，埃及同克里特、腓尼基、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等地的贸易往来日趋兴旺。埃及主要输出小麦、麻布、优质陶器等，进口货物多为金、银、象牙和木材等。毕布罗斯的考古发现证明埃及产品很早已到达叙利亚，其中包括一件磨光石器的残片、一个蹲姿猿俑、一枚金珠和两片游戏板，这些物品可能属于王朝时期，是埃及商人献给当地“毕布罗斯女神”的贡品，主要目的是为获得黎巴嫩山区的雪松木。古埃及同巴勒斯坦交往的证据更充分，在古城耶利哥(Jericho)曾发现埃及前王朝末期至第一王朝时期制造的边缘处有刻画线条的1期黑色调色板。在艾伊年代最晚的3期宗教建筑遗存中，有一些来自埃及的雪花石膏杯和浅红色花岗岩盘；另外还有一只敞口高脚雪花石膏杯及众多的陶质仿品。这些具有埃及特色的祭品被巴勒斯坦陶匠所采用。
另一方面，巴勒斯坦陶器在埃及也有发现。有证据显示，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后，埃及和巴勒斯坦的联系更加深入。在埃及王陵或显贵陵墓中出土的巴勒斯坦器物中有许多为贡品，其中含有某些贵重物品。这些器物中数量最多的是壶，有的仅存底部，有些无耳，有些在颈部有扁平提梁。有的器物为红色磨光陶，或者有三角形实心点、平行线或“之”字纹装饰，米色底胎上为红色或黑色装饰。还有相同色调的大水罐等。埃及同两河流域的早期交往主要集中在其南部地区，最明显的证据是在两地区出土的一些器物的装饰图案上，且多为动物形象。例如，那尔迈和阿什莫尔调色板上的蛇绕颈的狮子，一般认为这种图案源自两河流域的乌鲁克-捷姆迭特那色时期。此外，在埃及早王朝三柄刀柄上的交颈蛇图案进一步证明了两地在艺术风格上的相似性。在埃及发现的两河流域物件还有著名的象牙刀柄，它用极其细致的雕刻技法描绘一位着苏美尔服饰的长须男性用力分开两只野蛮的狮子，体现了两河流域印章中常见的人类同自然和社会暴力抗争的吉尔伽美什主题。作为墓葬中装饰图案的刻画圆筒则是两河流域在丧葬上对埃及影响的例证，其代表是涅伽达式马斯塔巴墓。刻画圆筒不仅在埃及和两河流域，而且在古埃兰、安纳托利亚、叙利亚北部及其他地区也都有发现，但埃及在涅伽达2期墓葬出土的最早的两件与两河流域捷姆迭特那色时期圆筒的风格及装饰图案别无二致。研究者解释说它们应该是进口产品。
2.古代两河流域文明
两河流域文明因苏美尔城邦而兴起，也是其文明趋于成熟的标志。它具有多样性和多变性，以及在与不同文明碰撞融合后形成的一定程度的统一性特征。两河流域文明在科技发明和文化传播上对世界文明产生重要影响。古希腊语称两河流域为“美索不达米亚”,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两河之间的土地”。两河流域北部称亚述，南部称巴比伦尼亚。巴比伦尼亚再一分为二：北称阿卡德，南部称苏美尔。两河流域文明主要由苏美尔、阿卡德、巴比伦和亚述文明所构成，也是早期西亚文明的主体。两河流域文明同古埃及文明大致属于同一时期，但也有人认为，两河流域文明甚至早于古埃及，而且更加系统。
大约自公元前6000年，两河流域在经历了哈孙纳文化、萨马拉文化、哈拉夫文化之后，南部苏美尔人进入铜石并用时代。考古学称之为埃利都·欧贝德文化期(约公元前5300年至前3600年),乌鲁克文化期(约公元前3600年至前3100年)和捷姆迭特那色文化期(约公元前3100年至前2800年),由此开启了西亚古代社会从氏族部落到城邦，再从王国到帝国的历史发展和文明演进过程。苏美尔是两河流域文明的发祥地，城邦的兴起是它的一个重要特点，当时比较强大的城邦有埃利都、乌鲁克、拉伽什、乌玛和基什等。这些城邦都是以一个城市为中心结合周围的村镇而形成，每一个城市有若干大小不等的神庙，其中城邦主神神庙地位最高。同时神庙也是各城邦经济活动的中心。苏美尔城邦的发展促进了两河流域社会和经济的繁荣。然而，城邦既是苏美尔文明趋于成熟的标志，也是导致其最终走向衰落的诱因。苏美尔城邦的大量涌现，造成各城邦之间围绕土地、水源、奴隶和霸权等展开长期的残酷战争，从而不断削弱着城邦力量。其结果，来自北方的阿卡德人萨尔贡在两河流域建立了第一个统一的阿卡德王国(约公元前2371年—前2230年)。之后，历经乌尔第三王朝、古巴比伦王朝和加喜特王朝(亦称巴比伦第三王朝)等。另一方面，大约公元前2000年后，北方亚述人崛起，两河流域先后进入古亚述、中亚述和新亚述帝国时期，两河流域文明随之北移。
较之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其多样性和多变性，以及它与不同文明融合后所具有的统一性。从地理、政治、民族上看，美索不达米亚是一个地区，而不是一个国家。因此，两河流域文明与外部的交往具有特殊意涵和影响。
一是公元前3500年苏美尔人发明的“楔形文字”的外溢效应。这种文字是由用芦苇做成的带有三角形笔尖的笔在湿泥板上刻划而成的楔形符号组成的。楔形文字促进了西亚诸多民族语言文字的形成和发展。阿卡德人、阿摩利人、亚述人、埃兰人、赫梯人、胡里特人、米坦尼人、乌拉尔图人等都对楔形文字略加改造来表达自己的语言。古埃及早期的象形文字也深受楔形文字的影响，由此形成了一个以苏美尔为中心的“楔形文化圈”。于是有人把楔形文字称为一种世界性的语言——“古代东方的拉丁语”。至公元前500年，楔形文字甚至成为西亚大部分地区通用的商业交往媒介。
二是两河流域的商贸活动对周边地区的影响。美索不达米亚早期的经济文献中，多次出现的迪尔穆恩(Dilmun),曾扮演重要角色。早在公元前五千纪，波斯湾就是金属、木材、宝石以及其他来自印度洋附近地区物品的集散地，而到公元前2900年，苏美尔人已经与安纳托利亚、黎凡特和埃及有了更多的联系，并对这些地区产生影响。迪尔穆恩当地商人借助地理优势，在美索不达米亚的海外贸易中充当不可或缺的中间商。为建造神庙，国王“用迪尔穆恩人的船只从国外运回木材”。在乌尔的神庙中，人们发现了迪尔穆恩的商人贩卖铜制品的大量收据，以及作为贡品的船只模型。萨尔贡统治美索不达米亚时期，其对外交往又拓展到今天的巴基斯坦和印度哈拉帕(Harappa)文明两个中心地区。考古证据表明，波斯湾出土了哈拉帕商人的印章，而印度河流域同样出土了美索不达米亚人的印章。同时人们还可通过青金石和玛瑙，或锡、铜及贝壳制成的商品，以及箭头、玉器与火石制成的首饰的分布，来探寻哈拉帕与波斯湾之间的贸易路线。
三是两河流域的科技发明和文化传播对世界交往的促进。大约在公元前3200年，苏美尔人受陶轮的启发，最先把制陶业的轮制原理应用于运输，发明了用木板做成的实心轮，从而推动车辆运输的出现。随后，分别来自伊朗高原边缘和安纳托利亚的加喜特人与赫梯人又将实心轮改为轻便的轮辐，并制成用于战争的马拉轻型双轮和四轮战车，使其在战场上发挥极大效能。埃及人差不多在一千年后同美索不达米亚人的接触中学会了车轮运输。车轮运输对于生产力的提高和战场上的制胜作用显然都是不言而喻的。苏美尔人在数学上最早采用十进位和六十进位法，六十进位法被阿拉伯人和希腊人所接受，后来又传播到欧洲。巴比伦人掌握了几何学的四则运算、分数、平方根、立方根和三元方程式的运算，同时还区分了恒星、行星、流星和彗星等，并通过对日、月、星辰的观测制定了历法。时至今日，现代犹太历法和穆斯林历法也都以犹太人和穆斯林自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承袭而来的月亮运行周期为基础。同时希腊人认为他们文化中的许多重要因素都是从近东闪米特文明中转借来的，尤其是从埃及文明中借用来的，而不是源于欧洲自身。
马克斯·韦伯的胞弟，著名文化理论和社会经济学家阿尔费雷德·韦伯(Alfred Weber)断言，埃及和巴比伦这两个位于西半球的人类初级文化已经具有了我们现代人的本性。整个西方世界，也许它也是东方的一部分，就是建立在这两个原始文化所取得的文明和社会组织方面的成就上……我们今天看到的无数外部表现和艺术表现方式都要归功于他们。故此，两河流域文明汇集了东西南北方的精华，反映了多元文化的交流与融汇。
3.古代波斯文明
波斯帝国文明秩序的建立，是以生产力大发展提供的强大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为后盾，并借助更大规模的对外张力来实现，它完全打破了地域性单一文明交往的局限，推动了亚非古文明的互动性和跨越式演进。波斯最早的文明产生于伊朗高原之外的埃兰地区，历经古埃兰、中埃兰和新埃兰三个时期(约公元前2700年—前600年)。古埃兰的社会结构类似于苏美尔的城邦国家，深受两河流域楔形文化影响，同属楔形文化圈。埃兰人作为沟通的桥梁，将楔形文化传播给古波斯人，波斯不断走向强盛。古波斯人是雅利安人的后裔，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代前期进入伊朗。但古波斯部落由欧亚大草原向伊朗迁徙前后持续了几百年之久。波斯部落进入伊朗后，逐渐形成若干大小城市国家，其中的米底王国最强大。公元前550年左右，波斯部落中的阿契美尼德人崛起于伊朗高原。他们推翻米底王国的统治，征服东部伊朗和中亚，灭亡新巴比伦，建立了当时版图最大，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地跨亚欧非三大洲的古波斯帝国，从而奠定了古波斯文明的根基。
古波斯文明的精华集中体现在其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和文化等典章制度建设上，尤其是波斯帝国和萨珊王朝的政治制度成为后来中东地区的各帝国和王朝纷纷效仿的样本。波斯帝国长期以琐罗亚斯德教为国教，教义的核心是善恶二元论，主张末世学说、死而复活、救世主降临和末日审判等观念，这些观念在琐罗亚斯德教同犹太教、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交往中都被它们不同程度的接受，同时对古希腊哲学也产生了一定影响28。古波斯文明彰显的宗教特征，同古埃及如出一辙，特别强调君权神授的正统观点，因而成为王权的统治工具，并得到王权庇护，王权与教权互为依存的关系，使琐罗亚斯德教在基督教诞生之前一直是中东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宗教，促进了波斯社会和政治的发展。
马克思指出：“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波斯一度是几乎囊括整个古代近东文明地区的奴隶制大帝国，作为脱胎于落后游牧社会的征服者，波斯在对外征服的过程中不断被先进的两河流域文明所折服和同化，并吸收近东多民族不同文明的养分。例如，古波斯的浮雕就带有两河流域特别是亚述雕刻艺术的明显印迹，波斯人还模仿盛行于巴比伦尼亚的凸起的平台和阶梯状建筑风格，仿制美索不达米亚建筑中的有翼公牛、绚丽多彩的琉璃砖及其他装饰色彩。同时波斯人采用埃及的圆柱和柱廊结构，以替代美索不达米亚建筑中惯用的拱门和圆顶，而建筑内部的布局和圆柱基座上的棕榈和莲花图案，也受到埃及建筑风格的影响。古埃兰采用古埃及历法，后来波斯人又改用巴比伦历法；还有许多希腊工匠参与了波斯王宫的建造，其宗教雕塑尽显希腊风采，以至于形成了所谓的“前希腊化艺术”。
这些都表现出古波斯文化的多样性和一定的包容性特征，并逐步超越了两河流域和古埃及文明成为主导文明。所谓“波斯帝国的文明秩序”就是以生产力大发展所提供的强大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为后盾，并通过更大规模的对外交往建立起来的。古波斯文明的重要价值还在于，在波斯帝国统治埃及大约130多年的时间里,它完全打破了地域性单一文明交往的局限，实现了亚非两大古文明的互动性交往，推动了古代中东文明的跨越式演进。同时，波斯也成为与希腊、印度、中国并列的世界四大文明中心，各自独特的哲学观念和社会制度在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定型后一直持续到现在。
古代中东文明的第二个发展阶段是古希腊、迦太基和古罗马文明在与中东文明交往过程中对彼此文明的再塑造。公元前8世纪后，希腊城邦国家不断壮大，由小国演变为大国，并在城邦体制下实现国家的繁荣昌盛，达到文明的高峰。随后，希腊进入海外殖民扩张时期，为数众多的殖民地城邦分布于地中海和黑海地区，这种海外殖民活动范围之广泛与影响之深远在古代是没有先例的。但各城邦间为争夺霸权的混战和在对外战争期间彼此同盟的不断分合,也注定了城邦生命力的耗竭。希腊北部马其顿人的势力迅速扩大，并建立强大的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从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东征，到公元前30年罗马消灭托勒密王朝，中东进入持续近300年的“希腊化时代”。希腊文明的中心随之转移到埃及的亚历山大。
1.古希腊文明
希腊人创造的文明是一种综合了古代东西方文明诸多因素后而发展起来的独特的、新型的阶段性文明，它不再局限于希腊城邦之间，而成为在整个地中海地区共享的文明，同时也是一种走向帝国的世界性文明。研究者认为：“希腊人所借用的文明成果，无论是埃及的艺术形式还是美索不达米亚的数学和天文学，最终都烙上了希腊人独有的智慧的特征。”古代中东原有文明区域的语言、文字、风俗、政治制度等因而受到了希腊文明的洗礼。希腊化时期的埃及经历了辉煌和繁荣，亚历山大城不仅是各种文化和商业活动的中心，而且引领西方文明，兴起了第一次“科学革命”。关于太阳系的理论，解剖学的诞生，以及物理学和地理学方面的诸多新成就：如阿基米德定律的创立、圆周率的划分、运用经线和纬线计算出的地球周长的近似值等，都陆续出现于亚历山大城。这个时期的埃及成为北非历史上跨文化主义的典型案例。
埃及古文明对希腊的影响同样显而易见。自希腊马其顿人建立托勒密王朝(约公元前305年—前30年)后，大量商人、手工业者、古典作家，以及其他各行各业的人群不断涌入埃及。在希腊人和埃及人的广泛接触中，古埃及文明的因子和文化传统已渗透到希腊人生活的诸多方面，如陶器图案、艺术形式和墓葬规制等。但由于古埃及文明的各种文化形式都带有浓重的宗教烙印，因而希腊人从埃及吸收或借鉴的文化也都与宗教密切相关。换言之，马其顿人的宗教信仰与埃及的宗教信仰交融在了一起。
托勒密王朝宗教信仰的最显著特征是埃及传统的神与希腊神的认同合一，托勒密统治者不仅创造出埃及宗教与希腊宗教的结合体——塞拉匹斯神崇拜，而且把阿蒙等同于宙斯，托特等同于赫耳墨斯，荷鲁斯等同于阿波罗等。另一方面，埃及宗教还深深地影响着希腊哲学思想的产生，在柏拉图的《对话集》中，就有赫耳墨斯主义的早期记载。所谓赫耳墨斯主义，就是希腊化的埃及神学，是希腊文化和埃及文化融合的典型代表。因此从根本上说，东方文明仍是希腊化文明的根基，正如美国著名科学史专家乔治·萨顿所说：“希腊科学的基础完全是东方的，不论希腊的天才多么深刻，没有这些基础，它并不一定能够创立任何可与其实际成就相比的东西。”
2.迦太基文明
迦太基是作为北非马格里布地区的早期商业文明单元出现在古代中东舞台的商业帝国，腓尼基人在与土著柏柏尔人和其他民族交往中创建的商业文明和布匿社会，彰显了古代人超凡的适应性和民族文化的变通性，并带动了对非洲农业和经济作物的开发。迦太基大致位于今天的突尼斯，是由来自地中海东南沿岸黎凡特的腓尼基人在公元前1000年后建立的商业殖民地。后来，历经几个世纪的发展，迦太基成为一个独立的城市国家，控制着从利比亚的的黎波里塔尼亚到利比里亚的地中海沿海和大西洋海岸线的广大地区。此外，西班牙南部、撒丁、科西嘉和西西里西部也在其统辖范围内。腓尼基人通过几个世纪与口操柏柏尔语的当地居民的交往和通婚，创造了一种叫做“布匿”的混合语言文化。腓尼基移民建立的迦太基城展示了古代人强大的适应性，而创建一个混合了腓尼基和非洲柏柏尔人要素的“布匿”社会，又说明了民族文化具有变通性。殖民地是迦太基国家的支柱，其殖民体系是古典时期的殖民典范。迦太基从事贸易殖民，专注于奢侈品经营和经济利益。它从希腊世界和东方输入食用油和酒以及纺织品、陶器、青铜器等，以满足本国居民和殖民地居民的需要。迦太基沉船的船骸也证实，他们从事的贸易包括铜锭、锡锭、玻璃、金银首饰、彩陶、酒和油等物品。另一方面，迦太基人由于缺乏制造本民族特色手工艺品的技能，他们经常仿制希腊和埃及的进口商品，尤其是仿制的希腊陶器几乎能够以假乱真。
迦太基的贸易活动主要包括东西和南北两条航线：东西航线为“黎凡特-西班牙线路”,即从希腊、小亚、西亚到西班牙，再到直布罗陀海峡；南北航线将迦太基与西西里、科西嘉、撒丁岛和意大利联系在一起。迦太基位于两条航线的交汇点，这种商业活动具有中间商和掮客的性质，因而关税在迦太基国家收入中占据主要地位。及至公元前1000年的后半期，迦太基成为覆盖西地中海大部分地区的强大贸易帝国，公元前3世纪初期达到商贸活动的巅峰。研究者评论：“作为城市国家的迦太基试图像一个帝国那样进行统治，并能够维持几个世纪之久在世界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亚里士多德赞扬迦太基的“政体”,实际上是一个贵族寡头制政体。雇佣兵由柏柏尔人和伊比利亚的辅助兵补充，构成了贵族政府的武装力量。
伴随商贸活动的扩展，迦太基人的商业文明还带动了非洲农业和经济作物的开发。迦太基人将西亚的葡萄、橄榄、无花果和石榴等引进到非洲，使其在非洲适宜的土壤与气候下得以广泛种植。深受影响的非洲土著柏柏人从迦太基人那里学会了农业，迈入农耕文明。努米底亚人(古利比亚人的一支)向迦太基人学会了建造城市和农耕方式，吸纳了迦太基的文化和宗教。同时努米底亚贵族热衷于同迦太基上层联姻，并以迦太基人的名字给其子女命名，努米底亚的铜币设计也完全效仿迦太基，呈现彼此文化融合的趋势。
3.古罗马文明
然而，迦太基在西地中海势力的不断强化，最终导致它同希腊人和罗马人利益的迎头相撞，罗马人嫉妒迦太基在西西里的扩张。早在亚历山大东征时罗马已脱颖而出，成为意大利半岛的主宰。由于迦太基控制着西西里西部，遏制了罗马势力在地中海的拓展，罗马力图使迦太基退回非洲。由于在争夺地中海西部霸权的三次布匿战争中迦太基败北,迦太基古城被罗马人夷为平地。罗马势力乘胜向北非延伸，陆续征服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和柏柏尔部落，统一北非，并设立阿非利加和埃及两个行省，地中海转而变成“罗马人的内湖”。北非沿海与内陆以及西亚在不同程度上又进入了所谓的“罗马化”时期。
罗马人在中东的统治长达6个世纪(公元前146年—公元439年),在罗马人治下，罗马文明继承了希腊文明、迦太基文明、腓尼基文明、日尔曼文明和埃及文明的精华，具有了更大的多样性和综合性特征。罗马文明在中东器物层面的集中表现是其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在制度层面是其对中东各行省的行政治理和适应性的法制变革。在同北非多民族的长期交往中，罗马人不断推动该地区农业和商业的迅猛发展，发达的农业则为罗马提供大量给养，成为帝国的粮仓，同时也为罗马人在中东修建的上百座城市提供了物力和财力支持。这些城市大都以罗马的商业区、竞技场、运动场和浴室等为建筑风格。故此，北非的罗马遗迹是世界上现存最闻名的历史古迹。在西亚，罗马人继续强化其行省制度，并将城市作为统治和治理的重点。罗马在战略要地叙利亚设置直辖行省，实施直接统治。在其他地区，或是允许原来的统治者在罗马人监督下继续统治，或是建立新的罗马殖民城市。例如，罗马在巴勒斯坦的殖民城市包括莱吉奥和雅法等，在叙利亚有不受叙利亚行省管辖的犹大和奈伯特等。在司法上，罗马法和原有的希腊法及土著法律并行，以便更有利于维护罗马人的统治权威。同时，罗马文明也给西亚留下众多古老的历史遗存。例如，叙利亚帕尔米拉的古罗马建筑群，约旦杰什拉的罗马古城，皮特拉古遗址上的哈兹涅宫和艾德尔殿修道院等，这些历史遗存对后来的伊斯兰建筑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罗马建筑的式样也保留在中世纪的教会建筑物之中。它们成为当今人类文明的共同遗产。
另一方面，罗马帝国在建设自身文化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吸纳并妥善保存从埃及、迦太基、希腊及东方传入的技术、知识和艺术等文化遗产，古代的农耕技术、手工业、建筑学、投资与储蓄方法、医药组织、军事医院、都市的卫生等都通过罗马这个中介流传至中古及现代世界。此外，各类水果、坚果树以及各种农业上或装饰用的植物也由东方移植到西方。在宗教文化上，罗马文明同样经受了同中东本土文明的长期碰撞与融汇，其中最具影响力的莫过于罗马帝国承认和接受了诞生于巴勒斯坦本土的基督教文明。罗马帝国在近300年的时间里，从最初对基督教的反对、抵制和迫害，到最终皈依基督教，奉其为治国精神力量的国教，从而使基督教从巴勒斯坦逐步传播到几乎整个西方世界。
古代中东文明的第三个发展阶段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大一神教先后在中东地区的诞生，以及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主导地位的最终确立。犹太民族被视为一个早熟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犹太人大约在公元前13世纪最早创立了一神教。一神论和伦理性是传统犹太教的基本属性，用宗教观念来解释社会文化现象，又以社会文化现象来论证宗教，是犹太文化最显著的特点。犹太教成为后来的一神教源头。但犹太人命运多舛，先是犹太人始建于公元前1029年的希伯来统一王国的北、南分裂，它们在公元前722年和公元前586年分别被亚述帝国和巴比伦王国所灭。后来罗马统治者又残酷镇压了犹太人的三次大起义，迫使犹太人进入世界性流散时期。但犹太教则以不公开和停止无限制的传教为代价得到了罗马帝国的宽容。
1.基督教文明
公元1世纪上半叶，基督教在巴勒斯坦诞生。它是继犹太教之后的第二个一神教。事实上，基督教的创始人耶稣就是犹太人，他来自犹太教的“异端”拿撒勒派。初创时期的基督教在政治上代表社会底层，在宗教上主张希伯来人的一神论，吸纳了古埃及宗教死而复生的永恒观念和希腊人的哲学思想，同时倡导普世主义和平均主义的基督教教义。基督教在政治上含有教会应独立于国家的观念，但并不属于反社会的宗教。基督教创立后，罗马帝国根据其政治需要，利用民众对新宗教的某种抵触情绪对基督教施以间断性地迫害。在罗马皇帝戴克里先统治时期，帝国对基督徒实施的镇压和迫害达到顶点，并铸就了一大批殉教士。但迫害的结果却扩大了基督教的影响，促使逆境中的基督徒更加努力地以传教为使命，教会地位反而得到进一步强化。公元313年君士坦丁皇帝颁布“米兰敕令”,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他本人也皈依了基督教。“他这样做，可能既因为他把皈依基督教与自己政治统治的上升联系在一起，又因为他希望基督教能够把一个道德严重败坏、教派林立的帝国重新统一起来。” 392年，迪奥多西皇帝颁布敕令，宣布将基督教作为罗马帝国的国教。
早期基督教主要在中东的两个地区传播：一是西亚的新月地带和阿拉伯半岛，基督教在该地区传播过程中，通过不断对教义的自我调适，民众纷纷皈依基督教，基督教甚至呈现短暂的繁荣；二是北非的埃及和尼罗河流域，这一地区曾出现世界上最早的基督教信仰者群体，尤其是在穷人和政治上受压迫的人中间迅速传播，形成为数众多的基督教团体。公元2世纪末，非洲基督教徒在亚历山大创办的教理学校迪达斯卡利亚，是早期的基督教学术中心，并产生了一大批对基督教早期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的神学家和理论家。然而，基督教却没有成为中东的主流宗教。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两点至关重要：一是基督教始终受到当地固有的阿拉伯传统习俗和价值取向的制约，其教义一直未能真正融入中东大多数本地人的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中，致使它难以在此扎根形成主导之势;二是基督教不同教派之间的长期内斗和分裂不断削弱着它自身的力量，当新兴的伊斯兰教以强劲拓展之势扑面而来时，基督教被动地遭遇了由盛转衰的变化。早期基督教围绕耶稣在多大程度上是神或人这个本质问题曾展开激烈争论，其中的两个重要教派阿里乌主义派和基督一性论派 ,由于不认同基督教主张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正统教义，先后被教会和罗马帝国宣布为“异端”和“异教徒”。唯有基督一性论派经受住了罗马教会和帝国旨在取缔和摧毁其信仰所进行的各种打压，形成了埃及新的基督一性论的科普特教派，从而改变了北非和尼罗河流域基督教的发展轨迹，产生了一种有别于罗马天主教教会和东正教教派所辖领地的宗教形式。时至今日，科普特教派仍是代表埃及和埃塞俄比亚基督教团体和信仰的教派。但就整个基督教的命运来说，它不得不向外转移。幸运的是，这个创始于巴勒斯坦的基督教最终在欧洲和西方寻找到最适宜它落地开花的沃土，进而成为西方文化的渊源和精神内核。历史无独有偶，这一现象就如同佛教的根在印度，但其安身立命的兴盛之地却在中国和东南亚诸国一样。
2.阿拉伯伊斯兰文明
恩格斯指出：“伊斯兰教这种宗教是适合于东方人的，特别适合于阿拉伯人，也就是说，一方面适合于从事贸易和手工业的市民，另一方面也适合于贝都因游牧民族。”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正是取决于公元7世纪上半叶阿拉伯半岛特殊的历史和社会条件，是在意识形态上对阿拉伯人和半岛游牧社会期待政治和经济变革的回应。自公元610年获得安拉的“启示”,穆罕默德及其信徒在此后20余年，通过与各种敌对势力的较量，征服了半岛大部分地区，并对阿拉伯部落宗教和游牧社会实施一系列改革，创建了信仰独一真主的伊斯兰教。新宗教以共同的信仰打破了半岛以血缘为纽带的狭隘部落关系，消除了部落割据、劫掠为生和血亲复仇的痼瘤，促进了阿拉伯人的融合与团结，为统一新国家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公元632年穆罕默德病逝，伊斯兰教历经四大哈里发时期(632—661)、伍麦叶王朝时期(661—750)和阿巴斯王朝时期(750—1258),阿拉伯帝国成为中世纪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伊斯兰教也发展为真正的多民族信仰的世界性宗教。与此同时，伊斯兰教的基本信条(即信真主、信天使、信经典、信使者、信后世、信前定)、五大功课(即念、礼、斋、课、朝)逐步确立,伊斯兰教的法学思想和神学体系日臻完善。较之其他宗教，伊斯兰教不仅仅是一种宗教意识和信仰体系，而且也是一种完整的生活方式、社会规范和文化形态。它所具有的强烈涉世性、“认主唯一”和“政教一体”的固有特点，构成了伊斯兰世界独特而恒久的宗教政治文化与文明体系。
伊斯兰教的宗教文化，既是伊斯兰文明的核心要素，也是伊斯兰文明创造力的源泉。由于伊斯兰教的创立者为阿拉伯先知穆罕默德，宗教文化传播载体为阿拉伯语，因此，伊斯兰文明又有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称谓。但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并非阿拉伯人所独创，而是由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波斯人、突厥人等诸多民族的穆斯林共同创造。伊斯兰文明被视为一种衍生的文明(une civilisition dérivée),是第二程度的文明(civilisition du second degré),它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建立在近东先于它的多变、充满活力而混杂的文明的熔岩之上。从本质上看，它是一种兼容并蓄的多元性的宗教文化。其基本内涵主要由三种文化源流汇合而成，即阿拉伯人固有的文化、伊斯兰教文化以及包括波斯、印度、希腊和罗马在内的外来文化。故此，伊斯兰文明是中世纪各族穆斯林在吸收融汇东西方古典文化的基础上为人类创造的精神和物质财富。早期的伊斯兰宗教文化显示出其开放性、兼容性、继承性、创新性和实践性的五大优势，并以此焕发出勃勃生机与活力。
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各民族在哲学、宗教、历史、文学、地理、逻辑、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医学和建筑等各个领域对人类文明做出了杰出贡献。在中世纪持续百年之久的翻译运动中，阿拉伯人将其完整保存并予以发展创新的希腊古代典籍等东西方文化遗产传给了西方世界，从而为欧洲文艺复兴提供了指路明灯。阿拉伯人把印度的数字和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传到欧洲，推动了世界物质文明的进步和发展。从西班牙的科尔多瓦到孟加拉的戈尔，穆斯林修建了诸多堪称世界最优美的一流建筑物，这些融汇了希腊罗马和波斯等外来元素的别具风采的伊斯兰建筑，一度在世界建筑史上独领风骚。穆斯林在药剂学方面取得突出成就，西方使用的半数以上的药物和治疗辅助药物都来自伊斯兰世界，穆斯林的医学是无人可以匹敌的。穆斯林中具有波斯血统的伊本·西那用阿拉伯文撰写的医学名著《医典》被喻为医学百科全书，其编排系统在同期的医学典藏中地位显赫。12世纪该书被译为拉丁语传入欧洲，在12至17世纪长达500年的时间里，它始终是欧洲各大学的医学教科书，并先后发行了15版。在自然科学领域，伊斯兰科学在继承古代埃及、希腊、印度、波斯和中国科学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实践和创新。例如，在物理学上，穆斯林科学家发展了关于时空理论的宇宙学，提出了一种特殊形式的原子论；穆斯林的照明学派首创了“光的物理学”理论，并以其在动力学和重量学研究上的建树，影响了近代西方科学家伽利略和牛顿的科学思想。在天文学上，穆斯林天文学家创立了历法，编纂了历书和朝向方位指南，推进了天文学观测实践及理论，同时他们还发明了一大批天文仪器装置。在化学上，阿拉伯的炼金术借鉴中国道家的炼丹术，发现了硫酸和硝酸，并改进了金属纯化、融化和晶化的方法，修正了亚里士多德关于金属构成的学说，阿拉伯的炼金术著作被欧洲的化学家视为经典。面对伊斯兰文明的骄人成就，无怪乎萨顿在其《科学史导论》一书中热忱地赞叹：“人类主要的任务，已经由穆斯林们完成了。最伟大的哲学家法拉比，是穆斯林；最伟大的数学家艾卜·米勒和伊本·息南，是穆斯林；最伟大的地理学家和百科全书家麦斯欧迪，是穆斯林；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泰伯里，是穆斯林。”
简言之，伊斯兰文明对整个人类的进步和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沟通东西方的作用。美籍著名东方学专家希提在他的巨著《阿拉伯通史》中写道：“在八世纪中叶到十三世纪初这一时期，说阿拉伯语的人民，是全世界文化和文明火炬的主要举起者。古代科学和哲学的重新发现、修订增补、承先启后，这些工作都要归功于他们，有了他们的努力，西欧的文艺复兴才有可能。”恩格斯则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指出：“阿拉伯留下十进位制、代数学的开端、现代数学和炼金术；基督教的中世纪什么也没有留下。”这些评价足以彰显伊斯兰文明的昔日辉煌。
人类整体文明的发展，有赖于不同文明之间保持良性的互动关系，而传播和借鉴则是文明演进和升华的一个重要的本质特征。英国哲学家罗素曾指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由此可见，文明的活力来自交流和互鉴。更具体地说，文明具有传导输出和借用吸收的双重功能，而借用和吸收是有选择的，它只借用和吸收对自身有用的东西，拒绝那些对自己不适用的东西，以保持自身的独特性和稳定性，从而使文明得以世代相承，薪尽火传。
中国和历史上的中东诸国是亚洲东、西端的两个文明体，虽彼此相距万里之遥，但双方的交往源远流长。自公元前139年和公元前119年，西汉张骞奉命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中国与中、西亚交往的通道后，双方民间和官方交往互为促进，唐宋时代到达鼎盛，明末清初渐趋萎缩。中国与中东诸国交往的主体是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交往内容涉及商贸、政治和宗教文化、科学技术等诸多领域。
在商贸方面，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香料之道”是双方商贸往来的集中体现。陆上“丝绸之路”是指从中国古都长安起，西去经天山南北，由新疆喀什穿越今天的阿富汗、伊朗，抵达阿拉伯地区的伊拉克、叙利亚等地。翻译家耿昇在其著名的译著《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一书“译者的话”中强调：“西方古代、中世纪，甚至是近代文明中的许多内容都可以通过丝绸之路而追溯到波斯，进而从波斯追溯到中国。”海上“香料之道”是指从波斯湾启碇，经阿拉伯湾到印度，再从印度的马拉巴尔海岸，经孟加拉湾、马六甲海峡，穿过南中国海，抵达广州。双方借助陆上和海上这两条商道所进行的货物交易主要包括：来自中东的象牙、犀角、乳香、龙涎、宝石、珊瑚、明珠、琉璃、丁香、没药、苏合香等。中国输出的商品有丝绸、锦缎、纸张、麝香、沉香、樟脑、肉桂、黑貂皮、马鞍，以及瓷器、漆器、茶叶、铜铁器皿等为大宗。古文献用“珍货辐辏、瑰宝山积”来形容当时商贸交流的繁荣景象。同时，为发展和妥善管理海外贸易，自唐廷起便设立了负责海外贸易的专门机构市舶司，宋廷史官编纂的《宋会要辑稿》曰：“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万计”“市舶之利，颇助国用。”
在政治、文化和宗教上主要可归纳为三方面。一是使节互访。据统计，唐宋明时期，阿拉伯来华使节分别为：39次、40余次、34次。中国与波斯的使节往来更早，西汉时期有许多使团前往西亚，安息王曾派两万骑兵到东部边界木鹿迎接汉使。宋人王钦若主编的《册府元龟》记载，647到762年的115年间，波斯来华使节达28次之多。二是文化交流，中国早期记载有关阿拉伯和波斯的史书有《史记》《汉书》《魏书》《隋书》和《通典》等，阿拉伯和波斯记载中国的古文献有公元前150年埃及人托勒密撰写的《地理书》;波斯的《编年史》,以及11世纪波斯大诗人菲尔多西的巨著《列王记》等。后来的文本书籍更多，主要有唐代杜环的《经行记》、宋人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元代汪大渊的《岛夷志略》、明朝马欢的《瀛崖胜览》等；阿拉伯主要有历史和地理学家马斯乌迪撰写的《黄金草原与宝石矿》、旅行家伊本·白图泰的《伊本·白图泰游记》等。三是宗教传播。起源于中东的琐罗亚斯德教(中国称祆教或拜火教)、摩尼教(中国称明教)、基督教聂斯脱里派(中国称景教)和犹太教都曾先后在中国流行,特别是祆教，曾一度在中国形成气候。据历史地理学家张星烺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记载：“西域诸胡事火祅者，皆诣波斯受法焉。”现在公认唐代长安有祆祠五座，其地址在：布政坊南隅、醴泉坊西南隅、普宁坊西北隅、靖恭坊十字街南之西、崇化坊。还有洛阳的会节坊、立德坊及南市西坊均建有祆祠(波斯寺)。但后来这些宗教均逐渐消亡或衰落，只有伊斯兰教在中国扎下根。中国史学界一般都认同伊斯兰教是在唐高宗永徽二年即公元651年开始传入中国，是年相当于伊斯兰教历31年。元代伊斯兰教在中国广为传播，并逐渐形成本土化的中国少数民族最大的穆斯林群体——回族。研究者评论，阿拉伯穆斯林“一手拿着珠宝香料，一手拿着《古兰经》,在物质贸易过程中使中国和阿拉伯人民有了跨文化的交往和社会文明的交流，最终把伊斯兰文化传播到了中国”。因此，中国伊斯兰文化源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又在中华文明的土壤中扎根生长，中国伊斯兰文化是世界伊斯兰文化的一个分支，同时也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科学技术方面，两大文明的互鉴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更是谱写了华彩篇章。中国是蚕桑丝绸的发源地，养蚕技术在汉唐时期通过丝绸之路传入波斯和阿拉伯地区；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铁器的国家，铁器也是先传入安息王朝，继而又传给了阿拉伯人；阿拉伯的炼金术引进了中国的汞、铅、硇砂等药物,而炼金术对欧洲近代化学的发展影响极大。阿拉伯人仿制中国的青瓷、青白瓷和青花瓷的技术在埃及法蒂玛王朝时期(909—1171)已相当娴熟，从而在穆斯林的饮食用具和建筑装饰等方面丰富了伊斯兰文化的内涵。中医的切脉、针灸和治疗药方被阿拉伯人所接受，并被伊本·西那编入其《医典》中。不过，中华文明对伊斯兰文明的最大影响还是中国的四大发明：造纸术、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四大发明在中世纪先后传入中、西亚后，又陆续被引入欧洲，对欧洲的社会发展与进步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说：“火药、罗盘针、印刷术，这是预兆资本主义社会到来的三项伟大发明。”与此同时，伊斯兰文明在科技方面对中国的影响也取得突破性的成就。穆斯林科学家扎马鲁丁将阿拉伯天文学传入中国，为元朝制造了7种阿拉伯天文仪器,并教授天文知识，推动了中国天文学仪器和天文学观测的发展。在数学上，中国大数学家郭守敬制定的《授时历》采用了阿拉伯数学的“弧三角法”成就；元朝流行的“土盘算法”既可用于乘、除法，也可用于平方、立方、开平方、开立方。这种计算方法是由印度流传到阿拉伯，然后由阿拉伯穆斯林又将其带入中国。在医学上，自伊本·西那的《医典》传入中国后，元代又引进了多部阿拉伯医药学典籍，没药、硼砂、乳香、阿芙蓉等阿拉伯药材被应用于中医药学，实现了中药由汤剂向丸、散、膏、丹等剂型的转换。
中国和中东作为两大异质文明的载体，双方通过商贸上的相互弥补，政治上的互为了解，宗教文化上的交流融通，科学技术上的彼此借鉴，发掘和吸纳有益养分，满足各自所需，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同时对世界文明的弘扬和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
如前所述，中东自古是多元文明汇聚、碰撞与融合之地，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中东不同时期文明的流变主要借助彼此间的物资和贸易往来、人口迁徙或流动、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的传播来实现，从而使自身文明更趋丰富多彩，并且不断进步与升华。这种交流互鉴既有和平的方式，也有非和平的暴力方式：即战争、武力征服和殖民化。区别在于，和平交往是经常性和常态化的，因为在游牧和农耕文明占主导地位的态势下，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不可能绝对满足日常所需。为补充各种短缺，不同文明相互间经常性和常态化的交往就成了一种必然。非和平的暴力交往则是突发和间歇性的，它是一种疾风暴雨式的残酷交往形式，具有和平交往所不具备的冲击力量，其结果是交往范围的迅速扩大和交往程度的空前扩展，并经常导致社会形态的更替。但不管是和平交往还是非和平的暴力交往，两者都从不同层面和维度，从正向或逆向程度不等地推动着文明的嬗变和演进。文明交往和互鉴给我们的深刻启示是，人类的文明与进步具有其物质本源性，人类文明是人类的共同成果，文明的演化是一个从低级向高级逐步发展的动态变化过程，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没有一种文明可以毫不流动地存续下去，所有文明都通过贸易和外来者的激励作用得到了丰富。”同时，世界上不可能只有一种文明范式，文明也不存在人为的高低或先进与落后之分。因为不同的文明都是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人文社会条件下的产物，彼此不具有可比性。任何文明都不可能尽善尽美，而是需要在同异质文明的不断对话和交流过程中摄取养分，为自身注入动能和活力，实现自我更新和文明的升华及发扬光大。因此，文明交往的本质在于互补和共存，并在相互的沟通与融汇中达到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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